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凡:中拉关系的问题领域及其阶段性特征——再议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20-01-28 22:15:04

进入专题: 软实力   中拉关系   文明对话   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凡  

  

   内容提要:中拉关系研究框架应包含历史、理论、问题领域和关系特征等几方面的内容,中拉关系的问题领域则包括务实合作、政治、地缘政治、多边和全球治理、发展互鉴和文明对话等6项,而在差异性与特异性以及综合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归纳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中拉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不同挑战的考察。新时期中拉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有待深入分析的课题是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以及公共外交分析中有大量关于国际事务中各种权力样态的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学者对于思想文化作用的情有独钟,以及这一现象背后中国传统思想模式的深刻影响。中拉关系进入全方位合作的历史阶段后,软实力的构建将愈发显现其独特的效应,既可发挥助力其他各领域合作顺利开展的工具性作用,其本身也是文明对话和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但有关软实力的探讨尚有若干未决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软实力;中拉关系;文明对话;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张凡,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本文在中拉关系研究概述的基础上再度提出软实力的问题,并通过外交政策目标、权力分析、公共外交等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思想文化因素的定位,进一步探讨软实力的意义,同时以设问方式呈现若干与软实力讨论相关的议题。

   一 中拉关系及其研究框架

   (一) 中拉关系:历史与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发展已走过了近70年的历程。对于这一段关系历史的考察,可以运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分期并作出相应的分析。例如,可以根据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格局的变迁,来观察中拉关系的演变,其中最突出的参量即根据冷战时期和冷战终结之后世界政治不同的历史阶段,了解中国及拉美相关国家对外政策和双边外交、经济关系的发展。一些学者根据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代际变化及其伴随的战略考虑,来考察中国对拉美国家关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以拉美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变化以及第三方(如美国)不同时期对中拉关系演变判断的不同来观察中拉关系,也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角。例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拉美国家出口导向模式到20世纪中叶以后的进口替代模式,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一路走来的历史轨迹中,来探讨21世纪初期中国因素介入拉美对于该地区发展成败得失的效应,以及拉美国家如何利用和强化与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或者着重分析拉美国家如何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别无选择”地拥抱“华盛顿共识”,到21世纪初期由于钦羡中国成就甚至出现“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样的表述;以及美国在面对中国在拉存在和影响增大时所表现出的“神经过敏”或“温和节制”等不同态度。更多的研究则聚焦于中拉关系本身的历史发展,根据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其背后不同的驱动因素(如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来综合考察中拉关系或特别强调某一因素在中拉关系发展中的突出作用。

   就中拉关系史的研究而言,由于70年间大约每十年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每十年为一周期进行叙述和分析,不失为一种简洁、方便的分期方法。例如,可以大致将20世纪50年代理解为民间外交时期,60年代为官方关系的突破和曲折发展时期,70年代为中美关系缓和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的建交高潮时期,80年代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政策调整后的稳步发展时期,90年代为冷战终结之后的双方相互借重时期,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为伴随中国迅速崛起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的迅猛发展时期,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则在世界经济“新常态”和世界政治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双边关系进入“五位一体”的全面合作阶段。对每个十年特点的概括,有些较容易达成共识,如20世纪50年代(民间外交)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迅猛发展),有些可能会由于论者的视角或关注点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如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成为中国世界认知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中间地带”最初是指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之间三种性质的国家,即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不拥有殖民地的欧洲自由国家。后来,“中间地带”则分为两个部分,即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和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则是指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间派为第二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交往就是在这种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起步和不断展开的。

   在同一历史时期,与拉美发展和国际关系密切相关的拉美“本土性”思想资源主要是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基于对本地区“欠发达”状况及其根源(国际结构)的认知,结构主义者试图通过经济结构变迁寻求出路,而依附论者则希望在政治上开辟一个新的方向(例如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对外关系中,与上述理论并行的政策主张就是发展中国家联合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加强南南合作等诉求。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南南合作再次成为建立更加公平国际秩序的一种途径。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情况也触发了对于依附理论的再思考,即全球化进程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地区产生不同的效应,除内部因素外,两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也是这些不同效应的重要原因,这种强调外部因素形塑作用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早期依附理论逻辑的回归。对中拉关系而言,除南南合作主旋律外,基于中国和拉美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不同结局,以及依此效应推论出的国际地位差异,中拉关系有时会被定格在南南、南北关系以外的第三种类型———“东南关系”(East-South),即依东南轴线重塑国际分工。

   (二) 中拉关系:问题领域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交往涉及复杂多样的问题,即各国政府所关切的进入国家对外政策议程的处理事项,这些事项按其性质可归入不同的问题领域,而问题领域与问题本身又可理解为呈“套匣状”结构。例如,经济领域可进一步分为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而贸易又有初级产品、制成品等细分。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本文将中拉关系中居于双方政策议程“支柱”位置、能够统领一组长期影响关系发展事项的“大问题”简称为中拉关系的问题领域,目前相对稳定的有如下六个问题领域。

