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20世纪初西方的“黄祸”恐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3 次 更新时间:2008-05-05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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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有两种“黄祸”,一种来自中国本土,一种就在西方。有关义和团的恐怖传说,是西方20世纪中国形象的一个阴暗恐怖的、以地狱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纪西方轻蔑、鄙视的鸦片帝国的睡狮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个垂死僵化的帝国躯体内,还蕴藏着一种邪恶的危险的因素,一种令人想起东方地狱与世界末日的因素。现实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种隐喻的方式,表现着现实中西方对中国体验到的种种欲望、焦虑与恐惧。“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

义和团是本土的中国人代表的“黄祸”,“傅满洲博士”是西方的中国移民代表的“黄祸”。那些生活在伦敦、旧金山“唐人街”的、在西方人看来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而又残忍的野蛮的“中国佬”。 “他们中大多是些恶棍罪犯,他们迫不得已离开中国,又没有在西方世界谋生的本领,就只好依靠他们随身带来的犯罪的本事。”[1]这是更为迫近的“黄祸”,直接威胁到西方世界的安全。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黄祸”可以体现在关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想象上,也可以体现在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想象上,可以以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为基础,也可以以海外的中国移民为基础。我们关注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指涉相互印证的可能。真实的义和团事件,可能用来表现莫须有的“黄祸”,而表现“黄祸”恐慌的虚构的恐怖小说,又暗示着现实世界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通俗文艺与严肃历史,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文本相互指涉、相互依赖。

20世纪开始的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起义。这大概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又一次引起西方广泛深切注意的事件。因为一再经受打击、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的中华帝国,突然从其腹地,社会的最底层,一个神秘莫测而又危险可怕的中心,爆发了一次野蛮的、洪流般的反抗。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的广阔天幕下,排山倒海地扑向孤岛式的西方人贸易与传教的据点。那里微弱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也不敢想象的。

义和团的恐怖故事传到西方,似乎证明了他们某种不祥的预感,也唤醒了他们集体无意识深处沉睡的噩梦。预感是关于“黄祸”的预感,而噩梦则是“启示录”中的末日景象:如海沙般众多的魔鬼部族,将攻占蒙爱的圣城……[2]

首先是“黄祸”传说。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半个多世纪中国在一系列国际冲突中连连失败,已接近衰亡与屈辱的极限。这一年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Die Gelbe Gefahr)说法,并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根据他想象中的黄祸景象画一幅画,制版印刷后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画名就叫“黄祸”,画中七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七个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Archangel Michael)站在崖边,大家面前,表情严肃而神圣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廓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

威廉二世耸人听闻的黄祸幻景,虽然没有多少人认真,甚至有人提出异议,[3]但画家的画却很快流传开来。1898年,美国也将《黄祸》作为宣传画印刷发行。如果说德皇的黄祸恐慌完全是捕风捉影,英国美国倒还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理由。对英国来说,那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使他们在胜利的得意中也隐约感到某种恐慌,他们隐约预感到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对大英国采取报复行动的。对美国而言,问题更具体,华人劳工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与种族观念上对美国人构成威胁,已经出现过排华风潮,都是“黄祸”恐慌的现实与心理背景。克尔南(V. G. Kiernan)谈到“黄祸”时指出:

“有可能出现的中国威胁表现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如果中国被迫接受现代工业化,那么中国难以计数的劳苦大众就可以让中国产品泛滥于世界[4]。这是一个令人想起来毛骨悚然的前景,有位作家坦率地承认自己有一种幸免于难的欣慰,‘不管怎样,我们是看不到那一天了。’[5]当时还有人抱怨,‘在中国谋生的外国人的数量,已经日渐减少’[6]。正是那些侨居中国的西方人,最容易感到担忧与恐怖,而他们的看法又影响家乡公众舆论的偏见。从军事角度看,中法战争后,‘人们似乎已经想见中国佬满世界乱跑的景象’;[7]20年后(作者所说的西方人的种种恐慌,都在19-20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引者注),这种危险可能就更加紧迫,如果有一个国家最终控制了中国,就像不列颠控制的印度那样,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规模惊人的军队,一切就不堪想象了。有一位英国鸦片烟鬼说,如果英国能够占领中国,“20年内就可以建立一支打败全世界的军队”,[8]如果沙皇的军队可以得到中国的人力资源上永不枯竭的补充,他们就无往不胜了。有关俄国统治中国并使用中国统治世界的预言,早在19世纪中叶就可以听到,19世纪临近终了的时候,一个美国人曾预言:俄国将统治中国,然后印度——‘亚洲将开始征服欧洲’。[9]

……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黄祸带来一种模糊的惊恐,只要一想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万涌到其他国家,人们就会不寒而栗。欧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国,对庞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对他们来说,亚洲人口泛滥,欧洲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领先,根本就无法应对。他们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贬称中国泛滥成灾的人群,该词最早出现于欧洲语言,指中亚腹地汹涌而出的野蛮人,他们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向,所到之处,无不令人惊恐……[10]

克尔南想说,西方人的“黄祸”恐慌,其实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军事的,而是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Mentally)的恐慌。这种恐慌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现实或可能的威胁,只是它那令人厌恶的、异己的存在,就让西方人感到紧张、痛苦。麦都思曾描述过拥挤在地狱般的国土上的庞大的中国人口。并对此表示过传教士特有的同情。西德莫尔(Eliza R. Scidmore)没有传教士的同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偏见。他在《万岁帝国》开篇道:

“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对于所有的东方人来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跟我们的差异那么大。没有一种记忆、风俗、传统、理念、词根或是任何一种象征能够把我们的过去和他们的过去联系起来。这就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中国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关切、同感和默契可言。

