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义和团的世纪魔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51 次 更新时间:2008-05-0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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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历史见证人的愚蠢,因为他们总是犯同类的错误。

——题记

一 义和团开天下之险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公元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午夜,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城外二十五里外,一个荒远的小村子磨盘张家庄,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杀人案。几个亡命的草民,雷协身、惠二哑巴、张高妮,越墙入室,盗窃庄里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与韩理的住所。在这个荒远贫瘠的小村庄里,或许这是唯一值得盗窃的人家。那晚恰逢另一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前往曹县,路过此地留宿。传教士听见院内有动静,开枪射击,打伤了盗贼,凶盗们一哄而上,闯入屋内杀了韩理、能方济,抢得财物及银钱二百一十两,逃之大吉。

这类凶案在巨野县或曹州府[1],原本不是什么大事。杀人越货或劫富济贫,在这一带再寻常不过。如果你知道巨野何地、凶盗何类人,就更觉得不足为奇了。巨野即大野,得名于大野泽,而大野泽,就是古时候的梁山泊。邢昺《疏》云:“《地理志》云:‘大野泽在巨野县北。’巨即大也。由其旁有大泽,故县以巨野为名……”胡渭《禹贡锥指》引于钦《齐乘》云:“大野泽即梁山泊也。”

巨野就是古时的梁山泊。梁山泊为黄河决口之尾闾,八百里水面,烟波浩淼,向来盗贼出没。《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传》记“郓介梁山泺,素多盗”。宋后黄河改道,梁山泊淤涸为陆地。山河好改,本性难移,打家劫舍寻常事,聚啸山林间或有,巨野教案前后,曹州府一带正兴大刀会。大刀会聚众练拳习刀,据说练得金钟罩功法,可以避枪炮。退可保家乡,进可灭洋教。梁山泊好汉这一次的对手,不再是贪官污吏,而是洋教士、土教民。

凶盗就是梁山好汉之后。鲁西南是满清政府权力薄弱的地区,土匪横行,大刀会成立最初的动机是保家护产。但很快就与当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发生冲突,教会强取豪夺,强占房产地产建堂筑院;包庇盗匪,官府追缉的凶犯、被大刀会打败的土匪,都去入教,有天主教保护,官府不敢捉拿,大刀会也无奈。积怨久,民愤起,大刀会便开始袭击教民、焚烧教堂。还有另一种说法,这次入室盗窃杀人案,绝非寻常抢劫害命,是有组织的大刀会所为。大刀会仇教,与洋传教士、土教民冲突已有时日。那晚他们聚集起三十余人,携刀枪闯入张家庄教堂,目的是杀薛田资,劫财倒在其次,不料薛田资逃脱了。薛田资在张家庄一带干涉词讼、强取豪夺,有民愤。

杀人越货或劫富济贫,在这一带历史上、现实中,本来是寻常之事。不仅有历史上半真半假的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聚众造反,还有确确实实的黄巢起义。翻却曹州天下反,黄巢也是曹州人。然而,这一次却不同以往,乡野小民造的是洋人的反。中西冲突如今在中国腹地发生,而且与中国社会的分裂相关。大刀会义和团,不仅反洋教士,也要灭土教民。

乡野小民造洋人的反,在中国历史或中西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1850年前后,中西交流与冲突的遭遇点,已从海岸进入内陆,进入不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华夏腹地的中原,进入田畴与墓碑间的村舍,进入乡野小民的生活,触动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根基,也触发了中国社会来自底层的反抗。

中西冲突是逐步深入的,从外洋到海岸,最后到内陆。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到中国,贸易或传教,都必须在本土秩序中谨慎地进行。蒙古帝国崩溃、土耳其奥斯曼扩张,大旅行时代的商路全部被阻断了。西方人经过几代人的探险终于找到新航路,重新来到中国海岸时,他们不仅不记得他们祖先200多年前的事迹,也不知道如何跟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打交道。他们尝试着做海盗,杀人抢劫强行登陆,结果失败了;又尝试作顺民,去北京朝贡或贿赂沿海官员,又失败了。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早期,西方对中国不是没有扩张的野心,而是没有扩张的实力。工业革命、印度殖民、鸦片贸易改变了中西力量的平衡态势,西方对中国的扩张终于野心与实力相称了。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使团先礼,濮鼎查、额尔金后兵。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在东南沿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到南京,签下南京条约后退回香港,热热闹闹地做他们的毒品生意去了。五口通商并不像英国人期待的那样可以为所欲为,英国商人与中国政府的摩擦不断,终于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人也加入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了颐和园,签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两次鸦片战争,伤的是大清朝廷,从“体面”到“心腹”。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朝廷来说,只是“边衅”,东南海岸的一系列小战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同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首都陷落,对朝廷来说,那是几乎使皇朝覆灭的战争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内忧外患,满清皇朝元气大伤。同治中兴,满清政府试图建设现代国防力量,但很快爆发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彻底摧毁了大清海军。

满清朝廷不是无意抵抗,而是无力抵抗。朝贡时代,中国不平等对待西方,条约时代,西方不平等对待中国。洋人们从海上来,西欧北美与西化的日本,穷凶极恶;洋人们也从陆地上来,沙俄进逼西域与东北,更加凶险。越来越多的“列强”国家参与瓜分中国。清廷之所以还领有中国的主权,并不是因为中国有力抵抗西方的入侵,或西方无力无意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殖民征服,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而是因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扩张势力相互竞争,谁也无法独吞中国,所以不如留下个帝国空壳,让西方人自由出入,各有租界领地,在治外法权保护下为所欲为。

西方扩张全面深入中国内陆,冲突的焦点也从朝廷转向民间,转向社会底层。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扩张势力侵入中国腹地。贩卖鸦片自由了,传播基督教也自由了。西方商人出现在中国大部分城市,而西方传教士则深入中国大部分农村。洋药洋炮、洋布洋教,深入中国,影响或威胁到乡土百姓的日常生活。西方扩张势力与中国的冲突,焦点也从朝廷禁洋药转向民间排洋教。一时间教案蜂起,而且不断升级,最终酿义和团暴动。

小小的巨野教案终于酿成大祸,中国朝野震惊,世界也为之震惊。梁山好汉们,这次劫杀的是洋人。劫杀公子王孙或贪官污吏,那都是国内的事,可大可小;劫杀洋人,则是国际的事,只能大而不能小,尤其在那个时节、那个地界。这是那几个草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他们的动机很单纯:仇教、劫财。

案发4天,远在德国的天主教圣言会的山东主教安治泰急忙赶往柏林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劝说威廉二世以此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11月6日,德皇电谕外部 “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报复此事。如果中国政府方面不立即以巨款赔偿损失,并实行追缉及严办祸首,舰队必须立即驶往胶州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以极严厉的,必要时并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2]实际上德皇已经等不及、或根本无意等待中国政府赔偿、追缉严办祸首,第二天,11月7日,德皇电谕外交大臣布洛夫:“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好久所期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刻动手”,并训令驻吴淞口的德国舰队即日北上胶州湾,“战据该地,并威胁报复,积极行动。”七天以后,11月14日,德国舰队抵达胶州湾,强行登陆并向守备清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48小时内“退清”。

大风起于轻萍之末。巨野教案酿成“世界大战”,不仅断送了广阔的胶州湾,而且,几乎断送了千年中华帝国。德国占领胶州湾,拒不退兵。俄国公使出现了,自告奋勇要劝说德国退出胶州,条件是在东北用俄国教习、准俄国人修铁路、开放松花江、嫩江给俄国船只航行,而中国船禁行黑龙江下游。调停是假,乘机敲诈是真。中德签署《胶澳租界条约》,俄国随即赶来强迫清廷签署《旅顺、大连湾租借条约》,法国要求将与越南接壤的中国省份化为法国势力范围,日本要求将福建化归日本势力范围,朝廷一一照复。英国害怕列强如此瓜分中国,会威胁到英国的在华利益,抢先要求清廷将长江流域划为英国势力范围,确保“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让与他国”。天朝实在无能,故国领土,本有主权,如今迫于西方列强之势,不租押割让不行,租押割让也不行,可悲之极。《拳匪之祸首》(1918)的作者指出,由巨野教案挑起的德国侵占胶州湾,不仅是义和团暴动的起点,也是“中国灭亡危险之起点”:

“且胶州之劫夺,乃我国开国五千年来未有之惨祸,为中国灭亡危险之起点。不有胶州之劫夺,中国不至有旅大之租借;不有胶州之劫夺,中国不至有义和拳;不有义和拳,中国不至因一部分暴民之野蛮复仇,而使全国负违背公法上神圣条约之名,自亦不至有百种辱国失权之《辛丑和约》。推源祸首谁欤?……德人之夺我胶州也。”[3]

朝廷不思进取,小民不识大体,洋人不讲道理

巨野教案,对于当地草民,首先是一大快事;对德国殖民者,是一大喜事;而对于满清朝廷,是一大难事。草民仇教,今日终得报仇机会,杀人劫货,好不痛快!德国觊觎胶州湾已久,总算有了出兵的借口,德皇喜出望外!清廷软弱无奈,草民控制不住,洋人得罪不起,帝国衰朽,百事维艰。

草民控制不住。眼见从四川到山东,民教冲突此起彼伏,乡野草民舞刀弄棍、练拳念咒,毁教堂、杀洋人、聚啸寻衅,各地官员忙着清剿砍头,奈何民不畏死。巨野教案发生,朝廷令地方严办,50多人被捕,为首雷协身、惠二哑巴斩立决,张高妮等五人无期徒刑。严办是做给洋人看的。从皇帝到大臣都知道,德国意欲侵占胶州湾,正愁着没有借口,只有快捕快杀,堵住德国人的嘴。光绪皇帝责令山东巡抚李秉衡“务将凶盗拿获惩办”,“现在德方图海口,此等事适组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4]洋人得罪不起。一切都晚了。皇帝降旨的时候,德国舰队已经在开赴胶州湾的路上。德军占领胶州湾,上谕一道又一道,严禁抵抗,“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所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自我开。”[5]当然,守土者如果不开炮,入侵者也省得开炮了,长驱直入便是。德国占领胶州,进一步想北京朝廷交涉,要求惩办凶手、革职地方官、赔偿曹州地方教堂修建费9万两白银、德军侵占胶州军费数百万两、中德合资在山东全省修建铁路开发矿藏、租借青岛及整个胶州湾99年!德国如愿以偿。

朝廷不思进取,小民不识大体,洋人不讲道理。从小小的巨野教案开始,我们就看到结构中国近现代史的三个方面及其三方难以调和的冲突。这种三方面冲突的格局,从根本上有利于西方的扩张。

鸦片战争基本上是朝廷与洋人之间的战争。战争起于禁烟,禁烟是朝廷的事,民众并未见响应。反倒是利益所趋,乡民与洋商勾结贩卖,共同对付朝廷官府。难怪英国烟贩抱怨,朝廷管不住自己的臣民,又怎能管住外人。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惊奇地发现,战争在英军与朝廷的士兵之间进行,中国老百姓却站在远处,观“西洋景”,以为这是红夷与官军打仗,与乡里小民无关。因此,英军所到之处,军需给养似乎不成问题。只要给钱,老百姓踊跃将粮食、鱼肉、淡水卖给他们,根本没有敌我意识,如果需要苦力,在当地也不难招募。真正可以证明民众参与这场战争的,就是三元里抗英的故事。不管这段故事如何被反复渲染,有一点总是让人难以置信,那就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三元里抗英,至多可以说是保家卫乡,那个时代的乡民,根本没有国家意识。[6]鸦片战争中,真正受到打击的是大清朝廷。在洋人那里丧权辱国,在百姓那里丢了天朝的威严,为太平天国造反提供了心理基础。第二次鸦片战争依旧是朝廷与洋人之间的战争。白河沿岸的百姓,宁愿为英法联军运输给养,也不愿意被官军抓了去当苦力,洋人总还是给钱的。

