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 戴维来:大国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80 次 更新时间:2008-09-26 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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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进入专栏)   戴维来  

  

  内容提要: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的巨大转变之中,大国关系也显露出明显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实践中,各大国不断因时因势就其对外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重新塑造。美日欧等传统大国力量此消彼长,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非西方新兴力量迅速崛起,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和世界力量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大国关系在变化中基本保持稳定,在竞争与合作中富有弹性,但同时大国间关系的复杂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相互竞争也更加激烈,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中国面临着这一历史性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所以,如何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新课题。

  

  关键词:国际形势新特点 大国关系新变化 大国关系关注点

  

  准确把握大国关系变化及其趋势是科学判断当前国际局势的重要尺度和关键因素之一。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1]“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国际形势变化的新特点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 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第一次在实质意义上的兴起,使国际关系正经历巨大变化。非西方国家的兴起并参与到国际机制和国际体系中,正渐渐改变着国际决策机制和西方主要的国际社会的主导话语权。

  2003年10月,高盛公司提出了一个“金砖四国”(BRICs) 的概念,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四国正成为最具潜力的经济增长国,并在报告中指出,在未来 50年时间内,金砖四国将成长为世界主要的强大经济体。[2]这四国都属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政治体制不同,在西方看来,俄罗斯是典型的威权主义国家,中国是共产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巴西与印度则是实行西方民主政治但民主质量并不高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文明属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属于东方文明,而俄罗斯和巴西则是西方文明的边缘。但是,这四国的经济具有同一性,都是典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利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成为冲击美国霸权的主要力量。所以,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改革是这些国家崛起的两大原因。2005年底,高盛公司又推出“新钻11国”——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四国的11个新兴市场,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和越南[3]。2007年,日本学者又提出“VISTA”五国的概念,代指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兴起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根植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这种趋势的出现应该部分归结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性错误认知。冷战的结束并不是美国以战胜国姿态战胜苏联的结果,而是苏联由于国内外矛盾主动放弃共产主义的结果,是从内部实现政权的更迭和国家性质的转变,美国只是无战而胜之。但是美国却将苏联的失败等同于美国的胜利,把原因和结果混为一谈。于是,美国的盲目自信导致对俄决策失误,在冷战后像对待战败国一样对待俄罗斯。俄罗斯民族有根深蒂固的大国主义思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国力的增加,加上普京的强硬个性,对西方的反击是必然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根源更深,既与文明差异有关,又与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关。美国在冷战后不仅不努力缓解伊斯兰世界的不安全感,反而极力袒护以色列,对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动辄采取各种压制和制裁手段,羞辱式地对待巴勒斯坦精神领袖阿拉法特,造成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极端仇恨。

  

  (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

  

  所谓逆向演变不是说双方将从盟友关系演变为敌对关系,而是指欧美加速渐行渐远、日渐松散。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四) 整个世界的思想界精英和普通民众对于美国运用其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的态度都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一现象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

  

  冷战结束后,美国乘势全力在世界推进美国式民主。21世纪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这种高涨的势头渐渐面临许多问题,如“哈马斯困境”。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化政策遇到种种挑战,措施难以施行,许多知识精英对美国这样强势并一意孤行地推行民主表示反思。2001年12月,《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对哈佛大学亨廷顿的访谈——《睁眼看世界》[4],其主旨思想是世界需要有效的公共权威。亨廷顿在此次访谈中批评了20世纪90年代存在于美国和西方世界中的“民主浪漫主义”,并认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现在更需要的不是什么美好的民主,而是有效的公共权威。曾经令美国感到高兴与自豪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现在看来绝大多数是失败的,至少是不成功的,美国需要对推进民主的方式进行反思。2006年1月,巴勒斯坦在美国大力推动之下,进行民主选举,结果以消灭以色列为己任的极端组织哈马斯获胜,以色列对美国天真盲目地推进民主也产生了疑问。总之,美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以及整个世界对美国四处盲目推进民主的质疑声音正在增加,相应的,美国推进民主的动力正在减弱。民众对民主的激情也在降低。

  总体上看,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国际形势在朝着复杂的方向发展,其不确定性也在增加。

  

  变化的国际形势下的大国外交政策调整

  

