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晞 宋国新: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08:36:13

进入专题: 共同利益   身份认同   国际合作  

肖晞   宋国新  

   内容提要: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表明国际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是影响国际合作的两个核心变量,二者的共振决定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本文尝试建立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的新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共同利益、身份认同及二者共振对国际合作的作用机制。倡导建立国际公共产品的联合供给模式,为国际合作创造条件、增续动力。通过共同利益的整合与创造,突破利益隔绝 “藩篱”,减少互斥利益及其干扰,实现国际合作的充分与分布再平衡; 通过合作身份的凸显与相互确认,减少消极情绪和错误认知,推动 “收益—责任”分配的日趋平衡。着力加强共同利益建构及其制度化和提高身份认同程度及规范的内化,降低国际合作脆弱性,提高合作效率,保证较高的国际合作实现程度。

   关键词:共同利益; 身份认同; 国际合作; 作用机制

   作者简介:肖晞,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教授;宋国新,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罗伯特·基欧汉将国际合作定义为 “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他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罗伯特·帕特南进一步强调,国际合作是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的结果。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认为合作现象四处可见,它是文明的基础。当今世界深度互联,已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合作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科技等领域成果显著。然而,随着国际矛盾日益增加,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的凸显,正是国际合作仍存在严重赤字与恶性竞争的真实写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人类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 “脱钩”风险,对各国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构成严峻挑战,团结合作成为世界疫情防控的唯一选择。但是,全球疫情大流行与百年变局重叠,加速了世界多极化发展,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矛盾显现激化,极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急剧抬头,各国借疫情将国内矛盾向国际转移的风险加剧,美国由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领导供给者变为旁观者甚至是搅局者,全球化负面影响加深,国际合作更加脆弱和低效。此外,全球疫情大流行也表明国际社会无法承受各自为战和逆全球化的成本与巨大损失,国际合作不仅基于共同收益,而且要应对共同威胁与挑战,收益—责任的平衡更为重要,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更显紧迫。各国应把握世界大势、顺势而为,实现国际合作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的立体突破。因此,如何保证国际合作的实现、维持和深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和实践的主要场域。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际合作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已有较为成熟的国际合作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等西方主流理论分别发展出了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和合作文化论等国际合作理论。然而,上述国际合作理论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当前英国脱欧、美国 “退群”、众多国际组织的低效性以及国际合作的恶性竞争仍缺乏有效的解释。黄少安等认为合作要结合主体的意识性 ( 或刻意性) 和行为的经济性,强调合作具有亲社会情感与他涉偏好的特征,是 “自愿选择”和 “自利性与互利性”的统一。经济学对于合作的研究过于关注利益的分配,其将 “经济人”的博弈论作为核心关注点。不对称相互依赖导致国际合作易偏向零和博弈,致使国际合作更加复杂化和悲观化。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合作的研究最为深入,影响力也最大。其将合作中的各方关系视为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由于互补性与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得合作成为可能。而 “风险与机遇的不对称导致双方对这组关系的敏感度不同”,相对实力强者而言,实力较弱一方会更加敏感。国际合作处于一种不对称相互依赖状态,为此魏玲提出不对称互动。但是,共同利益与政策协调仍无法有效解决全球合作非均衡化和收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实力弱者作为主导者和主要获益一方,实力强者作为服从者和获益较少一方,所进行的不对称互动非常脆弱,也无法持久。孙杰强调合作中内生地存在不对称性,认为如果弱势一方能够开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那么多局合作收益的加总就可能使其达到最终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目的。其关注重点是如何在不对称合作中实现收益平衡和获得权力,国际合作的脆弱性和低效仍没有得到解决。归根结底是没有解决国际合作的分配与主体间的认同问题。超越权力、制度、文化维度的局限,探索更本质和更具解释力的核心变量显得紧迫且意义重大。本文从物质和观念两个维度出发,发现具有主体间性的身份和作为客体的共同利益是影响国际合作的两个核心变量。主要探讨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以及二者的共振对国际合作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二是国际合作的实现、维护和深化如何实现?

   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理论分析框架: 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作为国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共同利益为国际合作提供动力。当共同利益多时,国家有高合作意愿和强合作动力,保证了国际合作的高实现程度。反之,则出现国际合作的低实现程度。“利益的永恒性和朋友与敌人的非永恒性”,忽略了身份的稳定性和利益内容的变动性,导致国家过度地强调利益而忽略了身份对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身份认同是减少国际合作干扰性因素、实现收益—责任平衡、解决国际合作分配问题的关键性变量。当身份认同度高时,国家实现合作的意愿提升、合力增强、实现程度高。反之,国际合作的意愿降低、张力增强、实现程度低。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是共同利益与身份认同共振的结果。

  