中国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分裂的“缝隙”,让西方扩张有了可乘之机。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到中国,正值蒙古入侵、中华沦陷。明朝实行海禁,抑制了中国民间航海力量,西方扩张势力在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畅通无阻,一直到中国海岸,“郑氏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曾经有能力遏制西方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无奈也葬送在满清内陆皇权手中。守不住海域也守不住内陆,鸦片战争后,西方人长驱直入,太平天国、义和团等中国内部的冲突彻底消耗掉中国的国家力量之后,西方在中国的扩张也就最终完成了。

朝廷与百姓的分裂,削弱了中国的力量,西方人也明白这一点。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计划远征中国,他们在菲律宾总共只有800人,要去征服一个至少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帝国,他们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的根据,除了那种堂吉诃德式的狂热外,还有一种消息,据说中国百姓都憎恨中国朝廷,如果西班牙远征军在中国登陆,中国百姓会像欢迎解放者那样欢迎他们。西方人认为,东方专制帝国的朝廷与百姓是相互敌视的。英国海军以约7000人的兵力对一个有四亿五千万人口、80万常备军(约20万八旗兵、60万绿营兵)的大帝国开战,除了军事技术与组织的优势外,他们还相信,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平民不会参战,在天朝百姓看来,鸦片贸易有利可图,而战争,不过是红毛夷与皇帝的军队之间的事。“中国人民决不想损害同英国的关系……敌对心理只不过产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7]

西方扩张,从来都是乘虚而入。洋药鸦片荼毒中华,殃民祸国,朝廷官府有此意识,百姓却无动于衷。朝廷禁烟不果,反起边衅,朝廷、百姓、洋人各有原因。除了朝廷腐败,禁烟令行不止,还有百姓不配合,国人要买,洋人才可卖。鸦片战争是“边衅”,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是“内乱”,内忧外患,如今朝廷,已既无禁烟之力,也无禁烟之意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与基督教传教合法化,西方人不仅可以自由贩卖“洋药”,还可以自由传播“洋教”。于是,“洋祸”从海疆之忧,酿成心腹之患。鸦片本是洋祸之源,此时更加泛滥,朝野却无动于衷。反倒是基督教传教,在民间与士大夫阶层激起强烈敌意,排教仇教,一时教案四起。(图4-6:深入乡间的洋教士,穿着汉装,却用刀叉吃饭。)

西方扩张触犯中国社会的,最初不是洋药,而是洋教。这也是让郭嵩焘捉摸不透世道人心的地方,为什么举国汹汹,要禁洋教,却对禁洋药无动于衷?初到伦敦时,正赶上英国卫理公会、浸会、伦敦传教会向英国众议院请愿,要求禁止鸦片贸易,郭嵩焘深有感触。回国之后,发现国人日日沉浸于鸦片,,实在不可思议。“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伐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为导乱之源,洋人至今引为大咎,中国反而习之……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过于鸦片烟……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劫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8]

百姓与洋人的对立,起自排教。而且在排洋教这一点上,士绅与乡民的态度出奇地统一也出奇地积极。这其中有政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夷人传教,流毒最宽,贻祸最久,首先是对礼教秩序的冲击,基督教只顺上帝,不孝父母,数典忘宗、弃伦灭理。晚清两次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要兴洋教、灭满清,义和团要灭洋教、兴满清,社会矛盾转化了,也进一步激化了。太平天国冲击了满清政治体系,也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开始,中国社会从上至下重建儒家伦理传统的方式,是进一步地保守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伦理层面上的冲突也就更为激烈。儒家伦理以孝为本,而基督教只孝顺上帝之父,不孝顺生身之父,所谓“数典忘宗”、“弃伦灭理”。

其次是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基督教扶植愚民、干涉词讼、蔑视朝廷、犯上作乱,洋教士将他们组织起来,平时接济他们粮食,许多教民不是“信教”(Conscience Christians)而是“吃教”(Rice Christians),遇到麻烦时,又以洋人洋教特权庇护他们。于是,教民中不少游手好闲、仗势欺人、为非作歹之徒。巨野教案的时候,曹州府一带民教矛盾一触即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的一份关于教案的奏折中将这种关系分析得很具体:“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籍为逋逃之薮,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9]

最后是对民间经济的冲击。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扩张势力深入中国内陆,贸易或传教,触动了中国传统社会根基,从土地制度、宗族权力到家庭伦理,造成了民间社会新的阶层分化。教会势力造成的新的财富与权力阶层、西方进口产品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冲击、鸦片、烟草、棉花种植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破坏,在中国民间已经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民生危机。在赤贫化的华北农村,西方传教士无疑是最有钱的,比那些土地主富裕多了。他们购买土地,收拢教民,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与民间宗法地主组织、官府对抗。传洋教的洋人有特权,信洋教的国民也有特权。民怕官、官怕洋人,这些洋传教士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不但不受中国地方行政管束,还经常干涉地方官,颐指气使。政府无力抗敌,民间积怨渐深。晚清大小不断、接二连三的教案,就是中国民间抵抗西方扩张的草根运动。

西方扩张在深入中国内部的同时,也引起中国社会地层的反抗。晚清世事惟艰,除朝廷自身腐败外,多起于“洋祸”。洋祸先是洋药(鸦片),后是洋教(基督教)。洋药盛行,摧残国家财政、人民身心,所谓损我养民之权;洋教泛滥,天朝礼教废弛,人民二心,所谓夺我教民之权。而民无所养所教,国也将不国了。洋药洋教,是双重洋祸。鸦片战争之前,国人感觉洋祸在洋药,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在贸易之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感觉洋祸在洋教,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在教义之争。而且,排洋教直接导致中国民间力量反抗西方扩张运动的兴起,最终造成朝廷、百姓与洋人的三角对立格局。

洋人既以鸦片毒中国,复以“耶教”诱良民,败坏民风、有碍吏治、污染渐深、流毒日广、居然异类、隐然敌国……鸦片战争前,朝廷仇洋,主要在仇洋药;鸦片战争之后,百姓仇洋,主要在仇洋教。传教士行踪诡秘,言谈怪诞,惑人害命,败伦乱纪,强占土地,干涉词讼,支持教民为非作歹。总之,洋药害人,洋教害人更甚;通商之弊小,传教之弊大。鸦片战争之后,教案不断,有民间冲动,也有官方诱引姑息。但教案一起,朝廷又迫于洋人之势镇压百姓。这样,在洋人那里,可以暂时息事宁人,在百姓这里,却积怨积仇愈深,终于酿成民变。当年在白河两岸观望英法联军通过,或帮联军搬运给养军火的百姓的后代,如今都参加了义和团,要扶清灭洋,烧尽洋楼、杀光洋人,据说还要念咒做法,打到洋人老家去。

中国民间力量反抗西方扩张运动的兴起,是中西关系史上值得注意的大事。西方扩张势力深入中国内陆,中国社会被分裂了,中西冲突成为中国内部的冲突。朝廷丧失抵抗意志与力量以后,民间抵抗出现,中西两极化的冲突转变为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其中民众与洋人、朝廷的冲突的社会文化原因,还有积蓄在民间的一种普遍的屈辱感。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把这种屈辱感加在朝廷与士大夫头上,而西方经济与教会势力渗透到中国社会底层,民间百姓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种屈辱。屈辱与压迫导致仇恨与冲突,而冲突与失败又加剧这种屈辱。

西方扩张激起中国民间的反抗,形成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格局。中国民间反抗西方扩张,最初是由仇教排教发起的。天津教案已经激起民变,此后教案接连不断,直到巨野教案发生,逐渐达到高潮。巨野刚平,临清、冠县的村民又开始围攻教堂、袭击教民,胶州百姓有组织地纵火烧毁德国营房,四川、湖南、江西、河南也先后爆发教案甚至农民的反教起义。余栋臣起义直指洋人洋教:“今洋人者,海舶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愈张,其势愈爆……”[10]四川大足起义首先提出“顺清灭洋”的口号,三个月后山东冠县梨园屯义和拳起义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清廷一再“严办”教案、追剿义民,但起义者始终强调要“顺清”、“扶清”、“兴清”、“保清”,除了策略性考虑之外,也确有“尊王攘夷”的观念。

西方扩张造成的民众、洋人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冲突格局中,朝廷加在中间,幸运的时候可以左右逢源,“以夷制民”或“以民制夷”,不幸的时候左右为难,“民”“夷”均不可制。民众要驱洋人、灭洋教,在意气良心上,多得官府的同情。毕竟上至朝廷,下到县衙,官员们大多对洋兵耀武扬威、洋商巧取豪夺、洋教干涉词讼、教民仗势欺人等现象不满,只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明白“愚民敢于为乱”,实为“教民有以驱之”。山东巡抚毓贤上奏朝廷说,以他20年在山东为官的经验,教民为害乡里,鱼肉良民,教士庇护教民,勒索赔偿,多端要挟,都是实情,民怨民愤,自有道理。[11]但是,拳民聚众闹事,扰乱治安,又必须弹压。尤其是烧教堂、袭教民,引起教案纷争,惊动了洋大人,事小则赔款,事大则割地,总吃不消。于是,尽管义民一再重申“扶清”、“保清”,朝廷却毫不领情,清剿拳民、处斩拳首,甚至滥杀无辜。森罗殿战役之后,清廷内部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清剿过分,妄杀百姓。指挥清剿的袁世凯的兄长袁世敦因“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被革职,毓贤受“传旨申饬”。不出一个月,上谕又斥责毓贤“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要他“从严惩办,以靖地方”。[12]

晚清中国面临古今运会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数千年没有经历过的事,一时出现,让人错愕;万里之外从不相识的人,如今却出入于朝廷,居留乡间。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关系已经成了中国内部的问题,成了洋人、朝廷、民众之间的三角冲突关系,民间反抗西方扩张的力量,也在这复杂的三角关系格局中形成了。西方扩张势力从海岸深入中国内地,从经济政治渗透到文化习俗,清帝国半个世纪的政治军事抵抗全部失败,中国民间社会的抵抗力量出现了,并且逐渐成为主力。腐败软弱的朝廷,夹在洋人与百姓之间,又试图利用洋人与百姓的矛盾,以民制夷或以夷制民,左右摇摆,暂时可以左右逢友,长此以往,终将左右为敌。

其实清朝廷也是迫不得已,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至于败亡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一次次战败,清政府已经没有抵抗西方列强的能力了。历史经常指责清政府卖国投降,也不无冤枉。朝廷以国为家以家为国,家国性命之大,为什么要卖呢?至于让步签约、割地投降,巨耻大辱,迫不得已之为。据说曾纪泽曾对慈禧太后诉说办理洋务之苦:“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13]

中西两极冲突变成中国内部的三角格局冲突。洋人不讲道理,国人不明事势,朝廷不思进取,可能也无法进取。乡野小民,练拳排教,官府摇摆不定。拿不准他们是“邪匪”还是“义民”;持不平应该“剿匪”还是“抚民”。拳民或拳匪要“扶清灭洋”,在民众与洋人之间,官府究竟要站在哪一边?毓贤在李秉衡、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曾经严惩清剿过“拳匪”,他自己继任山东巡抚后,又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九字方针,宣抚义和拳、大刀会,将“拳匪”变成义民组织的“民团”,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无奈那些暴民根本不听他调控,有官府宣抚,壮大更快,转瞬势成燎原。朝廷有农民暴动的教训,更有洋人不断施压,毓贤又被革了官,调任山西。

从巨野教案到义和团进京,山东换了四任巡抚。袁世凯带新军继任,发布《查禁义和拳告示》,对义和团大开杀戒,朝廷又电谕袁世凯对“拳民”“不可徒恃兵力”、“良莠不分”、“株连滥杀”,应该“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义和团在山东被袁世凯清剿,的确“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了,但转向京、津地区,在保定、诼州等地,义和团却“化无为有,化小为大”,不仅大烧洋楼、大灭洋教,而且开始反过来进攻官兵,在芦保地区、京津铁路沿线,一再与官兵冲突。清廷对于义和团,是抚是剿,如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

