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八十年代——文学思潮中启蒙与反启蒙的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4 次 更新时间:2018-03-01 01: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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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  

引言

  

   近30年来,我们的文学史教材不断翻新、不断变化,但是它的封面变了,内容却鲜有变化,更重要的是治史的价值观念没有变,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观念立场没有渗透在文学史的治史过程中,那种零度情感的客观主义历史观成为时尚,甚至很多学者在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仍然是用那种一成不变的僵化的阶级斗争观点去剖析已经进入认同人类普遍价值的80年代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这显然是一种可悲的现象,但是这样的表述是不承担任何风险的。

   一部文学史教材如果没有应持有的人文价值立场,那必定是肤浅平庸,甚至是开历史倒车的遗患无穷的伪教科书。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治史格局而不能自拔,其中最深沉的原因就是话语权始终被一些历史的“亲历者”所把持,其中许许多多人是在那种历史文化语境中获得了丰厚名利的既得利益者,甚至现在仍然在保卫伪经典的过程中寻找新的名利场,他们的所谓“重新评价”只不过是在进一步拔高和夸张某一历史时段的文学创作(诸如“十七年文学”)来完成“二次寻租”罢了。它严重地阻碍了对三个30年(1919-1949;1949-1979;1979-2009)“大文学史观”的客观历史评判!越过这样的阻遏是艰难的,但是我们试图超越,一切为了历史!一切为了将来!

   上一世纪80年代文学似乎已经成为20世纪文学中与五四文学比肩的文学盛典,它的辉煌也已然成为至今人们怀念它的种种理由。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它在20世纪历史长河中,尤其是在启蒙与反启蒙的人文思潮中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所经历的是怎样一个历史的过程?!带着这样的问题去回眸这一辉煌的文学史瞬间,我们似乎更能够看清楚那个时代文学思潮、现象、流派和作家作品的本质特征。

   我以为只要论及上一世纪80年代文学,首先就得描述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与文学思潮的关联,这两者之间是一对很难分离的连体婴儿,舍其背景就难以把握文学发展的脉络。80年代文化思潮实际上有三个转折节点:一个是它的“序幕”,那就是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另一个就是80年代中期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再一个就是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 显然,历史的环链是环环相扣的,没有70年代后期的政治动荡就产生不了80年代文学;没有80年代中期的“清污”与“反自由化”,就没有80年代后期文学的“向内转”、“寻根运动”和“视点下沉”;没有80年代后期的政治风波,也就没有90年代文学进入消费时代的大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演进是与文学发展同步的,它们是人文历史前行与后退的两翼,是在同一根车轴上平行转动的车轮。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三位政治巨头相继去世,客观上为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崩陷提供了时间表,虽然当时在皇权意识统摄下的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六神无主的状态,但是毕竟让人隐隐约约看到了王朝解钮的契机和无奈。直到1979年,中国实际上仍旧处在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氛围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发生了“四五天安门运动”,但是过后产生的“两个凡是”思潮,证明了五四启蒙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彻底溃败。其实,从延安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这四十年来的一个封建式的造神运动的思想根基是很深的。因此,“两个凡是”所引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质上也就是能否在中国的思想版图中清除法西斯式的极左思潮和皇权意识的关键问题。

   今天,当我们来庆祝这一伟大理论创新30周年的时候,我却感到一丝悲哀:胡福明们不是第一个发现了真理,而是在那个极左的环境下第一个重复了人类思想实践中的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同样,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也似乎是重新回到五四“人的文学”的起跑线上,值得文学史大书特书,值得人们永远怀念。殊不知,那也只是回到人类现代文明与文学的常规原点上,回到中世纪以来人文价值判断上来的“历史的必然”举措——认同以人、人性、人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人类共同的普遍价值判断上。尽管西方社会也有许多极右(在中国大陆被称为“新左”)学者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反启蒙,但对于一个没有真正经过完全性现代文明洗礼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启蒙仍然是弥足珍贵的人文思想武器,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同样,尽管当下否定五四文化的言论甚嚣尘上,但是,五四文学把自身的基础建立在大写的“人”上的思潮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历史进步,至于它和“文革”的关联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它们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反封建与封建!启蒙与反启蒙!

   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我们似乎更多的是眷恋与褒扬,而缺少的是对它深刻的反思,尤其是没有清晰地看出它在文学史进程中所贯穿着的隐在而深层的启蒙与反启蒙交锋过程。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来重新审视80年代的文学,得出的结论可能与现有的文学史教科书不同,甚至相左。但是,我以为它并不是个伪命题,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的讨论与批评。因为文学史绝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厘定的,尤其是距离本时代愈近的文学史,就更需要我们进行多次的磨洗与廓清。

  

一、“伤痕文学”:

重回五四启蒙的艰难选择

  

   怎样看待“伤痕文学”仍然是20世纪文学史的一个两难命题。在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大交锋之前当然又是文学首先发难,从“曲笔”中呐喊出和五四文学相同的声音。如果说这是文学的幸事,那么,它是否又是人文的不幸呢?因为文学的母题又回到了原点,就预示着启蒙的失败,就预示着需要重新开始,所以我说从80年代开始,我们是“重回五四起跑线”!

