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恭忠: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 次 更新时间:2022-08-10 11: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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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恭忠  

  

   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入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其宗旨和意义在于政治批判。章清认为梁启超“新史学”的新意是,在接受西方“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 )观念的基础上理解和书写(中国)历史。黄东兰认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生成经历了从西方“万国史(文明史)”到日本“支那史”、“东洋史”,再到中国本土“中国史”的一系列翻译、改译、改编、审定过程。

   要言之,从19世纪欧美的“万国史”、“文明史”到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其间有一个复杂的跨文化接触和互动过程,明治日本是重要的中继站,新式“中国史”话语的建构则是基本目标。这一过程的轮廓已经大致明朗,一些具体内容还可补充讨论。欧美的“万国史”究竟是什么样的“史学”,与“文明史”有何关系,明治前期如何在日本流转嬗递?梁启超援引带有明治日本色彩的西方史学模式来推动新式“中国史”话语构建时,如何处理其在本土语境中的适用性问题,又如何对待其中可能包含的陷阱,特别是所谓中国历史“停滞论”?本文尝试“重访”19世纪中后期欧美、日、中知识流通的情境,进一步梳理从西方“万国史”话语到梁氏“中国史”自觉的深层脉络,期望丰富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一、文明进步观念下的欧美“万国史”

   “万国史”是一个中文统称,用于指称19世纪盛行于欧美并流播至东亚地区的通俗世界史撰述。鸦片战争前后,普鲁士来华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 )将Universal History 、General History 翻译为“万国史”。明治维新后,“万国史”这一中文名词很快在日本流传开来。关于该词的含义,明治前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天野为之说得很清楚:“万国历史,是英语History of the World 、General History 、Universal History 的译名,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普通历史’、‘全般历史’,其中‘世界历史’这个说法最为适当,不过‘万国历史’已是世间通行称呼。”

   “万国史”与“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 )有着直接渊源。“普遍史”是指采用统一主题和单一线索将不同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整合起来的撰述类型。“普遍史”在西方由来已久,本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18世纪以后,随着理性主义因素逐渐增强,明显体现出对于规律、进步及未来的向往。与此同时,以商业行销为导向的“普遍史”蔚为风潮,从英国蔓延到欧洲大陆。进入19世纪,以兰克史学为代表,史学科学化逐渐成为学界主流。但在很长时间里,市场导向的“普遍史”继续广为流行,还出现了“通史”(General History)、“列国史”(History of Nations )、“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 World’s History )等名目。这类书籍蔚为大观,有的长销不衰。比如苏格兰人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在讲义基础上撰写的《通史要略》,1801年出版后在英美地区反复再版,作者去世后又经后人增订,至1849年已号称出至第135版。这类书籍属于通俗世界史撰述,主要定位为普及读物或教科书,旨在传播历史知识,帮助普通人尤其是青少年增长见闻。它们大多并非专业的史学研究成果,因而在当时的专业史学界很难拥有一席之地。时过境迁,这类书籍大多被人遗忘,学术价值无足称道。不过,它们毕竟是公众性史学话语的重要载体,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角而言,具有标本意义。

   “万国史”大多按照“古代—近代”或者“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宏观顺序,分地区或国别展开叙述,其背后是一种文明进步的历史观念。18世纪后期,“历史”(history,historie)逐渐定型为复合型单数名词,成为一个总括性的抽象概念,蕴含着理性、反思、阐释的内涵,并与“进步”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应,一种被称为“人文史”(Civil History )的史学形态逐渐兴起,它不同于以上帝为焦点的“宗教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而是侧重于叙述世俗事务,聚焦于“各民族/国家”(nations)的兴衰。“万国史”即属于这种“人文史”,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progress)过程,而“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 )则是“文明”(civilization)的承载主体和基本标志。直至19世纪末,欧美一些“万国史”书籍仍然认为,历史学的宗旨在于“记录人类文明的进步”,“讲述不同人群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以及他们在科学、艺术、文学和宗教等方面的进步”,“叙述各民族/国家之兴衰、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国家的政府和制度及其成长衰落之原因”。简言之,“万国史”的基本特征就是世界视野为表、文明进步观念为里。

   “万国史”盛行的同时,随着“文明”概念的流行,一种直接号称“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的通论性历史撰述也在欧洲出现,法国人基佐(图片)为代表人物。基佐认为构成“文明”概念的首要事实就是“社会”(société)及“个人”(individuelle)的“进步”(progrès)和“发展”(développement);“文明”由两方面条件构成,既包括“社会之进步”、“社会关系、社会权力和福利之完善”,也包括“人性之进步”、“个体生活、内心生活之发展,人类自身各种能力、情感和思想之发展”。基佐《欧洲文明史》初版于1828年,以“社会的进步”为主线,讲述从罗马帝国灭亡直至法国大革命的欧洲历史,强调法国的中心角色和特殊作用。该书长期被用作欧美大学历史教材,直至19世纪末还有人为其添加评注、予以再版。基佐的“文明史”局限于欧洲视野,可称为“区域/国别文明史”。与之相比,“万国史”则是“总括事关全人类之文明,叙述其进步、存在及交互关系”的“万国文明史”。作为通论性的历史撰述类型,“区域/国别文明史”和“万国文明史”在视野上有区别,但都基于文明进步观念来叙述人群的历史,在史观和主题上有实质性交叠。“万国史”可以说是广义的“文明史”,但“文明史”则未必都是“万国史”。