东邪西毒,危局殊难揣测

大风起于轻萍之末。小小的巨野教案,不仅是义和团暴动的起点,也是西方列强最终完成对中国的瓜分的起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就巨野教案触发的义和团暴动而言,它在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一、发动了抵抗西方扩张的民间力量,构成了中西冲突中民、官、洋的三角关系格局;二、导致西方在中国的扩张进入终结阶段,西方向中国扩张的势头达到顶峰,同时,衰落也已开始。

确定一个历史事件的起点,关键或根据在于该历史事件的意义。从中国历史上看,义和团暴动不过是一次农民起义,从世界历史上看,义和团暴动是中国与西方的一次冲突,一次影响深远的冲突,决定了20世纪或者更长时间内中国的命运、中西关系与世界格局。

从中国历史上看,义和团暴动的起点是大刀会聚众练拳,1896年3月28日,刘士瑞在山东单县城关火神庙“唱戏四天,以聚会友”,[14]义和团暴动从此开始。从世界历史看,义和团暴动的起点是1897年11月1日发生的巨野教案,它导致西方列强大规模地瓜分中国,触动中国社会底层,引起民间的武装仇教排外运动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方在中国的扩张进入最后阶段,中国民间社会的抵抗力量与激进的民族主义精神生成了。如果说义和团暴动之前对抗西方扩张势力的主要是官方,那么此后,与西方对抗的中国力量则主要来自民间,来自社会底层大众。

义和团势已燎原。在团民、洋人、朝廷的三角冲突格局中,朝廷的角色最让人感到无聊。义和团的态度明确,就是要逐洋灭教;洋人的态度也明确,就是剿灭义和团,瓜分中国;只有清廷的态度不明确,既想逐洋灭教,又想剿灭义和团。清廷中有人希望借助义和团逐洋灭教,有人看到义和团潜在的危险,尽管声称“扶清灭洋”,谁能保证最后不酿成洪秀全或李自成之乱,要“坐江山”。清廷剿抚不决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已不可收拾,各国公使急电调兵增援北京,本来奉命剿灭义和团的清军聂士成部与董福祥的甘军的一部分,如今与义和团民一道,围攻自天津开来北京的西摩尔援军。1900年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城门洞开,拳民从四方涌入北京。王公卿相、倡优隶卒、王府民居、大街小巷,无人不练拳念咒,无处不设坛聚众。西摩尔的部队增援北京不成,只好退回天津。洋人恼怒,像40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首先攻占了大沽口炮台。6月21日,清廷发布诏书,招抚义和团为“奉旨义和神团”,义和团开始“奉旨灭洋”了。

清廷剿抚不定,如今终于有所抉择。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做最后的选择。1900年6月以前,朝廷犹豫不决,主要是慈禧太后自己也没想好。她既不喜欢洋人也不喜欢团民,但又幻想借义和团之力驱逐洋人,然后再剿灭义和团。慈禧在洋人与团民之间,多少还是偏袒团民的。至此为止,义和团不是不能剿,而是朝廷拿不定主意,剿还是不剿。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坐大,清廷已不再有选择剿邪匪或抚义民的余地,只可抚,不能剿了。慈禧在致电各省督抚时充分表达了这种别无选择的困境:“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变,其众不下十数万。……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15]

十数万义和团在北京城内,许多官军与朝臣同情参与义和团。端王、庄王与贝勒载濂、载滢,甚至率领60多名义和团民闯入大内,以“搜拿教民”为名,要捕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明白,暴民与昏官随时都可能推翻她这个朝廷。唯一的办法是招抚,这样可以争取时间,稳住义和团,等待外省勤王的部队进京。在团民与洋人之间,朝廷选择了团民,尽管不排除有所同情,但主要是权衡形势,义和团的威胁更严重,至少慈禧太后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义和团,清廷是能剿的时候不真剿,要抚的时候,也不真抚。一边是义和团、董福祥的甘军一哄而上攻打教堂,另一边是荣禄的武卫军占据前沿,将义和团、甘军与使馆教堂隔开,阻止义和团民上前,自己向使馆方向放空炮或朝天放炮,同时暗下往使馆送鸡蛋西瓜慰劳。不得不招抚义军、歼灭洋人的时候,朝廷也未必真那么做。朝廷宣战是个有趣的事,一是宣战不战,二是宣战不知向谁宣战。宣战诏书不过是一道谕旨,从来没有送到洋人手里。而且,尽管在朝内,也不明白向谁宣战,诏书中只提到“夷等”,连盛京将军增祺也不清楚“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希望朝廷明示,也好相机应敌。[16]一片混乱。

诺大个帝国的朝廷,最后变成一个阴险的寡妇与几个无能的纨绔子弟的阴谋集团。义和团只可抚,不能剿,洋人则只可战,不可降。首先是为了招抚义和团,朝廷也必须要摆出“灭洋”的架势。其次,洋人已攻占大沽口,进逼北京,慈禧太后年轻时经历的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一幕,可能重演。于是,人们看到朝廷颠三倒四,6月稀里糊涂招抚义和团,7月歇斯底里向洋人宣战,8月已仓皇逃出京城流亡。

义和团暴动中,朝廷的角色实在可笑可悲可耻可憎。那么,义和团又如何呢?赤子英雄还是愚民暴徒?义和团感于洋人横行中国、洋教毁谤神圣,朝廷积弱无能,官吏惧外压内,于是集众练拳,请神附体,请仙下山,据说练得神拳,便刀枪不入了。他们从山东到河北,最后涌入北京,抢教民、杀洋人、拆铁路、拔电杆,还要毁坏火轮船、攻占使馆。说他们是邪匪,不对,说他们是义民,也不妥;说他们忠义爱国,有根据,说他们野蛮排外,也有道理。

义和团,赤子英雄不足,愚民暴徒有余。仇教排外,毁铁路、拔电杆、烧邮局,殄灭器物,都是中国最初可怜的现代化设施。10万团民进京,在奉旨灭洋的旗号下,劫杀纵火,毫无顾忌。土教民杀了很多,洋教士却躲在教堂里,安然无恙。本来是要杀尽洋人,结果只杀了些信洋教的国人。教民没有可杀的了,又以白莲教为名,捕杀平民,满城死尸恶臭,污血泥泞,惨不忍睹。

团民凶暴,不亚于邪匪。除了杀人,主要放火,土木结构的民居烧了许多,砖石结构的教堂却屡攻不下。团民纵火烧“老德记”西药房,火势蔓延,眼看将整个前门大街千家商铺烧成废墟一片,义和团民却制止市民救火。拳众乌合,巫步披发,野号怪叫,攻打西什库教堂,一哄而上,听见洋枪洋炮,又一哄而散。解释教堂之所以攻不下,是因为洋人教堂的墙壁上,贴满人皮涂满人血,还有妇女手持经血之类秽物站在墙头,冲了义和团的法术。

历史不是是非善恶可以简单说清楚的事。当年义和团暴动的亲历者仲芳氏就曾困惑地说:“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17]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满蒙汉旗兵勇不战自溃,而那些义和团民早已脱下团服,装成百姓,逃得无影无踪。记得仲芳氏曾问团民说,纵使你们杀了北京的几个洋人,烧了北京的几座洋楼,各埠各国还有许多洋人洋楼,怎么办?更何况洋人必调各国军队来报复,那又如何是好?团民的回答非常豪壮:“不妨,京中之洋人与二毛子指日就可灭绝,然后先至天津、上海烧尽洋房,杀净洋人。再分队驰赴各国扫平巢穴。待九月间,便可斩草除根,天下太平矣。若恐洋人调兵来京,更不足虑。洋兵航海而来,必坐轮船,只需大师兄向海中念咒,用手一指,并船不能前进,即在海中自焚,有何惧哉。若由旱路而来,避住彼之枪炮,众团一拥而上,手到擒来,更不足虑矣。” 仲芳氏哭笑不得:“听团民如此诞妄之谈,直如梦语,足见乱惑愚人,恐非正道也。”[18]

中西冲突700年,从外海到沿岸到中国内陆再到中国的心脏。中西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中国内部的冲突,团民与教民的冲突,变成中国自毁的方式。马可·波罗到中国前半个世纪,蒙古人曾经洗劫过北京,将近八个世纪之后,先是义和团,然后是八国联军进城,对于这座千年皇城,是又一次大劫难。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之后,7月14日攻占天津。因在统帅问题上争执不休,8月4日才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沿途清军溃勇难集,无力战守,义和团民作鸟兽散,不见踪影。远道勤王、准备抗敌殉国的李秉衡临死前上奏朝廷描述战况:“……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未所见。”[19]8月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化装成农妇出德胜门西逃,联军开始屠城。当时的亲历者英国人辛普森[20]说:联军入城之后,烧杀奸掳,北京已经变成一座鬼城了。

八国联军,义师还是劫匪?控诉八国联军暴行,如果出自中国人,可能还有人不信,如果出自西方人自己,就不得不信了。八国联军(实际上此时德国军队还没有到,只是七国联军)占领北京的第2天一早,辛普森登上北京城墙,法国人正在炮击紫禁城,炮弹落在屋顶上,瓦片乱飞,全城有如鬼墟,除枪炮声外,一片寂静,城北浓烟滚滚冲天,不用说也知道,俄国人、日本人正在烧杀抢掠。辛普森详细记载了他在那些日子的见闻。太后皇帝出逃了,宫内死尸枕籍,血流满地,都是昨天攻城时被杀的,梁上还挂着因恐惧而上吊的自杀者,伸长了舌头,一个受伤的太监在血污中趴行,哀号救命。“彼地上哀求之太监,彼浸于血中之死尸,彼吊于空中之人,彼空气中腥秽之气,予闭目即在眼前,将永远不能忘之。”[21]

七国军队在北京划地抢劫,瓦德西率领的德国军队晚了两个月才到来,似乎比那些先行者更加暴虐。联军在瓦德西的指挥下,四出“剿灭拳匪”。他们占领保定,南下正定,北上张家口,东到山海关,所到之处,清军或者望风而逃,或者开城迎接,贯彻“优礼劳军,吏迎兵撤”的议和政策,地方清军还努力清剿“拳匪”,甚至将屠杀的义和团民的血粼粼的人头悬在城墙上,取悦到来的洋兵。联军四出屠掳,持续了半年,直隶、河北、山西一带村镇,常“十室九空”,“满目荒凉”。

团民多暴徒,联军作劫匪。鸦片战争以来满清帝国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到八国联军入京,正好60年一个甲子,老大皇朝气数已尽了。鸦片战争首开“边衅”,朝廷受尽屈辱,但事后却若无其事,按林则徐的说法,是“大有雨过忘雷之意”。当然,朝廷有朝廷的难处,夷人扰边,难过也是痈疥之痛痒,而国民暴动,则是心腹之患。太平天国运动对满清皇朝的打击,比两次鸦片战争沉重得多。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平天国后,富庶的江南满目创痍,同治中兴不过是回光返照。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后,面对西方扩张,朝廷已没有招架之功了。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曾寄厚望于乡勇,议和后广东民众也曾发起拒绝英人入城的运动。道光皇帝认为民气可用,以为找到了“制夷”的办法,义和团暴动间朝廷招抚团民,最终证明是玩火自焚。

朝廷无能,民众无用,洋人无理。八国联军没有最终灭亡中国,不是因为中国有力抵抗或西方无力征服,而是因为西方列强之间有利益冲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另一个国家独享中国,就像英国独享印度那样。于是他们只能同意英美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维持一个合法无能的政府,然后圈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只要西方列强彼此相安无事就可以了。