   其实,真正衔接五四启蒙文学思潮,而从“精神伤痕”层面来抒发情感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属于70年代在地下运行的“朦胧诗”。但由于它的发生与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潮不同步,时差较大;也由于它当时根本没有可能进入正式的出版传播渠道,所以人们往往将“二次启蒙”(如果五四算是中国首次现代性的启蒙)的功劳记在时间比思想解放运动稍稍超前一点的“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上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拿到《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时候非常震惊,那里面有一篇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其重新呼喊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强音,使大家听到了耳熟能详的五四呐喊声,这也就是预示着作家作品的描写域可以重新回到五四对人的拯救命题上来了,这已然成为人文价值重塑的一枚信号弹。尽管刘心武后来似乎有很多次不该转向的人文价值立场转向,但是真正进入公开出版渠道的新时期“伤痕文学”毕竟是由他这篇作品为发端的,而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之滥觞也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

   正如周扬在1958年《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所说的那样:文学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我觉得这个表述很到位,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航又一次借助文学的舞台拉开其沉重的序幕,从《班主任》到全国普演话剧《于无声处》,文学最早担当的虽然是为政治而呐喊的社会角色,但同时也为自身提出了回到五四“人的文学”起点的基本口号,由此才引发了思想界和哲学界的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1977年文学的思想发动是思想解放的萌动期,没有这个准备期,1978年也就不能进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大量的“伤痕文学”作品虽然起点不高,但是,在那个封建法西斯统治仍很盛行的时代氛围里,这种原始的现代性呐喊却如空谷足音一样振聋发聩,它唤醒、撼动和复苏了埋藏在人们心底里的反封建的现代人性欲望。

   最先围绕人性、人道的发现来描写“伤痕”的小说不得不打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号,实际上这个理论判断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如果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尚可原谅,否则,它就是被左倾阶级论熏昏了头脑的糊涂判断。殊不知,人道主义是超阶级性的,它没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区分,它应该是一个中性的价值判断。因此,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只不过是回到五四反封建思想原点的表征而已。

   卢新华的《伤痕》虽在《班主任》之后,但是把它标为这个时期特定文学的象征,就阈定了“伤痕文学”是以反封建、立人道为核心人文内涵的悲剧表现。实际上“伤痕小说”就是人和人性追问的艺术表现过程。由于1949年以后30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基本人性的摧残,使得人和人性的理念已经不能归家了,尽管有时暂借文学的躯壳“租用”一下,然而,“自我”与“个人”早已不复存在了。而“伤痕小说”发轫的初衷,就是追寻与叩问那个戕害人性的法西斯时代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所谓启蒙,也只能止乎于此,要想向纵深发展,除了时代条件不成熟外,就是我们的创作者尚不具备启蒙的学养与识见,因为这批作家主要是知青构成,而知青作家虽有思想的动能但无学养的根基,无知识积累就不能提升自身的人文识见,因此,也就限制了他们在“伤痕文学”里的纵深思考,不能以居高临下的俯瞰角度来运用和调度手中的生活素材。

   例如那时候最著名“伤痕文学”作品有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之所以不能进入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那样的哲学思考层面,其根本原因就是作家在把握素材时没有更自觉的人文理念和素养的支撑。把社会问题放置在人性的显微镜下进行人道主义的诘问与拷问,是“伤痕文学”主题中的普遍人文元素。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描写一个同父异母兄妹的乱伦关系,实际上在故事构架上是重复了五四文学的母题结构,明显带有《雷雨》式的结构痕迹。而大多数作品也都只是站在人道主义的道德与伦理层面来提出问题的,像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萧平的《墓场与鲜花》,这些都只停留在对一个封建法西斯时代的声讨与控诉中,连人道主义的答案也表现得不够清晰和充分。我们只能对这种低水平的人性诉求感到遗憾,虽然它们在那个时代条件下也属震撼人心的呐喊。

   “启蒙运动的思想重点是对理性的运用和赞扬,理性是人类了解宇宙和改善自身条件的一种力量。”【1】由此可见,没有一个产生出理性思想的丰沃土壤,也就不可能出现像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那样的哲学家,也就不可能产生出一批有自觉意识的启蒙主义文学家。所以,同样是启蒙文学,其质量却是不一样的。


二、“反思文学”:

一个启蒙胚胎发育的流产过程

  

   这里我首先要强调的是,“反思文学”这个概念虽然是不准确的,但为了行文方便,我不得不沿用这个被文学史话语约定俗成的以往概念,但是我要做出自己的重新阐释。所谓“反思文学”是承接了“伤痕文学”的思想衣钵,试图从“文革”,甚至“十七年”的历史事实中寻找反人性、反文明、反人道的根源,反思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因果关系,从而找回失落的人性基点。但是由于它尚未真正进入深刻反思的哲学层面,就很快就被廉价的“改革文学”所淹没和转移,从而导致了它的流产。总而言之,真正的反思刚刚开始就遭到了左倾政治势力的无情封杀,致使启蒙的宁馨儿胎死腹中。

同样,真正的“反思文学”的滥觞仍然应该追溯到70年代以地火运行方式行进的“朦胧诗”,因为它不但抒写了一代人的精神创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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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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