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乌托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关于翻译史及其版本的学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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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516年12月下旬出版的托马斯· 莫尔著《乌托邦》,是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开山之作, 《乌托邦》问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迄今已经有500年光辉历程。《乌托邦》从1903—1934年在我国书刊中初步传播,到1935年刘麟生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1956年戴镏龄的第二个中译本问世(1982年修订再版),1998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已陆续推出13个中译本,台湾地区也出版了4个新译本。我国早期书刊和上述中译本的出版,对《乌托邦》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传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启蒙和鼓舞了中国人民为实现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几乎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同步。正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空想,又继承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想,更超越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方案,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式的空想到历史实践中的科学的转变,推动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进程中最终走向了成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历史性展开,致力于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 莫尔 《乌托邦》 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高放,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 100872)。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有500年时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由来已久”。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一书, “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悲惨景象,同时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又一次肯定了世界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500年前的莫尔著《乌托邦》,而且揭示了50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在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世界意义。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从世界社会主义源头讲起。2016年12月下旬,适逢莫尔著《乌托邦》一书出版500周年纪念,详实地考察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历程中这部经典名著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乌托邦》无情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及其全部基础,以及对未来社会提出的积极主张和有价值的设想,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逢时适机要做的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一、《乌托邦》从20世纪初叶起在中国初步传播


“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严复(1854—1921)用文言文翻译出版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上卷中,该书总计18篇导言,其中的第8篇导言的标题就是“乌托邦”。其实, 《天演论》的论述并没有使用“乌托邦”(utopia)一词,书中讲到古今“众善皆备、富强平等的理想国家治理图案”时,原文采用的是“地上乐土,真实的伊甸园” (an earthly paradise,a true garden of Eden)这一描述,严复把它改译为“乌托邦”。这表明,作为我国近代最早留学英国的学生之一,严复不仅熟悉莫尔著《乌托邦》一书的内容和意义,而且在翻译《天演论》时巧妙地采用意译与音译相结合方式,创造了“乌托邦”这个中文新名词。但是,英国经济学泰斗亚当· 斯密在1776 年出版的《原富》中已经使用“utopia”这一英文词,所以1902年严复在翻译这部经典名著时,便名正言顺地再次使用了他首创的“乌托邦”汉译新词,并在译者注中指明该词出自“英相摩而妥玛所著”之《乌托邦》一书。他进一步强调:该书“以寓言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乌托邦,岛国名,犹言无此国矣。故后人言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难以企至者,皆曰此乌托邦制也”。可见,严复已把乌托邦的本义和引申义都讲清楚了。从20世纪初叶起,严复首创的“乌托邦”一词即为我国读者指明就是16世纪初英国人“摩而妥玛”著《乌托邦》最早提出的社会理想国,到1920年前后“乌托邦”一词开始在我国社会流传。随着《天演论》在20世纪头30年风靡一时,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一再重印出版,“乌托邦”这个新名词日渐被我国文化知识界认同和广泛使用。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加快发展,劳资两大阶级矛盾加深,工人运动兴起。于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日本传播,莫尔著《乌托邦》也随之传入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书刊中论及社会主义起源已时常提到莫尔著《乌托邦》。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从日文论著中最早把莫尔及其《乌托邦》介绍到国内来。很有意思的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这一年竟有4种书刊不约而同最早介绍了莫尔及其《乌托邦》,而且对《乌托邦》的译名各不相同。首先是1903年2月7日由作新社编译并出版发行的《最新经济学》,书中提到与亚当·斯密学说相反的四种学说为“非斯密派”,其中之一是“共产主义派”,指出:“此学派欲废私有财产之制,而以天下财产,为各人之公有,而措各人于平等,与斯密派之以私有财产为本者,渊源互异。古来此学派之撰书,不遑枚举,然以布拉图(即柏拉图———引者注)之共产说为首。迨至中世,德马斯穆鲁(即托马斯·莫尔———引者注)之《无何有乡》一著最名。”这是我国旧书刊中关于《乌托邦》一书能查到的最早的简要介绍,指出它是近代主张财产公有和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派最著名代表作。其次是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该书讲到18 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 卡贝(Etienne Cabet)因从事民主共和活动被政府逮捕, “遂去伦敦,由托马斯摩亚之‘由托卑耶’而养成共产主义之思想。曾著一书,题为《伊加利耶国渡海》,时千八百三十九年。”这里所说的卡贝深受莫尔《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于1839年著有《伊加利亚旅行记》,是符合实际的。再次是同年3月13日, 《译书汇编》第二年第12期刊登了署名君武的《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一文,对托马斯·莫尔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写明他是“英王显理第八(即亨利八世———引者注)时之大司法官也”, “终被诬为谋反刑死”,并把《乌托邦》书名译为《华严界》:“著此书者即德摩司摩儿(Thomas More),而此书之名,即《华严界》(Utopia)是也。”更早的是,1902年梁启超以新小说报社的名义,为即将创刊的晚清小说期刊《新小说》发表介绍性文章时提到:该刊的“哲理科学小说”栏目“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并列出取材的诸多译本中就包括“英国德麻摩里著《华严界》”,但是并未介绍此书的内容。华严界本是源于我国唐朝形成的佛教派别华严宗所信奉的《华严经》,“华严二字为喻此佛者,因位之万行如华,以此华庄严果地,故曰华严。”依我理解,所谓华严界,就是佛家理想的至善至美、严于律己、人人至善、个个行善的和谐境界。马君武的这篇文章用3000多字篇幅简要介绍了《乌托邦》一书第一篇和第二篇的要点,进而指出: “华严界者(Utopia),哲人意想中之一虚境也。是虚境者,乃一乐岛,远莫能致。此乐岛中,住有完全社会。一切人类,生活快乐,宪法纯净,政府无恶,简易欢喜,以终其生,无有忧乱险恶一切诸难。”“华严界者,人意所创造理想所组成之极乐世界也。”在转述《乌托邦》要点之后,该文赞扬其作者托马斯·莫尔“实仁慈之社会改良家也,实人群历史上之社会罪恶大批评家也,实提出新社会之大理想家也”, “实共产主义之开辟大祖师也。”除了上述书刊外,还有一本介绍《乌托邦》的书,是闽学会1903年5月15日出版大原祥一著、高种译的《社会问题》,书中谈到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著作时认为: “睦喀之《优特悲亚》等,想象一至美之境,不知是一理想而已。凡理想之无可希望,不能实行于今日者,直为空想。”由上述可见,1903年最早介绍《乌托邦》的这4种书刊,在“乌托邦”译名上有两种音译(“由托卑耶”、“优特悲亚”)和两种意译(“乌有之乡”、“华严界”)。1906年9月5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7号发表了署名渊实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一文,也说: “盖在上世宗教与共产主义常相提携……诸宗派所行之处,莫不为共同生活。及基督教时代,原始教会亦企行共产制度……基督教诸教父之著述亦多含此理想之天国者,彼一五一六年德漠师摩(Thomas More)著《华严界》(Utopia)”。在这里,《乌托邦》依然被译为《华严界》。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逐渐在我国广泛传播。从1918年起,国内出版物上才开始把“华严界”改为“乌托邦”或“乌讬邦”。1904年1月,《东方杂志》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发行,是中国近代期刊史上最为悠久且很有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月刊。该刊1918年11月号发表了刘大钧撰写的《社会主义》一文,作者把世界社会主义分为6个派别,分别是:科学派、乌托邦派、费边派、国家派、宗教派和无政府派。其中,“科学派”是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派, “乌托邦派”则“不信社会能至臻于梭夏烈斯姆(即socialism 一词的音译———引者注)之境,而欲以人力制成一乌托之社会,然后能尽善尽美。”1919年10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小泉信三著、质存译的《两种的乌托邦(续)》一文。该文说:“摩尔慨叹十六世纪英国的实况,因为使之两相对照,才作《乌托邦》。”作者认为,乌托邦人每天只劳动6小时,产品一定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需要,乌托邦人生活朴素,但是缺少生气横溢的趣味。他把19世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也说成是另外一种乌托邦。他意识到19世纪社会生产已经比16世纪发达得多,但是全为了资本家能够赚钱,劳动者并未感到快乐。为此,要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使劳动者打倒资本主义,消除贫困,得到快乐。他认为这也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日本人小泉信三的《两种的乌托邦》,既否定了莫尔的《乌托邦》最早提出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方案的历史价值,又否定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可以说,这是含有双重错误的观点。然而,从标题到内容,该文却是第一次双重使用严复创译的“乌托邦”一词的文章。