中国事物似乎已与中国无关,是西方列强之间的事。英德签署《英德协定》(1900年10月),约定保全中国领土,制止任何国家瓜分中国土地的企图。与此同时,俄国也要求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维护满清政权。实际上此时“保全”与“瓜分”并无多大区别。赫德爵士说得比较坦率:“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若扶植满清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坐以收其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22]

义和团没有能够排外灭洋,反而引得西方列强联合大举进犯,生灵涂炭;满清朝廷也没有能够借义和国的“天兵天将”将洋人赶尽杀绝,扬眉吐气,反而仓皇出逃,投降赔款。民误国,官也误国。《辛丑条约》签定,只赔款不割地,表面上看,似乎义和团没有导致西方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实际上的问题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已经不在需要与中国签署什么国际条约了,他们可以任意瓜分,只要不得罪其他列强,而义和团事件中出兵的八国,因为彼此之间意见不和,就让满清朝廷表面上沾了个暂时的便宜。满清皇朝保住了,国家不幸皇家幸。不割地只赔款,赔款四亿五千万。

赔款四亿五千万。这个战争赔款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中国人口中来的,中国当时有四亿五千万人口,每人赔一两白银!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是中西关系史上的又一个典型性事件,我们从中不仅可以复活某段历史经验,还可以观照到中西关系史的某种一般性的格局变化。

二 历史的分水岭

中西冲突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00年,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那段时间,梁启超正滞留檀香山,为庚子勤王运动筹款。在他看来,义和团暴动不过是走火入魔的“团匪”与昏聩泼野的朝廷闯下的祸,一幕病态的滑稽剧。重要的不是义和团暴动本身,而是义和团“蠢动”与八国联军“暴侵”对中国与世界历史的改变。日后梁启超谈到研究历史的“因果”“业报”理论时指出,庚子事件的历史影响重大,直接“业报”就有6项:

“一、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二、东南各督抚联约自保,宣告中立;三、俄军特别行动,占领东三省;四、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认种种苛酷条件;五、德宗不废,但政权仍在孝钦;六、孝钦迎合潮流,举行当时所谓新政,如练兵、兴学等事。”

而其在外交内政上“间接产种种之果”,举其“荦荦大者”,则有11项之多。就外交而言:第一、八国联军虽撤退,而东三省之俄军迁延不撤。卒因此而引起日俄战争,致朝鲜完全灭亡,而日本在南满取得今日之特殊地位”;第二、“日本籍端与英国深相结纳……促英日同盟之出现。而此英日同盟,遂被利用于此次欧洲大战,使日本国际地位昂进。而目前关系国命之山东问题,即从此起”;第三、“重要之中央财源,如海关税等,悉供偿债之用。因此,各外国银行,攫得我国库权之一部分,遂启后此银行团操纵全国金融之端绪”。(图4-22:《辛丑条约》签定现场。)

就内政而言:第一、“排外的反动,一变为媚外,将国民自尊自重之元气, 丧之殆尽,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之恶影响”;第二、“经此次剧烈的激刺,社会优秀分子,渐从守旧顽梦中得解放,以此以次,求取得‘世界人’、‘现代人’的资格,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的良影响”;第三、“东南互保,为地方对中央独立开一先例,此后封疆权力愈重,尾大不掉,故辛亥革命起于地方,而中央瓦解。此趋势直至今日,而愈演愈烈”;第四、“袁世凯即以东南互保中之一要人,渐取得封疆领袖的资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蓄养其势力,取清室而代之”;第五、慈禧太后“回銮后,以媚外故,而行敷衍门面的新政。一方面自暴白其前此之愚迷及罪恶,增人轻蔑,一方面表示其无诚意的态度,令人绝望”;第六、“此种敷衍的新政,在清廷固无诚意,然国人观听为之一变,就中留学生数目激增,尤为国民觉醒最有力之一媒介,海外学校遂变为革命之策源地”;第七、“新政之最积极进行者为练兵,而所谓新军者,遂为革命派所利用,为袁世凯所利用,卒以覆清祚”;第八、“以大赔款及举办新政之故,财政日益竭蹶,专谋籍外债以为挹注,其后卒以铁路大借款为革命之直接导火线。”[23]

按照梁启超的分析,义和团暴动影响深远,日俄战争、英日同盟、外国银行控制中国财政、中国的社会先进分子觉醒、中央政权削弱,地方割据出现、袁世凯坐大、辛亥革命发生,以至日后日本大规模侵华,都可以在义和团暴动中找到因缘。而我们在此注意的,不仅是事件与事件的关联,还有中西交流与冲突的格局的变化,以及这种格局在中国现代化运动历史上的意义。

第一次鸦片战争既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点,又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起点。从1850年前后开始的中西交流的第四个历史阶段,明显的特征是中西的交流与冲突都达到高潮,而且出现明显的转折。首先是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西方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越来越深入地侵略中国,中国不仅领土、资源、财富被瓜分,中国社会本身也出现分裂,中西冲突演化成中国内部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比如“教民”与“团民”的冲突。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势力的深入,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也在屈辱中“觉醒”,这种“觉醒”加剧了中西冲突也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分化。

义和团暴动是个转折点。西方在中国的扩张一步步达到高潮与极限,中西关系已经多少变成西方列强内部的关系,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力量与利益相互牵制,西方进一步的扩张与瓜分才不得不停止。中国官方一步步丧失抵抗力量,虚弱到极点,不仅无法抵御外侮,也无力平定内乱。与此同时,中国民间抵抗西方殖民扩张的排外力量出现,形成中国社会内部的西方、官方、民间的三角冲突。这个紧张危险的三角冲突的格局,酿成不断的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义和团暴动使中西关系,交流与冲突,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内部化、多边化了。西方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在协调与西方列强的利益与力量的关系,中国处理与西方的关系,实际上首先要处理中国内部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洋人、朝廷、百姓之间紧张的三角关系,始终是义和团暴动的危险因素。但是,值得注意的,义和团暴动也存在着某种冲突两极化的可能。

义和团奉旨灭洋,发誓要驱逐夷寇、直捣夷巢、杀光洋人、烧尽洋楼。清廷招抚团民,同时向“夷等”各国开战,认为“中外衅端已成”,要“一决雌雄”。义和团暴动最后似乎中国朝廷与民众合为一体,以整个西方为敌。当然,西方也与整个中国为敌。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美国《时代》转载德国《科隆日报》的一则评论说:“整个中国,不只是中国政府,还有中国人民,都已将一场战争强加给我们,发生在北京的屠杀进一步表明这种局势已无法挽回。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现在必须武装起来报仇雪恨。一定要像消灭食人生番一样消灭中国人,将北京夷为平地。”[24]

义和团暴动开启了世界现代史上中国与西方的全面冲突,中西冲突两极化格局形成。西方还是同一个西方,列强之间尽管有不同程度上的竞争冲突,但总会在与中国对峙时,组成英法联军或八国联军,中国朝廷幻想以夷制夷,不管是权宜之计还是缓兵之计,最终都无法抵抗西方的扩张。中国还是同一个中国,尽管朝廷与民间常有积怨,西方也总幻想将中国分解为朝廷与百姓或政府与人民,但真正面对西方扩张时,还是有可能聚集起同一种国家力量。

中西冲突的格局是不断变化调整的。尽管两极化格局是根本形态,构成中国民族主义与国民革命的基础,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可以表现出不同的三角或四边的“变局”。义和团暴动中形成的朝廷、团民、洋人之间的三角冲突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危险的变局。清廷宣战,这种变局也就结束了。中国向所有西方列强宣战,西方列强惩罚性索赔所有的中国人。在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前后,中国似乎有可能弥和朝廷与民众的冲突成为一个整体。

团民围困,清廷宣战,西方国家集结联军。西方似乎也可能弥和列强彼此之间的竞争,组成同一个西方。但是,不论对中国还是西方,结局都令人遗憾。中国的朝廷与民间的联合转瞬破灭,朝廷无聊险赖,暴民愚莽灭裂;西方列强之间的联合,也从一开始就各怀鬼胎,彼此明争暗斗。八国联军入京之后,中西冲突实际上陷入一种“四边”格局,中国被分解为朝廷民众,西方也被分解为不同列强。义和团暴动开启的中西两极间的全面冲突,实际上以新的“四边”格局结束。

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我们在中西冲突的历史中看到一种四边型“变局”:中国分为朝廷与民众,西方想利用朝廷制民众,于是满清皇朝被保存下来,西方列强甚至利用中国朝廷镇压民众。西方分为不同列强,英美与德法不同,沙俄与日本不和,中国朝廷似乎还可以“以夷制夷”。这是一个四边的“变局”。正是在这个“变局”中,西方在中国的扩张达到高潮并开始下落,而中国衰败到谷底并开始复兴。

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侵华,使中西冲突从两极到三角,最后归结为四边格局。这个两极、三角、四边格局,在以后的60年间,不断变换出现。义和团之后,西方列强实行“保全”中国的政策,西方与中国官方的冲突缓解了,满清朝廷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冲突却加剧了。一度出现的两极化格局,迅速又分解为洋人、朝廷、民众三方。中国民间力量觉悟到,在西方强大的冲击面前,救国必先革命,排满是民族革命、推翻帝制是政治革命。孙中山回忆革命经历,义和团暴动之前,国内舆论纷纷斥责他“乱臣贼子,大逆不道”,之后则多有有识之士同情其革命,“恨其事之不成”。[25]

义和团暴动之后,朝廷、民众、洋人的三角关系还在。满清皇朝依靠洋人,革命排满,也多少要依靠洋人。义和团暴动的冲突发生在民间与西方之间,官方偏向于民间。辛亥革命发生在官方与民间之间,民间偏向于西方。革命打破了一个旧秩序,激发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活力,却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秩序,反而使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中国远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抗衡西方霸权。当然,西方也没有统一成一个西方。中国先分裂为保皇派与革命党,后分裂为国民党与共产党;西方列强先分裂为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与协约国或轴心国与同盟国,再分裂为冷战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中西冲突便体现在这复杂的四边格局中。

八国联军暴侵之后,西方分裂为两个西方,中国的国民革命,却不断向一个中国努力,首先是民族主义,然后是共产主义,成为这一个中国的精神核心。帝国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另一种三角格局。辛亥革命成功,游移不定或动荡不安的三角格局,突然在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中倒转过来,中国各界结成统一战线,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帝国主义列强中,不包括革命后的俄国。共产党革命将西方、官方与民间的冲突绝对化,最终统一了官方与民间力量一致对抗西方,并将西方的殖民扩张力量赶出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殖民扩张分化了中国社会,而中国觉醒后的革命,从民族主义到共产主义,也分化了西方。

中国革命同化了中国官方与民间一致反抗西方殖民扩张,西方却被分化了。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进一步分裂,中国则统一抗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则分为国共两党。中西关系呈现出新的四边格局,西方是两个西方,中国是两个中国。

两极、三角、四边,中西冲突的格局不断变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是一个中国,西方是美苏为首的两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中苏论战开始,中西之间的三角格局的平衡又被打破了,西方与中国的冲突再次被绝对化,西方是无差别的西方,所谓新老帝国主义,中国是无差别的中国,所谓革命人民。文化大革命既反帝又反修,中国被一场彻底的革命洪流席卷成一个狂暴的整体,中国是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后的中国,西方是一个西方,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敌对的西方。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百二十年间,恰好一个回合,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暴侵,是其间的分水岭,前后各一个甲子。

义和团前60年:“衰亡/觉醒”的五幕剧

“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26] 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久,1901年春,美国传教士、同文馆馆长、后来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开始写一部书,名叫《中国之觉醒》,该书用一半的篇幅叙述中国广阔的地域与漫长单调的历史。然后集中到鸦片战争到义和团暴动这一段。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漫长的沉睡的历史最后觉醒的时刻。但“中国之觉醒”,并不是自身的苏醒,而是被强大的西方“唤醒”,“唤醒”的方式是战争,是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一次次“征服”。丁韪良说,这段历史就像是一出五幕剧,主题是文明征服野蛮,冲突的双方是西方与中国,而每一幕都是一场战争,最后的高潮,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刻的到来。

