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次讲过，回到北大就好像回到我的学术老家一样。这可能是我第三次来北大做比较长期的访问。可是这次由于我自己的过失，我五个报告竟然能够安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连我自己也难以想象，这几天心情非常紧张，因为我带来的资料太多，可是很难消化。所以，我要再三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以后这几个报告都是一种初步的研究状态的报告，而不是一种研究成果的报告。我斗胆把我研究的一些初步的想法提出来，向各位请教。希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待会儿有讨论的时间，我知道在座的有不少是研究近代文学、特别是晚清这一段的，大家可以好好讨论。我回去后大概有四个月在台湾做研究，主要就是研究今天讲的这一块，当然不只是今天要讲的题目，还有整个晚清的文学和文化。

　　 我为什么要讲晚清呢？我在上一讲里面提到一点，因为我觉得晚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文化的转折期，就是从整个中国的传统走向一个现代中国文化的模式。而这个从传统的模式进入到现代的模式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而是很复杂的过程。而这个复杂的过程，据我所知在历史方面或者在思想史方面，有几位大师级的学者已经在做研究了。特别是我的朋友张灏，他是研究清末思想史的专家。他为我这个题目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清末民初的“乌托邦主义的兴起”，好像是这么一个题目。我的兴趣一直是文学或者说文化史，所以我对于晚清的大量材料的着眼点，还是从文学和文化开始——虽然我学的是思想史。我多年来断断续续地希望做一些整合的工作，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我自己懒散，不务正业，一会儿搞影评，一会儿写个阅读，我还想写小说，没有办法专业做研究；一方面是资料实在太多了，而相关的理论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些资料。其实还是要从资料开始，我为学的一贯主张就是说，最基本的还是要从资料、文本开始做起，不要理论先行，所以我还是从资料开始讲。

　　 那么晚清我特别注重的就是晚清最末的这十年，就是1900—1910年或者1900—1911年。如果再往民国推一下，推到“五四运动”前夕，就是到1915、1916年这个时候。这个时代，从政治史上来讲，好像是个黑暗时代，大家都在等待辛亥革命。可是，从文化史上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时代。有不少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和调查，发现这十年内，整个晚清的出版量超过了前一百年。而出版量最多的就是1900—1905年。这是根据上海的权威学者熊月之教授——熊月之教授是上海社科院专门研究上海的权威学者——在一篇文章里面所做的调查，据他说整个翻译作品就有六七百种之多，占当时整个出版量的69%左右。这样大量的翻译进来，可是它的性质有所改变。因为大家知道，同治中兴以后，特别是19世纪最后二十几年，一八七几年到1900年左右，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上的东西，被传教士和英国学者带进来。可是到了1900年之后，这种外在的、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作为用途的东西，这种利器式的、科技式的材料的制造，被社会科学所取代，就是熊月之所说的“社会科学”。广义的“社会科学”就是文学、历史、地理，甚至一直到物理原理……，就是应用科学之外的东西，大量地被带进来。所以到了1900年，也就很难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可是也不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如果各位看晚清那几位思想界的大师，特别像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基本上就是希望把西学纳入整个中国传统的，特别是乾嘉以后的学术传统的范畴里面，重新开创一个中国式的西学或者中国式的“新学”——他们用的词是“新学”。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据不少学者研究，特别是汪晖的研究，这个并没有完全成立，虽然他们有很多建树。他们对于晚清的文学具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说，如果研究晚清文学，不研究一点晚清的思想，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纯从文本来做分析的话，没什么好分析的，没有一篇比得上《红楼梦》，也没有一篇短篇小说比得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可是，这些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大，到了惊人的程度，而它翻译的作品里面，大部分的翻译都不是直译，除了少部分的例外，像周氏兄弟在日本做的一些翻译比较认真一点，其他大部分翻译都是经过后来变成所谓“鸳鸯蝴蝶派”的作家翻译或改写成中文的。这些人呢，知道一点英文，知道一点日文，几乎没人知道德文，法文我不知道，没有研究过，他们把大量的基本上是英文的资料，小说也好，其他的知识也好，带进来，或者经过日文的渠道翻译或者改写成中文。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研究晚清文学，甚至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应该变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不要说它是翻译的，其实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划分实在是很难的。如果把整个的这种大量的文本放进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今天就从晚清的各种文类里面找出一个小小的文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晚清有这么多的文类。这些文类不是我们分的，是他们自己分的。有什么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科技小说，好像有十几种。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翻译进来以后，传统的分类方式不能应付了，包括传统文学、传统小说的分类方式不能应付了。你说才子佳人小说才开始，还可以应付，像《昕夕闲谈》——中国最早的《申报》改写的一个维多利亚小说，就是韩南教授发现的，里面可以套入一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因为它只是讲婚姻问题，主人公是英国的才子，但佳人有点改变。可是后来呢，科学的东西进来了，科幻小说进来了，中国没有科幻小说这个文类，中国只有神仙鬼怪，有《封神榜》这一类的神魔小说，可是你能不能把科幻小说和中国的神魔小说合在一起呢？不太可能。当然一开始他们也想这么做，比如说把西方的兵器和中国《封神榜》里面的兵器混在一起(但这样做还是不行)，所以不得不创造出一些不同的文类来。而每一个文类呢，创作出来之后，和后面的资料有些脱节，往往是不同的文类做不同的混合。那么首先提出的这种文类，最重要的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政治小说。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在1902年创办了他的最有分量的《新小说》杂志，这个杂志在第二年(1903年)发表了他那篇有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下子把小说的地位提得非常高。