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动荡变革的世界需要怎样的大国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6 次 更新时间:2021-10-28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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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刚  


核心提示: 当今世界,动荡与变革交织,这两大显著特征体现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在此大背景下,对国际格局、国际秩序进而对人类生活具有特殊影响的大国关系何去何从至关重要且举世关注。传统大国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对抗与冲突的关系,压制与反制是处理彼此关系的基本手段。新世界不应当也无法再沿袭旧逻辑。为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当今世界诸大国应当破旧立新,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关系形态的核心应当是:相互尊重、战略互信、稳定合作、共赢共进。

在动荡与变革的世界上,大国关系何去何从至关重要

当今世界是一个动荡的世界。这种动荡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旧伤未愈,新冠肺炎疫情的新伤又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同遭重创,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期显著拉长,形形色色的本土主义、保护主义显著升温,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此起彼伏且烈度上升。这种动荡在政治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不断祭出新样式,极端民粹主义在全球多地兴风作浪,部分国家政治分裂和政治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这种动荡在安全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军备竞赛、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既有的各种国际安全机制的效力持续下降,地区性热点此起彼伏。这种动荡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社会信息化对各国传统价值的冲击更为明显,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较量重新升温,全球思想的相互激荡进一步加剧。动荡意味着不安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自然不是美好的世界。

当今世界也是一个变革的世界。这种变革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全球发展格局正在改变。这种变革在政治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呈现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国际格局重构加速,国际机制的失能或弱能进一步凸显了改革的必要性,去霸权日益成为国际共识,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进一步凸显。这种变革在国际安全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日益深入人心,国际安全机制正在更新。这种变革在文化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普世主义”价值观遭到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质疑,文明间交流互鉴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类交往的精神障碍进一步被打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孕育着新希望。

在这样一个以动荡与变革为显著特征的世界,大国关系何去何从至关重要,也令世人高度关注。之所以如此,与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实际拥有的特殊地位、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负有的特殊责任直接相关。美国学者诺曼·里奇(Norman Rich)在系统考察拿破仑战争至今的大国外交之后断言:“大国政策不仅决定了本国人民的福祉与不幸,同时也常常会影响到,而且一般是非常严重地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多数人民的命运。”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深入分析了美国与当今诸大国的关系之后也指出:“就身份而言,大国在社会结构是一种敌人、对手还是朋友的结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进而对国际社会的特征起着重要作用。”简而言之,大国的对外行为,特别是对待其他大国的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大国关系状况,不仅深刻影响本国的安全和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格局的走向、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国际体系的形态。

传统大国关系为什么不能再延续

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史上,曾长期存在一种以对抗与冲突为基本特征、以压制与反制为基本手段的大国关系。今天的人们通常将其称为“传统大国关系”。在传统大国关系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相关大国也有结盟或其他形式的战略和政策协调行为,以应对某种共同挑战或严重威胁,但这类协调行为往往只是暂时的,其间充满复杂的利益计算和微妙的相互博弈,貌合神离、龃龉不断十分常见;即使是那种所谓的“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联盟”,也会因为相关大国对共同意识形态的不同解释而走向解体。大国间对抗性关系的形成和演化,与大国执政集团或政治精英、思想精英对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本质的认知、对维护国家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方式的选择有关。被欧美国际关系学界称为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的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这本流布甚广、影响巨大的著作中就写道:人类社会受根植于人性的法则支配,“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对抗和利益冲突的世界,道德原则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有别于国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通行的是“人对人像狼一样”的丛林法则,那么国家维护自身利益、保障自身安全只能通过自助方式。扩充军备以威慑、遏制乃至压倒对方是国家的本能反应,“安全困境”则是一种逻辑必然,战争不时发生,和平只是两场战争的间歇。

在传统大国关系中,大国增强实力、追逐利益和显示权力,通常是与征服、战争、支配与控制等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从“大国”(great power)这一概念的缘起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词源学的研究显示,尽管大国存在的事实在东西方均早已有之,如古代的雅典、斯巴达、迦太基和罗马,古代的中东帝国和中华帝国,但这一概念却是肇始于近代的欧洲。一部近代欧洲史,始终笼罩着浓重的战争阴云,不时上演着“大国政治的悲剧”。在战争的铁砧子上,这片古老大陆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不断被锤打着。即使是那些先后活跃于国际舞台的诸大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生死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J.P.泰勒(A. J. P. Taylor)在描述1914年之前的世界时,曾“把大国定义为有能力在战争中取胜的国家”。对世界历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巴里·布赞,在一本讨论21世纪的大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的著作中也写道:“在倾向于战争的欧洲背景下,大国地位的主要标准是军事力量和在战争中取胜,当然,还有其正式地位在公开场合得到同等国家所承认等外交因素。”总之,欧洲传统大国在获取和护持自身优势地位的过程中,既伴随着万丈雄心,享受过短暂的荣耀,也面临着挥之不去的威胁,承受着绵延不绝的恐惧。在欧洲传统大国之后陆续走进国际舞台中央的其他大国,其感受和经历也大体如此。