  大国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都正努力寻找自身的定位,进行外交政策调整,协调各方关系,试图使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一) 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第一,近来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显著表现就是全方位推进“转型外交”,以美国的模式来改造世界。2006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正式提出“转型外交”学说,被称为美国的“外交新战略”。[5]美国外交的新前沿包括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以及印度、中国、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正在崛起的地区性主导国家。转型外交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促进国家类型的转型。美国要通过外交推广其界定的民主,从而促成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型,建立民主国家联合体。从布什第二任期起,美国的国际战略开始从极端保守主义向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倾斜,但推行民主仍然是主轴。第二层是美国推行民主政治的手段和工具的转型。[6]用军事手段甚至是单边军事手段促成其他国家的政体转型对美国来说代价极高,并且用这种方式促成的民主政体很难稳定下来。所以,美国开始使用“转型外交”,推动民主的手段开始从外力强加向内部催生转型,就是通过非军事的各种手段如依靠所在国的反对党或者非政府组织从内部来催生所在国的民主化。第三层是美国外交更加重视外交形式的有效性。公众外交在美国外交日程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转型外交将重点领域从欧洲转向亚非拉,将外交对象扩展到民间,援助与民主挂钩。布什政府提出“转型外交”是与其政治处境密切相关的,是美国基于国外困境和国内反对而做出的姿态转变,表明美国政府确有调整对外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想法。但是这一提法出台以后,美国由于注意力被一系列问题牵制,疲于应对,根本无暇顾及这种转型外交的真正实施。所以,“转型”外交更多的是布什政府面对国内外困境所做出的一种看似“积极”的姿态表示,而没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指导方针。

  第二,推动民主价值共同体建设。推进民主是美国外交核心任务之一,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民主大家庭。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建立一个民主价值共同体。美国朝野关于以民主价值共同体为核心建构国际秩序的理念正日益成为主流观念。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对外关系上美国历来有传播民主自由的传统。20世纪 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开始接受有必要扩展民主的观念。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逐渐占据决策上风。他们强调,美国不仅有能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动民主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自由派人士则相信民主价值共同体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核心基础。在处理与盟友的关系时,美国会更加注重强调共同拥有的民主价值观,并以此作为维护相互关系的重要纽带和沟通彼此认同的契合点。

  第三,重视地缘政治合作,加强与欧洲关系特别是与法德的关系。虽然美国2003年抛出了“新老欧洲”之说,把反对美国对伊战争的法德等国称为“过时”的“老欧洲”,然而,实力和影响力强大的“老欧洲”却是美国无法回避的现实。西欧是美国在整个西方世界中最主要的伙伴,其地缘战略地位对于美国来说有如生命线一样宝贵。尽管双方存在着诸多分歧和矛盾,但是合作与发展是美欧关系未来走向的主要脉络,所以美国会加强与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关系,推进地缘政治合作的进一步开展,这是美国全球战略安排的一大依靠,因为单凭美国的力量是难以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

  第四,安抚俄罗斯,防止俄罗斯的强力反弹,挤压安全空间的同时采取安抚策略。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从“颜色革命”到建立反导系统,不断在俄罗斯的“前院”和“后院”“放火”,已经惹怒俄罗斯,双方矛盾尖锐,主要集中在导弹防御、科索沃地位、伊朗问题这三个焦点上。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提议;美国支持科索沃独立,而俄罗斯则表示反对并要求继续谈判;在伊朗问题上,两国围绕是否应该对伊制裁争执不下,互不相让。所以,为防止俄罗斯反弹,美国需要及时灭火。2007年 5月,赖斯对俄罗斯展开安抚之旅,试图缓解两国不断加剧的紧张气氛。7月,普京访美,布什总统精心安排访美行程,并将元首会谈地点放在老布什位于东北部缅因州的庄园内举行,试图以特殊安排挽救俄美关系。可见,美国在挤压俄罗斯战略和安全空间的同时,还时刻提防俄罗斯的战略反弹和过度反应,避免擦枪走火。

  第五,试图将北约功能全球化,服务美国战略利益。同时加强美、日、印、澳合作,倾力打造亚洲版北约。冷战后,美国基于北约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将其从一个“冷战时代的地区性军事集团”,转型为 21世纪“全球性的政治和军事同盟”。2006年11月底,美国在北约首脑会议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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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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