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5 次 更新时间:2008-01-26 09: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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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作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中核心部分的导论,在对“全球化”概念进行背景性阐发的基础上,确立了全文的分析框架及参照依据,并概要性地说明了相关理论问题的建构以及具体的论证步骤。全文通过阐明当下的“全球化”实为一种可争辩的过程,从而开放出全球化的话语斗争维度以及中国或中国法学参与并型塑全球化的可能性,进而主张应当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为思想根据、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为分析框架、根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就当下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进行积极的反思和重构。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法学;主体性中国;中国立场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 (2007)

  

  一、引论:以中国为根据的分析框架

  

  (一)概述

  

  二十世纪80年代以降,尤其是因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而导致的意识形态之战的所谓结束,“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渐从两个向度上凸显出来。第一个向度表现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使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趋势更加明显,并且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这三架马车的支配下以及经由全球性问题的增加或人类共同危机的出现而表现出更多全球性或更少民族国家的色彩,一如罗伯特•赖克所指出的,“我们正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新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届时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的公司、工业乃至国内经济等等这些为我们熟知的旧概念。国家的边界以内将只剩下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全球经济的离心力正试图拆散把一国的公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i]实际上,每一个国家和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的生活,都正在蒙遭全球化所带来的往往是相当剧烈的改变,[ii]而其影响的程度和意义,几乎是举目所及且无所不在的。

  第二个向度则表现为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了各个学科的“显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关于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iii]发表以后,一方面,“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iv]渐渐成了国际社会科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进而成为人们审视当下各种问题的新视角,甚至构成了人们知识生活的真正“语境”。正如M.沃特斯所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v]汤林森也认为,当后现代主义故意地、挑逗性地做出反偶像姿态时,全球化理论却悄然无声地威胁着人们所珍视的信仰,它以其内在潜力来取代或迫使人们重新检验一些既定的有关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分析结果。无论全球化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进程,它在理论上给人们所提供的新认识、极其丰富的理论意义以及颇具说服力的原理,都将对其他各种理论和观点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vi]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即刻指出的是,“全球化”也是内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像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1]

  另一方面,关于“全球化”的学术研究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一项核心论题,因为不仅当今世界的一切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问题都与全球化这个论题紧密相关,而且当下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出现的以“全球化”为论题的研究(诸如全球治理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文化全球化研究、全球共同利益研究、全球正义研究、政治全球化研究和法律全球化研究等等)也已几乎覆盖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vii]关于西方论者所做的全球化研究,戴维·赫尔德等人经由分析而给出的分类颇具有理论参考的意义。他们把既有的西方全球化理论划分为三大阵营:极端全球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中,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旧的制度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或者完全过时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而且市场也正在成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惟一力量。这种全球化观点把经济逻辑奉为圭臬,而且它所信奉的那种新自由主义还把单一的全球市场和单一的全球竞争规则的出现赞誉为人类进步的标志。怀疑论者则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去证明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迷思”(myth)和天方夜谭,他们甚至用一种充满怀疑的语气指出,“全球化是一个适合于没有幻想的世界的神话,但同时也是一个剥夺了我们的希望的神话。”[2]在他们看来,经济相互依存的当代水平绝不是前所未有的,现有的经济整合水平既不符合“理想模型”,也没有超过19世纪晚期古典金本位时期的水平,所以当下全球化的程度被完全夸大了,因为它依旧停留在国际经济的层面上。再者,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摆脱控制,反而更需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管制权力来确保经济自由化的不断推进。与上述观点不同,变革论者的基本观点则主张,在新的千年到来以后,全球化将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核心力量,而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与此同时,变革论者也强调,这种“变革更新”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本质上偶然的历史进程。[viii]但是在我看来,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全球化理论给我们所提供的并不只是它们各自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而是它们极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一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晚近出版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指出:“全球化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主要的范式转换,社会科学绝不可能再与从前一模一样了;”[ix]当然,更为重要的则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为我们所提供的这样一种启示,即当下的全球化乃是一种可争辩的过程。