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万万同胞的相象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机械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讨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据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贱的辫子、穿着毫无感觉的棉鞋;无论在哪里,这人类最低劣的种族都堕落到肮脏、混乱之中。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象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斗争,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甚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谁将篡夺君权也漠不关心。”[11]

“黄祸”更多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想象中固有的幻象。庞大的异己的人口本身就给西方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慌。如果他们不好斗也不好动,麻木不仁,那么最多也只是反感和厌恶,世界上竟有这样一个卑劣的种族存在而且不断增长;如果有一天,这么庞大的人口突然变得嗜血好战,武装到牙齿,反感或厌恶就变成了恐惧和仇恨。那将是世界最黑暗的时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

克尔南强调中国庞大的人口对西方造成的心理压力。实际上“黄祸”恐慌的原因,可能更为多面更为复杂,有历史的也有心理的,有经济军事的还有文化、政治的。西方文化充满排斥性与侵略性,异域想象赋予异域的特征,也经常带有想当然的排斥性与侵略性,对异域文化的想象经常是“以已度人”的。罗伯特·杜鲁斯(R.Druce)分析“黄祸”的意义时指出:“不管怎样,某种有关‘黄祸’的观念不断侵扰着欧洲人的想象。‘黄祸’是一系列的恐慌,似真似假,若有若无。它对西方本土经济的威胁在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工的涌入;对西方哲学与基督教会的威胁在于佛教的传播;而更大范围中对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则体现在中国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当然,最不堪设想的恐慌,还在于一种恶梦,黄种人像洪水一样在全球泛滥,最终统治世界。”[12]

“黄祸”是一场恶梦,是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关于异域东方的恐惧。它可能找到历史的依据与地理的方位,但本质上仍是心理的,是一种关于恐怖的想象的原型,历史事件与地理方位,不过是将其唤醒并表现出来的方式。“黄祸”恐慌在西方有多种理由多种表现,但直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即使在西方文化中,它还只是一种没有多少人当真的梦魇。义和团运动爆发,起初只是山东山西几位传教士遇难,教堂被烧,然后是大批的团民涌入北京,围攻教堂使馆等。西方人的恐慌似乎终于应验了。有关义和团事件的各类报道出现在西方,在人们想象中勾画出可怕的“黄祸”景象:无数丑陋凶残的黄种人,头上腰上缠着血腥的红布带,挥舞着长矛大刀,野兽般嚎叫着,蝗虫般漫山遍野地涌来,所到之处,火光冲天,过后便是废墟一片。这是多么可怕的、地狱般的、世界末日般的场景。西方几乎所有有关义和团报道都在重复同一个故事,同一种恐怖的场景。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所有描述义和团事件的书信、小说、政府或教会报告,都在证明“黄祸”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历史必然的劫难。传教士的报告描述了他们的同伴与妻小在山西被砍头或以其他野蛮方式折磨至死的血淋淋的场景,教士、使节、士兵、商人以各种形式介绍他们被困在北京教堂与领馆的那个死亡夏天的日日夜夜。这些著作报道在义和团事件及随后的几年中,充斥着整个西方社会,以至1906年,亲身经历义和团事件的英国人普南·威尔(B. L. Putnam Weale)要发表自己的见闻书信时,他的朋友告诉他,仅他自己的藏书中,就有43种有关义和团事件的著作,这还仅限于英语,不算西方其他语言写成的有关著作。[13]

“黄祸”终于成为现实。在西方人的想象中,“黄祸”与义和团事件具有某种“互证”关系。义和团事件使“黄祸”的预言应验;西方人关于义和团的想象,又来自许许多多所谓亲身经历者的“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听上去又是同一个恐怖的故事,即“黄祸”的故事。普南·威尔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正视听”,而他描述的“事实”依旧是“老故事”,只是加入了一些个人想象。他的《北京随笔》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个处在戈壁边缘、野蛮世界边缘的黄尘漫天的城市——北京。这个城市在历史上不断被野蛮游牧部落入侵,洗劫、杀戮、夷为平地,已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选中的、反复展演世界末日景象的舞台。又一次劫难到来了。义和团像过去来自草原上的那些游牧部落一样,涌入这个黄尘弥漫的死亡之城。他们粗野尖厉地嚎叫着,像地狱里的恶狗(Hell Hounds),他们放火焚烧房屋,火光与浓烟吞噬城市。这是普南·威尔描述的义和团进城的那个晚上:“……依旧忠于职守的帝国卫兵刚刚关上鞑靼城门,就听到一阵嚎叫,以前我从未听到过这么尖厉可怕的声音也从未想象到世间能有这般恐怖的叫声。义和团来了。义和团第一次向我们扑来,他们穿过哈德门,从东面向使馆区逼近。他们已经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了三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除了我们这里的百十杆枪。义和团加上北京城里的那些流浪无赖,发现在汉人城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施暴的,大概又听说他们可以随意处置那些基督徒和欧洲人,所以他们就蜂拥向内城。他们发疯地嚎叫着,一阵一阵地,所有的人同时重复着两个字:杀、烧,而且声音一波比一波大。我曾听到一大群沙皇士兵向沙皇致敬时的吼叫如何响彻云霄,那种声音奇特极了,但是,还远不如现在义和团嚎叫得可怕。这种叫声听起来让人血液都凝固了,它凄厉、空旷,一声一声地重复,几个小时从未间断,叫声中包含疯狂与邪恶。……我们中的妇女已经吓呆了,水手们咕嘟着,这不是战争,比战争更可怕,是但丁描写的地狱。你直觉中已经预感到,如果这些人冲进来,他们会将我们的肉一片一片地从骨架上撕下来,夜漆黑,宝塔与城墙上箭楼的影子,看上去狰狞可怖,义和团可能随时都会冲击来,使我们粉身碎骨。”[14]

