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柱:转型时期中国女工的身份认同问题——读潘毅《中国女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7 次 更新时间:2008-07-31 18:12:05

进入专题: 打工妹   身份认同  

高景柱  

  

  [内容摘要]:打工妹作为中国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生群体,其身份认同呈现出二元结构: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与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打工妹身份认同二元结构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及当今社会的性别歧视;这种身份认同二元结构的危害在于侵害平等原则及导致打工妹权利的缺失,为此改革户籍制度、实现性别平等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期待。

  [关键词]:打工妹,身份认同,户籍制度,性别歧视

  

  上个时期80年代,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跨国资本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此时国家放松对人口的控制,大量非城市人口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变成了打工仔或打工妹。关于这群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已有很多研究,有的侧重于女工的来源地以及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帮派”之间的冲突,另一些以女工要比男工承受更多苦难的假设而将矛头直指性别差异,有的探讨工人的自卑意识和树立身份认同的努力等。[1](P117)香港科技大学潘毅(Ngai Pun)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研究视角。作者通过从1995年秋至1996年上半年在深圳的一家港资工厂——作者命名为“流星厂”的近八个月的田野调查,与女工一起生活和工作,为我们展现了当代中国女工的生存现状及对其的思考。作者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追求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变革时期,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混合体到底对个体提出了怎样的要求?而且,将会出现怎样的新主体/新身份认同,以及新的权力——抗争关系?”[2](P10)全书共分为“国家与资本: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与解体、背井离乡:农村女性的挣扎、社会性身体:规训与抗争的艺术、当上打工妹:身份认同与差异政治、性与性别的想像、工厂里的尖叫梦魇与叛离、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等七章,此书英文版一出版就获得学界好评,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界的“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对《中国女工》一书我较感兴趣的地方是作者对打工妹身份认同的研究,作者主要考察了打工妹的“阶级身份认同”和“性别身份认同”。本文打算在作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打工妹的身份认同问题,考察打工妹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和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这种二元结构,并考察这种身份认同二元结构的根源所在及其危害性,最后提出避免这种身份认同二元结构的一些期待。

  

  一、打工妹身份认同的二元结构

  作者在《中国女工》一书的导言中提出了打工妹的身认同问题:“当年轻女性进入一套特殊的生产关系、经历无产阶级化,以及异化过程的时候,打工妹这种新的社会身份认同是如何在这些农村女性的身体上被建构和确定下来的?”[2](P32)打工意味着为老板工作,意味着由个体变成劳动主体的过程,也就是说当农村女性从农村走进城市工厂的时候,已意味着她们身份的转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从事农业劳动转变为从事工业劳动,但是这些打工妹自身如何看待她们实际工作地位的变化呢?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呢?

  1、打工妹的阶级身份认同

  所谓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对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与“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有三个相关问题:“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关于打工妹的阶级身份认同,作者重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念。马克思曾对阶级的概念作了这样的分类,一种是自在阶级,另一种是自为阶级。所谓自在阶级是指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出现的大量的劳动者,他们的阶级角色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确定的,而自为阶级是指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劳动者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有明确的认识,并确立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认为,工人阶级的出现是1890年——1932年工人的阶级经历的产物,工人阶级的形成离不开阶级经历,阶级是“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3](P1)汤普森同时认为阶级斗争可以脱离阶级而存在。作者并不以为然,认为没有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没有阶级意识和阶级,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如果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在中国酝酿了一种‘阶级斗争’的话语的话,那么,就是邓小平所发动的改革宣布了这种话语的‘死亡’,并代之以一种‘现代性’话语,承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P45)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斗争观念从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消失,阶级分析观念已经退出了话语分析的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伴随中国走向现代性的时候,阶级分析已经过时。相反,“如果说,中国的底层阶级曾经被来自统治阶级的主导话语伤害过,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交汇处出现的新型主体——打工妹,则正在翘首盼望着‘阶级分析’的归来。”[2](P18)作者认为当我们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打工妹的时候,打工阶级在中国已经形成,但是始于社会底层的打工阶级的形成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打工阶级的形成过程也是其解体的过程。打工妹的阶级身份认同是非常模糊的,当我们询问“农民工是工人还是农民”的时候,这个问题对打工妹同样适用,她们是工人还是农民?这就关涉到身份认同的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如果她们是农民,她们应该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她们现在却背井离乡在工厂工作;如果她们是工人,她们能与城市人享有同样的福利吗?她们能永远在城市里居住吗?事实情况不能,打工妹是城市里的匆匆过客,到了一定的年龄不得不离开城市而回到农村结婚,转而承担母亲的角色。在当今中国,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决定个人的身份地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与其他因素有关。打工妹的阶级身份认同是模糊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打工阶级,同时她们的身份认同是错位的,这一切源于什么呢?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2、打工妹的性别身份认同

