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11月18日在“世界新闻”版刊登了一则消息：“据加拿大媒体17日报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于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曾经一筹莫展。最近加拿大两位古生物学家称，一个罕见的恐龙化石巢穴帮助他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先有蛋后有鸡。”报道引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古生物学家达拉.泽勒尼茨基的话说：“蛋出现的时间肯定比鸡早。食肉恐龙产下这些蛋后，才一步步进化成了鸡（鸡也属于鸟类的一种）。这就很明确了，蛋先于鸡之前就存在了。”

这个解答并不科学。所谓“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这里的蛋是指鸡蛋，不是鸽子蛋麻雀蛋，更不是恐龙蛋。那位古生物学家发现的最早孵出鸡来的蛋是什么蛋？如果是鸡蛋，那么，生下这个鸡蛋的是什么？除了鸡，还有什么动物能够生下鸡蛋？既然蛋是鸡生下来的，“蛋先于鸡”的结论也就不成立了。如果是恐龙蛋，怎么可能孵出小鸡来呢？而且也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无关，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先有鸡后有鸡蛋，还是先有鸡蛋后有鸡，而不是先有鸡后有恐龙蛋，还是先有恐龙蛋后有鸡。

可见，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之所以得出“先有蛋后有鸡”的结论，只不过是耍了一个逻辑上的小花招，叫做偷换概念。那位古生物学家说“蛋出现的时间肯定比鸡早。”说的是恐龙蛋，在得出“先有蛋后有鸡”的结论时，那个蛋却变成鸡蛋了。

其实，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

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早在1769年的《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里，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非常科学的解答。他在回答动物的第一代是否应有预先存在的种子时说：“如果是先有蛋后有鸡还是先有鸡后有蛋这个问题使你感到困难，那是因为你假定了动物原来就是它现在这样子。这多傻啊！人们不知道动物将来的样子，也同样不知道动物过去的样子。”（《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3页）

狄德罗的意思是说，提出“先有蛋后有鸡还是先有鸡后有蛋”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假定了动物原来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而现在的动物（当然包括鸡在内）是由进化而来的，原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前提不存在了，这个问题本身也就毫无意义了。

按照狄德罗的这个机智而巧妙的回答，我们可以对前面的问题做出这样的分析：假定包括鸡在内的鸟类确实是从恐龙进化而来，那么，这个进化过程必然是十分漫长的，决不可能是哪一头恐龙生下一窝蛋就会孵出小鸡来。《北京晚报》的报道说，那个被认为“先于鸡之前就存在了”的蛋出现在“大约7700万年前”，由此可以推定，从恐龙进化到鸟类至少应该有上千万年甚至几千万年。这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必然是一个由恐龙转变为鸡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里，恐龙的因素逐渐减退，鸡的因素逐渐出现、逐渐增长，出现一种既非恐龙又非鸡、既是恐龙又是鸡的生物。与恐龙转变为鸡相适应，恐龙蛋也有一个既是恐龙蛋又非恐龙蛋、既非鸡蛋又是鸡蛋的过程，最后逐渐转变为鸡蛋。几千万年啊，谁也不可能断定这个转变是哪年哪月完成的。而人们居然还想找出先有蛋后有鸡还是先有鸡后有蛋的答案，所以狄德罗才有“这多傻啊”的感叹。

我在前面说到，“先有蛋后有鸡”的结论，是通过逻辑上的偷换概念才完成的。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理论讨论过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运用这种逻辑方法进行诡辩的事例。最近出现的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普世价值是最近几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才出现的新概念，指的是为全人类普遍认可、接受与追求，并且符合于人类的共同利益的价值。在全球化普遍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之前，还谈不到普世价值。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里，一个部落或一个民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稳定与发展，都需要寻求一些为本部落或本民族的成员所认同，并符合于大家的共同利益的习惯和规则，用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语，可以把它叫做价值。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体现这个观念的社会制度，但只适用于本国本民族，与别国别族无关。我国古代有所谓“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价值的制度表现，和则是表现为观念的价值。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提出“赛先生、德先生”，是认为中国需要科学民主来改造国民性，科学民主符合于中国的需要，并不因为科学民主是什么普世价值。不错，科学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来自西方，那只是因为他们首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了现代工业和现代文明，落后的国家要发展、要进步，当然应该学习这些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但也只是为了本国本民族的需要，与普世价值无关。

全球化是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而逐步渗透到各个国家的历史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联合国，使全球化取得牢固的政治形式。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联集团的瓦解，更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人类社会再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单独存在，而是越来越趋向于成为相互之间利益攸关的共同体，这就使寻求一些符合于各国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成为必要。联合国的几个宣言和公约，就是这个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普世价值这个新概念，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普世价值的概念，反映了人类在日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对于符合于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的追求和期盼。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可能为普世价值的充实和实现，作出自己的贡献。西方国家的思想家们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毫无问题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这不仅因为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是每个国家都将要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而且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表明，它们是克服封建专制主义的锐利武器，对于一切企求进步与发展的国家，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是，谈到普世价值时，我们绝不能只看到西方的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们有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都可以纳入普世价值的范畴，例如：自强不息、和而不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信修睦、道法自然、仁爱诚信、民为邦本等等，只要作出符合于现代需要的诠释，就可以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刚才我在网上看到段若非昨天接受《镜报》记者任剑丽的采访，谈到科学发展观是“造福人类的普世价值”，我很赞成。因为，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出现时间不长，才几年工夫，它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是否对全人类都普遍适用，有什么特点，起什么作用，怎样实现，等等，都需要认真研究探讨。我们既要吸取我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也应该在总结当代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加进人类的文明宝库。这才是对待普世价值应有的正确态度。

在目前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中，有些人急急忙忙地否定普世价值。他们通过偷换概念，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的自由观、民主观、人权观，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不符合我国国情为理由，拒绝普世价值。他们自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普世性的论述，他们却弃之不顾；他们借口人的阶级性，否定人类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这些带有浓厚 片面性的见解，使他们无法正确认识普世价值。

当然，作为一种逻辑方法，偷换概念还是属于正常讨论的范围；片面性也往往是探讨问题时难免的。至于有些文章把问题过于政治化，甚至进行人身攻击，那就超出正常讨论的范围了。这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不说也罢！

2008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