“如果有人问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亚洲发生的最重大的三件事是什么,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印度并入大英帝国与日本的维新。这只是两项,第三项呢?可能是土耳其、波斯或俄罗斯在亚洲的领土上的几次起义。然而,在我看来,这第三大事件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庞大的帝国最后开放,与其他国家不受限制地交往,这不是中国历史内部的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这一极端东方的保守主义与西方世界的进步精神之间一系列剧烈冲突的结果。……在过去近70年的历史中,中华帝国至少有五次与外国势力发生冲突;每一次冲突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中国的政策。这五场冲突——还不算中国内部潮汐般此起彼伏的骚乱——先后递接,像一部戏。我希望读者把华夏大地想象成一个舞台,在一个人一生的记忆时间内,上演着一出五幕悲剧。主题是中国之开放;第一幕即所谓的鸦片战争(1839-1842)。”[27]

写历史犹如写戏。第一幕的场景重点在欧亚大陆的西方。蒙元世纪里,西方旅行家前往中国的旅行,诱发了西方文明自身的一场革命,成为西方向世界、向中国扩张的起点。没有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对中国的渴望与去中国的旅行,就没有哥伦布、达·伽玛发现新大陆新航路。马可·波罗时代的大旅行,是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动机与灵感,现代文明与全球文明的起点。那是一个西方人“走向世界”的时代,重要的课题是“中国”在西方。马可·波罗之后,六百年过去。中西之间经历了交流与冲突、兴盛与衰落,历史场景的焦点也从外洋移到中国海岸,冲突也从贸易领域转向军事领域,大英帝国成为世界的“中央帝国”,而中华帝国已经衰落到停滞与野蛮的边缘。第四幕的焦点场景,转移到中国内陆,两次鸦片战争,不仅使“洋药”(鸦片)泛滥中国,摧毁国家经济国人躯体;而且使“洋教”(基督教)深入内陆,侵蚀礼教动摇人心。外侮欺凌日甚,中华智力俱穷,失败与悲愤之间,该是中国走向世界、变革自身的时代了。第四幕的重要课题,变成“西方”在中国,与第一幕对比,恰好颠倒过来。曾经启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六百年后以归属与反抗的方式再次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

中西关系四幕,冲突在第四幕达到高潮,时间是1850年以后,地点是中国内部,两次鸦片战争使中西关系陷入一种难以弥和的冲突中。这种冲突,在西方的现代性叙事中,被表述为文明的启蒙,尽管他们也经常不避讳或不自觉地流露出野蛮的倾向。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维护公民权与贸易自由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用巴麦尊首相的话说,是因为“再次打击中国已势在必行……像中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属美洲这类半野蛮的政府,10年8年,就要整治一下。他们那些浅薄的头脑记不住这些教训。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警告是没有的。他们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只有棍子打在他们肩膀上,他们才会屈服。”[28]额尔金勋爵出任远征军司令开赴中国。他说他要尽量表现得“残暴野蛮”(uncontrolly fierce Barbarian),因为“除非让他们感到害怕,否则愚蠢的中国人是不会屈服的”[29]。他下令烧毁圆明园!这就是西方促使东方觉醒与进步的意义与方式!《悲惨世界》的作者,法国大文学家雨果得知焚烧圆明园暴行后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30]

鸦片战争在中国看来,无论如何都是野蛮入侵。用战争的方式将毒品贸易强加给其他国家,不可能有任何正义或高尚的意义。西方人在社会进化论与殖民主义观念尺度上将中国当作野蛮国家,而中国,不管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还是现代的文明与野蛮对立的观念上,都难以将入侵的西方当作文明之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是1885年在边境沿海进行的中法战争,法国人瞬间击毁了马尾港所有的中国船只(11艘兵船19艘商船)和整个马尾造船厂,战争轻松得像是一场游戏。然后是终日甲午海战,中法战争摧毁了中国的部分海军,中日海战摧毁了中国的全部海军。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成就完全葬送了。西方是一个文化概念,日本虽地处极东,由于接受了西方文明,开始帝国主义扩张,于是也变成“西方”。中国与西方冲突的历史,变成西方不断扩张凯旋的历史,中国不断退守失败的历史。中国抵御不住西方的入侵,只能对西方开放,尽管这种开放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对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开放。最后的失败与最后的开放,都在八国联军入侵中。丁韪良在《北京之困》描写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感慨:“这座高傲的城市,东方巴比伦,如今威风扫地了。城门楼化为灰烬,有他们自己人烧的,也有被联军烧毁的;联军还推毁了北京的一些公共建筑,但狂暴的义和团在北京四处的破坏更多。这座帝都至少需要50年,才能恢复其往日的辉煌。”[31]

在世界历史中随着西方扩张展示的西方现代性,有两个侧面,一个是启蒙主义,一个是殖民主义。丁韪良用启蒙主义的正义话语表述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让人感到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反讽。丁韪良感到振奋的启蒙主义主题的五幕剧,在中国人的经验中,也有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两个侧面,只是不论哪个侧面,都让中国感到屈辱、沉痛、愤慨甚至仇恨。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被中国表述为现代化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叙事,也有相互矛盾的双重主题:衰亡与复兴、屈辱与觉醒。我们非常熟悉中国现代化历史主流叙事关于这段历史的表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军事侵略、政治压迫、文化扩张。这种隐喻屈辱与仇恨、奋起与救亡的叙事,往往遮蔽了启蒙主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另一种表述,那就是关于中国的腐败与邪恶、保守与愚昧的叙事,这种叙事又可能遮蔽西方的殖民霸权。

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这两种叙事,在非此即彼的所谓的历史是非尺度下,经常是互不相容的。它们的直接根据,往往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现实价值。意识形态困境与历史困境是密切相关的。中西关系、内政格局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到历史叙事,而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始终处于一种二难困境中,要现代化就必须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的一面,否则现代化就无法完成,同时,要现代化就必须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的一面,否则现代化就失去了民族-国家主体。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或根据,因为现代化的意义就在于民族救亡图强。民族主义思潮源于近代欧洲,最初作为一种反对宗教权力、建设世俗国家、维护君主权力的政治思潮出现,提出“一个君主、一种信仰、一部法典”。到文艺复兴后期启蒙运动时期,西方的民族主义具有了新的现代性内容,主张民族结成国家、制定法律,君主负责实施法律、维护国家,公民必须忠诚于国家、对国家有义务。于是,民族主义的口号又成为“民族、法律、君主”。19世纪西方民族主义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向世界传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人民也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但已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带有明显的反抗西方的殖民扩张、争取民族自决自强与国家独立主权的色彩,并与民族现代化运动联系起来。[32]传统中国并没有民族主义观念,只有王朝或天下观念。钱穆先生曾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33]19世纪中国在西方列强连续不断的入侵中“觉醒”,觉醒到西方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谓现代化,就是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民族主义是目的,而现代化则成为实现民族独立自强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既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来源,又是中国民族主义排斥的对象。在西方现代扩张中遭遇的中西文明,交流常常是以冲突形式进行的。在中国面前,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表现出天使与魔鬼两个侧面,天使的一面是高扬科学与进步、民主与自由的启蒙主义,魔鬼的一面是鸦片与炮舰推行的殖民主义。在西方现代民族主义两个不同侧面的冲击下,中国觉醒的民族主义也表现出两种相互冲突的侧面,一面是开放的启蒙主义,一面是野蛮的排外主义或反西方主义。开放的启蒙主义容易只看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天使的一面,只看到启蒙主义没看到殖民主义。野蛮的排外主义则只看到西方现代民族主义魔鬼的一面,只看到殖民主义没看到启蒙主义。

启蒙主义容易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丧失主体,西方启蒙的中国彻底“西化”,中国现代化的结局是现代化的中国,但现代化的中国不再是“中国”;蒙昧主义的排外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丧失过程,非理性的野蛮的排外主义或反西方主义,会使中国继续沉沦在专制与停滞的传统社会中,未能现代化的中国最终也难以保全其国。何去何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艰难的选择与痛苦的摇摆中。

“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这种决定性的意义,至少有三点是可以确定的:

一,它标志着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论对七个多世纪的中西关系,还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都是一个转折点,西方对中国的扩张达到凯旋的高峰,同时,中国民间的抵抗力量形成了,走上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艰难历程。

二,它揭示了中西交流与冲突的复杂格局,两极、三角、四边,不断变换。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选择与成败,往往与这种紧张危险的格局相关,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国民革命,都没有走出这三种危局。

三,它表现出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现代化运动的某种文化困境。西方扩张有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两个侧面,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有接受启蒙主义与反抗殖民主义两个侧面,西化主义与排外主义是两个危险的极端。

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暴侵,是西方扩张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西方持续五个世纪的扩张,终于达到高潮。地球上最后一个抵抗性的帝国,最终被征服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文明”格局,在那一时刻,才真正出现。1902年,美国牧师塞西尔·罗德斯在自己《最后的愿望和遗嘱》中不无遗憾地说:“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殖。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巨大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34]

这个标志性事件的意义,对西方现代文明来说,在于扩张的高潮与衰落之间的困境。西方扩张在全球范围内达到极限,西方现代文明的暴力倾向无处发展,将转向自身,列强之间的冲突全面开始。两次世界大战与随后到来的冷战,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使西方内部陷入混乱与冲突,西方之外的世界,也乘机完成了民族独立与民主建国的运动。西方现代文明的真正困境,是如何调节自身那种内在动力性的扩张冲动或帝国主义冲动,使其不断获得外部对象,免得将这种暴力冲动发泄到自身而自毁。

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暴侵,也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典型性事件。对西方来说,八国联军是西方启蒙与殖民双重变奏的现代化扩张运动在中国进入凯旋阶段的标志,它可以表述为西方启蒙、中国觉醒的五幕剧的最后一幕,西方全面凯旋的一幕。对中国来说,它的意义可能表现为另一个方面,是中国民族主义觉醒、反抗西方侵略、开始救亡图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幕。义和团暴动前的60年,西方以武力开放中国,中国被彻底瓜分,中国社会的抵抗西方扩张的力量,开始从社会底层聚集,逐渐发展成全民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义和团后60年,中国的国民革命,进一步整合全民力量,最终以国家的形式对抗西方,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西关系似乎又回到鸦片战争前,甚至乾隆时代。

这一典型性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的意义,是现代启蒙与国民革命之间难以摆脱的某种二难困境。西方扩张,有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两个侧面;启蒙主义是我们必要接受的,而殖民主义是我们必须排斥的,但西方却是同一个西方,如何面对西方?中国的现代化,有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两个侧面,启蒙主义要求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但民族主义又在文化立场上,坚持国民主体,而当中国在危难与激奋中凝成一个国民整体时,排外的民族主义与自大的文化主义,又可能酿成非理性的冲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

义和团后60年:“觉醒/救亡”的五幕剧

1900年,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时,陈独秀正在东北,目睹了沙俄军队以“护路”为名侵占东北、烧杀掳掠的暴行。事后他说,这是他国家意识与爱国激情萌生的时机:“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35]

义和团暴动使陈独秀明白,中国是世界中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中被外国欺负的国家;中国人是国家中人,国家兴衰,与个人身家性命直接相关,个人必须为国家负责;世界中不同国家有各自的领土主权,不可侵犯;国家以人民为主体,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人民,不能不讲民族主义。西方扩张有两个侧面,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丁韪良描述的中国之觉醒的五幕剧,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背景下,只表现了西方冲击中国的启蒙主义的侧面,遮蔽了殖民主义侵略的一面。陈独秀在义和团暴动八国联军入侵中看到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侧面,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另一个侧面,反抗西方扩张,救亡图强的国民革命的侧面。

