李欧芃:西学东渐:晚清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

——“中西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文学”系列演讲第二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0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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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芃  

   我上次讲过,回到北大就好像回到我的学术老家一样。这可能是我第三次来北大做比较长期的访问。可是这次由于我自己的过失,我五个报告竟然能够安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连我自己也难以想象,这几天心情非常紧张,因为我带来的资料太多,可是很难消化。所以,我要再三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以后这几个报告都是一种初步的研究状态的报告,而不是一种研究成果的报告。我斗胆把我研究的一些初步的想法提出来,向各位请教。希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待会儿有讨论的时间,我知道在座的有不少是研究近代文学、特别是晚清这一段的,大家可以好好讨论。我回去后大概有四个月在台湾做研究,主要就是研究今天讲的这一块,当然不只是今天要讲的题目,还有整个晚清的文学和文化。

   我为什么要讲晚清呢?我在上一讲里面提到一点,因为我觉得晚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化的转折期,就是从整个中国的传统走向一个现代中国文化的模式。而这个从传统的模式进入到现代的模式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而是很复杂的过程。而这个复杂的过程,据我所知在历史方面或者在思想史方面,有几位大师级的学者已经在做研究了。特别是我的朋友张灏,他是研究清末思想史的专家。他为我这个题目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清末民初的“乌托邦主义的兴起”,好像是这么一个题目。我的兴趣一直是文学或者说文化史,所以我对于晚清的大量材料的着眼点,还是从文学和文化开始——虽然我学的是思想史。我多年来断断续续地希望做一些整合的工作,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我自己懒散,不务正业,一会儿搞影评,一会儿写个阅读,我还想写小说,没有办法专业做研究;一方面是资料实在太多了,而相关的理论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些资料。其实还是要从资料开始,我为学的一贯主张就是说,最基本的还是要从资料、文本开始做起,不要理论先行,所以我还是从资料开始讲。