最恐怖的不是某种经历,而是关于某种经历的想象。普南·威尔与许多义和团事件的见证叙事者一样,他们更多在描述自己关于恐怖的想象。这种声色俱全的想象是最可怕的,义和团野兽般的嚎叫、血腥的红色腰带……一位小时候读过有关义和团事件的书籍的美国传教士,听说自己将被派到中国传教时,做了一夜恶梦[15]。义和团围攻使馆教堂,既是一次历史事件,又是西方人想象中“黄祸”恐慌的证明,后者在想象中比前者在现实中的经验更加恐怖。后者的恐怖具有历史与宗教文化心理的深远背景。普南·威尔说:只有在北京这座城市,才能够想象义和团的恐怖,因为这是个在历史上反复被野蛮部落杀戮涂炭的地方;从金到元,从元到清,草原游牧部落经常从黄尘四起的戈壁中涌来,烧杀抢劫之后,尸体血污成泥,房屋宫殿成尘。如今又是一个尘沙蔽日的夏天,野蛮人再一次涌来。普南·威尔和他那些同伴在事变及其随后的回忆中,总禁不住将义和团与野蛮的草原游牧部落的入侵联系起来,同一种野蛮势力,同一种野蛮方式甚至同一批野蛮人。历史的恶梦突然复活在眼前,纪元四世纪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血洗罗马城市、纪元十三世纪拔哥率领的蒙古大军横扫多瑙河畔,进逼布达佩斯,如今这些义和团,在西方人的想象记忆中,就是阿提拉与成吉思汗的后代。这是历史记忆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对义和团形象的塑造。还有宗教记忆,当年蒙古大军进逼奥地利,惊恐万分的基督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到了,《圣经·启示录》中描述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全部应验:锁在无底深坑里的龙,或古蛇,也就是魔鬼,将“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聚集起哥革与玛各的部族,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围困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启示录》第20章)。中世纪欧洲人第一次见到中国的龙的形象,就确认魔鬼就是中国的龙。“鞑靼人” (Tartar)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来自地狱里的人”(Tartarus),而蒙古人(Mongolian)则直接令人想起《启示录》中所说的魔鬼的部族哥革与玛各(Gog和Magog)。描述义和团的西方人,既在描绘他们目前的义和团,又在描绘他们“目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世界末日与地狱幻象。

在西方人的义和团想象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他们的历史记忆,又可以发现他们的宗教记忆。义和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原型的表现。魔鬼部落来自东方,他们可能是匈奴人、蒙古人、义和团,他们以海沙般的人数围攻基督徒的蒙爱之城,世间已没有什么比末日更可怕的了,而东方魔鬼部落的降临,就是末日。义和团不仅印证了他们的黄祸预感,也印证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千禧末日的预感。这是同一种原型,东方、中国,蒙古人或义和团,都不过是想象地图上想象的角色。

威廉二世的“黄祸”想象在众多的义和团事件的报道中,变成了“真实”。更让人信服的是,画中那七个国家[16]加上一个日本,组成了八国联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并四出追杀逃散的义和团民。这是一个恐怖的故事,但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早在义和拳刚刚在山东、山西出现,几位传教士遇难的时候,西方人就已表现出复仇的急切。义和团进京,围攻教堂使馆,美国《时代》杂志刊文称:“中国,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已经对我们发动了战争,北京的屠杀已经开始而且还将进行下去。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必须武装起来复仇。必须像对待食人生番那样对待中国人,将北京夷为平地”。越来越多的恐怖故事从中国传来,“白人妇女们正在遭受难以名状的野蛮折磨,据我们所知,有些受难者竟连续几天忍受可怕的酷刑折磨,痛苦难以细说,印度雇佣军起义的暴行也没有这般残酷。”“孩子们被当着父母的面杀害,妇女被强暴奴役,父母的折磨、残杀……毋庸置疑,文明世界不可能忍受这种残暴的屠杀,我们必须复仇……”[17]在西方叙事中,义和团事件已不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义和团驱逐杀害洋教洋人的冲突,而是野蛮对抗文明,中国对抗世界的冲突。他们在将中国等同于野蛮的同时,也将西方等同于文明。这样,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就不是民族与国家之间,宗教之间的简单偏狭的仇杀,而是文明征服野蛮,体现着历史进步必然规律的正义行动。

所谓“中国对抗世界”的故事,终于以“世界”征服中国结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作《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一书时,笔调是轻松的,就像他在写给读者的那段“前言”中开的那个玩笑,那是大洋彼岸的一场狩猎。[18]英国士兵尼格尔·奥利芬特(Nigel Oliphant)出版于同时期的《北京使馆之困日记》[19],也以同样的结构叙述义和团恐怖残酷的“围困”与八国联军的“解放”,同样是个光明的故事。他们的著作代表着当时绝大多数义和团著作的态度。这是一个以恐怖与邪恶开始,最终英雄战胜恐怖与邪恶的老套传奇。似乎只有少数例外,一是像法国海军军官,富于东方主义想象的文学家彼埃尔·洛蒂(P. Loti),他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为北京的废墟、死尸、抢掠所吃惊,他哀叹世界上这个最后幸存的古老文明的神秘辉煌的都城,如今也消失了,地球上再也没有美与神秘,而那些庆祝凯旋狂欢的西方人,很少有人能想到,总有一天他所见过的中国那些“朴实精壮的农民”会掌握法国人的“现代的杀戮手段”,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20]另一例可能就是普南·威尔,他不仅描述了义和团围攻使馆与教堂的恐怖,也描述了八国联军洗掠北京的恐怖。[21]这是同一种野蛮,似乎没有战争是正义的。

有关义和团的故事,是西方20世纪中国形象的一个阴暗恐怖的、以地狱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纪西方轻蔑、鄙视的鸦片帝国的睡狮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个垂死僵化的帝国躯体内,还蕴藏着一种邪恶的危险的因素,一种令人想起东方地狱与世界末日的因素。