面对动荡与变革交织的当今世界,“怎么办”,既是各大国都必须认真思考和谨慎作答的大问题,也受到广大中小国家满怀焦虑的高度关注。如果各大国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固守陈旧思想观念,沿袭传统行为方式,大国关系的未来自然是令人悲观的,广大中小国家则不得不承受更为糟糕的后果。这方面的历史教训足够多且足够深刻。美国著名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这本广受世人关注的著作中,通过对世界历史的梳理,声称发现了以下事实:“在过去的500多年中,有16个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的案例,其中有12次导致了战争。幸免于战争的4个案例则只是因为挑战者和被挑战者都在行动和态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调整。”基于对可怕前景的深重忧虑,艾利森反复辩解,说他从事这项研究的目标,就是帮助相关大国的政治家们汲取人类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从中找到丰富线索,并能够形成一个在不发生战争的状态下满足各国基本利益的战略。

当今世界已经发生巨变,未来早已悄然到来。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充分感知到巨变,并主动敞开心扉迎接未来。几年前,年轻的美国学者乔舒亚·雷默(Joshua C. Ramo)在《不可思议的年代: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这本小册子中写道:“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和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目前所接受的关于国家和国际政治的大部分观念都是一百多年前出现的。”陈旧的思想观念,自然产生陈旧的行为模式,历史也会因此呈现令人不满乃至不安的循环特征。这自然不是人类所期盼的理想状态。新世界不能沿袭旧逻辑。巨变的世界需要人类更新思想观念,也需要重构大国关系的基本框架。老路绝对走不通,走老路也十分危险。

新型大国关系应当是相互尊重、战略互信、稳定合作、共赢共进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人们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描述所面临的世界——不管这种描述如何全面和精准,也不仅仅在于解释这个世界——不管这种解释如何系统和深刻,关键在于寻找到改造世界的正确路径,使其更理性、更可控,因而也更美好。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后一点尤为重要。改造世界的议题涉及方方面面,就国际关系而言,其中关键议题之一,就是构建怎样的大国关系。答案只能是: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应当是相互尊重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相互尊重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它是平等原则对国际行为体在跨国互动中的行为方式的最基本要求。大国间的相互尊重首先应当体现为尊重彼此的主权。主权具有鲜明的建构性,一如对主权问题有深入研究的日本学者篠田英朗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它的实际应用如何,主权概念已经被认定为建构现实的基本因素”。换言之,主权原则是构建国家这一典型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和由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只有尊重主权,才有可能实现国家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大国间的相互尊重其次应当体现为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一个国家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历史和现实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是这个国家人民的选择。它们是否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并且只能依据这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来检验。一个大国不可能照搬照抄其他大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否则肯定会水土不服,甚至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一个大国也不应当自以为是或怀有不可告人目的地向其他大国强行推销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否则只会招致对象国的不满和抵制,从而恶化彼此间关系。大国间的相互尊重再次应当体现为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各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本国人民丰富实践的结晶,延续着本国的精神血脉,构建了本国的文化认同,因而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哪两个大国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完全一致。一个大国如果试图向其他大国强行推销自己崇尚的价值观念,搞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同样是十分有害的。一个大国处理与其他大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恰当做法,只能是尊重现实、相互包容、平等交流、彼此互鉴。

新型大国关系应当是战略互信的关系。作为一种良好社会关系的表征,信任既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前提,也是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基础。习近平主席曾将信任称为“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作为信任的一种特殊形式,国际关系中的战略互信,是指国家之间在彼此全局性目标、长期性意图方面的相互肯定、相互支持乃至相互依赖;与之相反的,则是所谓的战略互疑。从国际关系史上看,大国之间因缺乏战略互信——或曰存在战略互疑——从而产生战略误判,是导致彼此对立、产生冲突,甚至形成全面对抗直至爆发战争的重要原因;而大国之间确立战略互信,则有助于消除因偶然因素诱发的分歧、摩擦、争端、危机,直至实现国家战略对接。大国间的战略互信首先应当体现为彼此有明确意愿建立稳定的对话机制,通过经常性、多领域、多层次的沟通与交流,不断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理解,努力消除可能诱发战略误判的各种因素。大国间的战略互信其次应当体现为对其他大国的发展成就和态势不过于敏感,对其战略意图、长远目标不做恶意揣测,确立“一个大国崛起并不意味着其他大国必定衰落”的理念,不断增强大国共存智慧,努力寻求大国共存之道。大国间的战略互信再次应当体现为逐步消除双边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大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指国际领导权或主导权之争,以及因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性而引发的冲突和对抗。国际关系史特别是冷战史表明,结构性矛盾是诱发大国战略互疑、产生信任赤字直至形成全面对抗、爆发武装冲突的根本原因。结构性矛盾的内容与特点决定了解决途径的复杂性、解决时间的长期性,为此需要有关各方的智慧和耐心。只有解决好战略互信问题,大国关系的基础才会更坚实,发展动力也才会更强劲。