   二、共同利益对国际合作的作用机制

   当前学界关于共同利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 即共有利益、共同利益和全球利益。共有利益强调的是两者或两者以上利益相重叠的部分或交叉部分,即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或关联程度。共同利益则是相互依赖状态下国家利益存在共性或趋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 ( common bene-fits) 和共同威胁 ( common threats) 所构成,并在双边、多边和全球框架内形成国际合作的基础。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间在互动中产生利益趋同的一面,便是共同利益。共有利益与共同利益并非是 “静”与 “动”的差别?瑏瑣,而是认同与否的差别。共同利益在共有利益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认同。全球利益指由全球化、全球问题所凸显的,全球治理的时代任务所亟须的,以人类中心论和世界整体论为核心的,要求人们用全球意识去思考问题的一种全人类共同利益。全球利益即为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追求的是世界各国利益存在共性或趋同的部分的公约数,实现难度增加。因此,以共同利益为研究对象,更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一) 共同利益的形成: 自然生成与社会建构

   共同利益的形成分为两种: 自然生成与社会建构。共同利益的自然生成指国家利益在相互依赖条件下的非直接人为因素的趋同。这种竞争下的共同利益形成,更多的是一种追求共同收益并规避风险的过程,收益成为共同利益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共同利益的主要特征和重要动力,并日益形成等级分明的国际分工体系。从全球层面和历史向度来看,仅以收益为导向的国际合作是碎片化的和脆弱的,最终导致的是全球化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 ( 如战争、难民、贫穷、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由此产生的逆全球化等) 。国际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国际合作无法实现或难以维系。共同利益的社会建构又分为共同利益的整合和共同利益的创造。共同利益的整合指国际行为体共同推动的促使相互隔绝的、碎片化的国家利益进行对接与整合以实现利益趋同的现象。共同利益的整合是一种寻找机会的过程。以最低成本实现国际合作,获得共同收益或减少共同威胁。共同利益的创造指国际行为体共同创造的共有利益。共同利益的创造是一种创造合作机会的过程,更具有长远意义,难度和挑战更大。这一过程需要大国或国家联盟主动承担责任。共同利益的建构一般由大国、国际组织和国家联盟主导,通过主动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实现国家利益的扩展与趋同。以优势互补为导向的共同利益建构,有利于推动其实现分布和发展的再平衡; 有利于推动国际合作范围扩展和程度的深化,解决全球化所产生的和平、发展、治理和信任赤字问题。日益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需要自然和人为两种状态下共同利益的协调与再均衡,以推动国际合作的均衡化和持久性发展,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共同利益由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所构成,其中,共同收益侧重行为体互动的正向效应,属于利润导向; 共同威胁侧重行为体互动的负面阻碍,属于风险导向; 而在共同收益与共同威胁之间存在着基欧汉和奈所言的 “潜在损益”,它体现的是行为体互动过程中既可能产生收益也可能形成威胁的潜在变量,属于问题导向。共同收益是国际合作的原始动力和主要目的。但随着全球性、区域性问题的增加与凸显,应对共同威胁开始成为国际合作的重点,并表现为全球、区域治理的兴起。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各国的收益与担负的责任日趋平衡。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是共同利益的一体两面,共同作用于国际合作的整个过程之中。全球、区域治理为共同收益创造条件。共同收益使国家有能力、资源和手段应对共同威胁,保证合作的持久与深化。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构建实现共同收益与应对共同威胁的复合模式,实现 “收益—责任”的平衡,以便灵活应对合作内容的变化和 “潜在损益”的负向浮现。

   (二) 共同利益的作用: 提供国际合作的动力与制度保障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为国际合作提供动力。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国家为了获得共同利益会遵守相应的制度规则、维护并深化国际合作。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的生命力来源,国际合作动力的大小主要是由其多少决定的。共同利益的增加,对国际合作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导致国际合作的反复甚至失败。共同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推动国家利益不断进行调整。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再绝对,并融入了更多的相对性含义,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国际合作的意识也得到了加强。国家利益的零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国家利益是可以调和的,并且很多国家利益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合作比对抗能更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由于 “共有利益”的生成与获得是建立在多边机制或网络之中,它有利于规范行为者的行为。因此,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所涉各国共担责任、大国承担主要责任已成为国际合作的基本战略路径。共同利益的制度建设为国际合作提供保障,推动合作得以维护和不断深化。国家间的合作得到鼓励,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因而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

   (三) 共同利益的困境: 国际合作的脆弱性

   凸显国家利益间存在三种关系: 即共同利益、互斥利益和利益隔绝。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当前,互斥利益与共同利益日渐分离,国家从关注利益冲突向重视共同利益转变。但是,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共同利益并非不受互斥利益干扰而持续保持正向发展。当共同利益不是明显大于互斥利益时,国家通常不会采取扩大共同利益或减少互斥利益的行动。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降低,国际纷争产生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共同利益在推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五种互斥利益的困境: 即相对收益困境、责任分配困境、安全疑虑困境、权力竞争困境和文明冲突困境。

其一,作为国际合作内部干扰因素的相对收益困境。国际合作收益的非均衡性和国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叠加,导致国家在合作中陷入相对收益的困境。当面对为共同获益而开展合作的机会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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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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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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