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79 次 更新时间:2003-06-09 1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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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欲从太史窥春秋,勿向有字句处求。 ——龚自珍

  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 ——冯友兰

  

  大凡思想史、学术史任何一次时风转向,都是由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化合而成的结果:纵向上思想史、学术史内部的推陈出新,横向上相应时期社会变迁造成的外力拉动。纵向矢量与横向矢量的交互作用形成一个力点,这一力点,往往就是某一时代思想史、学术史的定位。如果这一观点大致不错,那么,或许也能同样说明某一时代思想与学术的内部关系?

  

  这种关系大致是三种组合:或者思想重于学术,思想排斥学术;或者学术重于思想,学术排斥思想;或者思想与学术有机结合,相互补足,相互促进。

  

  我私心以为,大陆学界的八十年代属于第一种情况,思想重于学术,尽管有成就,但毕竟是片面成就,并不健康;九十年代按目前趋势发展,则可能出现一个相反的十年——学术重于思想的十年。尽管已经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且还会继续取得更为可观的学术成就,但是,如果没有思想支撑,单方面的学术成就,毕竟是跛脚成就,同样是不健康的。有鉴于此,王元化先生在他创办的《学术集林》第一辑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希望看到“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这一提法,或许能补救两方面的偏颇。

  

  以上是我的基本想法。至于问题之由来,可能要从余英时先生的一篇讲演词说起。

  

  (一) 如何看待目前对五四的反省

  

  一九八九年,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讲演。大陆中青年学人传阅这篇讲演时间较晚,大约在一九八九年以后,但发生的影响却与日俱增。于此类似,林毓生先生《中国意识形态的危机》也是在一九八九年以前已经译入大陆,但是发生影响也是在一九八九之后。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余英时与林毓生两位先生一个是文化保守主义,一个是政治自由主义,两人师承不同,学术倾向也不同,他们反省五四的出发点与归宿更不同,但是,作为一种外来学理,他们在大陆的传播遭遇却是殊途同归——

  

  首先,他们对五四的批评性反省在大陆一九八九以前不被注意,一九八九以后同时走红;

  

  其次,迄今为止,他们两人之间的学理差异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于此同时,大陆学界的兴趣热点却始终集中在他们在学理形式上的这一相同点——即对于文化传统的保守主义态度。

  

  就我个人阅读的范围而言,林先生著作为大陆知识界某种保守化倾向所用,与林先生师承海耶克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学理相比,出入甚大,两者捏在一起,有点生硬。之所以发生这种局面,多半出于大陆学人的误读,桔过淮则枳。这一点,从他最近一次来沪讲学,再三强调要区分五四精神与五四理念,后者可以反,前者反不得,可以得到佐证。至于余英时先生的遭遇,可能稍微复杂一点,既有误读的地方,也有没误读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认真体会一下他对近代历史传统的保守主义态度与对当下现实的非保守主义态度,这两者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距——在那篇讲演以后他曾经就后一点多次提及甚至多次声明,我们似应该坦率承认,大陆学界一些具有保守主义取向的朋友,还是误读了不少余先生。尤其在他再三声明的那一关节点上,误读出来的那层含义,恐怕是一厢情愿,甚至是南辕北辙。

  

  在这里,为了有助于说明问题,我不得不打一个看上去不伦不类的比喻——余、林二位学理进大陆,有点象当年马克思主义进中国。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为李提摩太第一次介绍进中国,但是并不被当时的知识界注意。后来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才大行其道于中国。不能小看了这个“一声炮响”,它是桔能过淮的必要“物质”条件。一种外来思想能否过河生根,并不是从思想到思想的自繁殖过程,它是需要非思想的“物质”条件的。这种“物质”条件,往往就是类似于这个“一声炮响”的强力,以及这种强力造成的整个知识界对精神读物选择取向的急剧翻转。

  

