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6 次 更新时间:2008-09-09 11: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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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 (进入专栏)  

  1936-1940年我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曾选读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是他的及门弟子。1947-1949年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期间,吴宓教授是我的同事和邻居。我们虽无私交,但他的传奇经历不断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增加我对他的了解。

  吴宓教授1894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望族,原名陀曼,字雨僧(雨生)。幼时除在家随继母读书外,1906至1910年就读于陕西三原县宏道学堂,与张奚若同班。年幼敏悟,能诗善文,学习成绩突出,有才子之称。1910年底,由陕西省保送报考清华学校,1911年被录取。在清华学校期间,因成绩优秀,曾任《清华周刊》总编,并颇有诗名。其所作诗302首,词6首,后收入《吴宓诗集》。1917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翌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1919年春,他在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作题为“《红楼梦》新谈”的演讲,初步用比较文学的观点与方法,作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尝试,一鸣惊人。当时,陈寅恪也在哈佛学习,听后赋诗表示赞赏。诗曰: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吴、陈订交自此始。当时汤用彤也在哈佛。他们3人因学问超群,被人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吴宓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修词学原理》等课程,开我国比较文学教研之先河。1922年初,为对抗《新青年》,与友人梅光迪、柳诒征、刘伯明等创办《学衡》杂志,坚持到1933年,共出版79期。1924年调任东北大学教授。1925年,清华学校校长原拟聘其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他自认为学识资望不足,只同意接受主任名义,并力聘当时国学界最负盛名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无任4人为导师,为国家培养了王力、陆侃如、刘盼遂、高亨、刘节、谢国桢、吴其昌、姜亮夫、徐中舒、姚名达、朱芬圃等数十名优秀的国学人才。1926年3月,他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职,改任清华学校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改为外国语言文学系(简称外文系)。吴宓任该系专职教授直至1937年上半年,并3次代理系主任。这期间,他还兼任过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作为清华外文系代理系主任,他参考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经验,制订了适合我国情况的该系的培养目标:博雅之士。他开设的课程有《西洋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英国浪漫文学》、《翻译课》以及大学一、二年级的《英文读本与作文》等。经过他的辛勤耕耘,他的授业弟子中后来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学者、文学家、翻译家、外交家,比如钱钟书、季羡林、贺麟、张荫麟、沈有鼎、浦江清、田德望、吴达元、杨业治、盛澄华、万家宝(曹禺)、张骏祥、杨绛、李健吾、曹宝华、庄垲泰、王佐良、胡鼎声(胡乔木)、谢启泰(章汉夫)、乔冠华、章文晋等。1928年,吴宓还受聘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直到1934年初,共出313期。1930-1931年,吴宓游学欧洲,取道苏联,遍历英、法、德、意、比、瑞士诸国,并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35年,他的《吴宓诗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6年,写出了《文学与人生》讲稿。

  “七•七事变”后,直到1944年,吴宓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还兼任过云南大学教授。据其学生李赋宁回忆,期间他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等课程。 其研究工作,则除继续进行比较文学、欧洲文学研究外,还开展了世界文学史和《红楼梦》的研究。由于其教学和科研成绩显著,1942年,当时的国家教育部授予他以西洋文学门(或英国文学门)的“部聘教授”称号。除正常教研工作外,他还常常应邀在校内外作学术讲演,讲题大都与《红楼梦》有关。这种讲演场场爆满,掌声不断,因此之故,他甚至以“红学家”之名誉满西南。1944年,吴宓曾接到哈佛大学邀请其前往讲学函件,他推荐金岳霖教授代往。同年9月,他因故离开西南联大,到成都四川大学、燕京大学(成都)任教,两年后又转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私立华中大学教授和《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他拒绝了友人劝告,不去美国讲学,不去香港大学教中国史,也不去台湾,而是去了重庆,在北碚私立相辉学院任教,并兼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文学院以及重庆大学教授。在这6年间,他又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所到之处,都被邀请去作有关《红楼梦》的演讲,处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并发表了“《红楼梦》之学术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论紫鹃”等红学论文,羸得了大量的读者。

