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乌托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关于翻译史及其版本的学术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6 次 更新时间:2018-06-08 0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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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 (进入专栏)  

   摘 要:1516年12月下旬出版的托马斯· 莫尔著《乌托邦》,是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开山之作, 《乌托邦》问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迄今已经有500年光辉历程。《乌托邦》从1903—1934年在我国书刊中初步传播,到1935年刘麟生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1956年戴镏龄的第二个中译本问世(1982年修订再版),1998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已陆续推出13个中译本,台湾地区也出版了4个新译本。我国早期书刊和上述中译本的出版,对《乌托邦》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传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启蒙和鼓舞了中国人民为实现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几乎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同步。正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空想,又继承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想,更超越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方案,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式的空想到历史实践中的科学的转变,推动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进程中最终走向了成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历史性展开,致力于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 莫尔 《乌托邦》 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高放,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 100872)。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有500年时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由来已久”。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一书, “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悲惨景象,同时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又一次肯定了世界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500年前的莫尔著《乌托邦》,而且揭示了50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在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世界意义。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从世界社会主义源头讲起。2016年12月下旬,适逢莫尔著《乌托邦》一书出版500周年纪念,详实地考察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历程中这部经典名著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乌托邦》无情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及其全部基础,以及对未来社会提出的积极主张和有价值的设想,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逢时适机要做的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一、《乌托邦》从20世纪初叶起在中国初步传播