1920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邵振青编《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书,在介绍社会主义思潮时写道: “一五一六年,英国大法律家叟妥玛斯摩亚(Sir Thomas More)以拉丁语著《乌托邦》(Utopia)一书”,“此彼一人之理想乡,当时并无何等实际上之效果,然其书为拉丁语,却惹起学者之注意,遂被翻译为德意志语、伊大利语、法兰西语、英语等,列入世界名著之中。” “摩亚此著,虽不见直接之影响,然大与欧洲人心以刺激。厥后英法等空想的社会主义之勃兴,不得不认此书有多大效果。”这是中国人编写介绍各国思潮的书稿中第一次肯定了莫尔的《乌托邦》是近代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起源。1919年9月1日北平新学会编辑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1920年5月1日该刊第2卷第9号发表了绍虞编著的《社会改造家传略》一文,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专门介绍莫尔的文章。文中说:“在柏拉图(Platon)之后,空想的社会主义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穆尔。穆尔于《乌托邦》(Utopia)一书,大阐明他理想乡的主义。这一部书,现在人往往和柏拉图的《共和国》(Republica)并称,也可以见他价值了。从这部书出版以后,一辈社会改革家都描出他小说的理想乡,间接便表示他改革的意见”。文中列举出17世纪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19世纪法国卡贝的《伊卡利亚旅行记》,说:“康谤纳(Companella)的《太阳之都》(CevitasSolis),卡培(Cabet)的《意卡利亚旅行记》(VoyageenIcaria),都是这一类的著作,都是受穆尔《乌托邦》的影响的。”这样评价都符合实际,但是对莫尔生平的介绍有不实之处,如说他“一五二一年为骑士,同时被举为王室会计局长;以后……为剑桥(Cambridge)大学的校长”。据英国传记名家钱伯斯(Raymond Wilson Chambers)著《托马斯·摩尔》大传记载,莫尔只是在1524年“被委托为牛津大学的总务长”,1525年“又继任为剑桥大学的总务长。这些职位包括审理这两所很难控制的大学中的不法之徒。”而与莫尔“一直保持诚恳的关系”的好友费雪主教,则于“1501年出任剑桥副校长……三年后便升任为校长”。

1921年,北京《晨报》的“理想世界”专栏从3月20—27日连载了易家钺译述的《左玛士摩尔的“乌托邦”》,这是第一篇专门介绍莫尔及其《乌托邦》的文章。在简述了莫尔生平和《乌托邦》要点之后,作者认为社会上如有私有财产制度“一定不会有善政”,“如果一旦废止私有制度,以必要的土地与财产分与各人,严禁在期限以上之所存,那么在政治上社会上一切弊害,宛如春雪见日,涣然冰释。”作者就是这样简单地表示同意莫尔的观点。

1921年,《改造》(月刊)从3月起连续5期刊载了大泉译的《乌托邦丛谈》一文。这篇连载译文的原文标题为《优托庇亚物语》,著者为日本人井篦节三。这是系统介绍从古至今各种乌托邦人物和作品的汇编。《改造》月刊在1921年8月第3号刊出的《乌托邦丛谈(续四)》,是专门介绍莫尔《乌托邦》的内容。我认为,这是我国期刊最早发表的莫尔著《乌托邦》节译本,全文采用当时刚开始流行的白话文形式摘译了《乌托邦》一书的要点,把乌托邦社会分为地理、政治、职业、家族、经济、教育、法律等7个部分加以介绍,约7500字。译文通俗流畅,把乌托邦中各级行政长官的职称译为村长、郡长和管辖全县的知事,这样便于中国读者读懂。莫尔著《乌托邦》1920年第一次基本上被译为中文发表后,中国人对其描绘的理想社会有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了解。

我收藏的五种(6本)1924—1934年间中国人撰写或翻译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史著作,都对莫尔的《乌托邦》有所反映。

第一种是192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倬章著《社会主义史》。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简史,约5万字,是作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的一种出版的。在该书以“理想社会主义者”为标题的第一章中,第二节“穆尔”不仅概述了莫尔的生平及其学说,而且指出: “穆尔由一理想岛,建设理想制度。”岛上的乌托邦人财产公有,民主自治,过着幸福美满生活。书中对乌托邦人的住房、食堂和劳动均有具体记叙。

第二种是1930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兰坪著《社会主义史》,这是作为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的一种出版的,约7万字。书中第一章“社会主义概说”指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生产资料公有、消费资料私有,共产主义主张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均要公有, “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穆亚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是主张共产主义的著作。”作者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的解释显然并不准确,但是指出穆亚(即莫尔)的《乌托邦》属于共产主义思想领域的著作,则无疑是正确的。

