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剑英:浅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反美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1 次 更新时间:2006-05-29 19: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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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剑英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反美主义风行一时。美国政府与学界主流拒不承认全球反美主义源自美国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这一事实,反而认为反美主义是一种强烈仇视美国霸权地位的“国际病态行为”。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全球反美主义有一定回落,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反美主义,反而加深了国际民众对美国霸权的愤恨。全球反美主义仍将持续存在,并可能出现新的高潮。

  [关键词]全球反美主义 世界舆论 美国外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美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一种现象,但学术界仍未能对它予以确切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反美主义是一种情绪或思想,如美国学者保罗·霍兰德( Paul Hollander)认为反美主义是一种对美国国内外政策与主流价值观念甚至美国民众表示敌意或否定的反理性主义;而有的学者则把反美主义看成是一种行为,如韩国学者金承焕( Kim J inwung)认为反美主义指任何对美国、美国政府与美国国内外政策以及美国主流价值观念、美国民众表示敌意的行为。[1] 事实上,从当代反美主义的发展状况看,反美主义既是一种思想潮流,也是一种具体行为,二者融为一体,使反美主义逐渐成为制约美国霸权的重要国际因素。

  

  一、全球反美主义的阶段性演进

  

  全球反美主义运动可以溯源至18世纪初,以后随着美国际地位与形象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到21世纪初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根据全球反美主义发展的时间线索,可以将其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 18 世纪美国立国之前的反美洲阶段。这一时期的反美主义表现为针对北美新大陆自然环境的反美洲情绪,主要在西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之间传播。他们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差异,美洲大陆生活的动物处于不断退化之中,即使是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人与动物迁移到美洲,也将退化堕落为怪物。根据这种“退化理论”,一些思想家得出了“美洲同样也无法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的结论。[2] 虽然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后来逐渐被遗忘,但从中派生的美国“性本恶”观点却一直延续至今。

  第二阶段:从美国革命到美国内战时期的反美国制度与文化阶段。美国立国之后,欧洲国家认为,“性本恶”的特点及狂妄自大的使命感与优越感使美国成为反对欧洲正统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因此,欧洲人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及文化价值观抱有深深的敌意。19 世纪英国作家法莱德立克·马雷耶特( FrederickMarryat)把美国的民主制度描述成“可怕的灾难”;另一位英国作家弗朗西丝·特罗洛普( Frances Trollope)则批评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认为美国文化粗糙低俗,无法与高雅的欧洲文化相提并论。[3]

  第三阶段: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到二战期间的反美国殖民扩张阶段。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综合实力迅速增强,在世界范围取代西欧发挥影响已是指日可待,因此欧洲对美国的敌意也不断加强。此外,加入反美国殖民扩张的还有美国殖民地民众。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e Enrique Rodo)在1900年出版的代表作《爱丽儿》中对美国在拉美的殖民扩张进行了抨击,将美国描绘成粗暴而又贪婪的“半人半兽怪物”。[4] 罗多的思想在拉美国家广为流传,成为这一地区反美主义思潮的起源。

  第四阶段: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霸权主义阶段。二战结束以后,英、法、原西德等欧洲国家出于安全与经济重建的考虑,接受美国援助,美国霸权因此轻而易举地在这些国家获得了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反美主义运动虽然有阶段性的发展,但总体上处于低潮期。但是,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世界运动,虽然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分歧曾时有起伏,但联合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主旋律在整个冷战时期一直没有改变。

  第五阶段:冷战结束以后的反美国化阶段。冷战结束以后,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力量,美国产品充斥世界各地,其民主价值观与大众文化也在世界广为流传,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美国化的代名词。面对美国强势的经济与文化入侵,国际社会的反美情绪不断升高。“9·11事件”后,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以虚假情报为依据,悍然对伊拉克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一切使国际社会积压已久的反美情绪遽然公开化,全球反美主义出现新的高潮。

  

  二、当前全球反美主义的主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反美主义从主体上看仍是国际民众运动,但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产生了制约作用。这一时期全球反美主义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全球反美主义的自觉性不断增强。从思想方面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反美主义运动不再停留在过去“情绪”层面,民众不再是单纯通过对美国某种产品或者某项具体政策进行抵制或抗议示威以宣泄敌视心理,而是进一步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进行批判与抵制,从而对美国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美国国内政治制度与民主价值观念进行抨击。从行为方面看,这一时期的反美主义具有更强的组织性,表现方式更是多种多样,其目标既有具体针对性又带有浓厚的政治与民族主义意图。如韩国反美主义从表面上看主要针对的是驻韩美军的各种犯罪行径与美国对韩单边主义经济政策,但都折射出与韩国经济快速发展、民族主义不断加强相适应的政治诉求,那就是力图摆脱长期以来依附美国霸权的境遇。[5]