他心目中的小说就是政治小说，人民的道德、社会习惯、政治制度等等，一定要经过小说(来进行革新)。那他心目中的小说是什么呢？不是中国的旧小说，而是他希望在中国创出来的新小说，而这新小说的模式来源是西方的。可是我们知道梁启超看的维多利亚英国的小说不太多，他看了一些日文小说，或者说看了一些日本人翻译的或者改写的西方小说，于是从中改头换面变成了他的《新中国未来记》，这个大家都读过，我今天不想多讲。所以说梁启超恐怕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小说理论家勉强可以，虽然他对于小说本身的理论没有什么研究，可是他把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他把小说跟政治连在一起了，因此带动了整个晚清的小说写作的风气，于是大家都写小说。我想我今天讲的这些作家里面，当时没有一个人没读过梁启超的，所以我个人研究晚清小说，第一本杂志就是梁启超的《新小说》，我记得是在北大看的，二十多年前，一点一点看的。那么你就会发现，它非常有意思，你要看它的第一期，里面一大堆宣言之类不说了，里面有科幻小说，有他自己翻译的，有一个《世界末日记》，我待会儿会讲。为什么在第一期讲《世界末日记》？这就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翻译小说好像叫做《海底旅行》。当时你搞不清楚它的原作者是谁，它有时候用中文，有时候不用中文。你要继续来追查的话，就要用我那种所谓“共时性”(synchronic)，就要看那个时刻，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一种对等式的研究。那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要来考察1902年前后这几年，在日本、在英国、在法国，有什么重要的小说出版。这一下子不得了，因为我发现原来有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不约而同的，不管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非常流行，就是《环游世界八十天》的那个法国作家，叫做儒勒·凡尔伦(Jules Verne)，中文当时翻作凡尔伦，现在还很流行，这是非常奇怪的。他的大部分的作品都被拍成了电影，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当时翻出来的《海底两万里》(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我记得小时候看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柯克·道格拉斯主演的，詹姆斯·梅森演一个艇长叫尼摩船长，潜水艇像一个鱼的形状。另外就是鲁迅兄弟翻译的《月界旅行》，就是这样的东西，然后地心引力之类的就出来了。后来我查了一下，《环游世界八十天》在1900年就有一对夫妇翻译成典雅的中文。我觉得这个文本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因为它对中国一般读者的想象领域影响太大了。它经过一个旅游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把时间压缩到可以算的时间，那个故事是一个英国绅士跟人打赌，用八十天把全世界都走遍；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真正把世界地理的知识带到人们的想象里面，或者是人的知识的意识里面，带到普通人的想象当中。这个时候你再继续从横面看就发现，如果看陈平原教授那篇《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还有夏晓虹教授他们两位合编的好几本《点石斋画报》，你就可以看出来在1900年左右，有大量的想象式的、这种跟儒勒·凡尔伦有关系的东西出来。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个是气球和飞艇，天上飞的气球，一个就是地下的潜水艇，天上跟海底，地心旅行要少一点，海底、天上的东西特别多。天上的气球和飞艇刚好和中国地上当时开始兴建铁路交相呼应。现实世界要筑铁路，淞沪铁路大概就是那个时候，1900前几年开始筹备，还没有建好。大家知道在理论上，铁路是整个现代性的象征。法国电影一开始，卢米埃尔兄弟就讲这个火车开过来了，大家就要逃。现在被公认为现代最重要的象征的，就是火车头。科幻想象当时进入晚清的读者的想象领域里面，就是这几个因素，所以陈平原教授这篇文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东西进到了晚清人们的想象，而晚清的通俗小说一定是和晚清人民的想象交相呼应的。你也可以说是这些读物引起了观众或者读者的好奇心，加深了他们的想象力，也可以说这些作者在猜测读者平常看什么东西。因为当时所谓的通俗读物就是，他们喜欢气球，我就写写气球，他们喜欢飞艇，我就写写飞艇的故事，用这种办法来号召读者，这是一种对应性的、互动的行为。很少有像鲁迅兄弟那样的严肃的介绍，他们认为科学真是和教育有关的，鲁迅兄弟在日本翻译，像鲁迅用文言文翻译凡尔伦的小说的时候，他真的以为凡尔伦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普及性的科学家。如果你从鲁迅早期所看的书来看的话，我觉得很惊人的就是他在南京念的那本Principles of Geology，就是《地质学》，莱伊尔(Charles Lyell)写的《地质学》。我后来和哈佛一位研究维多利亚科学的学者谈起来，他说那本书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就是以地质学为基础的，从凡尔伦到地质学，所以鲁迅从地质学进到对科学的想法一点都不稀奇。可是这条路不是我今天要追溯的路，因为晚清的那些作家们不像鲁迅这么严肃，对于知识有这样的好奇。他们基本上可以用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他那本《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它背后说的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这种模式。我个人觉得“想象的共同体”是一件事，如果比作鸡和蛋的话，“想象的共同体”是鸡，是不是能生下来民族主义国家的蛋呢？要看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可是台湾很多学者研究晚清小说的时候，受到理论的影响，就把他们划成等号了。就是说，你看这东西全部都是来缔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模型，他们叫做“家国想象”，我现在指导一个学生，我说你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这个就是“家国想象”，当时一般的民众不知道什么是“民族国家”，因为清廷还没有完全衰落，虽然表面上衰落得很厉害了，但天朝还在，在天朝影响之下你怎么创造出民族国家呢？孙中山的贡献反而真的是把民族国家的理念缔造出来，而且是开创出来。梁启超和孙中山的意见不太一样，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当时主张的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一个观念，反而民族国家不是比较新。为什么流行君主立宪呢？因为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包括英国、北欧，特别是康有为最喜欢的瑞典，都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就是君主挂名，可是基本上它是由一个宪政委员会，或者像英国的议会来管理国事。梁启超和康有为当时是走这样的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模型是日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