第三种是1930年11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吴黎平著《社会主义史》,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要学术专著,全书约16万字。值得重视的是,该书第一章题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三章题为“从汤麦司摩尔到马克思”,该章第一节用26页篇幅、约1万2千字专写莫尔,本节又分为7个目,分述十五六世纪时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莫尔的生平事迹和《乌托邦》的4个方面内容(莫尔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他主张的改造社会方法、对于国家问题的意见、乌托邦的社会状况),最后是关于莫尔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书中指出:“摩尔在建设新社会的计划上,已经超越以前的一切社会思想家(如柏拉图等),而找出新的基础———生产的基础。”以前的共产主义思想者,都只限于消费领域来解决贫困问题,而莫尔主张“医治贫穷的主要办法,是有计划的合理的生产组织。”莫尔远胜于柏拉图还在于,把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单位,并重视发挥人的个性和才能,使“一切人都置身于有用的艺术及职业”。书中也指出,莫尔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认识到工业无产阶级作为“破坏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真正动力”的历史作用,而是“希望统治阶级变心向善,希望‘哲学家的皇帝’出现,来合理地改造社会,这完全是唯心的幻想……他的思想体系,终究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吴黎平著《社会主义史》是我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深刻评说《乌托邦》的论著。此书1930年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后,曾在白区和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多次重印,1950年还收入“新中国大学丛书”由三联书店出版。改革开放后,经作者重新增订,这部《社会主义史》1986年2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2012年作为“三联经典文库”的一种由三联书店再次出版。总之,吴黎平著《社会主义史》在我国流传了80多年,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长久的历史影响。

第四种是美国学者Harry W. Laidler的两种不同译本。一本是1933年10月上海黎明书局作为“社会科学名著译丛”之一出版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厚达956页,约60万字,著者译名为亨利·雷岱尔,由郑学稼译。最难得的是,该译本第38页与39页之间,附印了莫尔头戴威武冠冕、身着华丽官服、双手合拢、凝视端庄的蓝色插页,这是中文出版物中第一次出现的莫尔图像。另一个译本是1937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主义史》,著者译名为列德莱,由沈嗣庄译,分为6个分册。这个译本的第4章“谟耳的乌托邦”约6千字,对莫尔的生平和乌托邦的理想作了简明通俗生动的描述。作者在结论中指出:“虽然谟耳有许多的建议是近于幻想而不切实用的,但他却从头至尾地主张建设一种国家,这国家所以受人重视,既不是为了他们的财产,又不是为了他们的贪心,更不是为了他们祖宗的产业,却是为了他们对于社会的工作;就是导引人们,注意到有益的事业,或发达身体,知识,和精神上的快乐上去。在这种国家里,没有什么懒惰,或难堪的劳役,或贪婪,或虚浮的财产;反过来说,这个国家的目的,便是在达到善和享乐的生活。”

第五种是1934年12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的沈嗣庄著《社会主义新史》,约12万字。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为该书作序时指出: “吾国译述西洋社会主义史者,已有多种,然对于宗教家之运动,多不致详。今读沈嗣庄先生之社会主义新史,乃详人所略,侧重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使读者公认此种运动,为人类普遍的要求,而决非一学派之所杜撰,则其对社会主义之研求,将增益兴趣。故吾谓沈先生此书,为非以宣传基督教为目的,而实在表彰社会主义运动全部之事实,使不致有偏枯之感焉。”蔡元培指出此书的特点在于侧重说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是对的;然而,他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是人类的普遍要求,则过于夸大。沈嗣庄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证社会主义起源于基督教《圣经》,并非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论证从耶稣及其门徒起,经过3世纪的教父直至16世纪莫尔世世代代一脉相承社会主义思想繁衍不息。书中第3章专写乌托邦社会主义,指出:“第一个代表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是谟耳(Thomas More)。‘乌托邦’这个名词是他创造的。”书中简介莫尔生平之后概述了《乌托邦》一书的要点。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作,此书偏偏只字未写《乌托邦》中的宗教信仰。莫尔虽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他在《乌托邦》中却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允许乌托邦人信仰其他宗教。沈嗣庄避而不谈这一点,显得他离开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题,没有指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过,此书总算是第一本重点阐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专著,对于介绍莫尔的《乌托邦》和促使基督教徒接受社会主义还是起了作用。

总体来看,1903年到1934年这31年间,莫尔及其《乌托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体现为从对莫尔及其《乌托邦》的片断介绍,到在报刊上发表《乌托邦》一书的大部分内容;从翻译外国人对莫尔和《乌托邦》的看法,到中国人自己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理论家写出评价莫尔《乌托邦》的书稿;从书面文字到印刷图像,较为全面地认识莫尔其人其事。这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史上是颇有意义的历史进程。


二、《乌托邦》:1935年刘麟生的首次全译本


《乌托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1935年3月商务印书馆作为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的一种出版的,译者是刘麟生。同年11月,该书又作为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之一,用蓝色漆布烫金字封面平装再版发行。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从北京隆福寺旧书店淘到了这个版本,版权页标注是商务印书馆1935年11月出版、1944年10月渝第1版,显然这是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印刷的土黄纸版本。1945年此书在重庆又出两版。前两年,我的学生从台湾又寄来1965年11月台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荟要”之一的《乌托邦》。可见,从1935年到1965年,刘麟生的《乌托邦》首次全译本(当时书名为《乌讬邦》)曾经重印5次,从上海到重庆再到台北,在我国已流传了30年之久。

在我读到的《乌托邦》20种中译本里,刘麟生的译本是译文最中国化的版本,这无疑得益于译者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刘麟生毕生著译丰硕,据不完全统计著有《哥仑布》(商务印书馆,1923)、《中国政治理想》(商务印书馆,1929)、《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2)、《中国诗词概论》(世界书局,1933)、《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商务印书馆,1933)、《中国文学概论》(世界书局,1934)、《中国骈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等;译著除《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35)外,还有《朗伯罗梭氏犯罪学》(商务印书馆,1922)、《法西斯蒂的世界观》(真美善书店,1929)、《墨梭利尼生活》(世界书局,1933)、《两个罗曼司》(与伍蠡甫合译,黎明书局,1933)、《美国警察行政》(商务印书馆,1933)、《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商务印书馆,1938)、《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商务印书馆,1941)等。

