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国史诸朝兴衰刍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2 次 更新时间:2008-02-26 08: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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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 (进入专栏)  

  

  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通常都同意:在朝代的兴衰更迭中,有一个周而复始的模式,他们称之为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无疑地,一个朝代可以经历过好几次衰落与复兴,然后才完成整个循环。对一个已知的循环加以详细的描绘——不但顾虑到该朝代整体的兴起与衰落,同时也考虑到其间的小起伏,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朝代的形态。这种形态的研究,如果能够正确而公平地反映出一切既往的陈迹,那将会使我们对朝代循环的理解更加深入。不过,这种形态的描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此,我要对有关的主要问题,提供几点基本的考虑。

  第一个问题是哪些朝代包括在我们的研究之内。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很多,有长的,有短的;有汉族的,有异族的。统治家族如果统治中国的全境或其大部分,就可以算是大朝代;如果只控制一小部分地方,那就是小朝代了。现代学者讲到朝代循环的时候,差不多都只是指传国久远的朝代。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很显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能够用同一个尺度来处理。不过,将分崩离析的时代中小朝代的形态也描绘出来,确是值得一试的。这就包括了如战国时代之七雄或五代时期之十国等独立的小邦国。如果我们能找出形态的差异与领土的差异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将是件极其有趣的事情。

  中国传统上讲求正统朝代与僭伪朝代的区分。然而,用来判定这种差别的标准,却总随着历史家所处的时代而各有不同。最典型的例子是对魏、蜀、吴三国历史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在西晋时代,魏被认为是正统,因为它从汉朝取得宝座,而后又依序移转给晋朝;当然,也因为那时候魏占有中国的中原——黄河流域的缘故。到了东晋时代,这种看法就受到怀疑,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法统开始受到重视。由于东晋只能保有半壁河山,自然而然地就同情起西蜀来,因为西蜀也曾处于一种类似的偏安局面[1]。到了后来,地理性的标准与血缘关系的标准两者之间的分野,越变越严重。因为司马光(北宋)将正统归于魏,而朱熹(南宋)却给了蜀,认为后者承继了汉朝[2]。这个思想史上显著的差异也许永远无法彻底解决。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一定要切记不要让正统的观念限制住历史研究的视野。比如说,王莽的统治就也可以当作如隋朝一般的短命大朝代来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朝代的终始要怎么讲才好。中国传统通常都把建立国号的时间定为一个朝代的开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国号的建立,也就是自立为天子的有效声明。可是,在正式肇建之前,一个朝代可能早已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了。秦——第一个帝制朝代,便是一个例子。在这点上,秦与隋大相径庭,虽然这两个朝代在其他各方面颇为相近[3]。在异族建立的朝代以及我们知识所及的两个极古老的朝代——商和周,我们都可以找到源远流长的例子。异族朝代与古代中国王朝之间这种类似性,是值得注意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把朝代正式建号以前的情况也包括进来应该是合理的。虽然大家也想将建号前这部分的形态与以后的部分作一番区别,好比说多多少少赋予它们不同的色彩或者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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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观点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版),第1册,页987,论《三国志》。

  [2] 有关正统论的文编见《古今图书集成》卷452,“帝统部”。有趣的是这一部并不像其他各部,它只有艺文,而没有一小节总论。总论通常是用来或多或少叙述公认的观点的。这一部的短序中,该书的编纂者解释略掉总论的理由是关于这个论题并没有什么公认的看法。在清朝治下,这是再正确也不过了。(按:关于正统论有饶宗熙、赵令扬两教授的新著。)

  [3] 这两个朝代的比较,见卜德(Derk Bodde)对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唐代的建国》(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之书评。 JAOS,61(1941).4.294—295.

  

  朝代的终结牵涉到“中兴”这个有趣的问题。按照传统,中兴总在彻底的崩溃之后来到,比如说东汉、东晋与南宋,它也可以在敉平一次大变乱之后到来。因此,在安禄山之乱后,唐朝在肃宗(756—762年)的领导下中兴了。他被迫谥为宣皇帝,很显然是被拿来和周宣王(前827—前782年)相比拟,因为后者也曾肇建中兴[1]。就清代来说,人们在讲过太平天国之后就接着讲同治中兴。就此事例而言,对中兴的企望,在“同治”的年号里,简直就已表露无遗——那就说要“同于顺治”[2]。一般说来,要完成一个彻底的中兴是很难的,并且比起早先那段时期来说,中兴后的时期也显得比较黯淡。东汉也许是仅有的例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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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玛莉·莱特(Mary Wright)于其博士论文The T'ung-chih Restoration(Radcliffe College,1950)中有一专章比较一些早期的中兴事例。

  [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下,页17。该年号原本要用“棋祥”,却被大学士周祖培批评为文义重复。据李慈铭所说,这位大学士原本要提出“熙隆”或“乾熙”的,明明白白地提到康熙、乾隆的年号。这个消息来源大概很可信,因为那时候李慈铭住在周家,当他儿子的西席。

  

  不过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1935年版),页478却说慈禧太后之所以喜欢“同治”这个年号是因为它隐含了两位太后共同摄政的意思。这当然不能够当作正式的解释。话虽这么说,朝廷选用这个年号,还是很可能为了它意思暧昧的缘故。再者,我们要回想到顺治初年也是处于摄政的情况。关于这些说法的讨论,我很感谢洪煨莲先生的宝贵意见。(按:后来玛莉·莱特又发现了荣禄回答洋人说同治是中外同治,但我们又何尝不能说也是满汉同治?一辞多义,无妨并存。)

