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1980年代争鸣作品选本与批评空间的开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 次 更新时间:2018-04-15 21:06:17

进入专题: 八十年代   争鸣作品选本   批评空间  

徐勇  

   01

   冯牧曾指出:“长期以来,一种流行着的看法是,文艺批评仅仅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种手段,是政治生活里不可缺少的‘反倾向斗争’的工具。文艺评论就是找问题,找倾向,找错误,找毛病,找反对社会主义的‘新动向’。目前,这种看法在有些同志的头脑中还不能说完全得到解决。我很赞成这样的说法:正确的评论工作至少应该包括这么几条:第一,它不搞无原则的吹捧,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实事求是。第二,它决不打棍子、扣帽子。第三,它必须同任何人身攻击划清界限。第四,不仅要有批评的自由、反批评的自由,同时也要保证被批评的同志以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即使是长期坚持也可以,更不能因为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而对他的正确意见也加以否定。”[4] 冯牧的话某种程度上提出了“批评空间”的建构和社会主义领导权的重建问题。首先,这是针对20世纪50—70年代而言的。在那时,批评常常是“单向度的”,批评往往只是批判,因而只有批判的自由,而无反批判的自由。其次,要允许有自由批评与反批评的空间的存在。所谓“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的并置即是这样一种空间的鲜明表征。第三,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放弃,而毋宁说是提出了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的重建问题。这一重建,源于一种信心和共识,即,通过批评和反批评的充分展开,能够且必定会产生“正确意见”。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正体现在“正确意见”的生产及其贯彻——引导、产生、传播和接受——之中。

   这段话虽只代表冯牧个人的观点,但作为文学界的领导(中国作协副主席等),他的观点仍可以成是主流意识形态释放的信号。换言之,走出以打棍子为代表的“左倾”思维方式不仅仅是知识界文学界的呼声,也是文艺界领导层的共识。其虽只是冯牧个人的构想,与实际上的1980年代文学批评实践相去甚远,但作为文学批评的方向,却是彼时的人们所努力并致力于达到的效果或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争鸣作品选或丛书的出版正是这一效果的构成物。表面看来,争鸣作品选只是争鸣作品的客观的呈现和排列,其中选家的主体性倾向并不明显,从中亦难看到什么新或旧的意识形态因素。但若比较50—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语境,就会发现其中的异同,及其背后的潜在意图和诉求所在。首先,就批评空间的存在形态而论,争鸣作品选或丛书创造了文学批评媒介间的上下文或“互文性”关系。争鸣作品选把各种(众多)不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汇集一处无异于暗示:争鸣作品选所展示或表征的其实是由报刊所创造的实际批评空间的自然延伸,选家着手的也只是简单的编辑整理工作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海登·怀特告诉我们:“当一组特定的事件按赋予动机的方式被编码了,提供给读者的就是故事;事件的编年史由此转化成完完全全的历时过程,然后,人们能够据此发问,就如同正在分析各种关系之间的一种共时性结构。”[5]如果说历史叙述可以看成是一种叙事编排的话,同样,选本编纂也可以视是一种叙事。这显然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所谓“文献”,而非“遗文遗物”。就批评空间的开创而言,其叙事性表现在对这一空间的建构方式和角度上。

   其次,就文学批评空间的存在基础来看,其背后有一个由作家、批评家、读者和传播媒介等共同组成的作为实体的文学“共同体”的存在。争鸣作品丛书通过把各个争鸣作品和批评文章并置一处其实创造了作家、批评家聚合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争鸣作品选或丛书的出版为文学“共同体”显现自身提供了重要基础。而这,恰恰是单个作品引起的争鸣现象所无法比拟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指出:“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6]就争鸣作品丛书而言,其在创造文学批评界“共同体”显现自身的方式的同时,也在创造“他们被想象的方式”。 换言之,争鸣作品选是通过创造文学批评界“共同体”“被想象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存在的:这是一“被想象”建构起来的文学批评界“共同体”,以争鸣作品选(或丛书)的编排方式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与实际上的文学批评界并不完全相同。

   丹尼·卡瓦拉罗在谈到空间范畴时指出:“空间总是一种建立在意识和无意识经验之上的局部的、相对的地理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质疑这样的观点:某些感知和表现空间的方式比其他的方式更加正确。所有的空间构造都是主观反应(包括写实的因素和怪诞的变形)的结果”[7]。这里需要注意,卡瓦拉罗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要否定空间概念所具有的客观性,他之所以强调空间的主观性色彩,只是为了突出空间感的合理性及其空间的想象性的一面。空间总是有限的,有其边界的存在;空间的构造既然是主观的,也就必然是人为的,有其主体性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空间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就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而言,批评空间更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说其是“想象的共同体”,是从预设的层面和建构的结果双重意义而言的。就预设的层面来说,自由批评空间首先是一种预期和目标,就像前面所引的冯牧的话所表明的那样,而说其是结果,则是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所共同指向并建构的结构。争鸣作品选的出版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参与了对1980年代想象中的自由批评空间的建构。

  