刘译《乌托邦》首先在近万字的“导言”中叙述了莫尔的生平、乌托邦学说的前因后果、莫尔学说的总和与批评、乌托邦的译本和作风。可以说,这个导言就是刘麟生关于莫尔著《乌托邦》的初步研究成果,对读者深入理解这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无疑是颇有帮助的。从文末列举出《乌托邦》的3种英译本来看,刘麟生很可能是按照1551年鲁宾逊(Ralph Robinson)的英译本翻译的,因为他说“鲁滨孙的译本,是最普通了”。

刘麟生把《乌托邦》第一篇的标题意译为“拉斐尔论国泰民安”,不像后人那样直译为“拉斐尔关于某一个国家的大同盛世的谈话”。他是采用宋朝吴自牧《梦粱录》中“国泰民安”这四字成语道出的大同盛世景象,这更便于读者领会《乌托邦》的真谛。刘麟生译本中善于运用成语典故之处颇多,这里不妨再举出几例。如乌托邦中善于让犯罪的人在劳动中“改过自新”;拉斐尔逗引众人发笑的说法可以说是“有志者事竟成”;乌托邦地势险要,多有险隘,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乌托邦人不妄求快乐,反而“失之交臂”;乌托邦中行为放荡的人被教士逐出教会,这样一来他们“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了”;乌托邦中的音乐唱诗,曲调哀婉,表现出的喜怒哀乐也是可以“回肠荡气咧”;如果每天发出“祸国殃民”的法令,你要“独善其身”,那是不可能的;乌托邦人以为婚姻需要“白头偕老”;聪明人不做“割肉补疮”的事,等等。

刘麟生的译本不仅善于运用汉语成语和典故,使译文尽量中国化,而且巧于使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来翻译源于拉丁文的英语特有词汇。例如,关于乌托邦中的各级行政组织首脑的称谓,“每三十家或三十农庄,每年举出一个行政人员,叫做里长(syphogrant),后来改叫村长(phylarch)。十个里长,包括三百个人家,又归一个乡长(Tranibore)管理。至于市长的选举,是由二百五十个里长办理。”这里译为里长、村长、乡长和市长,中国读者一看都明其义。可是,1956年戴镏龄的中译本却按原文音译:“每三十户每年选出他们的行政长官,照他们的古代语言名为摄护格朗特,照新的语言就是飞拉哈。每十个摄护格朗特以及他们所掌的各户另归一高级长官管辖,过去叫做特朗尼菩,现在叫做首席飞拉哈。”这里所用的“摄护格朗特”、“飞拉哈”、“特朗尼菩”等音译名词,中国读者不仅费解,而且很难记住。

刘麟生译本还有一个优点,即行文中每遇可能引起读者费解之处,他都在括弧中加上一点注释性的词语,这对于读者加深理解原文大有好处。例如,说到当时英国的贵族和僧侣为了发展养羊事业不顾农民的生活,尽把耕地和教堂地改为养羊之用,译者在括弧中加上一句话“当时欧洲各国都在英国购买羊毛”。我想,如果再加上一句话就更透彻了:因为英国的羊毛更细长柔软。说到乌托邦岛共有54个城市时,译者在括弧中加上这样一句话: “当时英吉利和威尔斯,共有五十四郡。”这就提醒读者:莫尔写《乌托邦》这个仙岛,显然与当时英国本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写到乌托邦人外出旅行可以坐马车时,译者在括弧中加注:“当时伦敦尚没有马车”。这表明,乌托邦的交通用具远超过英国。

刘麟生的第一个《乌托邦》中译本,由于多采用中文成语典故、中国习惯说法,另加有简要注释,所以可读性较强,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当然,这个中译本并非没有缺陷,有个别段落的译文还是费解。例如写到乌托邦的城市时,说“现在只说一个城市,便是阿冒罗特城(因为是参议会所在,所以叫做阿冒罗特)。这是乌托邦的都城,所以最庄严伟大。”这几句话令人费解,为什么因为是参议会的所在地,所以叫做阿冒罗特呢? 难道参议会与阿冒罗特二词是谐音词或近似词吗? 实际上是因为阿冒罗特是乌托邦的首都,全国所有其他城市都是以它为表率建立起来的,所以参观这个首都就具有代表性。刘麟生的译本还有些叙述过于口语化,显得缺少文化韵味。不过,总体而言,这第一个中译本瑕不掩瑜,是较为中国化的好译本。


三、《乌托邦》:1956年和1982年戴镏龄的中译本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翻译出版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名著。1956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了戴镏龄翻译的《乌托邦》。他是依据1912年美国麦克米伦公司翻印1551年英国人鲁宾逊的英译本翻译《乌托邦》一书的,同时参考了苏联科学院出版局1953年出版的马列因的俄译本。

戴镏龄1956年的这个《乌托邦》中译本,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带有很浓重的苏联影响的色彩。他是留学英国专学英国文学的,理应参照更多的《乌托邦》英译本和其他英文参考资料,可是他却参照了俄文译本,而且从俄文选译3篇文稿收入他翻译的《乌托邦》一书。第一篇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首席权威学者沃尔金写的《“乌托邦”的历史意义》,列为译书首篇。书后附录一收入了莫尔与其密友伊拉斯莫斯的五封书信摘录。第二篇文稿是在书后附录二中收入苏联学者彼得罗夫斯基写的《莫尔小传》;在附录二中还收入苏联学者马列因写的《“乌托邦”的版本和翻译》;此外,全书共有230条注释,也是全部译自苏联学者马列因和彼得罗夫斯基的俄译本。这些从俄文翻译的文稿,除了有助于中国读者深入了解莫尔的思想之外,还使我们得知苏联学者对莫尔及其《乌托邦》的研究成果和《乌托邦》在俄国传播的情况。

1956年8月,戴镏龄的中文译本出版时,正值我国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进行改革的转折关头。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各高等院校都先后开设有“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其内容是学习苏联共产党党史。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犯过严重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错误以及苏共党史教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一年秋后,我国高校中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就开始进行改革,即把苏共党史改变、扩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马列主义基础分班主任,由我编出新的国际共运史教学大纲,其中第一个专题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这个专题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怎样从空想变为科学,主要学习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本阅读的参考书,我就开列了戴镏龄的《乌托邦》新译本。

1958年春天,全国刮起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旋风,掀起了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当时误认为人民公社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们人民大学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新书,供广大干部学习。我受这股“共产主义”劲风的影响,于1958年7月赶编了一本《论共产主义公社》的资料书。我在“编者的话”中这样写道:“目前我国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我们编这样一本书就是为了供大家学习和参考之用。”本书内容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摘录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人民公社的言论和文件;第二部分选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公社的言论;第三部分选印了欧洲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资料。在这一部分,我从1956年新出版的戴镏龄译《乌托邦》选录了近1万字(全书约9万字)。本书当时署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7月出版了第1版,9月又出版了第2版,版权页标注的发行量达143233册。实践证明,1958年设想通过人民公社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受了乌托邦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我当时头脑发热,赶编这本书广为流传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不好作用。如今看到当年在这本《论共产主义公社》封面上写下的“自编留念”几个字,从编辑水平来说,我不感到脸红汗颜,然而从该书所起的作用来看,依然感到心情沉重!

