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软实力”要靠“软能力”来实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8 次 更新时间:2008-07-21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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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 (进入专栏)  

阎学通教授关于“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的论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软实力”这一重要概念,而且更有助于我们理顺在强国复兴之路上,如何正确积累和合理运用“软实力”的方针策略。从眼前的形势看,贴有“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正因为一连串的“质量问题”而经历着一场整体形象危机;从中期看,明年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不仅为我国在新世纪积累“软实力”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更是对我们“软实力”运用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从长远看,无论是国家统一、民族富强,还是和谐世界、文明复兴,无不要求我们熟稔和掌握软硬实力的内涵外延,以便运筹帷幄,厚积薄发。

“软实力”不是“操作能力”

阎学通教授把软实力划分为“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两个构成要素,并进而强调“政治实力是国家运用其全部资源的操作能力,而文化实力是指可以被国家运用的文化资源”。这种“政治”、“文化”的简单二分法,虽然和约瑟夫•奈原本关于“软实力”的概念界定,不尽相符;但为了探讨的方便计,倒也无伤大体。但是,此处关于“政治实力”是“操作能力”而“文化实力”是“文化资源”的概括,却混淆了“软实力”的构成基础和实施效果之间的区别,导致了阎文在后面逻辑论证上的循环和矛盾。

简而言之,国家“软实力”就如同一个人的名望声誉,是一个国家文化吸引力,道德感召力,和政策公信力在全世界国家、民众范围内的长期和纵合性的反映。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积累的“软实力”,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碑”“声望”一样。在这里,“软实力”不是指某个国家政治制订执行者主观的操纵意愿和操作能力,而是指在世界舆论的公共空间内,一个国家所享有的被追随、被爱戴、以致被谅解的道义和民意基础。这是一种“民望”、“公论”,是一种虚拟存在的如镜中花、水中月一般的影像。正因其不可捉摸而又似乎无处不在,所以称其为“软”实力。因此,即便是有所谓的“政治实力”一说,它也是和其他诸如文化、传统、宗教、价值观等“软实力”构成要件一样,平等存在,都是要放在世界民意的天平上接受检验的。因此,绝不存在什么“政治实力是运用文化、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操作性实力,没有了政治实力,任何资源性的实力都不能发挥作用”这种情况的。在很多时候,“软实力”甚至可以超越任何政治政策和意识形态而单独存在。比如,国际红十字会和“绿色和平组织”等等非政府机构都是非政治化的组织,但它们却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软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梵帝冈教廷可以公开反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而即便如此,也不见得会因此丧失其在美国信徒中的“软实力”权威。由此可见,“软实力”的根基不是什么“政治操作能力”,而是一个国家和组织所代表的文化,所坚守的理念和所执行的政策本身具有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公信力。

将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分为“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两部分,看似简单明了, 实际上这种划分本身,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且不说政治和文化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清晰划定界限;就算是理清楚了,在具体的政策实施和战略谋划上,如果过分厚此薄彼,反而是画地为牢,自缚手脚。更何况,严格地说,“操作能力”和“文化资源”本来就属于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根本不能并列成为“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用好“软实力”需要“软能力”

其实,阎教授所一再强调的“政治实力”,可以更准确地概括为一种操作和运用软硬实力的“软能力”。“软能力”不同于“软实力”;“软实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资源,而“软能力”则是一种主观能动的操作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铸就;而其“软能力”,则更多体现在一定阶段时期内政策制订执行者的能力、素质和个人魅力上。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强,不等于其执政者的“软能力”也强;反之亦然,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弱,不等于其“软能力”也弱。即便有再强的“软实力”积累,如果具体政策制订和执行者的操作能力不行,也可能会前功尽弃,甚至毁于一旦。布什政府目前深陷在伊拉克泥潭中的窘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国国内同仇敌忾,世界民意同声反恐,天时地利人和俱全,美国所拥有的“软实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在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布什政府滥用了人民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支持,一意孤行,编造借口入侵伊拉克。虽然其强大的军事优势保证了初期的胜利,但其“软能力”的不足,在随后的一连串举措中表露无遗:从解散伊拉克国民军,到禁止其他国家参与重建;从阿布加比虐囚丑闻,到以暴易暴滥杀无辜。短短四年时间,布什政府低劣的“软能力”,使美国前几届甚至几十届政府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软实力”大打折扣。

同理,虽然自身的“软实力”积累不够,如果执政者的决策和应对得体,则可以将勤补拙,化险为夷。象我们民间故事中所熟悉的,诸葛亮的舌战群儒,空城计,草船借箭等等,其实都是这种“软能力”的体现。在我国现代外交史上,象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展现出的大国风范,70年代为消融中美关系坚冰而巧设的“乒乓外交”,也都是借助“软能力”,创造性地化解危机、谋求战略利益的经典案例。9/11以后,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将军审时度势,采取有限度亲美的政策调整,及时化解了危机。而且,在2006年访美时,他不仅安排接受了很多主流媒体的采访,还主动到美国收视率很高的直播搞笑新闻节目“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上,与主持人侃侃而谈,边开玩笑边促销自己的传记。所有这些,虽不可能马上提高巴基斯坦在美国或是西方世界中的“软实力”储备,但其游刃有余的应变能力,无疑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国家现有的资源和实力。