西方扩张在八国联军侵华中达到顶峰,中华民族救亡运动也开始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中国的救亡运动也有两个侧面,崇洋主义与排外主义。义和团暴动是一个起点,从这里我们可以开始叙述另一个五幕剧。义和团暴动是第一幕,它现代中国国家意识与爱国激情的触发点,也是现代中国民族救亡运动的出发点。这个触发点与出发点,设定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两个极端,并注定其左右摇摆的命运,或接受启蒙主义极端化为盲目崇洋,或反对殖民主义而盲目排外。

义和团暴动失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朝野普遍流行一种“崇洋主义”,从义和团野蛮排外的极端转入盲目崇洋的极端,也正是在这种大潮流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器物阶段进入制度与观念层面,中体西用的原则动摇了,制度与思想上都从改良进到革命,千年帝制政统与儒家学统终结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通常被当作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但是,从中西关系史上看,这两大事件的意义,并不如此前的义和团暴动与此后的五卅运动。

义和团暴动在华北号召“扶清灭洋”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正在南粤惠州起义,他们的口号是“扶洋灭清”,与义和团正好相反。“扶清灭洋”也好,“扶洋灭清”也好,目的都是奋发强国,区别只是对图强的途径认识与选择不同。义和团依旧幻想满清朝廷在抵御外侮、富国强兵上是可信赖可依靠的,而同盟会革命者则认识到,“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满人不去国,中国不能复兴”[36]。扶清或排满,只是手段,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竞逐富强,西方才是对手,既是教我者也是亡我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不驱逐列强,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

辛亥革命没有解决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特权问题,冲突很快就爆发了。“二十一条”与“巴黎和会”进一步激化了中西冲突,五四运动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知识精英圈子内的思想文化运动,主题是接受启蒙主义的,甚至有彻底西化的崇洋倾向;另一个是民众范围内的社会政治运动,主题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

五四运动的两个方面恰好表现出现代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两个侧面。五四运动有彻底的启蒙精神,却无彻底的反殖精神。它依旧相信西方文明启蒙主义侧面许诺的正义性,希望威尔逊主义能够保证中国的独立与发展。遗憾是西方列强的表现,一再让殖民主义侧面掩盖起启蒙主义侧面,中国的反殖主义激情也随之汹涌。救亡运动中的崇洋主义与排外主义两个极端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五卅运动开始了民族救亡的第二幕。

义和团事件过去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那位当年从义和团事件中觉醒到国家意识与爱国激情的安徽秀才陈独秀,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辛丑条约》的签定日,9月7日,也被国民党确定为“国耻日”。1924年9月3日,陈独秀有感于义和团暴动之后难以忍受的失败主义与媚外主义,感到有必要重提义和团精神,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纪念文章《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37],认为义和团暴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意义不减于辛亥革命,人们普遍意识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人们通常对义和团怀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是“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二是“以为义和团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

就第一个错误观念而言,实际上陈独秀是在指责人们只看到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蒙昧的排外主义的一面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蒙主义的一面,没有看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一面与中国民族主义救亡图强的一面:

“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的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他们不看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的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烧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的等更大的凶暴!他们自夸文明有遵守条约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信义;他们忘了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人之奴券(最明显的是关税协定及领事裁判权),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

陈独秀不仅要人们“看见”西方扩张的另一个侧面,而且似乎要把这个侧面看成全面。因为在民族主义斗争的激情中,难以一分为二地对待西方扩张,平衡西方的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两个侧面。

就第二个错误观念而言,陈独秀是试图将西方冲击下分裂的中国力量统一起来,改变三角格局为中西两极格局,一致对抗西方扩张,完成民族独立国家自强:“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义和团事件,不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的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 陈独秀试图用全民族的概念打破中西冲突中的三角格局,将中国方面作为民族或国民统一起来,一致反抗西方列强。

陈独秀文章发表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了“五卅运动”。这场运动恰好使人们注意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以及将分裂的中国力量统一起来一致对抗西方扩张的可能性。

在这场运动中,陈独秀要纠正的两个错误观念似乎都纠正过来,全民族彻底地反抗帝国主义的西方的运动出现了。20世纪中国有许多次运动或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似乎都比五卅运动影响大,但那都是在中国历史视野中的,如果讨论中西关系,五卅运动无疑更重要。五卅运动是一次全民族的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西方的运动,鸦片战争是满清朝廷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义和团暴动主要是农民阶层反抗西方的斗争,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只排满不排洋,而且承诺革命政府维护中西种种不平等的条约关系五四运动虽然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但基本上是排日亲美,用瞿秋白的话说是没有觉悟到“不是对付某一帝国主义的强国,而是对付一切帝国主义的列强”[38]的国民革命使命。

五卅运动 “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39],它打破了义和团暴动之后中西关系的平衡状态,动员起全国各地各阶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西方主义运动。如果我们把20世纪中西冲突也表述为一个五幕剧,这五幕是义和团暴动、五卅运动、抗日战争、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

义和团暴动在八国联军暴侵中落幕,在第一幕与第二幕之间,四分之一世纪里中西关系基本平稳,一则是因为《辛丑条约》之后西方扩张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格局基本形成,除日本外基本上没有新进展,二则是因为义和团暴动失败后中国社会文化在自责与自新的心态中更多地关注西方文明的启蒙主义侧面,三则是连续的国内革命无暇顾及西方列强的扩张。直到1925年5月中旬,五卅运动爆发。

五卅运动是继义和团暴动之后,中国又一次更广泛的反掠夺、反压制、反不平等条约的,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的反西方运动。它以5月30日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为上海市的民权而斗争,后一个阶段则是为普遍的人道而斗争。这次运动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其仪式性影响比实际效果更重要。工人罢工最终还是复工,学生罢课也要复课,尽管最初的条件与要求远无法达到。商人开市最早,也不全是因为资产阶级软弱妥协,因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都可以得到生计救援,无大损伤,商人罢市,从某种意义上是自取灭亡。“罢市非置人死命,实置自己之死命”,罢市25天,上海工商界直接的经济损失就达1286万元,[40]难怪英国领事曾经冷笑道:“罢市一百年,亦与外人无关。”[41]

五卅运动对中国的损失是民生,收获是民气;对西方则完全是损失,主要在经济上。上海与省港大罢工,损害了英国经济,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与对英日经济绝交的运动,也多少打击了英日在沪的企业和英日对华贸易。在政治上,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霸权与特权受到严重的挑战,从进攻转入防守,以往中西协约双方,都是西方人提条件,以后似乎轮到中国方面提条件了。[42]

五卅运动动员中国全民形成反抗西方扩张的民族主义运动,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全民统一战线。不仅民众无论城乡男女积极响应,最初段祺瑞政府也表示以外交形式配合,维护国体,体恤民生,军阀也纷纷表示誓为国民后盾、以雪国耻,尽管这一全民反抗西方的统一战线很快崩溃,但它至少展示了某种可能性。而对于西方,过去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列强诸国,如今产生了分裂,因为“十月革命”已经将俄国从“八国联军”中分离出来。在中国有可能成为同一个中国的同时,西方分成了两个西方,这预示着中西关系中可能出现的一个新的三角格局。

五卅运动期间英国怀疑苏联参与策划了“五卅”运动,传说苏联答应援助冯玉祥向英国宣战。早在义和团暴动期间,列宁就在《火星报》上发表文章《对华战争》,区分欧洲人民与帝国主义者:“究竟是什么引起中国人袭击欧洲人,引起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等等所如此热心镇压的这次叛乱?主战者硬说:是由于‘黄种人仇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与文明’是的,中国人确实是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是憎恶的哪一种欧洲人,并且为了什么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和欧洲人民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及对资本家驯服的欧洲各国政府。”[43]

俄国革命使俄国从西方阵营里分离出来,中国革命又使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中西冲突的格局变了。西方分裂为两个西方,而且另一个西方正在与中国结盟。中国试图在国民概念上整合成同一个中国对抗西方,也没有成功。五卅运动的起点是中西二元对立国民运动,全民统一的反抗西方列强的民族主义运动。但五卅运动的终点却是国民阵线的分裂,西方分裂成两个西方,中国也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国。

五卅运动之后,瞿秋白在陈独秀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整整一年以后,1925年9月3日,在同一个刊物《向导》上发表《义和团暴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文章指出,五卅运动“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比二十六年前的义和团暴动对于民众解放的斗争有更大的希望和更远的前途”。这个“更大的希望和更远的前途”,即体现在无产阶级领导与阶级斗争核心上。瞿秋白用民众解放取代了民族解放,便把阶级斗争置于民族斗争之前,而阶级斗争可以从中国国内到世界各地,于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便模糊或取代了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文明界限。甚至产生一种超越中西地缘文明界限的新的二元对立格局,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五卅运动的结局与义和团暴动一样,都在历史中认识到反抗西方的入侵必先进行中国内部的革命,使中国成为统一国族的中国或同一民众的中国:“中国既然因有几十万无产阶级的团结奋斗而能暂时制止帝国主义之直接进攻,那么,要使这解放运动完全胜利,便应当更加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发展一般的民众力量,排除一切反动的帝国主义走狗的力量,那时才能废除辛丑条约,才能打破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一切锁链。”[44]

义和团是纯粹是中国传统式农民暴动,念咒练功、杀人放火、攻城劫舍,五卅运动虽然是中国的革命,但形式却是西方现代的,和平请愿、演讲游行、罢工罢课……纯粹中国与纯粹西方式的反西方的运动,都失败了。下面的问题是探索一条中西结合的路。义和团暴动刚过,英国人赫德爵士就深有感触与预见性地分析:

“……中国人是一个有才智、有教养的种族,冷静、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语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很纯一,人口总数约有四亿,生活在自己的围墙之中,在他们所蔓衍的国家有肥沃的土地和富饶的江河,有高山和平原、丘陵和溪谷的无穷变化,有各种各样的气候和条件,地面上生产着一个民族所需要的一切,地底下埋藏着从没有开发过的无穷的财富,——这个种族,经过数千年高傲的与世隔绝和闭关自守之后,被客观情况的力量和外来进犯者的优势所逼,同世界其余各国发生了条约关系,但是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他们知道从这种关系中得不到好处,正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十足地强大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旧生活,排除同外国的交往、外国的干涉和外国的入侵……

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将加重地来报复旧日的怨恨,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这样就为将来准备了甚至从来没有梦想过的骚乱和灾难。50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它将鼓励——而这样鼓励是很对的——支持并且发展这个中华民族的运动;这个运动对于世界其余各国不是吉祥之兆,但是中国将有权利采取行动,中国将贯彻它的民族计划……”[45]

如果不是后来的事,没有人能够想起那位把持中国海关达半个之久的老“中国通”的预言。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主流从城市转向乡村,斗争形式也从和平抗议转向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西冲突也中止了,临时的战争结盟使中西地缘文明界限变得没有意义,英美军队与中国军队共同抗日,在五卅运动中清晰的中西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模糊起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第三幕。在这一幕中,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中国,而西方变成敌对的两个西方。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内战也结束了,当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一个人民的共和国时,中西界限又变得分明而尖锐。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建立的那些条约,都被废除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大炮炮击长江上的英国舰队(“紫英号”事件),英国舰队逃跑了,在华的西方人也纷纷逃离,实际上是被驱逐出中国的,只有苏联人被当作“老大哥”热情地留下来。中国在贯彻它自己的民族计划!西方感到某种伤痛。

美国人的伤痛表述为所谓的“中国丢失”论。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几代传教士、商人、政客与军人的努力,最终在中国大地上除了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欧洲人的伤痛尽管没有美国人体验得那么剧烈,但似乎更深远。对美国人来说,这种伤痛只是两三代人的事,而对欧洲,则是两三个世纪的事。从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起,西方人就试图在贸易、传教、政治军事上“打开”中国。但是这个“长城帝国”如此难以“进入”,直到鸦片战争开始,先攻占沿海再攻陷北京,先烧毁圆明园再进驻紫禁城,一切终于如愿了,20世纪初西方人进出中国像主人进出自己的庄园。商人们试图将中国人变成自己的顾客,传教士试图将中国人变成自己的信徒,政客、军人试图将中国变成帝国的殖民地,就在所有的努力即将最后收获的时候,一场发自中国腹地的红色风暴卷走了一切,什么都没有留下,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驱赶出去,在中国的财产也被没收,上帝的福音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红色中国又像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皇朝一样,对西方无情地关上了大门。一切似乎又像恶梦一样地回到了1840年之前,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具有乾隆式威权与傲慢的皇帝,而且这一次还披上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披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示,听起来像乾隆皇帝的诏书中的句子:“天朝无所不有……”

伤痛之外还有某种担忧。中国素来似乎有某种排外仇外倾向。西方人强行入侵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型态”,却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态”。中国人不仅从未从心底里欣悦或情愿地接受过外国人,而且还一直深藏着某些屈辱与仇恨。中国的传统排外仇外心理,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有组织性的暴力革命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前景就更令人担忧。红色中国明确表示它对西方世界的敌视。美国成为它的头号敌人,英国尽管表示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也不以为然。担忧终于落实到战争,中国出兵朝鲜,在那里的美国士兵发现,他们一夜之间竟陷入漫山遍野的中国志愿军的重围之中。

第四幕在朝鲜战场上开启。赫德曾预言50年后,将有“千百万团民”武装起来、受过现代训练、被爱国的热情所激励,将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去,并“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果真是50年后,朝鲜战争证明了赫德爵士的预言,那个“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竟然是朝鲜半岛!