1956年8月出版的戴镏龄译《乌托邦》,第1版印数7600册,很快售罄。1957年8月三联书店又重印一次。1959年9月该书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由三联书店转交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从1960年8月至1962年5月,商务印书馆又四次重印。改革开放后,1982年7月经过译者精心修订的第2版新译本出版。新版的特点是大为减少了旧版中苏联的影响。译者在新版扉页上说明:“中译本初版的正文依据1912年纽约麦克米伦公司翻译的鲁宾逊的英译本转译。本版根据鲁宾逊的英译本和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莫尔全集》第4卷《乌托邦》拉丁文英文对照本修订”,而删去了1956年第1版扉页中除了依据1912年鲁宾逊的英译本转译外的一段话:“并以苏联科学院1953年出版的俄译本为主要参考。标题、分段以及重要字句的解释订正,有不少是依照俄译本的。”同时,第2版的附录还删去了第1版附录中苏联学者马列因和彼得罗夫斯基撰写的230条注释(共18个页码),而改为中译者自己重新编写的93条“中译者注”,其中一部分参考了马列因和彼得罗夫斯基撰写的注释。第1版中原有3篇译自苏联学者的文章,因对读者了解《乌托邦》有所帮助,照样入选了第2版。有所变动的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沃尔金撰写的《<乌托邦>的历史意义》一文,从列为全书首篇改排到全书附录之二的首篇,并且改用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的新译文,彼得罗夫斯基写的《莫尔小传》和马列因写的《<乌托邦>的版本和翻译》照排在第2版附录二中。另外,第2版开头增译了一篇《托马斯·莫尔向彼得·贾尔斯问好的信》,排在全书正文的最前面。这封信对于了解莫尔如何写《乌托邦》,以及估计出版后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评论有所帮助。

1982年版的《乌托邦》新译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译者于1981年1月新写了约7千字的序言,不仅简要介绍了莫尔及其《乌托邦》,而且写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可以说是一篇高度评价莫尔及其《乌托邦》的高水平要文。这篇序言指出: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一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者,大都思想比较先进, “莫尔所以超出先辈,直到今天还享有盛名,其作品还未丧失意义,恰在于其能高度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他在《乌托邦》这部不朽的著作中,为当日英国广大劳苦群众所遭受的水深火热的痛苦,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不仅如此,他还指出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并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要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他认为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丰富的才华,巨大的热情,过人的胆略,并阐述了精辟的见解。”我认为,戴镏龄对莫尔和《乌托邦》的这一段评价是十分贴切且相当到位的。该序言还指出,《乌托邦》写作的特点是“用隐蔽假托的方式陈述自己的观点”,这样也许容易为刚愎残暴的英王亨利八世所采纳。序言说:“这种方式颇类似我国古代诗人的主文谲谏”。其实,莫尔的《乌托邦》即使以假托抒发胸臆,也未能为专制的英王所借鉴,英王反而变本加厉、施行暴政,最终导致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而《乌托邦》所抒发的社会理想,却由此成为流芳千古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开山力作。戴镏龄还在序言中把《乌托邦》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概括为6点,即:财产公有、生产劳动、务农为本、城市规划、卫生健康和学术研究。我认为,这样概括还不够全面。计划经济(排斥货币、商品、市场)、按需分配、依法治国、民主自治、崇尚平等、讲究道德这6点,应该说也是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理想。序言还分析了莫尔的《乌托邦》超越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

戴镏龄译《乌托邦》第2版,不仅在内容和结构上有创新,而且译文也作了不少改动。不过,有些地方修改得还不够好,甚至不如第1版。以《乌托邦》反对私有制度最典型的那句名言为例,1956年第1版的译文是“假使私有制度存在,假使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以为国事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而在1982年第2版第43页中,这句话改译为“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与第1版译文相比较,该句第2版译文去掉了“假使”这个假定词,这是改得好的,但是“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还不如原来所译的“使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更好。更成问题的是,新译文说:私有制使一个国家难以“繁荣”。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一个国家难以有正义是对的,但它还是可能使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实现一定程度的繁荣。考察《乌托邦》鲁宾逊英译本原文,这里的“繁荣”是“prosperity”这个词,意为繁荣、兴隆、旺盛,其复数(prosperities)意为顺利。戴镏龄在第1版中译为“顺遂”,第2版改为“繁荣”(可能他发现鲁宾逊英译本原文不是用的复数)。那句名言似应改译为:“任何国家,只要盛行私有制度,只要以金钱衡量一切,就不可能有公平正义和民生幸福。”在1551年鲁宾逊英译本之后的新英译本中,把上引这句话的最后一词由“繁荣”(prosperity)改译为“幸福”(happily),所以我把它译为“民生幸福”。戴译本的全书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我认为这样的书名既过于冗长,又不够精准。因为乌托邦人鄙视金银财宝,原文也没用“金书”一词,其他中译本也从未见过“金书”的译法。按照译名要中国化的原则,书名似应改为《优托邦仙岛至善至美社会制度传奇》。《乌托邦》中有很多用词究竟如何译得更为精准,有待细心的译者反复推敲,各抒己见。

近现代中国译者翻译外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大体上形成“汉化派”和“欧化派”两派。前者强调中译文是给中国读者看的,要尽量符合汉语习惯,采用汉语用词和表达方式;后者则强调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要使中国读者多接受外来新文化、新事物、新句式、新词语。其实,这两派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如果能扬长避短、汉化为主兼顾欧化,当能新创出更好的译风、译法和译文。在比较的意义上,刘麟生的译本偏于汉化,戴镏龄的译本则近于欧化(书中还有些欧化的倒装句)。如前所述,刘麟生译本在我国流传30年,戴镏龄译本传播至今已整整一个甲子60年。我向商务印书馆查证得知,仅2003年到2016年戴译《乌托邦》第2版已先后印刷18次,累计52000册。戴镏龄译本是我国传播时间最长、印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中译本。2009年,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了400种、490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限量发行并附有收藏证书,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其中就包括戴译本《乌托邦》,仍然是平装本。


