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向中央宣传部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全面地反映党校系统的理论教师对十年来的理论战线的评价和意见。这份调查报告是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进行准备而撰写的，它的背景是这样的：
中共十三大结束后不久，鲍彤给中央常委写信，建议推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这个建议经过赵紫阳和其他常委批准同意后，中央宣传部于1987年12月25日召开会议，由鲍彤介绍他的建议内容和赵紫阳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上就组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研究作了部署，并提出将在1988年底召开全国性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把交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步研究成果，作为讨论会的主要内容；在组织理论研究的同时，还要就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的状况，进行调查。
根据中宣部的安排，中央党校迅速在本校组织教师座谈，制定研究规划，落实研究课题。接着，于1988年3月召开党校系统科研协作会，参加者有30个省市委党校的科研处处长和13位主管科研工作的党校副校长、教育长、副教育长。会上大家统一认识，要把党校的理论研究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课题上，决定10月份在北京召开党校系统理论讨论会，要求各校组织教师撰写会议论文。同时安排进行两项调查研究：一是关于国情省情的调查，由调查者写出调查报告，汇编成书；一是关于十年来理论战线的状况的调查，由省市委党校组织本省范围的各级党校教师进行座谈，收集意见，最后由中央党校汇集整理出一份党校系统的综合报告。
1988年3月底，中央正式决定召开一次大规模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并成立筹备领导小组，由王忍之、高扬、胡绳、龚育之、滕藤、高尚全、邵华泽、郑必坚等八人组成。筹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中宣部副秘书长沈一之牵头，除中宣部的有关人员外，中国社科院、国家教委、中央党校、军委总政、国家发改委各派一人参加。我受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高扬指派，参加这个办公室工作。在4月12日举行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上，给五大理论研究系统（全国社科院、高等院校、各级党校、部队院校、国务院各部委的研究机构）布置了两大任务：一是组织本系统理论工作者撰写会议论文；一是就十年来理论工作的状况进行调查，写出本系统的调查报告。
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后来还开了几次会，主要是检查两大任务的落实情况，同时通报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就筹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
为了汇集各地党校调查的教师意见，我从5月5日开始，先后前往天津、成都、南昌三地，分别邀请各省市委党校的科研处处长前来，听取他们关于党校教师对十年来理论工作的评价和意见的汇报，同时顺便检查会议论文和国情省情调查的进行情况。
回到北京后，我根据科研处长们的汇报内容和我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座谈会的记录，在6月中旬整理出一份调查报告的初稿。按照高扬校长的批示，我召开了两次本校教师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调查报告初稿的意见，7月7日改出修订稿，经高扬校长审定后报送中宣部。
在12月18日开始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五大系统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与会者，但我没有见到。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邀请日本的两位中国问题专家冈部达味和天儿慧前来访问，预定在18日下午到达北京，我作为研究会的干事长，需要参加与他们的全部座谈讨论，商谈合作事宜，并且全程陪同他们参观访问。所以，我只参加18日上午的讨论会开幕式，没有参加后来的会议，在会上发的所有文件都没有发给我。
去年读到苏绍智在《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春季号上发表的文章《超越党文化的思想樊篱》，其中第七部分记叙1988年的纪念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略述国家教委和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后，用一千多字介绍中央党校的调查报告，如关于理论界十年的成就、当前理论界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理论工作者自身的问题和呼吁学术自由等内容，并以赞赏的口气，说这个调查报告“出人意料，比较尖锐地反映当时学术理论界的状况”。
我所起草的调查报告在事过20年之后还能被人引述，这使我既惊讶又高兴。我由此想到，作为一份历史资料，这篇调查报告虽然由于是一份官方的正式报告，因而在起草落笔的时候，在反映当时理论界的状况和问题的深度上、广度上，都不能不有所保留、有所节制，但它集中了两千多理论教师的看法和意见，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八十年代理论战线的状况，反映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精神面貌和他们对未来的期待，这些内容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理论工作，应该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用这个调查报告来对照今天理论界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哪些问题已经得到克服，哪些依然严重存在；在哪些方面有所前进，哪些方面反而倒退了。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就这一点来说，这份调查报告今天还有一定的价值，所以我把它重新打印出来，提供给需要研究或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
至于会议论文和国情省情的调查报告，这里也简要地叙述一下。1988年10月25日至29日举行党校系统的理论讨论会，会上成立论文评审委员会，按专业组织五个评审小组，对提交会议的论文进行评审，选出送往全国理论讨论会的论文（很遗憾，这个数字没有记录下来），其中部分论文被选进中宣部编的四册《理论纵横》。国情省情的调查报告共收到568篇，我组织力量分类审读，从中选出一百余篇，准备编成四本调查报告选。我认真阅读了选出的每一篇调查报告，有些还作了文字上的修饰，并且在1989年初写了一篇出版前言。但“六四”以后就拖下来了，直到1990年夏天才印出来。由于我正处在因“六四”而“停职审查”期间，我写的出版前言也被撤消了。
2008年9月30日
关于党校系统理论工作座谈会的调查纪要
为了调查了解党校系统广大理论工作者对十年来理论工作的评价和改进今后理论工作的意见，中央党校和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委党校分别在四、五月间召开了一百余次座谈会，参加者两千余人，包括各级党校的老中青理论工作者和从事教学科研组织工作的负责干部。参加座谈的同志回顾了十年来全国理论工作和党校教育工作的发展，在肯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分析了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探讨了改善理论工作的途径。现将各地党校座谈的主要情况，汇综如下。
（一）