  与打工妹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相比,她们的性别身份认同是非常清晰的。农村女性外出打工,其被称为“打工妹”,打工妹意味着一种比较低的社会身份地位,同时她们还被称为“妹”,“妹”意味着这个劳动主体在特定情况下的性别身份,“‘妹’意味着年轻的女孩儿,它不仅标示出性别,而且还表明婚姻状况:与‘姐’相比,‘妹’意味着单身、未婚而且比较年轻。因此‘妹’通常意指较低的社会地位。因此,‘打工妹’代表的是一种深嵌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与性别关系之中的次等劳动身份认同”。[2](P173)打工妹意味着温顺、软弱和易于管理;打工妹意味着她们是遭人歧视的对象,比如作者描述了工厂里对女性的歧视语言,比如“乡下妹,除了种田什么都不懂!乡下妹,懂点规矩,文明点儿!乡下妹就是乡下妹,粗手粗脚!乡下妹根本就没法教,又蠢又笨!”[2](P183)打工妹还意味着她们的劳动是廉价的,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中国转而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由女性承担的。打工妹自身承受“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这三者联手创造出一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2](P5)从以上可以看出,打工妹是温顺、服从、廉价的代名词,而打工妹自身也有着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反而会给女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或矛盾的心理体验,而不是健康快乐的心理体验。例如自卑、边缘、不自信、厌弃自身的女性性别、无奈、放弃、自足,向往、高估而不是歧视男性特征和性别身份”。[4](P158)本文将打工妹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和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称为打工妹身份认同的二元结构,那么这种身份认同的二元结构的根源何在?

  

  二、身份认同二元结构的根源

  打工妹作为转型中国社会新出现的一种群体,她们身份认同的二元结构的根源主要在于当今中国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其中她们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而她们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与性别歧视有关。

  1、户籍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加强对人口的控制,于1958年正式建立户籍制度,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户籍制度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而且还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比如工作地点、福利、住房等。上文本文所说的在当今中国,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决定个人的身份地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与其他因素有关,这个其他因素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户籍。从1950年代至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户籍制度被区分为“城市常住居民户口”和“农村常住居民户口”,造成了人为的城乡二元分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与生俱来的,它不是由生物学属性,而是由其所处位置——即其出生地的地区(农村或者城镇)——决定的。”[2](P180)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出生地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大量外资开始进入中国,国家开始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以满足本土企业和外资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但是国家并没有完全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农民外出打工必须持有身份证、务工证、暂住证,女性还要持有未婚证,否则会被以“三无人员”遣返回家,在2003年孙志刚案件发生以前“三无人员”还会被收容所强制收留后遣返回家,同时城市管理者还以各种名目对农民工收取各种费用。打工妹外出打工,虽然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她们却不能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相反她们还被当作“盲流”而受人歧视。“事实上,城市不允许新兴打工阶级在它的土地上生根。更糟糕的是,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控制机制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建构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从而既深化又同时掩盖了对她(他)们的剥削。”[2](P71)实际上,这是非常矛盾的,国家一方面允许农村人口外出打工,促成了打工阶级的形成,另一方面又采取户籍制度促使了打工阶级的瓦解,可以说,“农民/工人身份认同的模糊化,或者说新兴打工阶级的弱势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压榨农村劳动力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奇特现象。”[2](P71)户籍制度的存在可以强制打工妹在工厂劳动,“户口制度已被证明是为工厂管理者提供便利的一项工具。即使开工不足和不付给工人工资,工厂也能够采取扣押工人身份证的做法,使得工人不能轻易地离开工厂。”[1](P133)可以说,户籍制度的存在既促使又瓦解了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打工妹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与户籍制度的存在密切相关。

  2、性别歧视

  打工妹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与当下的性别歧视存有关联。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主张女性的“三从四德”,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古代的贞节牌坊是女性的血泪史。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主张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但是50多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远未实现,妇女无论在就业、升迁、社会参与等方面都深受歧视,俨然一个“二等公民”。

  作者列举了她在工厂中观察到的性别歧视。流星厂是一家港资工厂,有500多名工人,其中女性占75%以上,为什么雇佣这么多女工?难道她们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非常高?事实情况是资方认为女性温顺、易于管理、易于接受低工资,也就是说女性的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更适合在该厂工作。性别不平等在该厂是非常普遍的。虽然该厂75%以上的员工是女性,但是该厂的总经理是男性,4名经理中有2名是男性,电子工程师、电子技术员、厂长、主管等主要的管理人员几乎全部都是男性,而基本的操作员、质检员几乎都是女性。该厂这样的劳动分工与社会中的性别歧视是一致的,一般人认为男性适合做经理,而女性适合做秘书;有家庭主妇,而无家庭主男;男性做医生,而女性做护士,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打工妹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与性别歧视是密切相关的。

  

  三、身份认同二元结构的危害

  打工妹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与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是一种正常现象吗?本文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与现代社会是不像适应的,它对现代社会的最大危害是侵害了平等原则以及导致打工妹权利的缺失。

  1、侵害平等原则

  现代社会是一个平等社会,人们对平等的追求已经达成了共识,今天已无人称特权社会是可欲的,已没有人再为奴隶制度进行辩护。虽然人们对平等的理解存有很多分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追求机会平等。当今学界关于平等理论的讨论是在认同机会平等的前提下来讨论各种平等观,比如资源平等(罗纳德·德沃金)、能力平等(阿玛蒂亚·森)、福利的机遇平等(理查德·阿内逊)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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