   那么晚清我特别注重的就是晚清最末的这十年,就是1900—1910年或者1900—1911年。如果再往民国推一下,推到“五四运动”前夕,就是到1915、1916年这个时候。这个时代,从政治史上来讲,好像是个黑暗时代,大家都在等待辛亥革命。可是,从文化史上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时代。有不少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和调查,发现这十年内,整个晚清的出版量超过了前一百年。而出版量最多的就是1900—1905年。这是根据上海的权威学者熊月之教授——熊月之教授是上海社科院专门研究上海的权威学者——在一篇文章里面所做的调查,据他说整个翻译作品就有六七百种之多,占当时整个出版量的69%左右。这样大量的翻译进来,可是它的性质有所改变。因为大家知道,同治中兴以后,特别是19世纪最后二十几年,一八七几年到1900年左右,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上的东西,被传教士和英国学者带进来。可是到了1900年之后,这种外在的、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作为用途的东西,这种利器式的、科技式的材料的制造,被社会科学所取代,就是熊月之所说的“社会科学”。广义的“社会科学”就是文学、历史、地理,甚至一直到物理原理……,就是应用科学之外的东西,大量地被带进来。所以到了1900年,也就很难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可是也不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如果各位看晚清那几位思想界的大师,特别像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基本上就是希望把西学纳入整个中国传统的,特别是乾嘉以后的学术传统的范畴里面,重新开创一个中国式的西学或者中国式的“新学”——他们用的词是“新学”。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据不少学者研究,特别是汪晖的研究,这个并没有完全成立,虽然他们有很多建树。他们对于晚清的文学具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说,如果研究晚清文学,不研究一点晚清的思想,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纯从文本来做分析的话,没什么好分析的,没有一篇比得上《红楼梦》,也没有一篇短篇小说比得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可是,这些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大,到了惊人的程度,而它翻译的作品里面,大部分的翻译都不是直译,除了少部分的例外,像周氏兄弟在日本做的一些翻译比较认真一点,其他大部分翻译都是经过后来变成所谓“鸳鸯蝴蝶派”的作家翻译或改写成中文的。这些人呢,知道一点英文,知道一点日文,几乎没人知道德文,法文我不知道,没有研究过,他们把大量的基本上是英文的资料,小说也好,其他的知识也好,带进来,或者经过日文的渠道翻译或者改写成中文。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研究晚清文学,甚至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应该变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不要说它是翻译的,其实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划分实在是很难的。如果把整个的这种大量的文本放进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今天就从晚清的各种文类里面找出一个小小的文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晚清有这么多的文类。这些文类不是我们分的,是他们自己分的。有什么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科技小说,好像有十几种。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翻译进来以后,传统的分类方式不能应付了,包括传统文学、传统小说的分类方式不能应付了。你说才子佳人小说才开始,还可以应付,像《昕夕闲谈》——中国最早的《申报》改写的一个维多利亚小说,就是韩南教授发现的,里面可以套入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因为它只是讲婚姻问题,主人公是英国的才子,但佳人有点改变。可是后来呢,科学的东西进来了,科幻小说进来了,中国没有科幻小说这个文类,中国只有神仙鬼怪,有《封神榜》这一类的神魔小说,可是你能不能把科幻小说和中国的神魔小说合在一起呢?不太可能。当然一开始他们也想这么做,比如说把西方的兵器和中国《封神榜》里面的兵器混在一起(但这样做还是不行),所以不得不创造出一些不同的文类来。而每一个文类呢,创作出来之后,和后面的资料有些脱节,往往是不同的文类做不同的混合。那么首先提出的这种文类,最重要的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政治小说。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在1902年创办了他的最有分量的《新小说》杂志,这个杂志在第二年(1903年)发表了他那篇有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下子把小说的地位提得非常高。他心目中的小说就是政治小说,人民的道德、社会习惯、政治制度等等,一定要经过小说(来进行革新)。那他心目中的小说是什么呢?不是中国的旧小说,而是他希望在中国创出来的新小说,而这新小说的模式来源是西方的。可是我们知道梁启超看的维多利亚英国的小说不太多,他看了一些日文小说,或者说看了一些日本人翻译的或者改写的西方小说,于是从中改头换面变成了他的《新中国未来记》,这个大家都读过,我今天不想多讲。所以说梁启超恐怕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小说理论家勉强可以,虽然他对于小说本身的理论没有什么研究,可是他把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他把小说跟政治连在一起了,因此带动了整个晚清的小说写作的风气,于是大家都写小说。我想我今天讲的这些作家里面,当时没有一个人没读过梁启超的,所以我个人研究晚清小说,第一本杂志就是梁启超的《新小说》,我记得是在北大看的,二十多年前,一点一点看的。那么你就会发现,它非常有意思,你要看它的第一期,里面一大堆宣言之类不说了,里面有科幻小说,有他自己翻译的,有一个《世界末日记》,我待会儿会讲。为什么在第一期讲《世界末日记》?这就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翻译小说好像叫做《海底旅行》。当时你搞不清楚它的原作者是谁,它有时候用中文,有时候不用中文。你要继续来追查的话,就要用我那种所谓“共时性”(synchronic),就要看那个时刻,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一种对等式的研究。那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要来考察1902年前后这几年,在日本、在英国、在法国,有什么重要的小说出版。这一下子不得了,因为我发现原来有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不约而同的,不管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非常流行,就是《环游世界八十天》的那个法国作家,叫做儒勒·凡尔伦(Jules Verne),中文当时翻作凡尔伦,现在还很流行,这是非常奇怪的。他的大部分的作品都被拍成了电影,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当时翻出来的《海底两万里》(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我记得小时候看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柯克·道格拉斯主演的,詹姆斯·梅森演一个艇长叫尼摩船长,潜水艇像一个鱼的形状。另外就是鲁迅兄弟翻译的《月界旅行》,就是这样的东西,然后地心引力之类的就出来了。后来我查了一下,《环游世界八十天》在1900年就有一对夫妇翻译成典雅的中文。我觉得这个文本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因为它对中国一般读者的想象领域影响太大了。它经过一个旅游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把时间压缩到可以算的时间,那个故事是一个英国绅士跟人打赌,用八十天把全世界都走遍;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真正把世界地理的知识带到人们的想象里面,或者是人的知识的意识里面,带到普通人的想象当中。这个时候你再继续从横面看就发现,如果看陈平原教授那篇《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还有夏晓虹教授他们两位合编的好几本《点石斋画报》,你就可以看出来在1900年左右,有大量的想象式的、这种跟儒勒·凡尔伦有关系的东西出来。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个是气球和飞艇,天上飞的气球,一个就是地下的潜水艇,天上跟海底,地心旅行要少一点,海底、天上的东西特别多。天上的气球和飞艇刚好和中国地上当时开始兴建铁路交相呼应。现实世界要筑铁路,淞沪铁路大概就是那个时候,1900前几年开始筹备,还没有建好。大家知道在理论上,铁路是整个现代性的象征。法国电影一开始,卢米埃尔兄弟就讲这个火车开过来了,大家就要逃。现在被公认为现代最重要的象征的,就是火车头。科幻想象当时进入晚清的读者的想象领域里面,就是这几个因素,所以陈平原教授这篇文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东西进到了晚清人们的想象,而晚清的通俗小说一定是和晚清人民的想象交相呼应的。你也可以说是这些读物引起了观众或者读者的好奇心,加深了他们的想象力,也可以说这些作者在猜测读者平常看什么东西。因为当时所谓的通俗读物就是,他们喜欢气球,我就写写气球,他们喜欢飞艇,我就写写飞艇的故事,用这种办法来号召读者,这是一种对应性的、互动的行为。很少有像鲁迅兄弟那样的严肃的介绍,他们认为科学真是和教育有关的,鲁迅兄弟在日本翻译,像鲁迅用文言文翻译凡尔伦的小说的时候,他真的以为凡尔伦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普及性的科学家。如果你从鲁迅早期所看的书来看的话,我觉得很惊人的就是他在南京念的那本Principles of Geology,就是《地质学》,莱伊尔(Charles Lyell)写的《地质学》。我后来和哈佛一位研究维多利亚科学的学者谈起来,他说那本书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就是以地质学为基础的,从凡尔伦到地质学,所以鲁迅从地质学进到对科学的想法一点都不稀奇。可是这条路不是我今天要追溯的路,因为晚清的那些作家们不像鲁迅这么严肃,对于知识有这样的好奇。他们基本上可以用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他那本《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它背后说的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这种模式。我个人觉得“想象的共同体”是一件事,如果比作鸡和蛋的话,“想象的共同体”是鸡,是不是能生下来民族主义国家的蛋呢?要看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可是台湾很多学者研究晚清小说的时候,受到理论的影响,就把他们划成等号了。就是说,你看这东西全部都是来缔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模型,他们叫做“家国想象”,我现在指导一个学生,我说你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这个就是“家国想象”,当时一般的民众不知道什么是“民族国家”,因为清廷还没有完全衰落,虽然表面上衰落得很厉害了,但天朝还在,在天朝影响之下你怎么创造出民族国家呢?孙中山的贡献反而真的是把民族国家的理念缔造出来,而且是开创出来。梁启超和孙中山的意见不太一样,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当时主张的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一个观念,反而民族国家不是比较新。为什么流行君主立宪呢?因为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包括英国、北欧,特别是康有为最喜欢的瑞典,都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就是君主挂名,可是基本上它是由一个宪政委员会,或者像英国的议会来管理国事。梁启超和康有为当时是走这样的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模型是日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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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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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关东学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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