与会同志普遍认为，同其他战线一样，我国的理论战线十年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十年是理论发展最快、思想最活跃、成果最多、经验最丰富的时期。它的成就和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理论思维开始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创了思想解放的一代新风，理论研究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粉碎“四人帮”后，首先是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7月提出了“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著名论断，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破除了束缚理论思维的僵化教条和现代迷信，开启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十年来，理论界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把理论研究引向宽广的天地。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各级党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在积极参加社会宣传的同时，组织学员开展讨论，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首先在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层中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近几年来，各级党校结合党的方针政策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改革课程，开设新课。同时，积极参加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为中央和地方党委提供咨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以哲学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先导，突破了现代迷信的唯心主义束缚，为全社会范围的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为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奠定了牢固的哲学基础。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的突破，是提出并开始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而又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在经济学方面的突破则是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至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紧密结合。这些理论成果是全党对过去几十年的“左”的指导思想和僵化理论思维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十年来刻苦探索、辛勤劳动所取得的成就。
三，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初步实行理论民主，创造了较好的理论研究环境。如果说，解放思想是理论繁荣的主观条件的话，那么，理论民主便是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双百”方针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很好地全面贯彻，但它始终是理论战线上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面大旗，鼓舞着理论工作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这几年理论界的思想空前活跃，在学术会议和报刊上就各种理论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和争鸣，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杂志的数量、质量，也大大超过五六十年代。仅党校系统就有二百余种公开或内部发行的报刊。理论工作者获得了可以抒发见解、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这就使民主平等地探讨理论问题有了最基本的物质保证。
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了一定的进展。近几年来，理论界开始重视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从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到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每次都带来了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新高潮。改革的实践鼓舞了包括党校教研人员在内的大批理论工作者，他们在实地调查、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中的新形势新问题，作出理论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几年的报刊上，可以不断读到一些质量较高的应用对策性的理论文章。他们不仅在消除群众对改革的疑虑、增强社会承受能力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且为党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十年来，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推进了理论工作者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又为党中央的新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这个事实，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过程，也为今后的进一步结合提供了经验。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不断扩大、不断提高。理论队伍的中兴和繁荣，把很多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吸引到理论研究上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迅速扩大。十年来，大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脱颖而出，在历次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中，都有一些青年因具有创见而崭露头角。目前整个理论战线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各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老中青结合的、强大的理论队伍。就以全国党校系统来说，1983年初全部理论教师还不到两万，到1987年就已经达到四万余名，其中包括大量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理论队伍的发展和加强，意味着理论战线的新繁荣、新突破，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高潮必将到来。
六，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也是十年来理论战线的新变化、新进展。过去，我们的理论工作长期停留在对马列经典和中央文件及领导人讲话的诠释上，既不敢研究实际问题，对国外的理论思想也不敢问津。五十年代对苏联东欧的理论观点还有所介绍，随着反修风云骤起，就再也见不到了，有时也是作为反修教材才偶尔出现。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思想，就更不用说了。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进展，介绍国外理论思想的著作、译著和文章大量涌现，理论界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也越来越多。随着眼界的扩大，理论研究的境域也不断扩展。从封闭式到开放式，是理论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对于我们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实践，从理论上探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构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系，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从近几年发表的一些具有理论创见的文章上，我们可以发现不少这种融合了外来思想的痕迹。
七，这几年理论战线的成就，是在不断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斗争中取得的。“左”的倾向表现为思想僵化，把当前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发展资本主义，把许多新思想、新观念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右的倾向则表现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主张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几年来，这两种倾向，特别是“左”的僵化思想曾不断干扰着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但由于党中央在关键时刻采取了妥善的政策，终于保证了理论研究的正常进展。这个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记取的。
