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乌托邦或意识形态:西方中国观的知识状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6 次 更新时间:2008-05-06 00: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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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摘 要:西方的中国观反复无常,关键看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西方的中国观,是认识还是想象、是知识还是表述。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上研究西方的中国观,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在社会想象层次上构筑的有关文化他者的形象,自身生产与分配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反复但并非无常,它在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两极之间摇摆,超越颠覆或整合巩固,意义都在西方文化本身。西方的中国形象表现的永远是西方。

  关键词:中国观;中国形象;知识状况

  

  我对中国实际上了解多少?把中国置于难以捉摸的神秘他者之境,这种貌似谦逊的姿态难道不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神秘化吗?因而惟一要做的诚实之事,就是以此“前言”致力于回答如下问题:如何与这个他者建立起真正的关联?

  ——斯拉沃热·齐泽克

  

  一

  

  西方人自己也困惑,他们关于中国的看法向来反复无常。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在它同时代人眼里,满纸荒唐。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西方商人传教士到中国的见闻,逐渐为马可·波罗恢复了名誉,但他们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又是莫衷一是。金尼阁在《利马窦中国札记》的前言中遗憾“到现在为止,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①]耶稣会士努力了200年,他们介绍中国的信札、传教报告在欧洲流行广泛,伏尔泰嘲笑他那个时代巴黎的时髦人士,知道中国比法国外省还多。然而,到赫尔德,还是抱怨:“糟糕的是人们最终还是无法寻得一条既不美化又不丑化中国的中间途径,无法找到一条真正真实的大道”。[②]赫尔德说这段话大概在1785年前后,过了30年,小斯当东评论马戛尔尼访华后英国泛滥的“中国见闻”时,感叹“中国人迄今在欧洲没有得到弗厄泼赖精神(即公平一一译者注)的对待。”[③]再过30年,巴尔扎克说:“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尽管有我们了不起的传教士们,像南怀仁神父、巴多明神父和其他神父们,我们仍然(……)不知道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还是立宪制国家,是一个充满美德的国家还是一个骗子横行的国家。”[④]

  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他们不是没有关于中国的“知识”,而是这些“知识”经常是“误解”,他们关于中国的看法,不是过好,就是过坏。在交通不便、信息稀少的年代,这种“误解”还有情可缘。19世纪后期,西方到中国的旅程,从一年缩短到一个月;西方人深入中国,从贸易口岸到紫禁城。交通不可谓不便利,了解不可谓不深入,但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却依旧摇摆不定。20世纪中叶,哈罗德·伊萨克斯做调查,发现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具有两种肯定与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我们对中国人的感情在同情和厌弃、在父母般的仁慈和父母般的恼怒,在喜爱和敌意、在热爱和近乎憎恶的敌视中游离。”[⑤]20世纪末,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斯蒂汶·莫舍尔指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依旧在传统的两个极端间摆摇,无知、误解、一相情愿,异想天开……世界上信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依旧那么陌生、无知![⑥]这是令人失望的,这种失望威胁到对人的知识状况的信念。

  其实,西方的中国观变幻反复,但并非无常。从马可·波罗时代七个世纪以来,不同看法,不是过分美化,就是过分丑化,总是在肯定与否定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有常。从总体上看,以1750年前后为界,西方的中国观发生了一次根本的转化,以后这种转变,又不断重复发生在20世纪。

  1750年之前,西方的中国观,总趋势是过分美化的,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地理中国”、“历史中国”到“文化中国”,逐步乌托邦化。从马可·波罗时代到门多萨时代,中国基本上是个遥远的地理概念,关于中国地大物博、君权强盛的传说,若有若无。门多萨开始介绍中国历史悠久,[⑦]一直到1687年柏应理神父考证中国纪年的著作发表在《孔夫子:中国的哲学家》一书,西方人开始严肃地推崇中国历史的意义。有人说西方发现新大陆,是地理大发现;发现中国,是历史大发现。中国历史悠久,动摇了西方的基督教历史观,确立了世俗化的线性历史观。大概从17世纪末,以莱布尼茨为标志,西方开始在整体文化的各个方面美化中国,莱布尼茨赞美中国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⑧]足可与西方媲美。伏尔泰则更进一步,全面赞美中国到无可附加,片面批判法国至一无是处。有人讽刺伏尔泰只管说得令人激动,不管说什么,赞美或批判,都走极端。

  1750年前后是个分界。明显的标志是1742年英国出版的乔治·安森的《环球旅行记》、1748年法国出版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前者从旅行见闻的角度描述的中国,是个经济贫困、政治腐败、道德堕落的野蛮国度;后者在理论原则上论证中国是个邪恶的专制帝国。这两部书都很畅销。然后就是1750年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问世,书中谈到中国时充满嘲讽与轻蔑。这只是一个转折点,以后一个多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轻蔑与批判、仇恨与诋毁,逐渐加深,逐渐推广。中国是个贫困软弱的帝国、停滞衰败的帝国、暴虐野蛮的帝国,中国人愚昧而狡诈、懦弱而残暴、虚伪而淫荡、肮脏而懒散……[⑨]19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几乎一无是处、一团漆黑。在反面化中国的同时,西方也在观念中疏远中国。首先是在文化上全面批判;然后是在进步史观的世界秩序框架内,把中国锁定在历史的过去,甚至像黑格尔那样,把中国排斥到历史之外;最后是在东方主义话语中,把中国确定为政教上野蛮、种族上低劣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必须征服与消灭的异己世界。西方的中国观,完成了从“文化中国”到“历史中国”再回到“地理中国”的否定。