  余、林两位先生对五四的批评性反省,也是在另一种“一声炮响”之后,在大陆遭到了相同的传播命运:在此之前养在深闺无人识,即时有识,识者亦少;在此之后方才突然走红,形成了不读余、林不能谈五四,不具保守主义学理也不能谈五四,谈了也被人视为肤浅的一时风韵。余、林两位先生对五四的反省,能够受到大陆学界如此欢迎,首先自应归功于两位先生学理独到的客观价值,满足了大陆学界在思想风行十年以后必须补进学术的内部转换需要;其次似也不必讳言,确有另一层非学术因素造成的社会变动之外力拉动。

  

  这后一层因素尽管与学术无关,却又实在重要。它是全面理解九十年代大陆学界何以时风变换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关节点。否认这一层,就如否认前一层学术因素一样,既不公正,也不诚实。否认这一层,就如在一个时空两维世界中抽掉了空间横轴,剩下一个在学术史纯粹时间中单向顺延的一维世界。有没有这样一个一维世界呢?我是很怀疑的。我很赞成这样的提法——要维护学术史的尊严,不过,维护尊严的前提,首先是维护学术史的真实。一个两维坐标,抽掉其中的任何一维,都是不真实的,用来描历史,历史会走形,用来说现实,现实会歪曲。

  

  我觉得,马克思留下的那句话并不陈腐,至今还管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余英时、林毓生文本恰逢其会,实乃大幸——非如此,腾不出一个新的阅读空间,他们对五四的批判性反省,就难以进入大陆思想界。然而又是大不幸——如此一来,学术史上经常见到的对于外来学理的生吞活剥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余、林二位先生以揭示五四一代误读外来学理的历史教训而被大陆学界激赏,然而,揭示误读者本身也逃脱不了被误读的命运。这五年来,是轮到他们自己被误读的激流席卷而去。只是这一次误读,比上一次进步,多了一层“后现代”的味道。调用当下最时髦的解构主义一个语式,叫做:“所指”虚化,“能指”滑动——余、林文本原来有明确规定的“所指”被悄悄虚化了,余、林文本提供的学理“能指”则悄悄滑动起来,而且是向相反方向滑动,最后竟被锁定在一个相反对象上!两位先生海外有知,面对这样一个张冠李戴的局面,恐怕也是啼笑皆非吧?

  

  说得坦率一点,当时那种情况,余、林两先生的外来学理,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一部分朋友内在心理变化的催化剂。对历史事件如五四评价的改变,当然有学术史本身推陈出新的正常发展因素,但是不必讳言,也不是没有另一层因素在起作用——改变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态度,是为了改变对现实状态的评价态度。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才会发生学界中人竟也指鹿为马的误读——一场“能指”与“所指”的背离,甚至是完全反转的可悲误读。我们不是经常批评八十年代对外来学理多半出于误读吗?确实有这种弊病。令人遗憾的是,九十年代同样存在这个被批评的弊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的思想阅读史本身就是从一场误读开始的。

  

  可见,我们需要反省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五四需要反省,八十年代需要反省,九十年代对五四与八十年代的反省本身,也需要反省。

  

  这种反省之反省,可以从林、余两位先生的原初文本开始。余英时的那篇讲演,以及他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其它文章,如“待重头,收拾旧山河”等,或忧思深远,或言简意赅,十分耐读。但是,他过分强调知识分子思潮变迁在本世纪中国社会结构巨变过程中的责任,我私心以为,也是造成上述误读现象的诱发因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的那篇讲演后来收入《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一书,从题目到观点有很大改动。不过,改动后的余英时观点并没有引起注意,原来的文本留在大陆学界的影响,已经成为客观存在,而且至今不衰。出于这一原因,原文本还是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只是以下我所引发的讨论,与其说是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勿宁说是与余英时原文本的大陆读者对话而已。

  

  我的讨论从两个方面进入。一方面是历史事实,一方面是治史方法。前一方面我的基本疑惑大致如下:

  

  第一,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如果暂不作价值判断,仅就事实过程而言,是观念的影响大,还是事变的影响大?