义和团事件证实的“黄祸”恐慌,最终也只是虚惊一场。它的结局并没有威胁到西方国家,反而导致了那个“天朝帝国”的灭亡。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八国联军进驻紫禁城,在慈禧的寝宫里,普南·威尔坐在“这位亚洲最有权力的女性”的床上,看着房屋一角那个华丽的银制夜壶,尽量体会这个垂死的帝国权力中心的陈腐、乏味、永夜难眠的生活。那个用自己高超的权谋统治整个帝国,又幼稚到相信义和拳刀枪不入的慈禧太后,一年半以后(1902年1月)才回到北京。她从洋人给她提供的专列上走下来时,发现车站里有那么多她过去讨厌的洋人,但她还是“按照中国妇女的礼节,向他们行礼”。[22]紧接下去又在紫禁城的大殿里宴请这些西方使节、军官的太太孩子们。美国公使的夫人代表众夫人致辞:“……我们衷心地祝贺您和皇室的其他成员重新回到美丽的皇城……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对您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样都是痛苦的;但是这种悲惨经历的创痛是可以消除的……”[23]这种措辞总让人听起来有些别样,似乎是主客倒置了。不管怎样,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内乱外患,已使这个帝国无可挽救了,崩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1911年少数革命党在少数城市意外的起义成功,竟使这个近400年的天朝帝国倾刻间分崩离析。满清灭亡了,作为一个帝国,它已不可能再威胁西方。英国人莫里斯·科林斯(Maurice Collins)在《大内》一书中说,“明朝的没落是中国历史的一幕,而清朝的灭亡则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华帝国数千年强盛的终结,一种世界古老文明的衰落。然而,这不只是灾难的开始,科林斯1912年说:“这出长剧远没有就此结束。如果说过去中国曾灾难深重,那么她注定还将遭受十倍于此的灾难。”[24]

中国作为一个帝国,已不可能再威胁到西方,八国联军的凯旋在新世纪的早晨将他们从义和团的恶梦中唤醒,但“黄祸”的恐慌即使在清天白日下,也还是无法消除。中国人巨大的数量与相似性,与西方人格格不入的、不可思议的个性,只要一想起来,就令西方人感到不安。在西方人的想象中,那些难以计数的中国人,冷漠、麻木、顽强凶残甚至诡计多端,就像一个只有一张面孔、一个头脑,却有无数支手脚的黄色怪物,他们才是历劫长存的、真正的“万岁帝国”所在。[25]最可怕的是,这些年里,他们竟不声不响地移民海外,深入到欧洲、北美,住在伦敦或旧金山,与神经脆弱的白人邻室或邻街而居,让麦克白夫妇们经常听到可怕的敲门声。帝国已经不再可怕了,可怕的是帝国留下的无数的个人,他们正悄悄地、瘟疫一样地流溢世界,蝗虫一样地吃光世界上的粮食,撤旦式地在个人的身上,突然复活帝国的魔影。这是西方人想象中的另一种黄祸,西方本土的黄祸。

义和团事件过去了,但黄祸的恐慌在西方并没有消失。那些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中国移民,仍不时唤起他们的恶梦。1912年,满清帝国刚刚灭亡,科林斯说中国的苦难才刚刚开始,这一年,英国通俗小说作家萨克斯·洛莫尔(Sax Rohmer)开始创作有关“傅满州博士”的系列小说。傅满洲的形象,一个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成为20世纪西方想象中近在西方的“黄祸”的化身。

阴险狡诈的傅满洲,成为20世纪西方大众想象中“黄祸”的化身。洛莫尔在回忆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时说:“我常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这个灵感。1912年,似乎一切时机都成熟了,可以为大众文化市场创造一个中国恶棍的形象。义和团暴乱引起的黄祸传言,依旧在坊间流行,不久前伦敦贫民区发生的谋杀事件,也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东方”[26]洛莫尔所说的谋杀事件指1911年伦敦东头的一桩团伙犯罪案,据说与当地华人黑社会有关。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傅满洲——一个“中国恶棍”的形象诞生了,成为近一个世纪间西方最著名的“黄祸”的化身。

傅满洲所代表的“黄祸”,或者说他所表现的西方大众想象中关于黄祸的恐慌,已不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的义和团,而是近在西方世界核心的华人移民。那些在西方人看来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而又残忍的野蛮的“中国佬”。洛莫尔曾想将中国人(Chinese)与“中国佬”(Chinaman)分开,中国人指那些依旧守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中国佬则指流窜到西方,生活在西方大城市的阴暗的“唐人街”(Chinatown)中的中国移民,“他们中大多是些恶棍罪犯,他们迫不得已离开中国,又没有在西方世界谋生的本领,就只好依靠他们随身带来的犯罪的本事。”[27]这是更为迫近的“黄祸”,直接威胁到西方世界的安全,使可怜的西方人,即使呆在自己温暖的家里,也会不时感到惊恐万状。