   02

   这一空间的想象性建构首先体现在时间的维度上。具体表现为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共时性表现在对文学批评现场的想象性建构上。“文革”结束以后,出现的较早的争鸣作品选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伤痕>及其他》(1978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和《星火》文学月刊社编选的《朦胧诗及其他》(1981年3月)和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选的《争鸣作品选编》(1981年12月)两辑。有意味的是,这三套争鸣作品选,都是以非正式出版物的形式,以“内部资料”或“内部刊物”的面目出现,但又与“文革”前后的油印读物或手抄本不同。它们都是正式印刷出版,与正式出版物不同的是,它们没有书号,不便公开售卖。这一情况表明,这是一种介于官方和民间的中间地带,具有不确定性,有尝试或试探的成分在内。只要比较阎月君等人编选的《朦胧诗选》就可以说明这点。朦胧诗在阎月君等人开始编选的时候尚有争议,而他们又都是学生,虽然他们的编选活动受到学院领导的部分首肯,但也只能以油印的方式流通[8] 。从以上三套作品选的编选实践可以看出,这都是以文学现场的见证者的身份参与到批评空间的建构的较早的尝试。某种程度上,这样一种尝试,与其所选作品的“探索性”具有同构关系,或如《<伤痕>及其他》的后记所言:“广大读者认为这些作品冲破了‘四人帮’的‘禁区’,在创作上做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也对当前文艺创作提出了值得重视的问题。”只是因为“也有些读者对某些作品有不同的意见”,故而把相关的小说和评论文章汇编成册,“供大家研究参考”[9]。从这里的后记可以看出,所谓编辑,只是把正反两面的批评文章和争鸣作品并置一起,至于结论,则由读者通过自己去判断。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编选实践与作品引起争鸣,在时间间隔上相距很近,其给人以比较强烈的现场感。刚刚逝去的,和正在发生的,都在这三套书的编选的范围内。《争鸣作品选编》收入了1979年—1981年间引起争鸣的作品(或现象)及其相关评论文章。而像《苦恋》事件,作品虽发表于1979年,引起普遍关注却是在1981年,从4月到12月中旬[10] ,几乎整整一年,时间上的彼此交错其给人的现场感和当代意识十分明显。这样一种时间上的交错感在《<伤痕>及其他》也有表现,该标明的编辑时间是1978年10月,但其中收录的文章最近的是1978年10月14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卢新华的《谈谈我的习作<伤痕>》。两者之间时间上的模糊关系,很容易让人产生时间上的交错感。

   虽然编选的目的是“为了深入地研究这些创作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向、方针政策,开展正常的、健康的文艺评论,我们编选了《争鸣作品选编》(内部资料),供有关文艺工作者研究参考。”[11] 但从《争鸣作品选编》的编排方式来看,这一“开展正常的、健康的文艺评论”的意图却并不明显。首先,表现在编排方式上的随意性上。有些争鸣作品后附有批评文章,有些没有,而且附录的批评文章也不固定,有的1篇,有的4—5篇。其次,是意图与效果的不一致上。第一辑第一篇争鸣作品是白桦和彭宁的电影剧本《苦恋》,但所附的三篇文章却都是批判文章,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苦恋》确实大有问题。如果这样,显然与其前言中所说的意图明显不符。而且,把《苦恋》置于选本首位,这一做法似有为整个选本定调的倾向:所谓“争鸣”,只能限定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内,如若作品思想倾向上有问题,批判仍是必须而必要的。第三,是传播的渠道和读者的定位上。这是一套供内部参考的“内部资料,只供文艺研究者和文艺部门领导同志阅读参考,希望妥加保存,不要遗失,也不要任意传阅和扩散。”[12]传播渠道的限定和读者的明确定位表明,其虽立意于“正常的、健康的文艺评论”的建立,但也只是限定在决策层和理论界。而且从《争鸣作品选编》中以《苦恋》作为篇首只附批判文章就可以看出,其表明的毋宁说是一种姿态,保守的、谨慎的。这样一种姿态的选择,有必要从彼时的语境去加以“互文性”的解读了。围绕《苦恋》而展开的批评是当时影响甚大的文化事件,政治上的介入及其思想内容上的定性等等都使得对《苦恋》的批评导向为政治批判,《选编》中收入唐因、唐达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就是在政治的直接干预下“生产”的最后定论[13] 。《选编》以《苦恋》为首,如此编排,其实是在表明自己的立场,即,虽主张“开展正常的、健康的文艺评论”,但前提是必须在主流意识形态设定的框架内展开。换言之,文艺评论仍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

   但即使这样,这套争鸣作品丛书,仍旧创造了自由批评空间的想象方式。这一方式表现在对有些争鸣作品的正方两方面评论文章的排列上。如曹玉模的《哎》后,附有旭东的《为何唱“哎”调?》和冬澜的《为何不能唱“哎”调?》。这种正反两种观点的并置及其针锋相对,其效果正在于制造出一种自由平等的文学批评的想象空间。这一编排方式在《<伤痕>及其他》和《朦胧诗及其他》也有类似表现,其被后来的绝大多数争鸣作品选本所沿用,并成为一种惯例。另外,像有些争鸣作品,只以作品的形式呈现,而无任何说明性文字。这样一种批评的空白,某种程度上也意在呼唤读者参与到对作品的质询和争论中来:为什么会产生争鸣?分歧在什么地方?可以说,《争鸣作品选编》中通过把争鸣作品及其争论文章并置一处,创造了作家、作品、批评家和读者彼此共存的想象空间,为自由批评空间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争鸣作品选编》以在场的方式参与了自由批评空间的想象性建构的话,那么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争鸣作品选”和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新十年争议作品选(1976—1986)》则从历时性的角度参与到对自由批评空间的整体建构。三套作品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表现出对新时期文坛的回顾和总结之意。“十年”是它们编选之初设定的时间上下限,《新十年争议作品选(1976—1986)》自不用说。

   新时期文学十年,硕果累累,同时出现了一批引起广泛争议的作品,这都是可喜的现象。而开拓视野,更新观念,对异常活跃的文学创作开展正常的文学批评,进行有益的理论争鸣,正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必由之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组织编选了这套《新时期争鸣作品选》。(《新时期争鸣作品选·前言》)[14]

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十年,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一些作品,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争议。这是一种正常、自然的现象。……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批评,我们组织选编了这一套争鸣作品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八十年代   争鸣作品选本   批评空间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475.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