   “万国史”与“文明史”相互交叉的态势,较为明显地体现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英文和历史教师须因顿(Willian Swinton )所著的畅销书《万国史》。该书的英文书名清楚地表达了全书主旨和特色:其一,世界历史的重心是“文明”的历史;其二,世界历史的主线是人类的“进步”过程;其三,世界历史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阶段。作者在导言中宣称:历史学是“关于人类生活的记录”,重在叙述那些声名卓著的人群的兴起和“进步”,因其行为构成了“文明”的历史。作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仅与“领先的、已经文明化的各个民族/国家”有关,那些“低级阶段”的“蛮族”(savage tribes )则由人种学(ethnology)、考古学和语文学(philology)去处理。作者将人类的发展程度分为两种状态:一是“自然或者原始阶段”,二是“政治共同体”或者“民族/国家”。全书基本围绕欧洲各主要民族/国家的历史展开叙述,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即古代东方文明以及希腊史、罗马史、中世纪史、近代史。所谓“古代东方文明”,仅指古代埃及、亚述、巴比伦、希伯来、腓尼基、印度、波斯,它们都被归入“君主国”之列。近代史则从东罗马帝国灭亡、地理大发现开始讲起,直至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并且集中介绍了17、18世纪欧洲在“文明进步”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相关广告和书评也强调,该书主题和特色在于聚焦“世界进步”,以及“人类”和“文明”的成长发展, “旨在讲述是谁、是哪些人、通过何种方式在普遍的文明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告诉我们人类的进步经历了哪些重大阶段”。该书是一部中学水平的历史教科书,在美国登记的初版时间为1874年,目前可见1875年、1876年、1880年、1902年的重印本,1881年改编版,以及1883年加拿大修订版,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万国史”貌似呈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法则,实则以特定人群及其历史经验为中心和标准。初版于1837年、在英美地区长销半个多世纪的《巴来万国史》,按照生计模式、屋宇居住条件、寺院议事院学校设施、书籍之多少、偶像崇拜情况、交通和通讯设施状况,将不同人群所处的发展阶段区分为四类:“野蛮”(savage),包括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和亚洲的某些人种、澳洲大部分人;“未开化”(barbarous),包括非洲大部分人、亚洲许多部族;“文明”(civilized),包括中国、印度、土耳其、亚非及欧洲的其他一些人群;“文明最高阶段”(the highest state of civilization),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和美国。与此类似,须因顿《万国史》宣称,欧洲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文明世界(the civilized world )的历史就是雅利安、闪米特、含米特这些人种的历史”,其他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非高加索人种尽管远远超越了野蛮状态,“但其文明是停滞的(stationary),对于普遍的世界进步潮流(general current of the world’s progress )没有作出任何显著贡献”。因此,中国、日本、非洲、南美等欧美以外的国家或地区,都被排除在“进步”叙事之外。

   二、“万国史”东传与“文明史体”兴起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文明开化”之路。文明进步观念和“万国史”从欧洲传入,带来了新的历史认知和叙述框架——“文明史体”,为日本知识分子理解当时的外部世界、确定自身位置提供了认识工具。“万国史”的流行又启发了日本的“支那史”、“东洋史”撰述。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知识界和出版界热衷于编译西方的万国史著作。1869年,西村茂树根据苏格兰人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当时译为弗拉撒·戴多拉)原书编译成的《万国史略》出版,此后多次再版。1873—1874年,山内德三郎(别名作乐户痴莺)等人根据英国人保淮多原书编译的《万国通史》由文部省刊行,1878年,再由宝文堂翻刻。1874年,大槻文彦编译的师范学校教科书《万国史略》亦由文部省刊行,该书按照亚洲、欧洲、美洲的顺序讲述各地区、各国的历史。英国人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的《英国文明史》、法国人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也都有日文译本出版。《巴来万国史》在日本尤受追捧,1872—1888年至少有14个不同的译本,个别译本又有多个翻刻本。须因顿《万国史》更是受到密集关注,1885—1889年至少有12个不同的日译本。1887年是万国史译著出版的高峰年份,出现了7个《巴来万国史》日译本,4个须因顿《万国史》日译本,其中一位译者兼译了两部书。明治前期的“万国史”翻译热,由此可见一斑。这类书籍向读者传递了一种“欧洲之全盛”的印象,有人感叹,“五州万国,其邦虽伙,开化文明为可羡与不可及者,不过仅仅数国”,但它们也未必能“保盛名于永远”,由此提醒日本人“奋发勉励”,追求“进步”,才可能走向“富强”。

在输入西方的文明进步观念和万国史书籍的同时,日本知识分子也尝试编纂“万国史”。1875年有两部《万国史略》出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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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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