  

  我以为观念打不过事变,事变远大于观念。这个道理就和枪杆子打得过笔杆子一样简单。马克思的名言前面已经引用。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怎么说。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说的是大白话,但是大白话或能化解学术自我扩张形成的思想神话。他说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其它。尽管毛泽东在海峡两岸的评价迥然有异,但他毕竟是一个笔杆子来得、枪杆子也来得的人物,恰好还是一个五四思潮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生平又以嗜好历史与善于使用思想先导而出名。作为过来之人,他深知这段历史中的山水沟坎与与利害深浅,由这样一个人来总结这段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中“思变”与“事变”孰轻孰重,或许比我们书生论政更能勘破个中底蕴。

  

  如果觉得上面这句话还不够分量,那么,毛泽东六十年代初接见某日本代表团所说的另一番话,就更应该说明问题了。当时,日本来访者为侵华战争道歉,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说,我还要感谢皇军,没有皇军进来,我还下不了山。此话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但是大陆知识界几乎尽人皆知,是一句相当有分量的话,算不得戏言。

  

  由此,是否可以考虑在反省五四的同时,想一想西安事变呢?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与五四“思变”相比较的历史“事变”,西安事变最为适当。

  

  我以为,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一个张学良,胜过一打陈独秀。

  

  第二,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从五四发源的知识分子左倾化思潮能不能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巨变负责,甚至负责到底?换句话说,有没有这样一列思潮史的直通车,劈开这一路上种种的政治风云、社会动荡、国际变局、乃至军事上的战略决战,从五四的天安门,一直开到十·一的天安门?

  

  我是学思想史的,但我实在不敢奢望,一股政治思潮,两、三群知识分子,四、五种激进报刊,能有如此长驱直入、颠倒乾坤之魔力!知识分子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没有。历史没有这样便宜。在这方面,我倒沾染了一点保守主义态度。

  

  此话可从两头说。

  

  一头是五四激进思潮的始作俑者,如陈独秀、瞿秋白。

  

  陈独秀的作用确实是扭转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进中国铺平了道路。但是他的政治遭遇及晚期思想变化,却不能忽视。我们可以读一读进入四十年代以后他的私人信件,以及这一时期他总结早年思想弄潮与中年政治挫折的其它文字,或许能够体会这一历史隐衷——他能够也必须对五四思潮负责,却不能也无力对以后的政党政治负责。

  

  瞿秋白的思想生命是从在俄国旅行发出《俄乡纪程》开始的。如果没有《俄乡纪程》那样的文学化政治读物,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或许在当时的左倾青年中还产生不了那么大的诗化魅力。中国近代激进思潮有很大一部分动因要归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化历史性格(——在这里,如果依保守主义言路,是可以批评瞿秋白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化历史性格。但是依此言路,五四思潮不也可以“转嫁”一部分责任给新文化运动吗?因为后者文学革命之泽被,已经给前者准备了文学化的社会氛围。这种情况与法国大革命之前整个知识界的文学化十分接近,这一点可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因此,新文化运动并不象目前保守主义者珍视的那样“干净”,它与保守主义者所疾视的五四思潮之间,有一层脱不了的干系)。瞿秋白的政治生命比陈独秀长,陈独秀出局以后,他能够取而代之,延伸入中国共产党上层的路线方针之争,似乎要对政党政治负责了。但是这种政治生命比陈独秀只不过多了三、五年,而且更不能遗忘的是,此后不久,他那种半被己方遗弃半被对方毙杀的政治结局,以及在那种状态下写作的一篇《多余的话》。瞿秋白《多余的话》实在不多余,它触及到思潮史与政治史之间的要害枢纽,是判研观念性影响与政治性实体两者孰轻孰重的珍贵文献。这一文献也许比陈独秀晚年的那些私人信件更能够提示后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作为一种观念力量的政治思潮,起初作用于知识分子,与后来发展为一种思潮政治,变为政治力量出现于政治舞台进入政权角逐,其间有严重差别。

  

  对此,余英时先生在他另一篇文章《陈独秀与中国激进思潮》中有所触及,但是余英时那篇讲演在大陆的读者似乎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想强调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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