  顺便要提的是,历史家所用的措辞“中兴”,只是意味着“复兴”,而非如一般人所设想的为“在一个朝代中期复兴”。传统上,喜欢把“中”这个字念成去声而非平声,其意思也就是“第二的”(与“仲”字相同),因而也就是“再”或者“另一个”的意思。“中”的这种用法在年号中也同样可以发现。比如说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年号是建武中元,那就是另一个建武年代的意思。梁武帝已有了大通(527—529年)、大同(535—546年)两个年号,后来又分别各被重复一次为中大通(529—534年)和中大同(546—547年)[1]。

  中国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当一个朝代仅能以一种连偏安都够不上的方式残存下来的时候,对此朝不保夕的残存局面,宣传家们也要号称是中兴。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南明诸王在清入关之后,所能办到的实际上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根本谈不上中兴。历史家们只有把中兴与残存的局面一并包括到朝代形态的研究里来,才显得公平。当然,领土大小的差异也不可不加以考虑。这个做法适用于汉族的朝代,也适用于异族的。因此黑契丹(Khara Khitai)应与辽朝一起研究,而明代时各个独立的蒙古王公也要当作是元代的残余势力来处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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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胡鸣玉,《订讹杂录》(《丛书集成》本)卷2,页15。

  [2] 宣统二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兴略论》的书,作者是北京的一位满人学者兴元,书中“中兴”两字的涵义用得相当广,不但包括了全面的与部分的复兴、汉族与异族王朝,甚至还包括了封建邦国。该书最后两章题为“中兴余绪”(意即想要中兴,但只能做到短暂的苟存),将一些力挽狂澜而功亏一篑的各式各样的集团收录下来作为附录。因为这本书写于清末,作者自然要以较笼统的观点来使用“中兴”这两个字,冀望满人能够达成某种复兴或者苟存下去也好。

  

  “中兴”两宇其实在早期历史中就已笼统地使用了。《南齐书》卷2,页9上,写着:“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纪,四绝长嫡,三称中兴。”

  把大小朝代还有朝代成立前的既存状况都包括到我们的研究里来,使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各个形态在时间上重叠的问题。这种重叠或许是外部的,或许是内部的。内部重叠的典型例子是经由禅位方式而来的朝代变迁。先是,新朝代的创立者或他的父亲在旧朝代里掌握大权。最后,他的声势足以翻云覆雨,旧皇朝的末代君主也就被迫禅让了。这是从汉到宋皇位嬗递的正常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旧朝代之形态的解释就得十分小心了。例如两汉末叶,都有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日益强大——这一定会反映到形态上去的。但是这种强大主要是王莽[1]与曹操的功劳,只不过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这个形态上的显著进步表现了新朝与魏朝的兴起,而非汉代的中兴。

  外部的重叠可以存在于两个朝代,或者许多王朝与邦国之间[2],不管是异族的还是汉族的都一样。在比较它们的形态时,我们可以发现到促使共存的因素,也可以发现到导致征服的因素。毫无疑问,得以维持共存状态的局面是因为两个皇朝同样地强大与繁荣,而且也彼此互重相敬。北宋与辽朝之间,从1004年延续到1122年的长久和平,便是一个绝佳的说明。

  旧式的中国学者总爱把汉族的朝代当作一个孤立的实体来研究,而且,当他们讨论到与异族邦国之间的关系时,中国在东亚世界所扮演的重大角色,差不多都很严重地左右了他们的看法。好在现代的学者们早已努力去纠正这种偏差了。在西方,赖德懋(Owen Lattimore)与魏复古(Karl A.Wittfogel)的著作[3]是极佳的范例。在中国,陈寅恪在他那本唐代政治史的杰作[4]里,曾经明白地指出异族兴衰的连环性质以及文人政府与国家边防之间的交互关系。不管那些异族邦国是直接,或者甚至于只是间接与中国发生关系,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如果将视野放宽,也研究所有的非汉族邦国的形态,一定会受益不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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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就如毕汉思于“汉代中兴”(“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BMFEA,26[1954],159,)一文中说:“事实上,由于王莽在乎帝之下掌握了所有的权力,因此他应该当得起这段时间一切改革的美名。”

  [2] 铎亦趋(Karl W.Deutsch)有一篇值得注意的论文,讨论国家之肇兴的一般性问题,“The Grewth of Nations:Some Recurrent Pattern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World Politics 5(1953).2.168—195.

  [3]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冯家昇),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1949.

  [4]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版),页94—116。

  

  现在我们面临了第三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分级的基点,或说衡量的尺度是什么。两组明显的标准是统一与扩张、和平与繁荣,换句话说,也就是文治与武功。当然,这两种功绩,多少是互相对立的,因为统一与扩张总会卷入战争,而这必然破坏和平。总之,中国人一向期待皇朝的建立者有武功,而其继位者有文治,这也就是“创业之君”与“守成之主”的分野.朝代中期好大喜功的君主通常会因为他们的雄心大志而备受批评。举个例子来说,汉武帝驾崩之后,朝中拟上其庙号为世宗(意即“划时代的典型”)。对这个主张,经学家夏侯胜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他责备这位大行皇帝,征战连年而使生灵涂炭[1]。虽然这个反对意见不大被接受,却表达了儒家学者反对武力扩张的观点。不过,适当的国防则被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而“武”这个字用作皇帝的谥号时,大概也都是恭维的意思。为了要标示出这样的形态,现代学者可以根据文治、武功两个标准来描绘其起伏线,或者用一条起伏线来表现这两者的平均值。使用两条分开的起伏线有其长处,比如说,在形态上,他们可以将文治上的巅峰总出现在军事巅峰之后的事实给表露出来。这种事实,正与传统的意见:对朝代的建立者与继位者的成就有不同的期望一致。

  有时候中国历史学家也从文化活动,如哲学、艺术以及文学等等方面的角度来描写盛世的景况。不管这点是否可以接受,我们总算碰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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