   1.务实合作,一般特指经贸合作。这是目前中拉关系最重要的内容,其要点在中方推动的双方合作方案中有清晰的表述,如“1+3+6”,即中拉五年合作规划+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科技和信息技术;“3×3”,即将企业、社会、政府互动,基金、信贷、保险融资,物流、电力、信息通道整合为一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其内涵为“五通三同”,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其中设施、贸易、资金等合作与中拉务实合作一脉相承。

   2.政治,即直接与主权、独立相关的问题,这里特指台湾问题。在中国一方,最初涉及谁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后来则成为中国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一度曾是政治交往的前提性条件,但现在不构成经济交往的障碍,也不妨碍政党交流。在拉美一方,特别是与台湾当局仍保持官方关系的所谓“邦交国”,则涉及国内各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的利益算计,如援助相对数量和力度、经贸联系的利弊得失,以及特别重要的外交考虑即美国因素。

   3.地缘政治,也即所谓“美国因素”。中拉双方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美、拉三方形成某种微妙的互动关系,其中中拉关系从完全受制于中美和美拉关系的状态,逐渐成为可以撬动另外两对关系平衡的一种因素,这尤其反映在拉美国家对“中国因素”的认知和对外政策决策的过程之中。

   4.多边舞台和全球治理。出于双方对彼此历史、发展水平以及国际体系中地位相似性的认知,中国与拉美部分国家建交伊始,就已经在国际舞台上一些专门领域相互呼应和借重,即双边关系的展开过程中,中拉双方都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双边关系本身,而是同时关注全球及区域治理中与各自利益攸关的各个领域并相互协调,21世纪以来尤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改革、国际贸易和金融管理体制以及气候变化谈判等事项为合作重心。

   5.发展经验及其模式。拉美发展进程呈现给世人的经验教训曾经是中国人不定期热议的话题,一些表述带有明显的拉美烙印(如“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拉美化”);而中国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的成就与问题也成为拉美人关心的话题。这些讨论不乏对双方富有启示的真知灼见,但也难免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似的各取所需。在双方经贸合作形成“物质上”的相互依存局面的同时,发展理念、道路或模式的共享与交流对于解决双方各自面临的历史任务日益重要,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双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旁及各自国家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进程,是对全球发展议程的一大贡献。

   6.文明对话与互鉴。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交往,实质上是中拉两大文明对话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开启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性环节,即打破心理和地理最为遥远大陆间交往的人文、物理障碍,进而使文明间在物质、制度和文化各层次上持续地接触和互动,达致相互了解和理解、相互欣赏或相互包容,以至交相辉映、互助互利、共生共存。这既是各文明为应对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之挑战和难题所必需,也是走向和构建融共通性和普遍性人类理想于一体的未来世界唯一可行途径。

   在每一问题领域项下或横跨不同问题领域,双方必须处理众多相互关切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对应于不同历史阶段或不同国家的现实需要。一般而言,我们会发现“问题”本身会有较为“宏观”和较为“微观”的不同。从中国学者研究习惯角度观之,可能会提出中拉关系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问题,进而探讨中国对拉战略或中拉双方相互间战略定位的问题。我们会针对彼时或当前中拉关系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设问,比如务实合作领域中的产能合作或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等问题,或就即时遇到的具体问题如贸易摩擦、自贸区谈判、重大项目立项可行性等进行个案分析。也可能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探讨中国与拉美地区的整体合作或中、美、拉三边关系动态,或就即时遇到的中国与拉美国家建交(或断交)事件进行分析。将这些或大或小的问题做一般性处理,我们可以提出若干稍具“理论性”并可在学理上进一步梳理的问题。

例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中拉关系的发展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可以看到双方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意识形态和务实主义之间的取舍问题,而且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经济合作是否可以在相对超脱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情境中顺利发展,经济关系的强化是否可以转化为紧密的政治关系,政治影响力是否可能随经济力量的拓展而同步扩大?这也可以表述为经济关系与战略考虑的互动问题,特别就拉美方面而言,这是如何认知和应对“中国因素”或更准确地说“中国效应”的问题,即中国在拉美持续扩大的存在和影响力问题。在经济问题领域,这是如何处理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利益平衡和减缓冲击的问题,既要回应拉美如何解决自身发展关切,又涉及务实领域一系列具体安排,也关乎发展模式和理念的互鉴,例如拉方如何借鉴中国的政府介入经济生活的方式、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包括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作用等拉方自认有所缺失的方面;与此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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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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