  第二,反美主义具有普遍的民众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民主、自由、和平、和谐等人类文明的主要价值观念不断深入民心,全球普通民众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抵触心理更加明显,从而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反美运动不断壮大。反美思潮已不分种族与政治背景,不再专属某个国家和地区或某些特别团体,政府决策者、知识分子、企业管理阶层与普通劳动者中都有人积极投身于反美运动,由此可以说反美主义已经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民众基础。[6] 而在“9·11事件”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反美主义持续高涨,就连美国传统盟国的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也越来越反感。2003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欧洲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在希腊、芬兰、西班牙与瑞典四国的民众心目中,美已成为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即使在美忠实盟友———英国,也有55%的人认为美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在俄罗斯、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更有高达71%以上的民众对美军事威胁深感担忧。[7]

  第三,宗教反美主义异军突起。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把伊斯兰文明看成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之一。在亨廷顿看来,伊斯兰信徒与军国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极大的威胁。[8] 正是这种具有贬抑穆斯林倾向的文化氛围,使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很自然地将中东地区有关国家与恐怖活动罪魁祸首联系在一起。其结果当然引起了穆斯林民众的深深敌意,美国因此成了“最大的魔鬼”(已故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语) [9]。宗教势力的反美活动不仅仅存在于穆斯林地区。拉美激进的“解放神学派”、希腊东正教的高级教士、犹太籍的原教旨主义法师,甚至美国内定期在电视节目中传播福音的神职人员,也都一直在严厉谴责美国社会的道德堕落。[10]

  第四,针对美国利益的非对称攻击明显增加。美国学者保罗·特罗特概括了极端反美主义者对美国的七种评价,包括“魔鬼”、“刽子手”、“恐怖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种族歧视主义者”、“已经腐化透顶”、“根本就不配在地球上存在”等。[11] 这些评价无疑说明,在极端反美主义者特别是穆斯林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看来,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邪恶的国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对其进行攻击,美国政府与个人财产甚至美国民众的生命因此都成了攻击对象。本·拉丹早在1998年2月就指令其下属组织“杀死美国人与他们的盟友———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这是每位穆斯林教徒的个人职责⋯⋯” [12]。而“9·11事件”正是极端反美主义的集中表现。

  

  三、反美主义走向新高的根源

  

  美国政府与学界主流认为,反美主义是“一种源于强烈仇视、嫉妒美国心理的国际病态行为”。在他们看来,反美主义盛行决非美国本身的过错,其原因是文化种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狂热民族主义、政治独裁主义等非美国的外部因素。[13]这无疑是在为美国辩护。当然,上述外部因素都可能对反美主义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在美国的西欧盟国里,反美主义盛行与欧盟随着自身统合进程加快、综合实力提高从而要求摆脱对美国从属地位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的实际情况看,反美主义浪潮走向新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自身。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美国傲慢自负的世界观。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源远流长的“天定命运论”与“美国例外论”滋生了美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情感在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单极世界霸权地位的确立得到强化,美国的世界观变得更加傲慢自负,从而成为诱发国际反美主义高潮的重要思想根源。

  在自我评价方面,美国历来强调,美国的政治制度与民主价值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为国际社会谋利益。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二元对立的逻辑来看待它与世界的关系:既然恐怖分子是邪恶的,那美国就是善良与富有道德的;既然美国是正义的,那伊拉克、伊朗、朝鲜等不认同美国民主价值观念的发展中国家就是邪恶的,因此,“正义”的美国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去铲除“邪恶”都是“正当”的。[14]

  在对其他国家的评价方面,作为世界“主宰”,美国从来都是依据自己的标准来进行。美国定义了自由与正义,所以捍卫美国的自由与正义就是捍卫世界的自由与正义,美国就必须将本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念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定义了人权,所以美国就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甚至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美国定义了自由贸易,所以美国采取多种措施迫使其他国家向美国产品开放市场,等等。总之,美国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他国家都必须依照执行。

  二是傲慢自负的世界观指导下的霸权主义对外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借全球化之机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成为这一时期全球反美主义浪潮高涨的直接原因。

  在经济方面,美不但加大了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力度,而且迫使这些国家开放市场,并频繁援引美国内贸易立法中的保护主义条款对其进行制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图控制其市场并干涉其经济主权。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评价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改革时曾指出,改革使这些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换来的却是无休止的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穷人尤其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15] 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更是因此激化,社会局势更加动荡。

  在政治方面,美国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对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向它们输出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以图将其改造成美国式“民主国家”、最终实现所谓的全球“民主和平”,因而使发展中国家遭遇到严峻的政治生存危机。美国的政治单边主义政策同样置盟国的利益于不顾。“人们普遍认为,美国越来越愿意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而很少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意见,美国把本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混在一起。” [16]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冷战时期令欧洲人感到不安的孤立主义幽灵如今为美国单边主义幽灵所取代,欧洲人当然不愿再与美国保持友谊,对美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感情绪。[17]

  在军事方面,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继续支配北约,致使其成为美军事工具。美在与盟国发生矛盾时,对盟国的不同意见置之不理,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更以“联军”形式发动战争。据统计,1990 - 1997 年,美对外用兵42 次,年用兵频率比冷战时期高出约一倍; [18]而在21 世纪初短短三年时间,美国又发动了两场局部战争。此外,美国还是一系列有关国际武器销售以及裁军条约的破坏者,这些条约包括禁止地雷条约、禁止小型武器贸易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化学战条约、生物战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等等。正如美国著名智库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所说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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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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