   “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严复(1854—1921)用文言文翻译出版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上卷中,该书总计18篇导言,其中的第8篇导言的标题就是“乌托邦”。其实, 《天演论》的论述并没有使用“乌托邦”(utopia)一词,书中讲到古今“众善皆备、富强平等的理想国家治理图案”时,原文采用的是“地上乐土,真实的伊甸园” (an earthly paradise,a true garden of Eden)这一描述,严复把它改译为“乌托邦”。这表明,作为我国近代最早留学英国的学生之一,严复不仅熟悉莫尔著《乌托邦》一书的内容和意义,而且在翻译《天演论》时巧妙地采用意译与音译相结合方式,创造了“乌托邦”这个中文新名词。但是,英国经济学泰斗亚当· 斯密在1776 年出版的《原富》中已经使用“utopia”这一英文词,所以1902年严复在翻译这部经典名著时,便名正言顺地再次使用了他首创的“乌托邦”汉译新词,并在译者注中指明该词出自“英相摩而妥玛所著”之《乌托邦》一书。他进一步强调:该书“以寓言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乌托邦,岛国名,犹言无此国矣。故后人言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难以企至者,皆曰此乌托邦制也”。可见,严复已把乌托邦的本义和引申义都讲清楚了。从20世纪初叶起,严复首创的“乌托邦”一词即为我国读者指明就是16世纪初英国人“摩而妥玛”著《乌托邦》最早提出的社会理想国,到1920年前后“乌托邦”一词开始在我国社会流传。随着《天演论》在20世纪头30年风靡一时,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一再重印出版,“乌托邦”这个新名词日渐被我国文化知识界认同和广泛使用。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加快发展,劳资两大阶级矛盾加深,工人运动兴起。于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日本传播,莫尔著《乌托邦》也随之传入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书刊中论及社会主义起源已时常提到莫尔著《乌托邦》。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从日文论著中最早把莫尔及其《乌托邦》介绍到国内来。很有意思的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这一年竟有4种书刊不约而同最早介绍了莫尔及其《乌托邦》,而且对《乌托邦》的译名各不相同。首先是1903年2月7日由作新社编译并出版发行的《最新经济学》,书中提到与亚当·斯密学说相反的四种学说为“非斯密派”,其中之一是“共产主义派”,指出:“此学派欲废私有财产之制,而以天下财产,为各人之公有,而措各人于平等,与斯密派之以私有财产为本者,渊源互异。古来此学派之撰书,不遑枚举,然以布拉图(即柏拉图———引者注)之共产说为首。迨至中世,德马斯穆鲁(即托马斯·莫尔———引者注)之《无何有乡》一著最名。”这是我国旧书刊中关于《乌托邦》一书能查到的最早的简要介绍,指出它是近代主张财产公有和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派最著名代表作。其次是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该书讲到18 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 卡贝(Etienne Cabet)因从事民主共和活动被政府逮捕, “遂去伦敦,由托马斯摩亚之‘由托卑耶’而养成共产主义之思想。曾著一书,题为《伊加利耶国渡海》,时千八百三十九年。”这里所说的卡贝深受莫尔《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于1839年著有《伊加利亚旅行记》,是符合实际的。再次是同年3月13日, 《译书汇编》第二年第12期刊登了署名君武的《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一文,对托马斯·莫尔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写明他是“英王显理第八(即亨利八世———引者注)时之大司法官也”, “终被诬为谋反刑死”,并把《乌托邦》书名译为《华严界》:“著此书者即德摩司摩儿(Thomas More),而此书之名,即《华严界》(Utopia)是也。”更早的是,1902年梁启超以新小说报社的名义,为即将创刊的晚清小说期刊《新小说》发表介绍性文章时提到:该刊的“哲理科学小说”栏目“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并列出取材的诸多译本中就包括“英国德麻摩里著《华严界》”,但是并未介绍此书的内容。华严界本是源于我国唐朝形成的佛教派别华严宗所信奉的《华严经》,“华严二字为喻此佛者,因位之万行如华,以此华庄严果地,故曰华严。”依我理解,所谓华严界,就是佛家理想的至善至美、严于律己、人人至善、个个行善的和谐境界。马君武的这篇文章用3000多字篇幅简要介绍了《乌托邦》一书第一篇和第二篇的要点,进而指出: “华严界者(Utopia),哲人意想中之一虚境也。是虚境者,乃一乐岛,远莫能致。此乐岛中,住有完全社会。一切人类,生活快乐,宪法纯净,政府无恶,简易欢喜,以终其生,无有忧乱险恶一切诸难。”“华严界者,人意所创造理想所组成之极乐世界也。”在转述《乌托邦》要点之后,该文赞扬其作者托马斯·莫尔“实仁慈之社会改良家也,实人群历史上之社会罪恶大批评家也,实提出新社会之大理想家也”, “实共产主义之开辟大祖师也。”除了上述书刊外,还有一本介绍《乌托邦》的书,是闽学会1903年5月15日出版大原祥一著、高种译的《社会问题》,书中谈到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著作时认为: “睦喀之《优特悲亚》等,想象一至美之境,不知是一理想而已。凡理想之无可希望,不能实行于今日者,直为空想。”由上述可见,1903年最早介绍《乌托邦》的这4种书刊,在“乌托邦”译名上有两种音译(“由托卑耶”、“优特悲亚”)和两种意译(“乌有之乡”、“华严界”)。1906年9月5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7号发表了署名渊实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一文,也说: “盖在上世宗教与共产主义常相提携……诸宗派所行之处,莫不为共同生活。及基督教时代,原始教会亦企行共产制度……基督教诸教父之著述亦多含此理想之天国者,彼一五一六年德漠师摩(Thomas More)著《华严界》(Utopia)”。在这里,《乌托邦》依然被译为《华严界》。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逐渐在我国广泛传播。从1918年起,国内出版物上才开始把“华严界”改为“乌托邦”或“乌讬邦”。1904年1月,《东方杂志》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发行,是中国近代期刊史上最为悠久且很有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月刊。该刊1918年11月号发表了刘大钧撰写的《社会主义》一文,作者把世界社会主义分为6个派别,分别是:科学派、乌托邦派、费边派、国家派、宗教派和无政府派。其中,“科学派”是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派, “乌托邦派”则“不信社会能至臻于梭夏烈斯姆(即socialism 一词的音译———引者注)之境,而欲以人力制成一乌托之社会,然后能尽善尽美。”1919年10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小泉信三著、质存译的《两种的乌托邦(续)》一文。该文说:“摩尔慨叹十六世纪英国的实况,因为使之两相对照,才作《乌托邦》。”作者认为,乌托邦人每天只劳动6小时,产品一定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需要,乌托邦人生活朴素,但是缺少生气横溢的趣味。他把19世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也说成是另外一种乌托邦。他意识到19世纪社会生产已经比16世纪发达得多,但是全为了资本家能够赚钱,劳动者并未感到快乐。为此,要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使劳动者打倒资本主义,消除贫困,得到快乐。他认为这也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日本人小泉信三的《两种的乌托邦》,既否定了莫尔的《乌托邦》最早提出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方案的历史价值,又否定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可以说,这是含有双重错误的观点。然而,从标题到内容,该文却是第一次双重使用严复创译的“乌托邦”一词的文章。

1920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邵振青编《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书,在介绍社会主义思潮时写道: “一五一六年,英国大法律家叟妥玛斯摩亚(Sir Thomas More)以拉丁语著《乌托邦》(Utopia)一书”,“此彼一人之理想乡,当时并无何等实际上之效果,然其书为拉丁语,却惹起学者之注意,遂被翻译为德意志语、伊大利语、法兰西语、英语等,列入世界名著之中。” “摩亚此著,虽不见直接之影响,然大与欧洲人心以刺激。厥后英法等空想的社会主义之勃兴,不得不认此书有多大效果。”这是中国人编写介绍各国思潮的书稿中第一次肯定了莫尔的《乌托邦》是近代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起源。1919年9月1日北平新学会编辑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1920年5月1日该刊第2卷第9号发表了绍虞编著的《社会改造家传略》一文,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专门介绍莫尔的文章。文中说:“在柏拉图(Platon)之后,空想的社会主义家中最有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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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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