义和团是本土的中国人代表的“黄祸”,“傅满洲博士”是西方的中国移民代表的“黄祸”。杰罗姆·陈(J Ch’en)在《中国与西方》一书中,分别讨论过不同的中国群体及其与西方人的不同关系,代表的中国形象或给西方人造成的中国印象,也不尽相同。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由本土的中国人与西方的中国移民代表的中国形象,可能不一样,中国留学生与中国劳工,给西方人的印象也不一样。当然,他们经常会将唐人街的中国人当作他们想象中中国人的代表。[28]这些中国人戴着西式礼帽,脑袋后面还拖着个的长辫子,不男不女,他们虽然也穿着上衣长裤,但宽宽大大,看上去像睡衣睡裤。不伦不类。他们说着一种由刺耳的尖叫构成的古怪的语言,聊天竟像是吵架。他们把洗衣做饭当作职业,中国餐馆中国洗衣店,他们聚在拥挤肮脏的唐人街,一声不响地从事贩毒、赌博、卖淫等邪恶的活动,他们没有法律,只有黑社会……伦敦与旧金山的唐人街,留给西方对中国人的直接的印象是,那是不可思议而又危险的一群,他们以各种邪恶的手段生存,在他们那种可怕的忍耐痛苦与屈辱的沉默中,随时都酝酿着阴谋,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出危险。唐人街的中国人,给了洛莫尔表现西方人内心恐惧的形象。洛莫尔说,他有了创作的念头,让“中国佬”当他的恐怖小说的主人公,一定会造成西方读者想象中最恐怖的效果。一连许多夜晚,他都去伦敦的唐人街,试图见到一个姓金(Mr. King)黑帮头目,最后,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一扇闪开的门透出灯光,一闪而过,灯光下,他看到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中国人的脸:

“……一个穿制服的车夫——也是个亚洲人——轻巧地跳下车来,打开车门,乘客走下车来。街对面房屋的窗户亮起了灯光,面街的大门打开了。

一个高个头、富有的中国人,穿着一件带毛领的大衣戴着皮帽子,敏捷地走进门,身后跟着一个穿着灰皮披风的阿拉伯姑娘。她的形象在我眼前一闪而过,就像艾德蒙·杜拉克为《一千零一夜》所画的插图上的人物。

门关了。窗前的灯光也熄灭了。车夫跳上车,熟练地将车退出街口,街道窄得几乎没有车掉头的余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从来没有过地激动。就在开门的一刹那闪过的灯光下,我突然看到皮帽子下的那张男人的脸。在我此时此刻,我想象中的魔鬼的形象,突然活了,就是他那张脸。在我以后的小说中不断描述的、大家都跟我一样熟悉的那张脸……我知道我见到了傅满洲博士,他的脸就是活灵活现的撒旦的脸。”[29]

洛莫尔创作的“傅满洲博士”,成为一个世纪间西方大众文化中“黄祸”的形象代表。他瘦高、秃头、倒竖着长眉,面目阴险狰狞,走路没有声音,举手投足都暗示着阴谋与危险。在《阴险的傅满洲博士》一书中,洛莫尔这样描述他:“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瘦高,耸肩,像猫一样地不声不响,行踪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秃脑壳,细长眼,闪着绿光。他集所有东方人的阴谋诡计于一身,并且将它们运用发挥得炉火纯青。他可以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而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想象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你的头脑里就会出现傅满洲博士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的形象。”[30]

如果说义和团是体现在面目不清的无数黄种人身上的“黄祸”形象,傅满洲博士则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形象。傅满洲代表着西方人心目中关于那些中国移民的想象,他们阴险、狡诈、凶残,他们已经深入西方社会,并在自己的唐人街建立了一个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的黑暗帝国。他也代表着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本土的那些“满大人”。他们同样邪恶但却温文尔雅,不动声色。他们控制着一些无恶不作的地下组织,具有超人的能力,丧心病狂地要征服世界,消灭白人。[31]

西方人的“黄祸”想象,不仅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它可能涉及到整个亚洲,只不过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是其主要背景,而以傅满洲为代表的中国人是“黄祸”的祸首。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间,日本人才取代中国成为“黄祸”的“祸首”。

洛莫尔在1913到1959年间,一共写过以傅满洲博士为主要反面人物的13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小说中,傅满洲的主要活动便是施行谋杀与酷刑。他发明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谋杀方式,诸如利用毒蛇、蝎子、狒狒等动物或利用高科技手法配制的毒药,而所有这些谋杀手法,又都带有明显的所谓的“东方的野蛮色彩”,就像德昆西的鸦片梦幻中东方也充满着阴毒的蛇蝎、狒狒、鳄鱼一样。后者在《一个英国鸦片瘾君子的忏悔》中描述噩梦般的“亚洲场景”:“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可以体会到我这方面的经验;但我常想,如果我被迫离开英国,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中国人的习俗与生活方式,中国的环境中,我一定会发疯……那里人烟浓密,生命如草芥。亚洲庞大的帝国统治着庞大的人口,加上那些东方化的名字与形象,更是令人敬畏。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超过东方其他地区,最东方甚至比东方还东方的地方。我为中国的生活方式、习俗感到恐怖,仇恨与无情将我们与中国人截然分来,我此时的感受细微而幽深,几乎无法分析。我宁愿住在疯人院,或者跟野兽呆在一起,也比生活在中国人中强。所有这些,我能够说清楚并有时间说清楚的,读者必须自己体验到,然后才能理解我感受到的这些东方梦幻和诡奇怪诞的神话的难以想象的恐怖。在我的幻梦中,那种赤道的炎热与烈日灼烤下,所有奇鸟怪兽,蟒蛇巨鳄,蛮花野草,可用的,可观的,赤道地区可以出现的东西,一齐都出现了,出现在中国或印度的背景中……”[32]

傅满洲小说都出自一个套路,这个套路在最初的三部小说《阴险的傅满洲博士》,《傅满洲博士归来》、《傅满洲博士之手》中已经奠定了。以后的作品情节基本相似。傅满洲总是在策划各种可怕的谋杀,利用各种难以预料的手段。傅满洲的对手也总是那个名叫丹尼斯·奈兰——斯密(D. Nayland Smith)的白人警察。故事发生的场景,可以从伦敦到加勒比海,从纽约到缅甸、印度,而不管故事发生在哪里,都有一个背景中国,那里似乎是所有罪恶的来源。