“软实力”的提升,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很多时候更是不以操作者单方面意志为转移的;如同声望名誉一样,它有着其滞后性、长期性、和惯性的内在特征。比较而言,“软能力”则是可以在短期内补充、培训和提高的;如果应用得当,可以迅速弥补“软实力”的不足。其实,根据我国目前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在理解分析“软实力”这个概念时,更重要的倒是要掌握如何积累和运用“软实力”的“软能力”。

我国的“软能力”面临重大考验

了解了“软实力”和“软能力”的不同,有助于我们在具体的政策制订和执行上,既要作好长期积累“软实力”的战略打算,也必须明确“软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此来研判,一方面,我们绝不能高估中国“软实力”的储备基础;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能低估因为自身“软能力”的不足而可能造成的长期损失。

从“软实力”储备的层面来衡量,我国其实也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过去几十年提升得很快,但总体的底子还很薄,基础并不牢靠;更何况很多时候,辛辛苦苦积累的“软实力”,往往因为“软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前功尽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全球信息市场一体化、“地球村”民意逐渐成形的大背景下,“跨国公众外交”和“政府形象公关”已经是每个国家政策制订和执行者的必修课。如何更好的利用现代媒介,应用传播学原理,推进国家政府形象,展现危机公关技巧,以便在世界范围内把控和引导舆论,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半年来,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因为各种质量问题,在世界市场上遭受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形象危机”。追究事件的起源,除去某些国家故意刁难中国的因素不谈,这些负面新闻既反映出我们在产品质量监管方面的漏洞,更是我们危机管理“软能力”不足的一次集中恶性反应。比如说,危机公关中有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突发负面事件本身很少成为真正的危机,而对突发事件的错误应对往往成为最终的危机。另外,危机出现后最初的24小时,被称为是危机公关的“道德窗口”。公众对于危机处理者道德诚意的判断,都集中在这短短的时间段内。机会一旦失去,不仅很难挽回,而且以后的任何弥补措施,哪怕再用心严厉,都会显得欲盖弥彰、毫无诚意。以所谓的“毒牙膏”事件为例,在接到国外媒体的报导后,我们最初的官方反应,恰恰忽视了谁是整个事件的核心受众和第一“利益相关者”:那不是美国政府或监管机构,不是美国媒体,更不是少数反华势力团体,而是普通的美国消费者。我们义正辞严的外交解释,通过国外媒体的放大处理,在一般消费者看来,既显得苍白刻板,又显得不近人情;这种反应从方式到内容,都破坏了公众进行善意推断的良好氛围,为某些媒体的推波助澜准备了民意基础。虽然我们有关部门随后明令禁止二甘醇的使用,但与初期的第一反应相比,显得前倨后恭,出尔反尔;不仅授人以柄,而且进退失据。这种通过多种媒体与不同国家受众直接交流并传达善意信息的能力,是“软能力”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低估美国“软实力”的储备基础和恢复能力。一段时间以来,因为美国身陷伊拉克战争泥潭,关于美国“软实力”今不如昔的看法大行其道;各国新鲜出炉的民意调查也无不验证了这一看法。比较而言,说美国现在的“软实力”每况愈下,这点确实不假;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软实力”的失血,很多是源于布什政府在“软能力”操作层面上不足而造成的短期现象。只要一个国家的文化基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感召力未变,即使短期的政策失败或是失道,可能会造成“软实力”的消耗,但这并不等于“软实力”的永久折损。历史证明,一旦错误的政策被更正,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会迅速恢复。在越战后期,不仅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日趋白热化,而且“反美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也达到空前的高点;随之而来的“水门事件”更是使美国政府声名扫地。但在福特、卡特、里根等几任总统的努力下,美国政治、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都迅速恢复。可以想见,虽然现在布什政府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内外交困,天怒人怨,但是,如果下一任政府改弦易辙,美国的“软实力”很可能会迅速反弹。

这一次波及全球的对于“中国制造”产品的围攻,既发端自美国,又基本为美国政客、媒体所主导。几番交锋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保有的“软实力”和媒介调动力仍强大到足够引领主流舆论;不说能颠倒黑白,也足可指鹿为马。在这种话语权和解释权本来就不平衡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闪光灯面前的“软能力”不尽如人意,又闭门造车、患得患失,不主动与国外媒介沟通解释,那么等于把世界民意这块重要阵地完全拱手相让了。美国政治学教授萨谬尔•亨廷顿把后冷战时期占有主导地位的强权对抗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其实,不管是文明的冲突,还是宗教的冲突,或是利益的冲突,在现今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冲突更多的表现形式恰恰是“印象的冲突”“媒体的冲突”和“话语权的冲突”。传统的中国处世之道,推崇“酒香不怕巷子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等等的超脱和清高。而放在如今“信息战”“形象战”的大框架下来衡量,这种笑骂随人的态度其实是迂腐而不可取的。同理,一味地态度强硬,指责别人的动机,虽然政治上显得正确,实际上最容易与人口实,在公众舆论的道德天平上失分。凡此种种,其实都反映了我们的“软能力”,特别是在政治传播和公众外交上的“软能力”还有待提高。

我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一是“软实力”的积累,一是“软实力”的运用;其实都是涉及“软能力”的问题。如何塑造良好值得信赖的国家形象,如何成功高效处理国际事件,如何应对各种国际危机,考验的正是我们各个部门政策制订者和具体操作人员的“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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