  新中国成立后,吴宓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旋因该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师范大学),自此以后,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历史系、中文系任教授,并兼任该院院务委员、四川省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文联常务委员和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主任。在西南师院教授的课程有:《欧洲文学史》、《英国小说》、《世界文学》、《世界古代史》、《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等。1961-1964年间,他结合教研工作,编写过《世界通史》、《外国文学名著选读》、《中国汉字字形、字音沿革简表》、《中国文学史大纲》、《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简明英文文法》等讲义。勤勤恳恳,诲人不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钱物被诈骗殆尽,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维持,还受尽诽谤性批判和残酷迫害。有一次被红卫兵裹挟着因行走较慢,被推倒在地,折断左腿,后又几双目失明。1976年冬因生活不能自理,由其妹吴须曼接回泾阳县养病,1978年1月17日逝世,终年84岁。1979年7月,西南师院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在我的印象中,吴宓先生是一个有学问、责任心强、教学效果很好的教授。他也很有名气,被人称为诗人、西洋文学史家、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1936年秋我进清华园后便熟悉他的大名,他也的确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受那种无理批判和残酷迫害,实在不应当,是极其不公平而理应为其平反昭雪的。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为先生平反昭雪的某些文章和发言中,有的也对先生未免过誉,而对其缺点则一字不提,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利于世道人心。比如,1997年9月23日上海《文汇报》所载“钱钟书与吴宓”一文中,作者李洪岩说:“吴宓先生是伟大的。是现代中国的一位英雄,他的正直、刚强以及牢固的气节等等,值得我们后人深深敬仰。当我赞美他的时候,语言变得贫乏无力了”;吴先生“是自由独立型,从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又比如,2004年9月9日在西南师范大学纪念吴宓诞辰110周年会上,吴先生的几位学生作了发言。粟多贵教授说:吴先生不愧是治学、教学和做人的一代宗师,一个铮铮傲骨的学者,一个真正的人,一代真、善、美知识分子的楷模。苏光文教授说:吴先生作为已经取得国际国内学术界公认的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大师,有三大突出成就: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主编《学衡》杂志,形成了一个学衡派。1989年11月30日,《回忆吴宓先生》一书编者黄世坦甚至不顾人所共认的吴宓思想保守的事实,在该书的“后记”中,赞扬他“与时代俱进的不懈求索精神”,这就未免矫枉过正了。

  我认为,吴先生一生的成就中,内容最丰富扎实、最有说服力、最能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是作为一个诲人不倦的大学教授的业迹。从他的教学工作来看,比如备课,温源宁教授说他备课像奴隶船上划船苦工那样辛苦。他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备课情况,据钱穆记述:“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 比如讲课情况,赞扬的人很多。现根据我自己亲身体会,并参考这些赞扬之词,作一简要叙述。我选读是吴先生教授的《欧洲文学史》。为教授此课程,他不独自编讲义《欧洲文学史纲》,还指定原清华大学教授翟孟生(R.D.Jameson)的《欧洲文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作为必读参考书。此书1500余页,从古代希伯莱和希腊文学一直写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文学(包括美国文学),内容十分丰富。吴先生自编讲义中,除欧美文学史外,也涉及到印度、日本、埃及、中东国家文学史。吴先生非常熟悉他所讲内容,许多文学史上大事,比如重要作家的生卒年代、著述情况、生平事迹(例如歌德一生6个恋人名字和生卒年代),重要作品的出版时间、地点、出版机构,他都能脱口而出,不出差错。还有一个特别能耐,就是将西方文学的演变和中国古典文学作适当比较,或者指出外国作家创作活动时间与某个中国作家的相当,比如但丁与元代作家,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等。除资料丰富详实外,他上课不独从来不迟到,而是提前到教室写黑板。讲课时十分投入,比如讲但丁《神曲》时,用手势比划着天堂与地狱,时而拊掌仰首望天,时而低头蹲下。当讲到但丁对贝亚特里切那段恋情时,竟情不自禁地大呼Beatrice!因此,他把课讲得很生动,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不过,他对同学要求却很严,除督促同学认真读参考书外,还规定同学写读书报告(我记得我写的是“柏拉图《理想国》读后”),而且批改作业极其仔细认真。即使你的英文字漏掉一个字母,或者你的标点符号不正确,他都要帮你纠正过来。看到学生作业中精彩的地方,他就加上圈点,并写出赞扬评语。他的考试题涉及面广,内容多,答起来很费时间。有几个同学用了5个小时,误了晚餐,他请他们上了饭馆。

  课堂外,吴先生和学生关系也不同一般。你可以和他平等地讨论问题,诗歌唱和;你请他答疑解惑时,他是有求必应,尽心尽力;他也和学生一同散步、谈天,请学生上餐馆。特别是对女同学,他尤其照顾。女同学茅于美记述道:“我们师生数人走在狭窄的铺着石板的街道上。那街道两边是店铺,没有人行道。车马熙来攘往,挤挤搡搡,先生总是尽量照顾我们。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唤着[张]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为不禁令人想起[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行径。”

  总之,吴先生不独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也关心学生的事业、婚姻、家庭等问题;他还资助过许多穷学生。他一生对教师这个职业情有独衷。辞世前一年在故乡泾阳县养病期间,身体刚能走动,便积极帮助在家待业的外甥女补习功课,使她翌年考上了重点大学;当他听说当地有的中学因缺师资开不出英语课时便问:“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呀”;当他弥留之际,口里还在不断地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给我水喝!”

  综上所述,吴先生真不愧是20世纪中国一位做出卓越贡献的、值得青史留名的大学教授。

  关于吴先生的为人处世,凡与他相识的人,一般都认为他正直、诚实、善良、天真,特重友谊,乐于助人。特别是他与清华同学吴芳吉和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的忠实、真挚而坚贞的情谊,更是广为人所乐道。但是,由于他一方面信仰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浪漫文学、特别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的影响,他的一生又充满了奇特和矛盾。季羡林先生在为《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写的“序”中说:“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战的《红楼梦》,所以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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