四、《乌托邦》的其他17种中译本


除了上述刘麟生和戴镏龄具有长久影响的3种中译本(其中戴译2种)之外, 近十多年来我搜索到的《乌托邦》中译本还有17种,形态各异,各有千秋。

(一)三种个人重新翻译或编译的中译本

按出版时间顺序,第一种个人新译本是1998年11月外文出版社出版,邢占军译,该书已收入“三上文库·西方文化译丛”第1辑,共10册,均为48开(90×172毫米)袖珍本。译者注明该译本是依据1964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翻译的,本书的“译者注”有其特点,例如他肯定拉斐尔·希斯拉德是莫尔虚构的“乌托邦”讲述者,而且《乌托邦》全书都是假托拉斐尔之口的个人臆想。这种说法早已有之,屡有争议,未必属实。

第二种个人新译本是2005年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吴磊编译。该书是“文化伟人代表作图释书系”第1辑中的一种。为了适应当代人的阅读习惯,译者只精译部分内容,并配以众多彩色图像,全书133页,共有193幅插图,每幅图都配有文字说明。每个部分译文前面,都另加上短小标题,如“花园里的谈话”、“乌托邦岛的社会制度”、“他们的城镇”、“他们的文官制度”、“他们的贸易与礼仪”、“在乌托邦的旅游”等等。这本书以图为主,图文并茂,缺点是内容没有突出乌托邦在公有制度下的家庭、住宅、公共食堂和旅行马车等具体社会理想,同时不少插图与乌托邦的内容没有内在关联。

第三种个人新译本是2007年10月和2012年5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编译者胡凤飞。该书是作为“西方经典悦读”丛书的一种问世的,由杨玉成、崔人元主编,旨在“让经典学术名著通俗易懂、变繁为简”,“将经典学术名著全新通俗化编译”,并着意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编译。《乌托邦》原文篇幅不大,戴镏龄加上自己注释的第2版中译文只有约11万字。而胡凤飞的编译本加上精心注释和说明,篇幅竟多达约17万字,反而变简为繁了。

(二)五种组合式的中译本

所谓“组合式”译本,就是把几本已出版过的中文译著中部分译文作些修改,配署不知名的译者姓名,重新组合出版。

按出版时间顺序,第一种组合译本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的州长治主编的《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即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莫尔著《乌托邦》、洛克著《政府论》和卢梭著《社会契约论》。这四本名著早有名家翻译过,甚至不止一种中译本。其中《乌托邦》这本另署名宁津渡译,译文大体上是模仿戴镏龄的中译本,文字表述作了某些改动。

第二种组合译本是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旷世名典》,这个精装译本并没有版权页,内含《乌托邦》、康帕内拉著《太阳城》和克鲁泡特金著《互助论》三本名著。其中的《乌托邦》译者的署名为王敬超,其译文更明显地是仿照戴镏龄的译本。

第三种组合译本是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经典文库”,内含《乌托邦》、《社会契约论》和《袖珍神学》(霍尔巴赫著)三本书,这套经典文库仅仅署名冯国超主编,其中三本书均未署译者姓名。全书是精装本,并无版权页。《乌托邦》的译文基本上也是仿照戴镏龄的译本,文字上作些改动,如把书中第一部分第一句话“战无不胜的英王亨利八世”改为“百战百胜的英王亨利八世”,而且把戴镏龄译本中的原有注释全部删掉。

第四种组合译本是2006年2月远方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思想学术名著文库”,冯强主编,全套共有52册。其中一册内容包括《乌托邦》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两本,但《乌托邦》一书并未署译者姓名,译文基本与前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出版冯国超主编的“汉泽世界名著经典文库”中的那本完全雷同。可以说,以上四种组合本是为市场需要而组合的未经认真重译的粗糙版本。

第五种组合译本是2013年12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佛百年经典”系列第4卷,内含《君主论》、《乌托邦》和《马丁·路德演讲集》3种。“哈佛百年经典”这套丛书是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1901年开始推出的,收入了迄今各国各个学科名家的经典作品(包括我国的孔子),计有50卷之多,被译为多国文字出版,已畅销百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从2010年开始翻译出版这套丛书的中文版本。收入第4卷的《乌托邦》等3本书由高朝阳等译,并收录了其他《乌托邦》中译本都未见到的由莫尔的女婿威廉·罗珀写的《托马斯·莫尔传》,长达约3万字,透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轶事。如说莫尔早年在林肯学院学习法律专业时就在一次讲演中赞颂了中世纪奥古斯都《上帝之城》的平等博爱精神,这可能是他后来创作《乌托邦》的最初萌动。查尔斯·艾略特特别为《托马斯·莫尔传》写了简易的“主编序言”,认为此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他是理想的民主国的鼻祖,现代的改革家依然在这部书中寻找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这本《乌托邦》的中译者没有说明是依据谁的英文本翻译的,很可能是源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莫尔全集》第4卷《乌托邦》拉丁文与英文对照本。高朝阳等译者附加的注释也与戴镏龄的中译本有所不同。这个中译本有新特色,可以说是戴镏龄译本之后的一个创新中译本。

(三)四种英汉双语对照的中译本

近十几年来,我国出版了4种英汉对照的《乌托邦》新译本。这显然是为了适应当今我国众多读者、尤其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正在认真学习英语的需要。

按出版时间顺序,第一种双语对照译本是2003年7月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对照大师经典文库”版本,杜智勇译。全书在每页上一半英文、一半中文,便于读者左右对照阅读。译者没有说明根据什么英文版本,但是从内容来看,与戴镏龄所依据的英译本有所不同,所以中译文也有些差异。

第二种双语对照译本是2007年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文思博要”英汉对照典藏版10种图书之一种,王金编译。该书左页为英文,右页为中文。译文根据的英文本与上述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杜智勇译本的原文是相同的,这两本书的译文特色都不鲜明。

第三种双语对照译本是2011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唐译编译。其排版版式与新疆科技出版社的译本相同,译文基本上仿照戴镏龄中译本。

第四种双语对照译本是2013年1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丛书之一种,英文版采用的是英国人保罗· 特纳(Paul Turner)的译本,1965年由纽约企鹅图书出版公司(Penguin Books Ltd )出版。这个20世纪60年代的新英译本,把“众多资本主义国家”(a great many capital countries)和“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living under a communist system)这些《乌托邦》原著中所没有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词汇都乱加在原著上。遗憾的是,中文译者也未加以指正或说明。企鹅图书有限出版公司的这套丛书从2004年开始在英、美、德等国出版,出版者是西蒙·温德尔。中文版从2013年开始出版《乌托邦》等书。这个英汉对照本是把英文本整个排印在中文本之后。两位译者在导读中说: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力图用最简洁的语言准确传达原著意义,并对文中一些词汇做了简要的注解”。汉译企鹅丛书是“袋书系列”,每本都是32开小型本,是一本从内容到形式都颇具特色的中文新译本。