洛莫尔说他的“傅满洲”小说不是要描写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黑暗王国。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宗教、经济与犯罪势力,他们在西方世界活动,一起伦敦的谋杀案,可能根源在纽约,他们与东方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那里可能是他们的老窝。他们不仅仅进行社会犯罪,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构成一个“超社会”(Supersociety),“掌握颠覆政府甚至改变文明进程的力量……”。[33]洛莫尔的《傅满洲博士之谜》(1913)出版,使他和他的人物都一举成名。小说销售了上百万册,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34]1929年,好莱坞也开始拍摄傅满洲博士的恐怖电影,传播面更加广泛。好莱坞一共拍摄了14部傅满洲题材的电影,最后一部《傅满洲的阴谋》问世,已经是1980年。在这一系列的小说、电影中,傅满洲的计划不断被白人警察挫败,而他又总能生出更奇特、更险毒的计谋。傅满洲本人也可能在一部作品的最后造成假象,大家误认为他已经死了,而到下一部作品中,他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观众与读者面前。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傅满洲代表的“黄祸”,似乎是一种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消灭的罪恶。就像美国80年代的一部影片所暗示的。影片的名子叫《唐人街》(Chinatown),但整部影片的故事与唐人街或华人基本无关。一位警察自发调查一桩谋杀案,凶犯是一个白人企业巨头,调查使他不断陷入困境,最后他绝望了,望着消遥法外的凶犯远去的汽车,他说:“这就是唐人街!”“唐人街”意思是指一种让你无可奈何的罪恶。

“黄祸”似乎是一种莫名的、永远无法消除的恐慌。它虽然不是直接指涉知识地图上那个现实的中国,但的确在想象的背景上,与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傅满洲系列的恐怖小说与电影,经常以中国甚至亚洲的政治宗教与文化状况为背景,白人警官斯密说:“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中国人这个长不大的民族身上!一个崇拜祖先的种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小说的叙述者也说:“我们经不起任何失败,否则黄色游牧部落就会吞噬整个白人世界。”[35]傅满洲故事表达了西方人的种族与文明的偏见与焦虑,傅满洲的阴谋或者说是“帝国复兴大计”,与中国20世纪初兴起的民族主义建国思潮相关,冷战时代,作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傅满洲形象,又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1957年出版的《傅满洲的复归》中,傅满洲已经100岁了,但依旧身体健康,他在与苏联合作,成为红色阵营的阴谋家。当然,冷战背景下傅满洲的角色的想象并没有表现得很充分,两年以后,洛莫尔就去世了。他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傅满洲系列小说《傅满洲皇帝》(1959)中,傅满洲形象的现实背景又有了新的变化,他代表的是那个永恒天幕下的东方帝国,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共产主义政权。他开始对抗那些克里姆林宫的共产主义官僚们,他对一个被他绑架的英国生物学家说:“你总是把我们目标混同于那些破坏你们基督教医院的共产主义傻瓜的疯狂念头。你总是把我的工作等同于那些窃居克里姆林宫的狂妄自大、利欲熏心、蛊惑民心的政客……博士先生,如果现在这个所谓的文明还不会完蛋,那么,像我所说的那些知识团体,就不可避免地要消灭那些试图创造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只知寻欢作乐的、厚颜无耻的骗子。”[36]洛莫尔已经老了,他的虚构所依靠的那个现实世界,如此变幻莫测,几乎比想象还要离奇。东方帝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共产党政权,而那个号称代表正统与传统中国的国民党,则跑到了一个小岛上,与共产主义阵营对立。在洛莫尔想象丰富的一生的最后日子里,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正酝酿着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政权的一次彻底决裂,这次决裂将导致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西方世界联合对付的苏联的所谓霸权。虚构能暗示什么,又能预示什么?

我们关注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指涉相互印证的可能。真实的义和团事件,可能用来表现莫须有的“黄祸”,而表现“黄祸”恐慌的虚构的恐怖小说,又暗示着现实世界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何伟亚(James Hevia)在《档案帝国与污染恐怖——从鸦片战争到傅满楚》一文中试图揭示在通俗文艺与严肃的帝国档案,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文本的相互指涉与相互依赖关系。通俗文艺作品,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并“主动参与权力关系的构造”:

“傅满楚的帝国复兴大计既依赖于他们领导的被称之为‘神秘东方的最大的谜’的秘社——思蕃[37],同时也依赖他自己的脑袋,确切地说,是他不可思议的天分。内兰德·史密斯认为‘思蕃’隐匿于喇嘛教的面纱之后……源于东方思想中的依洛西斯(Eleusinian mysteries)‘秘密仪式’。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超级间谍傅满楚所控制的谍报机构。傅通过这一机构与不同组织阵线合谋共事,这些组织包括狂热的穆斯林原教旨教派,毒品私犯罪集团,传统中国秘社,崇拜卡莉[38]的印度绿林和被称之为‘Dacoits’的缅甸杀人越货团伙等一系列反英团体……林林总总,却都源于英国人对于英国境内外的亚非反抗所做的丰富的想象。

……在沃德[39]的笔下,猛然觉醒的中国对英方的亚洲统治构成了主要威胁。当时普遍性的对于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后可能的中国复仇的焦虑使得这种论调更为可信。同时帝国网络的双向流动,对科技知识向有色种族传播的恐惧以及英国随时会被卷入冷战或热战的状态,都强化了此类焦虑。在这种大背景下,恐怕就不难理解对于东方智慧将能够融合古今知识的隐忧,更不难理解中国阴谋论何以能够如此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一个能够领导东方与西方列强抗争的中国诞生了:它将首先挤出大竞赛的参与者,然后驱除在亚洲的所有殖民统治,最后将欧洲人赶回他们从前就占据的欧亚大陆的一隅。”[40]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黄祸”可以体现在关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想象上,也可以体现在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想象上,可以以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为基础,也可以以海外的中国移民为基础。不管怎样,现实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种隐喻的方式,表现着现实中西方对中国体验到的种种欲望、焦虑与恐惧。“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这种想象可以出现在严肃的政治、宗教报告中,也可能出现在通俗文艺作品中,它们表达的方式不同,但原型却是相同的。这个原型不仅决定他们感知表达的内容,也决定他们感知表达的方式。西方有关义和团的所谓真实严肃的描述中,经常出现特定的末日幻象,有关傅满洲的异想天开的通俗恐怖故事中,这个幻象却不时地指涉“真实严肃的现实”。