（二）
在各地党校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家认为，理论战线这十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来看，理论工作还是十分不够的。不但客观上还存在着许多阻碍理论研究的因素，而且理论队伍自身也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一，从理论工作的社会环境来看，由于“左”的僵化的习惯势力的存在，目前理论战线总的说来是不够活跃的。有的同志用“忧喜搀半”一语来形容目前理论界的形势。忧就忧在心有余悸。特别是前几年有人利用党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机会，用僵化思想来横扫理论界那些不符合教条主义传统的观念，有的地方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对某些思想观点进行审查、批判，结果理论工作者人人自危，在一个时期内，包括党校在内的理论战线上，学术讨论少了，报刊来稿少了，出现了短时期的理论萧条。它留在理论工作者心头的阴影，至今没有消除。这是当前理论工作者不敢研究实际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在理论研究上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二，理论工作者自身的问题，首先是理论勇气不足。从党校的情况来看，主要表现为不敢研究实际问题，特别是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例如中央没有作结论的，与传统观念不相一致的，某些领导人表过态的，违背某些世俗偏见的，等等，往往采取回避态度，缺乏探索真理的勇敢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不敢坚持自己的思想，某些领导人或权威一表态，就放弃或不愿发表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急功近利的倾向。有些理论工作者，包括一部分青年，不愿刻苦钻研、踏踏实实地从加强基本功入手做学问，而是迫不及待地写书写文章，只是求多求快，不愿求多求深。这种不良学风的存在，也妨碍了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仍然严重存在，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作出艰苦的努力。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很多党组织的领导层不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把它视为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有些领导人甚至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不了解、又无兴趣的“马盲”，当然就不可能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这种冷漠由于理论工作者不能对当前的建设实践和当今世界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答复，不能向广大群众正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未能很快扭转。为此，在理论队伍内要提倡研究实际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理论，回答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僵化形象，树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将是十分艰巨的过程。
四，对理论战线缺乏长期的稳定的具体的政策，也影响了理论研究的正常发展。本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是已经明确地写入党的文件的方针原则。但这几年的实践表明，一旦“不是运动的运动”一来，这些方针原则便都很快消失了，坚持这些方针原则的人反倒成了批判整肃的目标。有的同志要求明确理论工作在整个党的事业中的作用与地位。他们说，理论工作平时不受重视，要钱没钱，要物没物，可有可无，而一旦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却把账算在理论工作者头上，好象一篇文章、一个观点就能造成天下大乱似的，又把理论工作的能量估计得那么大，这是很不公平的。对于“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政策，有的同志也提出意见，认为如不明确界定宣传和研究的界限，这条政策便毫无实际意义。
五，理论队伍的素质还有待继续提高。全国党校的理论队伍，大体上由两部分各具特点的人员组成：一部分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和五十年代从实际工作岗位转到理论战线上来的同志，他们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比较扎实，对党对马克思主义有比较深厚的感情，但知识面比较窄，受陈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另一部分是粉碎“四人帮”后上大学的，他们接受新知识较多较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少，对新情况新问题比较敏感，敢于探讨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很不扎实，党的优良传统也影响不深。这两部分人都有一个发扬长处、克服缺点，从而提高自身理论素质的问题。
六，理论队伍内部的团结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当前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1）由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心理隔阂迟迟未能消除。特别是理论战线上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伤害了许多理论工作者。通过运动的梳理，有的被视为敌人而打入社会最底层，有的则由于相反的机遇而得到升迁。这种人为的不平等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是很难在政治上平反、改正以后就能很快平复的。即使暂时平复了，一遇风浪又会重新泛起。（2）由于成长的不同背景而产生的不同特点，往往也容易成为影响团结的因素。这种不团结的因素，主要存在于前述理论队伍的两部分不同年龄段之间。他们往往因为自己的优势而不尊重对方。（3）由于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同而产生的不团结，是当前理论队伍不团结的主要形态。有些受“左”的影响较深的同志总是看不惯思想比较解放的同志，他们互相轻视，互相排挤。加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没有恢复，一有不同意见便认为是相互攻讦。这种状况往往由于领导机关的理论政策的不稳定而更加激化，并强烈地影响着前两种不团结因素。在不同的大气候下，两部分人员交替沉浮，有时扬眉吐气，有时气愤难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理论研究要有稳定的政策，要创造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允许每个人都能民主、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使不同观点的争鸣成为正常的习惯，那么，历史上的积怨也是不难化解的。
此外，与会同志对影响理论发展的其他因素，如理论队伍缺乏统一领导、科研经费普遍匮乏、文章发表难、没有出国机会等等，也作了一些分析，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三）
为了充分调动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挥他们潜在的能量，使理论工作起到应有的先导作用，大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全党都要重视社会科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所有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都必须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否则就无法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此，对已经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干部，都必须有组织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训练，通过进党校或有指导的自学，至少使他们粗通马克思主义，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去分析面临的种种问题，而不致在改革开放的形势面前迷失方向。但对于一个高明的领导干部来说，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善于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指导作用，在决策过程中善于组织理论工作者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证，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对理论研究的指导和支持，为理论研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并带动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