(四)一种漫画版的中译本

2014年7月,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看漫画读经典系列”丛书,全部用漫画形式来介绍世界各种经典名著。其中一本名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由韩国孙永云著、韩国崔廷圭绘。中文译本是李舟妮、杨赟、叶青、吴嘉懿合译,全书分12章,共有271页,近30万字,16开本。除了前6页是编绘者写的总括性文字说明外,全书用上千幅漫画加简短文字说明来传播《乌托邦》的内容,可惜漫画本身并不够出色。中国人百年来常用连环画小人书对少年儿童进行文化思想教育。透过漫画邂逅大师,让社会科学经典成为大众读物,这是韩国人的创新,值得我们借鉴与超越。

(五)与《乌托邦》密切关联的莫尔著作译本

自1965年迄今,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托马斯·莫尔全集》已出版了14卷,其中绝大部分尚未有中文译本。我收藏了一本与《乌托邦》直接相关的著作,这就是莫尔的《塔中书》,是莫尔晚年被囚禁在伦敦塔监狱之中所写谈论修养治平之大作,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作为“经济人文译丛”之一于2013年2月出版,殷宏译。全书16开本,分4篇,共227页,近20万字。在这部绝笔的遗书中,莫尔依然坚持他早年在《乌托邦》中的理想,对现实世界充满忧患,并对统治者的改革寄以厚望。他依然主张教权独立,君权有限,信仰自由,关切民生。他坚决反对英王亨利八世喜新厌旧,另娶新欢,独揽大权,凌驾于教会之上,迫使议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王是英国教会唯一最高元首,同时拒绝宣誓忠于该法案,因而激怒了亨利八世。1534年4月13日,莫尔被关进伦敦塔监狱,1535年7月1日被法庭判处死刑,7月6日被送上断头台,英勇就义。史实证明,莫尔决非由于出版《乌托邦》一书获罪。但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的张造勋译的柏拉图《理想国》一书,“译者前言”第2页在评述柏拉图的历史影响时这样写道:《理想国》“促进了各种社会改革思潮的诞生。如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提出了以理性为基础的理想社会,他出版了《乌托邦》,并因此献出了生命。”2014年2月1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陕西师范大学王保贤撰写的《莫尔之死与<乌托邦>》一文,予以订正。时至今日,这类史实讹误现象不应该在学术出版物中再出现。

(六)四种台湾地区出版的新译本

台湾地区出版的《乌托邦》中译本,除了196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麟生中译本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又陆续出版了4种新译本,这是可喜的文化现象。

第一种新译本,是1957年5月台北世界书局出版的刘成韶译本《乌托邦》。译者在以“开宗明义”为标题写出的代序中这样说:“完美的理想标准是批评实际的程度,所以理想的政治也是批评现实的天秤!”20世纪50年代台湾在威权政治统治之下,能够出版此书是有现实意义的。译文采取意译手法就很有特点,如上篇标题译为“论国计与民生”,下篇标题译为“乌托邦的国政”。在附加的众多注解中,译者借题发挥写了不少颇有启发的内容,如译者第8个注释就说明:“人民活不了,才向统治者革命”。译者刘成韶还翻译了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并著有《北欧各国的政党与政治》等。

第二种新译本,是1966年10月国立编译馆出版、台湾中华书局印行,郭湘章翻译的《乌托邦》。该译本扉页上写明“本书由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补助出版谨此致谢”。书前是译者从日文翻译的长篇莫尔评传(原是作为日本研究社英美文学丛书出版的日文版《乌托邦》的序文)。译者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版本翻译的,从译文内容来看应是鲁宾逊的英译本。该中译文有自己的特点,如第一编的标题译为“拉斐尔谈国家的良好形态”,第二编第一章的标题译为“乌托邦岛的鸟瞰”,其余八章的标题也很鲜明,如第七章“论奴隶、病人、婚姻和其他事项”,第八章“乌托邦的作战”,第九章“乌托邦的宗教”等。郭湘章的译著还有《美众院外交委员会报告:世界共产主义的战略与战术》、《近代各国战略论》等。

第三种新译本,是1978年1月高雄三信出版社印行的《乌托邦》,是作为“新教养文库”第25种问世的,译者刘丽华。书后附有出版社编辑部写的“题辞”,说明了该文库中选入《乌托邦》一书的理由是因为“乌托邦建设遂成人类所向往的奋斗目标”。译者没有说明是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但是译文颇有新的表述,如全书最后一句话直译为:“我不敢奢望,但我的确希望能够见到乌托邦共和国的许多制度,有朝一日能够在欧洲实现。”这是在其他中译本中都未见到的。

第四种新译本,是2003年2月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乌托邦》。译者为先后任台湾大学、淡江大学教授宋美璍。她在题为“汤马斯·摩尔的世界与视界”的“译序”中申明:“深深着迷于摩尔的辩证吊诡的思维。中译本有刘麟生(1934年)、刘成韶(1957年)、郭湘章(1966年)和戴镏龄(1982年)等版。‘国科会’经典译注的系列注重注释及评论,故而再度译为中文。新译力求信实清畅,并且妥善注解原作与内容的幽微之处,期盼帮助读者老书新读的乐趣。”披读本书译文,确实感到颇有新意。例如,《乌托邦》第一部的标题新译为“臻于至善的国家”,第二部的标题新译为“至善境界”。《乌托邦》中批判私有制度的那句名言,也有新译法:“在私有财产的制度之下,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不可能清明,民生也不可能富足。”更为难得的是,译者新译了7篇莫尔及其友人和当时人士议论和评论《乌托邦》的信函、文稿和诗篇,这在其他中译本中均未见过。译者还把莫尔的好友贾尔斯初读《乌托邦》一书时在有关部分写下的眉批都翻译出来,照印在有关段落旁边。在该书插图中第一次出现了莫尔好友伊拉斯谟斯和贾尔斯的图像。宋美璍的译本是台湾最新出版、最有新意的《乌托邦》中译本。

总体来看,莫尔著《乌托邦》百年来在中国的传播,自1903年至1934年这31年间,只是在书刊中初步片断传播。1935年以后,中国出版过20种《乌托邦》中译本。据宋美璍教授译注《乌托邦》一书时开列的英文译本统计,自1551年至2001年450年间共有14种,而我国迄今80多年来就有20种中译本出现。可以看出,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重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乌托邦》中文译本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景象。这些中译本对于传播莫尔《乌托邦》提出的社会主义理想,发挥了持久的文献供给和社会普及的智力支持作用。