  

  二

  

  1750年之前与之后,西方的中国观落差如此之大,人们不禁怀疑,西方看到的中国,是否同一个中国。因为这种落差,已经不是历史现实的变化可以解释的了。1750年前后,中国还是那个中国,但西方已经不是过去的西方了。解释西方的中国观的变化,关键看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西方的中国观,是认识还是想象、是知识还是表述。

  研究西方的中国观,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在理论前提上。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有真理与错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⑩],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国观,就不必困扰于西方的中国观是否“真实”或“失实”,而是去追索西方的中国观,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又如何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

  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观落差如此之大,我们可以尝试思考物质文明的原因。中国本身的变化、中西关系的变化,比如说,清帝国衰落,工业革命在欧洲本土也开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基本上控制了印度次大陆,欧亚贸易从重商主义自由合作贸易转变为帝国主义殖民劫掠贸易。世界格局变了,欧洲不仅占有经济优势,而且也表现出政治军事优势。当然,还有知识的进步、观念的改变。中西交往增多,认识多了,好奇少了,又发现不少罪恶……1750年前后西方中国观的变化,是否对应着或决定于中国现实或物质与知识历史的变化,仍需进行深入的研究。1750年前后,中国仍在康乾盛世,并没有明显衰落的迹象,中西文明势力的对比,此时也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些问题且不争论,有一点值得注意,此时不论是文明格局的变化,还是知识的进步,最终都没有改变西方的中国观反复摇摆的特点。我们看到,20世纪西方的观,依旧在两极间摇摆,几乎每20年反复一次,仿佛更浓缩、更剧烈地重复表现1750年前后中国观的两个极端。为什么文明的格局变了,知识丰富进步了,西方的中国观,还在美化与丑化、肯定与否定之间摇摆反复?

  西方的中国观的变化,分明不决定于中国现实的变故与西方知识的进步。20世纪开始的时候,西方的中国观集中在有关“黄祸”与义和团运动的传说上,中国贫困、肮脏、混乱、残暴、危险。而不久,黑暗的中国形象边缘,又泛出光亮。西方知识精英想象中国传统哲学与宁静和平的生活旨趣,能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他们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园。30-40年代这种精英“遐想”还找到了大众的表达式,从通俗小说到新闻报道,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纷纷将中国想象为纯朴、智慧的乡土田园,或者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一个有英明的领袖勇敢的人民的和平文明的国家。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西方的中国观又从光明陷入黑暗。中国在西方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被暴力鼓动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与信仰。然而,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西方的中国观再次剧变,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他们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在世界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11]

  西方的中国观,或许与中国的现实无关,美化中国或丑化中国,同样不真实。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关于中国观与真实性的假设。如果西方的中国观只是某一个时期出现想当然的误解或虚伪,尚可以就那段历史讨论那段历史中的具体问题;如果这种误解反复出现,不同历史时期虽然有所变化,但大多不外是些感情用事、一厢情愿的想当然的虚构,那么,值得怀疑的就不是某一个时代西方的中国观及其产生这种观点的方式与特征,而是应该怀疑西方的中国观构成的本质,怀疑西方文明认识异邦的客观能力本身甚至有关客观认识的假设是否得当。

  或许关于西方的中国观的客观认识与真实知识这一假设本身就值得商榷。我们分析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观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一个时代西方的某一种中国观错了而另一种就对了,一种比另一种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图对其二元对立的两极转换方式进行分析,揭示西方的中国观的意义结构原则。中西交流七个多世纪以来,交通改善、信息增加,似乎都不足以让西方的中国观从根本上更中肯准确、更客观真实。上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人发现,他们眼中的那个美好的中国,又是一个“骗局”。世纪末的中国形象乍明还暗,有经济发展的光明,更有政治腐败、道德堕落、军事扩张的阴暗。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从“黄祸”的恐慌开始,到“中国威胁”的恐慌结束,其间在黑暗与光明两极间不断摇摆;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又几乎成为一种原型。

  

  三

  

  在西方摇摆反复的中国观中,难以发现“真实”或者关于“中国现实的客观描述”,这让我们不仅怀疑西方的中国观的真实性,也开始怀疑我们对西方的中国观的真实性的期待与假设。或许换一个角度或理论前提思考问题,就有豁然开朗的境界。西方的中国观,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其中包含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它将概念、思想、神话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构成西方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空间。这样,取消真实性知识的假设,就摆脱了有关西方的中国观的失误摇摆的种种困惑。

  我们的研究更倾向于使用“中国形象”,而不是“中国观”来讨论这个问题。理论前提的变化,决定概念术语的选择,“观”意味着对现实的某种“观念”或“观点”,本身就包含着客观性与真实性假设;而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混杂着认识的与情感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个人的与社会的内容。亨利·博岱指出:“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互不相关。一方面是物质因素,欧洲与非欧洲的关系反映在客观现实上;另一方面,与种种客观现实——诸如金银香料之类无关,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冲动,更强烈更有力,它产生于“欧洲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就是将异域理想化为人间乐园。”这种理想话异域的冲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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