西方的一个时代或一种中国形象,经常表现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以不同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却遵循着共同的文化心理原型。一个更好的世界与一个更坏的世界同样重要,因为西方文化时时刻刻需要构筑这个“他者”,确认自身存在的切实性与安全性。原型还在想象中继续,黄祸的恐慌还会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文本形式表现出来。萨克斯·洛莫尔的传记《邪恶的主人》开篇第一名话就说:“虚构比事实更有生命力”(Fiction Lives Longer than fact)[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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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ster of Villainy: 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 by Cay Van Ash and Elizabeth Rohmer, Bowling Green: Ohio, 1972, P73.

[2]《启示录》第20章:“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它捆绑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漫山遍野,围困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西方人的“启示录”想象背景,很容易将崇拜龙、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与魔鬼部落联系起来。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就说过,当他们见到中国的龙的形象时,才知道魔鬼原来是什么样子。在此,“启示录”的末日景象又成为西方人想象义和团的背景。

[3] 有人在《每人新闻》(Daily News)上著文说:“根本无所谓黄祸,除非外族统治中国。所有的中国人,都只想在自己的国土上过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视先崇拜仿佛一个宽松的锚,将他们束缚在家园的土地上。德国皇帝理解或自以为理解的所谓的黄祸,完全是荒诞的,中国人的本性可以证明这一点。”转引自Oriental Prospects: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he Lure of the East, Edited by C.C. Barfoot and Theo D’haen, Editions Rodopi B: V. 1998, P133。

[4] 注意:这是19世纪末的观点。原文注出处为G.E.Simon, China: Its 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ife (English edn., 1887, P79. 20世纪末出现同样的观点与现实。

[5] A. Krausse, China in Decay (1900), P374——原注。

[6] A.Little, 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 (1910), P.204——原注。

[7] R. S. Gundry, China and her Neighbors (1893), P315——原注。

[8] A. Reid, From Peking to Petersburg (1899), chapter 4——原注。

[9] W. D. Foulke, Slav or Saxon (znd edn., New York, 1999) P64. 55——原注。

[10]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mperial Age, By V. G. Kiernan, The Trinity Press, 1969, P171-172。

[11] China: the Long-Lived Empire, By Eliza R. Scidmore, Century Co., 1900, P1. 引文系姚冰所译。

[12] Oriental Prospects, P133, 详见Robert Druce文 “The ‘Heathen Chinee’ and the ‘Yellow Peril’ ”

[13] 参见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 By B. L. Putnam Weale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22, P. 3. Foreword.

[14] 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P79-80。

[15] 参见《美国的中国形象》(美)哈罗德·伊萨克斯著,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16] 有人认为七位天使代表七个国家分别为德、英、法、意、奥、俄、美,由于文字说明“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似乎不应包括美国,那么第七个国家就可能是西班牙。

[17] 引文转引自Oriental Prospects, P136-139。亦可详见该部分论述。

[18] 1900年10月,八国联军进驻北京后不久,美国传教士、同文馆馆长、后来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回到美国,在纽约港上岸时,身上还挎着一杆长枪。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好奇地问:“你一定是从哪里打猎回来了?”“是的,从亚洲,大海的那一边。”丁韪良回答。“打的什么猎物?”“老虎”。丁韪良说,他实际上应该回答是“鬣狗”(hynenas)。“鬣狗”这个词在英语中还有另一个意思,指凶残、阴险、贪婪的人。。

[19] A Diary of the Siege of The Legislation in Peking, By Nigel Oliphant,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1.

[20] 洛蒂的有关记述见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 (《北京的最后日子》Paris, 1914,美国汉学家Jonathan d. Spence 有详细的论述,参见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By J.D. Spence, W.W.Norton & Company, 1998, Chapter 8 “The French Exotic, P148-155.

[21] 普南·威尔用《北京随笔》的三分之一篇幅描述八国联军在北京的劫掠暴行。见该书第三部分“劫掠”(Sack),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 P307-447.

[22] J.O.P.Bland与E.Backhouse在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一书中描述慈禧回京的景象:“一九零二年一月六日中午,当朝官员们乘坐特别列车来到建于北京南墙旁边的临时车站……在车站边上建起了几个装饰一新的休息室,这是专为迎接老佛爷和皇上而准备的;休息室里有一把用金漆漆成的御座,还有一些景泰蓝制成的神坛容器和许多贵重的瓷器。几百名大城市的官员都来了,还有一处专供给洋人用的休息室。当那列超过三十节车厢的巨龙列车驶进站台的时候,从一扇窗户中露出了老佛爷那张敏税、焦急地不断审视四周的脸。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年轻的皇后和公主,这时大太监李莲英也出现了。见到了皇太后威严的仪容,每个官员都跪了下来,这时太监总管荣禄大声呵斥洋人们脱下帽子(尽管事实上洋人们已经这样做了)。第一个从火车上下来的是李莲英,他走在最前面是为了检查那张长长的各省奉上的贡品的单子,车上那些堆积如山的贡品是随着列车的起始一路累积起来,并经过皇太后清点的。接着从车上下来的是皇上,他显然很紧张,一见到皇太后,他就慌忙地坐到自己的宝座上,马上又被人带走了,前前后后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官员寒喧几句。他走后,皇太后终于出现了,站在站台上她的一大堆行李的前面。‘我看,今天来了许多洋人,’她说道。她按照中国妇女的礼节向他们行礼——鞠躬、高高举起她交叉的双手——她站在那儿,巡视着人群,与周围的人兴奋地交谈着,大约有五分钟左右,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精神许多,直到李莲英过来,递给她一张贡品的清单,她仔细地查看了一遍,然后满意地把它还给了李莲英。”(见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y Bland, J.O.P. London, 1921 PP.401-402,引文译者为姚冰。)