五、结语与建议


《乌托邦》百年来在中国持续不断的传播,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给劳苦大众带来的祸害,了解到理想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式,鼓舞广大人民为实现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当然,《乌托邦》也含有时代、社会和莫尔个人认识这样三重局限性。1516年《乌托邦》出版时,世界正处于从封建主义社会开始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时代,英国社会还是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生产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还处于简单协作阶段,手工工场才开始发展,还没有机器大生产。在这种时代和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财富公有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莫尔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虽然充满人文主义情怀,但是他的神学世界观决定了他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创新劳动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他设想的乌托邦世界中,人民的衣食住行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乌托邦中还保留奴隶制度,还要对外发动战争建立殖民地,这些都是错误的。不过,客观评价莫尔《乌托邦》与社会进步的时代关联,美国学者乔·奥·赫茨勒积极地认为: “他的乌托邦思想是一种要求对社会进行大规模合理改组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无可否认,他超越了他的时代达好几个世纪。事实上他的大部分理想在本世纪也仍然的确以别的形式为人们奉为对社会预测的最高典范。”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传播几乎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同步,但是前者产生了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历史影响,使中国人民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怎样批判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空想,又继承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想,更超越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方案,把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式的空想发展到历史实践中的科学。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来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毋庸讳言,我们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曾经急于求成,受过乌托邦社会主义空想的影响,急于在社会生产力远未发达的条件下,希望通过人民公社制度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从1958年至1983年这25年间的试验和实践证明,“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能快速发展生产力,不便治理好农村社会,所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启动了农村改革,1983年彻底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转而探索“三农”问题发展新途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而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发展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阔步前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乌托邦》500年前提出的社会主义主张是能够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百年传播、百年启蒙,经过中国人民的百年结合、百年探索、百年奋斗,终于走上坦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性展开,致力于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当代中国已经开辟出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面对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我们依然需要学习研究《乌托邦》,既要批判并且避免重犯《乌托邦》的空想错误,还要继承、弘扬《乌托邦》提出的优异美好理想,更要超越《乌托邦》,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与世界发展进程中大放异彩。为更好地挖掘世界社会主义历程中的思想资源,更加深入理解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提供与时俱进的文本依据和不竭的思想动力,有必要出版《乌托邦》的新译本。唯愿我国后起之秀的学者能够弘扬先贤治学精神,继承前人翻译成果,博采众长,细纠纰漏,善于创新,力求信达,注重尔雅。依我管见,建议《乌托邦》未来的新译本最好改名为《优托邦》。这有三条理由:

第一,莫尔用拉丁文创造的“乌托邦”(Utopia)一词,是依据两个希腊文词根连接而成的,这两个词根具有相互矛盾的双重涵义:其一是“优美之邦” (eutopia),其二是“乌有之邦” (ou-topia)。莫尔取名“乌托邦”,意在强调这个“优托邦”是无法实现的。500年来, 《乌托邦》之所以吸引无数追求理想社会的人士,并不在于它无法实现,而在于所提出的“优托邦”理想具有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可贵价值指向,所以理应改译为《优托邦》。

第二,自17世纪以来,Utopia一词在英文中开头第一个字母发音是ju (优)而不是u (乌),所以按英文发音,把“乌托邦”改译为“优托邦”是天然合理、名正言顺的。1896年严复把utopia采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方式巧妙地翻译为“乌托邦”,他是按拉丁文的发音,而并非按照英文发音。我现在提出把“乌托邦”改译为“优托邦”,也是把音译与意译巧妙结合的创新。严复的“乌托邦”是古典的译法,我提出的“优托邦”是现代的译法。很有意思的是,日语ユートピア的发音也是“优托邦”,而不是“乌托邦”,该词第一个假名也发“优”音。在本文第一部分征引的三篇日文转译中文的文章中,“乌托邦”分别被译为“优特悲亚”、“由托卑耶”、“优托庇亚”,也从日文的实际发音提供了要改译为“优托邦”,而不是“乌托邦”的佐证。

第三,按照《牛津英文辞典》的解释,utopia一词意为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它含有双重意义:一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dream,fantasy),二是理想(ideal),即理想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显然,空想是贬义,理想是褒义。我国长期以来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为空想社会主义,是取其贬义。早期我国也有人译为理想社会主义。我保存的孙倬章《社会主义史》(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再版,1933年又出国难后第一版),其中第一章就是“理想社会主义者”,第二节“穆尔”就是写莫尔的《乌托邦》。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空想,继承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想,创造性地把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从批判的角度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为空想社会主义是合适的,但是从继承的角度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为理想社会主义也是恰当的,而且我认为是更精准的。因为纯粹空想不可能发展为科学,只有合理想象经过严密论证和实践才可能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了“乌托邦”,继承了“优托邦”,而且把社会主义发展为“科托邦”(scientopia=science+utopia,还可音译为“赛托邦”),这是我杜撰的一个新名词。所以,把乌托邦社会主义改译为理想社会主义是贴切的。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期待以后新出版的《乌托邦》译本理应改名为《优托邦》。我提出“优托邦”的新名词、新概念,并非要取代在我国已流传100多年且约定俗成的“乌托邦”。“优托邦”只是作为“乌托邦”的代称、别称、新称、尊称和昵称。然而,为什么要以《优托邦》取代《乌托邦》呢? 简而言之,就是因为《乌托邦》只凸显了它是子虚乌有、不可能实现的美好空想,不免令人沮丧、心灰意冷、消极无为、大失所望。而《优托邦》旨在强调它是优异美好、能够实现的合理设想,能够催人奋进、倍增干劲、满怀激情、充满希望。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译本中的一个注释说,就广义而言,“后人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皆可称之为“乌托邦”。窃以为,今后有人提出让人们充满希望、切实可行的优异方案,当可称之为“优托邦”。我们纪念《乌托邦》出版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500年,正是要继承、弘扬《优托邦》最先提出的社会主义理想,更好地发展、践行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论述的“科托邦”,全面建4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时代进步。设想,到2049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那时就会形成“华托邦”(Chintopia=China+utopia),也就是华夏之邦、华美之邦、现代中华文明之邦,那时中国对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将会作出更大的历史性贡献。再经过500年至上千年的不懈奋斗,人类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优托邦” 和“科托邦”,那就是“世托邦”(Worldutopia),也就是世界大同的理想胜景。我们坚信,经过人们的世代努力,上述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形态所承载的科学社会主义美好愿景一定能够实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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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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