二，对理论研究的领导需要制度化、规范化。有的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等都是保证理论繁荣的根本原则，但毕竟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要使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还必须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制定一部“理论研究工作条例”，揭示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与地位，指出理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规定理论工作者应有的权利与义务，提出理论工作的安全保障、社会福利、经费拨付、奖励办法等的具体措施，保证理论界有一个百家争鸣、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理论工作者在法律与条例的范围内，应享有完全的学术自由，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
三，制定政策，引导理论战线注意研究现实问题，把理论研究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理论研究机关和教学单位都应把为党政机关提供理论咨询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党政机关则应把理论研究和教学单位列为咨询对象，提出全国性或地区性的，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提供对策的课题，请理论工作者承担，并创造为完成课题所必需的方便条件。经过这样几年实践摸索，可以逐步形成实际工作部门与理论工作者相互协作、相互促进的新体制。而为了保证研究实际问题的成效，除了贯彻“双百”方针，创造良好的研究气氛，使人敢于研究实际问题外，还要在政策上给以支持鼓励，对于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内容的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都应采取必要的奖励措施。
四，建立国家社会科学委员会作为统一组织领导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很多必须解决的问题投诉无门。中宣部好象在管，但它是管舆论宣传的，过问理论研究也往往是用管宣传的办法，有时就难免出现不恰当的“管、卡、压”。全国社会科学的“七五”规划是社会科学院在抓，但它本身是科研机关，只是理论研究队伍中的一支大军，统管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和计划，显然也是不很适宜的。要有计划地把全国各方面的理论大军组织起来，非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领导机关不可。这个机关应当是精干的，高效的，完全用不着像国家教委、国家科委那样庞大。但可以建立规模较大的编外的“顾问团”或“咨询委员会”，把理论界的老前辈组织起来，为繁荣马克思主义理论服务。
五，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尤其是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组织理论工作者出国访问、进修、讲学，为他们提供更多研讨学术和观察世界的机会。这个问题在党校尤为突出。党校的理论工作者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较少参加国内学术活动，更没有出国考察的机会（中央党校曾出国的教师不足十分之一，地方党校连千分之一也不到，而有些重点高等院校半数以上教师都曾出国）。很多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教师从未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大大影响了理论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参加座谈的很多同志希望主管理论研究工作的部门能有计划地加强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如召开讨论会、组织合作研究、学者互访等，并把组织出国考察、进修作为培养理论队伍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
六，建立社会科学基金，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开支中设立理论研究专项经费。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虽然不像自然科学的某些项目那样需要大量的实验设备，但要收集资料、实地调查、集体讨论等等，都离不开一定的经费。为了给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开展研究提供最必需的物质条件，有必要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研究经费问题。一是设立国家级的社会科学发展基金，基金来源一部分由国家列入财政预算，逐年拨付；一部分向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集团募集。二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年度拨款时，对担负理论研究的单位，除事业经费外，另立一项科研经费，规定一定的指标，可以按行政事业经费的一定比例拨付，也可以按理论研究人员的人数拨给单位统一掌握。目前各地党校都没有专项科研经费，开展理论研究困难重重。很多党校连参加学术会议的差旅费也拨不出来。今年四五月间党校系统组织调查研究，很多地县党校都反映没有经费，调查很困难。
七，创办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筹建社会科学研究大厦或社会科学会堂，作为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基地。大厦应包括有大小会议厅、宾馆、俱乐部及各种现代化服务设施。地点可选择距离北京不远而又比较幽静的处所，如玉泉山、香山，以便吸引各种国际会议在此召开，也可为国内外学者提供相互切磋和接触国外学者的机会。建议将这一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计划，在1995年以前完成。
八，为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地方的理论研究部门都陆续创办理论刊物，作为探讨学术问题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开展学术争鸣、繁荣理论研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现有的理论刊物从数量到质量都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和理论繁荣的需要。如果从我国是十亿人口的大国、有着二十万理论大军这个事实出发，这方面的不足就更突出了。近几年很多省市委党校创办了理论刊物，但大部分只能在内部发行，不能在社会上公开征订，不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至于出书那就更困难了。除中央党校外，各省市党校都没有自己的出版社。现在有的出版社对出版学术性著作条件苛刻，有的要作者提供补贴，有的要作者包销几千上万册书。天津市委党校一位教师写了一部书要出版，出版社要他包销一万册。他到处奔波了两三个月也没有完成。座谈中大家强烈呼吁新闻出版部门放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和书报的审批工作。他们认为，新闻出版部门严格控制书报杂志的出版是必要的，但在掌握上应当分开层次，有所区别，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应大力支持。就各省市党校的条件来说，目前一般都有专职理论工作者150人以上，其中高级职务人员多超过30人，大部分具备办刊出书的基本条件。不妨有计划地选择其中条件较为优越的党校，批准他们创办公开刊物或成立出版社。这样将会大大促进党校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
1988年7月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