[23] 美国公使夫人Sarah Pike Conger在Letters From China 一书中描述了慈禧太后宴请公使夫人们的过程,1912年2月1日,皇上和皇太后接待了外交军团的女士们,外交公使的太太和孩子们。这真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啊!……

我们适时地在放有御座的屋子外面停住了,然后再走进去,见到皇太后时,恭恭敬敬地鞠了三次躬。她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桌上放着一根象征王位的精美的珊瑚节杖。我们走近她,她微笑着向我打招呼,因为她只认得我。作为外交军团女士们的代表,我向她致意……

“尊敬的陛下,外交军团的女士们非常荣幸能够受到您的邀请;我们衷心地祝贺您和皇室其他成员重新回到美丽的皇城……

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对您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样都是痛苦的;但是这种悲惨经历的刻骨疼痛是可以消除的……通过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更完善、更开明、更互信、更友好的关系……

最近皇上发布了要给他的人民和他巨大的帝国带来更多利益的承诺,我们急切地祈盼着上帝能够祝福皇太后和皇上,帮助您顺利地达成您的承诺。”

我念完后,皇上走上御座,跪在皇太后跟前,从她手里拿过回复。然后女士和孩子们按照等级依次上前……接见以后,我们被护送到另一间大屋子,一个正式的接待仪式在那儿举行。皇太后已经先到了,当我们进屋时,她喊道:“康太太”——我的中文名字——我向她走去。她双手握着我的手,我能感到她的体温。当她能够控制住她的声音时,她说:“我非常抱歉,为发生的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感到痛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国从今以后要成为洋人的朋友。这样的事将来不会再发生。洋人在中国应受到保护,我们希望将来能和洋人成为朋友。”“我们相信您是真诚的,”我说,“通过更好的相互沟通,我们相信我们能成为朋友。”

皇太后接着问我这里是否还有其他的女士也受到围困。我说还有英国公使夫人和法国公使夫人。她转向我,摊开双手,说了几个汉字。然后从手指上取下一只很重的雕有花纹的镶有珍珠的金戒指,戴在我的手上;又从她的手腕上挑选了一只最好的手镯,戴在我的手腕上。皇太后给了每个女士一份贵重的礼物,也没有忘记孩子和翻译。

从这儿我们又被护送到了宴会厅,三张长桌子上摆满了美味的中国菜。我们被邀请入座。长桌的首位有一个空座,就在我的左边。当皇太后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起立致意。她走到空座,拿起酒杯,我们也这样做了。她把她的酒杯放在我的左手,优雅地握着我的双手,这样酒杯和酒杯就碰在了一起,然后说,“联合”。接着她拿起我的酒杯,把她的给了我,又向大家举起酒杯,我们都响应着。然后茶端了上来。皇太后双手举起茶杯,在我喝完自己的茶后,她把她的倒在我的茶杯里。茶点也用完后,我们仍被邀请就座。皇太后拿起一块饼干,折断,把其中的一小块塞进我的嘴里。她又分了一些给其他的外交使节夫人,和同一桌的其他客人……

对于夫人们接受这次邀请,外界有许多尖锐的批评。来自个人的这种批评仍然很具杀伤力,使得中外关系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甚至有拉大的危险;但是,通过和平条款,这种国家间的分歧是可以弥补的。加深这种刺痛或者把仇恨深埋在心中,将永远不能减少过去经历过的痛苦,也不能使我们获得和平。(引文见Sarah Pike Conger: Letters from China, Chicago, A.C.M Clurg & Co. 1909, PP.217-22, 译者为姚冰。)

[24] The Great Within, By Maurice Collin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12. P325、342.

[25] 参见Eliza R. Scidmore的 “China: the Long-lived Empire”,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0.

[26] Master of Villainy: 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 By Cay Van Ash and Elizabeth Rohmer, Bowling Green: Ohio, 1972, P75.

[27] Master of Villainy: 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 P73.

[28] 详见China and the West: 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 By Jerome Ch’en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79.

[29] Master of Villainy, P.76-77. P.74. Pvii:“Foreword”.

[30] 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rchu, By Sax Rohmer, London, Methuen 1913, P17.

[31] 参见Oriental Prospects, P158-159.

[32]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By Thomas De Quincey, With Introductory Note by William Sharp, London, Walter Scott, 24 Warwick Lane, 1888, P95-96.

[33] Master of Villainy, P.76-77. P.74. Pvii:“Foreword”.

[34] Master of Villainy, P.76-77. P.74. Pvii:“Foreword”.

[35] The Return of Dr. Fu-Marchu By Sax Rohmer. New York: Pyramid 1961, P136, The Hand of Fu-Manchu, By Sax Rohmer, New York: Dyramid, 1962, P111.

[36] Emperor Fu-Manchu, London, 1959, P141-142.

[37] 原文注Sifan指吐蕃,亦作“西蕃”和“西蕃”,系中国古代对西域一带及西部边境地区的泛称。

[38] 原译者为Kali印度教女神,形象恐怖。

[39] Arthur Ward(沃德)为作者原名,Sax Rohmer为笔名——引者注。

[40] 《视界》,第一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第104、106页。

[41] Master of Villainy,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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