志愿军出现在朝鲜美军阵地后不久《生活》杂志报道:“20年前还是一群乌合之众的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被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威胁的、苏联化的善战力量……”[46]朝鲜战争是20世纪最让美国人感到耻辱的战争。朝鲜战争损失近2000架飞机,联合国部队伤亡人数多达50余万人。其中94000名死亡官兵中,有33629人是美国人,而美国受伤的士兵则接近10万。[47]这场残酷的战争前后进行的时间,几乎跟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一样长。但最终也没有取得胜利。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建议杜鲁门总统往中国东北投30至50枚原子弹,杜鲁门却撤换了麦克阿瑟。接替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最后在板门店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对美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影响还不如它对美国文化心理的影响。它将美国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喜悦与自信中惊醒。而这种喜悦与自信,直到40年后的海湾战争才得以恢复。

西方分裂成冷战的两个阵营,而中国最终团结成一个革命的国家。朝鲜战争为其赢得了“令人尊敬的军事强国的地位”,却为中西竞争与冲突中中国再次分裂成两个中国埋下了伏笔,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又50年后台湾政府试图独立。新中国与西方对抗,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首脑,也成为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在中国政府试图建立世界范围的反美统一战线的同时,美国也将“好战”的中国当作“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 对中国实施外交敌视、内政干涉、经济封锁、侵略威胁。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联苏抗美,但由于种种原因,中苏结盟的社会主义阵线很快出现裂痕。苏联不仅陈兵中苏边界,甚至要联美打击中国。对中国来说,西方似乎又变成彻底敌对的西方,陷入孤立的中国,只能既反美又反苏,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第五幕即将开始。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确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将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中心,反帝反修发动并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全人类……极度的被动——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在中国再次唤起妄想狂式的豪情,感到风暴的中心的眩晕,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中西关系的格局又类似于义和团时候,几乎所有的西方主要国家都与中国敌对,一度游离出与中国对立的西方阵营的苏联,又回到中西冲突的对立面,当年八国联军的那些国家,如今还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当然,中国也与所有这些西方国家为敌,并想象彻底地消灭他们。文化大革命那种虚妄的豪情、愚昧的破坏与彻底的反西方主义,也让人联想到义和团暴动。

如果我们将20世纪中西冲突表述为一个五幕剧,朝鲜战争是第四幕,文化大革命就是第五幕。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多重动机,有国内的政治权力斗争,清除所谓走资派与修正主义;有国际斗争,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与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而国内国际的斗争又是相通的,反帝反修必须首先反国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代理势力,历史的教训是中西冲突常常表现为中国内部中西两种力量代表的冲突,如同当年的团民与教民。

第五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灭洋”的运动,在排外仇洋与封闭愚昧上,多少重复了义和团暴动。在国际上反帝反修,就必须在国内确保统一的革命力量、确保毛泽东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纯洁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中国几乎与世界完全隔离,外国来华的活动基本上被取消或被减少到最低限度,民众抢劫了苏联驻华使馆,围攻撤离的苏联外交官的家属,将大连港停泊的苏联船只上的苏联官员押上岸游街示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运动,红卫兵不会像当年义和团民那样愚昧野蛮,但反西排外的激情与方式却大同小异。1967年8月,以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为主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组织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冲进代办处打砸抄抢,最后纵火焚烧了英国代办处的汽车与办公楼。

在第五幕文化大革命中,中西冲突又表现出两极化的对立,同一个中国表现出的彻底的排外主义与反西方主义。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的那年秋天,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长文,感觉是在讲述另一场义和团暴动:

“几个世纪以来,长城一直是中国文化千古不变的象征,它骄傲自信地蜿蜒盘旋在赤裸的大地上。然而,就在上一周,北京城墙之内,共产党领导下年轻的、狂热的红卫兵们,正在攻击、破坏一切可以称之为‘外国的’或‘封建的’东西——使馆、教堂、义和拳起义中死者的坟墓、中国自身的艺术瑰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即使是这些不可理喻的破坏也具有某种意义。在中国,或许在任何地方,当下之事总是与过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比义和拳起义以及1900年围攻北京公使馆更令世界震惊的了……三分之二个世纪前,疯狂的1900年仲夏,被朝廷支持在中国北方要消灭所有外国人的义和拳团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农民——今天,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正步当年义和团的后尘,在攻击所有外国东西方面表现了同样的热情。但义和拳只是想扫除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而红卫兵却表达了双重目标:既要扫除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又要扫除中国自身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48]

三 在文化裂谷的深处

进退在中西之间

1271年前后,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前往大汗的国土,在新建成的汗八里皇宫里觐见忽必烈。700年过去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尼克松感觉自己像当年的马可·波罗,来到一个西方人完全陌生的世界,将要见到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大汗”。

尼克松行前仔细向马尔罗询问毛泽东。马尔罗是法国著名作家、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曾在北京中南海的丰泽园访问毛泽东,马尔罗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英明君主的继承人,在毛泽东的身后,他看到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雄才大略的帝王的身影。[49]他告诉尼克松:“你面对的是一个巨人,不过是一个面临死亡的巨人……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是对死神说话……总统先生,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带有一点巫师的味道。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个幻象迷住了他。” [50]

毛泽东的头脑里,的确有一个幻象,一个神圣而伟大的事业的幻象,他被这个幻象迷住了,想在一夜之间,一场运动一场革命之后,就彻底超越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二难困境,创造出一个既非中国传统,又非西方现代的崭新的、未来的红色中国。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排斥中国之外的“西方”,反帝反修,将红旗插遍全球,还要清除中国内部的“西方”,从制度到观念,揪出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灵魂深处闹革命……

伟人的幻象经常是历史的灾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不要轻言几个人的错误或一代人的灾难,因为真正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决非偶然,其深远的历史合理性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追溯到中西关系在中国现代起点上为中国设置的某种“文化宿命”。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之间的裂痕延伸到中国内部,不仅是政治军事上“边衅”变成“内乱”,经济上文化上,中国社会也分裂出两种力量,西方现代的与中国传统的、改良的与保守的、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总之,中西关系在器物、制度与文化上变成中国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变成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核心问题。中国要现代化,难以避免要西化,如果西化,现代化的中国是否还是中国?彻底的中国革命,必须摆脱这种困境,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未来中国。

如何摆脱中国现代化的原生性困境,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未来中国?依靠制度化管理的程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只能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缘由与象征,都可以追溯到义和团。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群众涌向北京城,令人想起当年的奉旨灭洋的团民;而毛泽东一旦决定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兴无灭资”,天下凶险也不亚于当年,慈禧太后借重义和团暴动“扶清灭洋”。

文化大革命的理想是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未来中国,结果却不是走向未来,而是回到过去,回到义和团时代,甚至乾隆时代。费正清文中引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的话说,“现代中国是其自身历史的奴隶……毛主席的革命一直存在着一种奇异的矛盾:他越是寻求使中国新生的东西,中国似乎就越往旧中国的老路上倒退。”曾经多次来过中国的法国汉学家佩雷菲特,事后回忆他的文革见闻感想:

“1960年8、9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该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尽管大跃进导致了灾难,许多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比所有其他国家都优越;西方最多只能为它提供一些方法。120年来它遭受的那么多不幸是因为它遭到贪婪的民族掠夺的结果。错误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它落后了,但它将在几年内赶上去,它将恢复已有数千年的优势。

……

1971年7、8月,我率领文化革命5年来获准前往的第一个西方官方代表团前去人民共和国,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政权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

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同样将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位总理,他领会这位活神仙的思想,并周旋于阴谋诡计和派系斗争之间,除了来自上面的赞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接受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诏书之后是小红书而已[51]。

土地占有同样的优势:乾隆蔑视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和各国商人,毛主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这都是因为几乎全体人民都住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的缘故……

1971年9月,我们回到欧洲后,同大家一起获悉毛的亲密的信徒、小红书的狂热鼓吹者林彪元帅可能想逃往莫斯科,并在空中被击毙。我们回想起中国的礼宾司司长在7月中建议我们为毛和周恩来,而不为林彪——尽管他是被指定的接班人——干杯。马戛尔尼及其伙伴回国几年后,他们得知宠臣和绅成了一出类似的悲剧的亡故者。在中国,今天同往昔一样,塔耳珀伊亚岩石在卡庇托山[52]的里面,而不是在周围。

对外国人同样的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革命的暴力本身证明这些遗产具有多么强的生命力。消灭的是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反动的”东西。如果说“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动荡,那是因为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解放了的农民仍然在其被剥夺了财产的主人面前发颤。仅仅取消旧官僚体制的科举、等级和特权是不够的,党的官僚体系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还应当粉碎敌对阶级,羞辱知识分子,摧毁等级制度。(原文的确如此,核对过)中国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从过去的杀戮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一些金色和红色的标语牌重复着这个口号:“古为今用!”毛的壮举就是赋予中国人这样的感受:他们在废除其遗产的同时仍然忠于它。”[53]

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中西交流与冲突的历史,恰好走完一个回合,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是其中的分水岭。它彻底展示了西方扩张的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两面,也暴露了中国“反应”中的崇洋主义与排外主义的两个极端,从此预示或注定了现代中国的某种“存在性的”文化困境:现代中国,必须同时接受西方的启蒙进步,拒绝西方的殖民霸权;不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中国无法“现代”,不拒绝西方的殖民主义,中国又无法成其为“中国”。遗憾是,西方是同一个西方,令人困惑。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拒绝西方的殖民主义,一来一去,容易偏激,极端化为崇洋主义或排外主义,其中自有道理。问题是,崇洋主义将在文化上失去“中国”,而排外主义将在文明上失去“现代”。现代中国何去何从?