新型大国关系应当是稳定合作的关系。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经典之作《资治通鉴》有云:“孤则易折,众则难摧。”社会性的合作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群体的一个重要区别,它理应成为大国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彼此间关系的基本政策取向。从国际关系实践看,大国合作特别是稳定合作通常可以产生累加效应(additive effect)。但大国合作特别是稳定合作往往又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充满学习与试错、进步与倒退的复杂过程。著名行为分析和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将这一过程称为“进化”(evolution)。在这一过程中,大国所做的策略选择至关重要,大国的理念、认知、判断、意志极为关键。大国间的稳定合作首先应当体现为在双边关系中构建起兼具针对性、有效性与持续性的合作机制,以使相关各方能够产生稳定预期,并在互动中实施被对方认可为理性的行为。在既有合作机制下,各大国应当创新合作模式,拓宽合作领域,以扎实行动与可见成果,为本国和相关大国创造发展机遇,带来更多福祉,以强化对方进一步合作的意愿。大国间的稳定合作其次应当体现为大国能够戮力同心,积极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挑战,有效化解各种全球性危机。全球性问题、全球性危机涉及领域多、覆盖面广,成因十分复杂,即使实力超群的大国也无法单独解决好。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金融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都是如此。这就需要各大国加强协调,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尤其是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时,单打独斗不行,“大国共治”也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习近平主席曾严肃指出,在处理国际安全问题时“热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道义贫乏、理念苍白的表现”。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也指出,在当今世界军事实力和实现目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已经不那么紧密了。只有秉持新安全观,实现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

新型大国关系应当是共赢共进的关系。事实上,当今人类已经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彼此声气相通、命运相连。有鉴于此,各大国应当真正把地球村变成共促发展、共同进步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彼此伤害的拳击场。大国间的共赢共进首先应当体现为各大国能够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各大国都有自己的发展诉求和国家目标。在谋求自身发展、实现本国目标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大国以及所有中小国家的共同发展。世界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部分国家越来越富裕、其他国家越来越贫穷的基础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世界才能更好发展;只有世界更好发展,大国才能可持续发展。大国在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时,应当兼顾其他大国的核心利益与合理关切,努力寻找并不断扩大彼此利益的汇合点,提高彼此利益的重合度。那种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观念,已经明显不合时宜,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那种为一己之私试图搞垮其他大国或搞乱相关大国所在地区从而对其构成外部压力的做法,更应该遭到严厉谴责和普遍唾弃。大国间的共赢共进其次应当体现为彼此能够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差异是一种客观事实。在交集广泛、互动频繁的大国关系中,彼此在观念上产生分歧、在行动上磕磕碰碰无法避免。这里的关键在于:不要人为地扩大分歧,把分歧当成采取对抗态度的理由;不要人为地把磕磕碰碰升级,把磕磕碰碰当成实施对抗行为的把柄;而是始终坚守和平共处原则,始终坚持对话协商方式,以对话化解争端、管控分歧、达成共识、增进互信,从而有效维护相互关系以及国际秩序。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诸大国共走和平发展之路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各大国应当顺应而不是违逆这个潮流。只有相向而行,共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大国才能共同发展,而不会产生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的恶果;彼此之间才能和平共处,而不会重蹈明争暗斗、剑拔弩张的窠臼。在此过程中,各大国尤其应当充分尊重以联合国宪章和宗旨为核心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和宗旨为核心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达成的最大共识,也是二战结束后世界和平总体得以维护、大国无战争状态得以形成的基础。即使为了应对世界所发生的新变化、所面临的新挑战,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某些国际规则、国际秩序的适当性并对它们进行重构,也应当通过民主方式、和平方式,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拳头硬、脾气大”,谁就说了算,就照谁说的去做。当代欧洲最资深的外交官之一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在《和平箴言:21世纪的秩序与混乱》一书中就曾写道:“如果我们希望在和平中生活,我们就需要规则。”没有规则的世界必然是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它必然与猜忌、摩擦、冲突、战争联系在一起,因而肯定是一个动荡不安、令人恐惧的世界。

尽管世界历史上充满了大国起起落落的故事,新兴大国的崛起也总是伴随着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摩擦乃至最终的地位之战,以至于“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被某些人视为一种历史铁律。但历史并非总是在简单地重复过去。固守那样的观念,既是对人类智力的侮辱,也是对世界进步的漠视。观察和处理当今大国关系,应当始终明确的一点是:人类历史已经进入新阶段,一个与此前的任何历史阶段都显著不同的新阶段;当今世界是真正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而不是英国左翼思想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笔下的“旧的新世界”(the new old world)。在这样的新阶段,各大国特别是传统大国不应当再沉浸于“旧世界”的虚幻想象中,而应当“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努力适应“新世界”的真切现实,“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只有构建充分体现前述意涵的大国关系,也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大国关系,才能适应世界的新特点、满足人类的新需要,动荡的世界才能逐渐稳定,变革的世界才能有明确的方向,人类也才有可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此过程中,决心、信心、耐心、胸怀和智慧,一样都不能少;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着手,才是正确而有效的行动方式。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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