义和团暴动要扶清灭洋,野蛮的排外主义几乎导致灭朝覆国,八国联军暴侵之后,中国尽管不会“心悦”,但至少感到“诚服”。官方与民间认清了自身的愚昧野蛮,对降神念咒、杀人放火救国,不报希望了。慈禧太后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朝廷变成洋人的朝廷,新政改革也开始了。民间在更大规模上接受西方的器物、习俗与观念,朝野一时有极端的崇洋主义趋势。这种趋势,直到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才开始转变,而以后又逐步滑向排外主义,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排外主义的激情与狂热上,并不减于当年义和团。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仍在艰难的选择与痛苦的摇摆中。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将革命进行到底,在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之间陡峭的裂谷间升腾起的“美好新世界”,却满身是传统中国的尘土。启蒙或救亡?崇洋或排外?现代或传统?何去何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结束的不是一个10年,可能更长远,结束了一个50年,没有人再要“打倒帝国主义”了,没有人再“抵制洋货”。中国重新开始“走向西方”“走向世界”。心悦诚服于西方,毫不亚于义和团之后那一段。

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义和团暴动前60年与后60年,中西冲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从1850年前后开始讨论中西关系的第四个阶段的历史背景,这第四个历史阶段中西关系的特征与意义是中西关系的内化、激化、多边化与复杂化,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入侵,具有典型性意义。它展示了中西交流与冲突的复杂形态,两极对立、三角关系与四边格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表现出中西关系与现代化历程中,中国难以摆脱的某种文化困境。

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从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中西已不仅是外交或内政问题,而是文明与文化问题的冲突与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问题。崇洋或排外、启蒙或救亡,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始终在一中一西之间,左右摇摆,平衡的时候少,失衡的时候多。人们检讨10或20年的教训,却不放眼量到检讨100年或700年。人们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中断”,却看不到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阶段,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难以选择的二难困境,两个无法允两执中的极端。偏向其中任何一个极端,都是灾难。

百年沧桑从头越

毛泽东想发动一场革命,将中国从中西冲突的文化裂谷中拯救出来,创造一个不中不西的“红彤彤的新世界”。结果是他没有走进面前的刺目的朝阳,却被拖进身后浓重的阴影。当年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暴侵,是一个象征,是一个阐释中西交流与冲突、历史兴盛与衰落的象征。自从西方扩张到中国社会内部,就有中国纠缠不清的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结、摇摆不定的盲目崇洋与野蛮排外的两种倾向,就有难舍难分的传统中国与难拒难去的现代西方,就注定了中国现代化的二难选择、世界现代化格局中的中西两种模式。

在历史的交错时空中旅行,当年一些冒险家穿越大陆、用稀奇的珠宝香料、无稽的海外奇谈连接起来的两个世界,如今进入一个全球化文明体系。在这个文明体系中,西方扩张为世界,而中国在世界之中的同时,也让西方在中国之中。

1850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考察西方,用流行的话说,叫“走向世界”。本来是走向欧美或走向西方的,怎么被称作走向“世界”?本来中国在世界之中,又如何“走向”呢?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在现代中国人的潜意识中,似乎西方就是世界。一则,迫使或引发我们走出国门的是西方,二则,西方几个世纪持续不断的扩张,已使西方文明世界化。郭嵩焘出使英国,越洋旅程中停靠的港口,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港口,香港、新加坡、锡兰、亚丁、马耳他、直布罗陀,全是英国的殖民地,悬挂着英国国旗,怎不让人感到西方就是世界?[54]

西方就是世界,中国“走向”西方,也就是“走向世界”。本来“走向世界”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中国在世界之中,又如何走向?但如果走向世界的真实含义就是走向西方,中国在西方之外,中国也就在世界之外,真实处境当然是“走向”。丁韪良记述义和团暴动的书《北京之困》,用的副题是“中国对抗世界”。传统中国在世界之外,或者准确地说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之外,对抗西方扩张,就成为对抗“世界”甚至“对抗文明”。现代中国在世界之中,自然无法对抗世界,但如果世界就是西方或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国还可以对抗西方吗?

西方扩张为世界,中国在世界之中也西方之中。中国接受西方文明,西方在中国之外也在中国之中。近现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深入中国,从海岸到内陆,从“洋药”(鸦片)到“洋教”(基督教),中国抵抗,却战则丧师,和则辱国,禁烟无法去“洋药”,教案无法排“洋教”,义和团暴动仓皇而起的时候,西方已经深入中国内部,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力量从内部改造中国,塑造一种新的文明类型。以后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选择西方或中国,而是矫正中国内部现代西方与中国传统的关系。

一方面是中国在西方/世界之外,另一方面世界/西方又在中国之内。话语的困惑透露出现实的困惑。西方已经变成世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之中,却不认同在西方之中,中西之间的冲突就成为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冲突。西方扩张到中国,是以一种文明势力进入的,进步成为其正义的根据。中国不可能在文明意义上反抗西方,除非你反对历史的进步或文明本身,这是义和团暴动之后,人们已经普遍觉悟到的。但是,是否可以在文化意义上抵抗西方呢?

中西成为我们思考与表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二元对立的坐标。这个坐标已经不仅说明某种国际关系,更重要的是说明一种文明类型与文化困境。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暴动到文化大革命,百二十年的时光,中国人在挫折与懊悔中终于明白,现代文明是不可抗拒的,而世界的现代文明,尽管有不同民族的贡献,无疑是西方创造与主导的。但是,在西方文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文化如何又生存发展?中西关系实质上变成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如果意识不到这种关系,或者无法对文明与文化进行有意识的区分,反抗西方文化的运动,就会演变成反抗文明的运动,义和团暴动与文化大革命,都有这种嫌疑。而西方也会利用这种混淆的概念,将中国反抗西方文化的运动,当作反文明的运动,如当年丁韪良表述的那样。

不管现实中人们如何混用文明与文化的概念,学理上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明确的。文明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程度,与野蛮相对,具有普遍的正义性;而文化,则指特定人群认同自己的祖先历史、语言宗教、价值习俗、伦理制度的方式,有民族个性。文明是时间的,文化是空间的。文明跟野蛮相对,文化则跟其他文化相对。令人困惑的中西之争,实际上是文明与文化之争。西方混淆文明与文化的界限,以文明进步的普世正义为理由扩张西方文化;而中国不分文明与文化,以为接受了人类进步的文明,就必须接受西方个性的文化,困扰与灾难不断。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再次开始“走向世界”,尽管还是循着一百年前的途径,从器物到制度到观念,但每一步都更加深化。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曾为中国提供机会,西方是两个西方,而中国是一个中国。冷战结束了,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世界政治的主要争端将会在拥有不同文明的国民以及(其它)集团之间发生。文明的冲突将会支配整个世界政治”。[55]西方用文明划分世界,实际上是用文化划分世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描述或假设的,是世界地缘结构的作为行为主体的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出现文明冲突论的同时,中国出现民族主义思潮。对于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来说,真正的困惑仍然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现代化在文明层次上是西方现代的,但在文化层次上,是否可能成为中国本土的?

百年沧桑难回首,而今迈步从头越。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再次“走向西方”,在西方发现世界,也在世界发现西方。在西方发现的世界,是一个文明进步主义的世界;在世界发现西方,却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冲突,再次可能以中西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历史如来,不去不来,当年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开启与象征的中西冲突,不管在贸易与战争、霸权与安全的物质层面上,还是在民族主义文化认同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精神层面上,一时还难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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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代曹州为府,治荷泽,管辖地界相当于今天的河南范县、山东郓城、巨野、单县、鄄城、荷泽、定陶、曹县、成武等市县。

[2] 《山东教案史料》,廉立之 王守中 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195页。

[3]《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上,第276-277页。

[4] 《山东教案史料》,廉立之 王守中 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185页。

[5] 《山东教案史料》,廉立之 王守中 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186-187页。

[6] 参见《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3-325页,“三元里抗英的史实与传说”。

[7] 英国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的判断,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卷,第188页。

[8] 《养知堂书屋文集》,第11卷,第17、21页,《续修四库全书》,1547,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9]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李文海等编著,齐鲁书社,1986年,第3页。

[10]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李文海等编著,齐鲁书社,1986年,第27页。

[11] 见1899年4月30日抚毓奏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24页。

[12]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李文海等编著,齐鲁书社,1986年,第58页。

[13] 转引自《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从东方到西方》,钟叔河 著,岳麓书社,2002年,第296-297页。

[14]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李文海 林敦奎 林克光 编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页。

[15] 《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87页。

[16] 《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201页。

[17] 仲芳氏《庚子记事》,《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5页。

[18]仲芳氏《庚子记事》,《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5-16页。

[19] 《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469页。

[20] 英国人B·L·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1877-1930)曾用笔名普南·威尔(Putnam Weale)出版了《唐突的北京信》(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冷汰、陈诒先汉译本名为《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

[21] 《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139、142页。

[22] 《“游学译编”叙》杨度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4页。

[23] 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的论次”,《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24] 转引自Oriental Prospects, edited by C.C.Barfoot and Theo D’haen, Amsterdam-Atlanta,GA,1998, p136,有关义和团事件在西方的恐怖报道,参见该书第134-140页;又见《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美)柯文著,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5] 参见孙中山《革命缘起》,《国父全集》,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第一卷,第252-253页。

[26]芮玛丽语,转引自《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美)柯文著,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7] The Awakening of China, by W.A.P. Martin,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0, P149-150、154-155.

[28]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by W. C. Costir,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37 P149.

[29] 参见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ers in China, by Nigel Cameron, New York: John Weatherhill, Inc. , 1970, Chapter Sixteen: Lord Elgin and Wang’s Mother, P345-360.

[30] 转引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第174页。

[31] The Siege In Peking: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by W.A.P.Martin,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Company, 1900, P138-139.

[32]美国学者约翰·普累莫纳茨提出两种民族主义,西方的与非西方的,西方的民族主义强调的是文化上的同一性认同与民族国家自决;而非西方或的东方民族主义,则主要主张社会革命、独立建国与世界民族竞争。参见 Two Types of Nationalism, by John Plamenatz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Reader, ed. by Maro Williams, Hong Kong: Macmillan Education,1989, p.53.

[33]《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上海三联书店影印本,1988年版,第19页。

[34] 转引自《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67页。

[35]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五期,1904年6月14日版。《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卷,第55页。

[36] 《意见书》,吴樾,《民报》第3号;《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思黄,《民报》第1号。

[37] 《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74-575页,下列引文均出自此文,不另注。

[3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卷,第157页。

[39]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卷,第346页。

[40] 根据商总联会各马路汇集报请北京政府交涉赔偿各商号损失数额总计,见上海市工商联合会档案史料卷154。

[41] 《京报》,1925年6月30日。

[42]美国学者多萝茜·博格评价五卅运动对中西关系的影响时说:“在条约体系形成的数十年间,列强坚信,他们不是从中国获得更多的特权,就是可以维持对他们有利的现状。但是在192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人民以出人意料的力量和决心坚决反对外国列强在中国长期拥有的特权。有条约关系的列强突然发现自己开始处于防守而不是进攻的地位……问题不再是西方国家和日本向中国要求什么,而是激昂的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中国向他们提出要求。”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by Dorothy Borg, New York: Octagon Books Inc., 1961, p7。)

[43]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四卷,第320页。

[44] 参见瞿秋白:《义和团暴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卷,第340-353页。

[45] 《“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吕浦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46] Life, November 20, 1950, 转引自《美国的中国形象》,(美)哈罗德·伊萨克斯著,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47] 参见Century of War, By Gabriel Kolko,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4, P404.

[48] Life, September 23, 29, October 6,1966。

[49] 参见《马尔劳访华回忆录》,《马尔劳与中国》,刘述先 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5-144页,刘安云译。

[50] 《尼克松回忆录》(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裘克安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中册,第245-246页。.

[51] 仅有的区别是精英们的儒家思想同佛教与道教混杂而成的一种民间宗教并存,而毛主义则彻底摧毁一切,企图控制群众,并成为所有人的唯一信条——原著。

[52] 卡庇托山,罗马的一座小山,其西南角上沿台伯河处有一块岩石,叫塔耳珀伊亚岩石,古罗马时把犯罪的人从这里推下去处死。——原译注者

[53]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7页。

[54] The First Chinese Embassy to West, by J.D. Frodsh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Introduction.

[55] 相关观点参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亨廷顿 著,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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