  

  (二)分析框架的确立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构成我们研究论题的并不是“全球化”上述两个向度的各自展开过程及其各自所具有的重要性,而毋宁是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这样两个紧密相关的基本问题:第一,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全球化这一现象?这个问题的设定,显而易见,不仅要求我们强调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意识”,更是要求我们强调一种由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构成的全球化进程。这种要求所依凭的乃是乌尔利希·贝克在全球化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这样一种颇为著名的概念分析框架:广义的全球化既不只是一种客观现实,也不只是一种主观建构,而更是一种主客观的互动进程,而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便是被分别称之为全球性、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三个概念。[x]其间,“全球性指的是,在封闭空间的设想全是虚幻的意义上,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世界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集团能够与外界相互隔绝,所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文化、政治相互碰撞,这是理所当然的。”全球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用世界市场排挤或者取代政治行动,这也就是说,世界市场统治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单一地仅从经济上处理问题,把全球化的多范畴性简化为单一的经济范畴,而且是直线思维,把所有其他范畴——生态的、文化的、政治的。市民社会的全球化都置于世界市场体系支配下”。而“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进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构、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11

  显然,这一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它给我们开放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关于全球化的话语斗争维度。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对那种片面强调全球性或全球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种因素繁复互动的问题的时候总是很随意或者很习惯地把它们描述成一个极其片面的平面图象?具体言之,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种因素繁复互动的问题的时候很随意地把全球化进程描述成一种整全且同质、客观且必然的一元化进程?因此,将全球化问题本身做“问题化”处理的努力,不仅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全球性和全球主义是一起出场的,而且还意味着我们绝不应当简单地以为全球化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客观现象,而应当充分意识到全球主义对全球性的建构或型塑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全球化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事实性问题,而更是一个话语的问题,亦即我们将根据何种视角去审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或者我们将根据何种视角去参与影响全球性的问题。换言之,我们介入了一场有关全球化的性质的“话语斗争”,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而其核心问题便是有关何谓“全球化”或“全球化”何去何从的话语争夺权的问题。因此,中国法学对“全球化”的分析和研究就绝不能只满足于对全球化进行简单描述的工作,也绝不能不加反思和批判就在描述全球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西方论者既有的各种“全球化”话语的支配。12最为关键的是,这一要求的逻辑展开,还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或中国法学不仅要进入或参与全球性之中,而且还有可能进入全球主义之中并参与对全球主义的建构,进而参与对全球性或全球化的型塑。

  第二,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对中国或中国法学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设定,实际上预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全球化绝不是一个抽象或均衡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未来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具体问题,甚或是一个因全球化问题对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影响或意义而形成的个殊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以中国作为我们的思想根据去认识和参与建构中国已然置身于其间的这个全球化进程,而不是简单地用表态的方式去赞同全球化或反对全球化。毋庸置疑,这一预设实是以我在此前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便已提出的“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这一“关系性”分析框架为依凭的。

  在我看来,从中国出发重思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不仅要求我们关注中国,也同样要求我们关注世界——它既要求我们根据对他者的理解来认识“中国”,也要求我们根据与他者的合作或冲突来认识“中国”,因为国家利益的再定义,常常不是外部威胁和国内集团要求的结果,而是由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所塑造的。众所周知,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因此,在根本上讲,中国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是否发言乃是无甚意义的。然而现在的情形则大为不同了,中国经由承诺遵守世界结构的规则而进入了世界结构之中,成了“世界游戏”的一方。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亦即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对话者”或罗尔斯意义上的“虚拟对话者”——“正派的人民”(decent peoples)。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遵守世界结构规则所做的承诺本身,已经隐含了中国亦由此获致了参与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关于中国参与其间的世界结构的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国际政治学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有关世界结构之国家政制的法律哲学或政治哲学的问题。因为一如前述,世界结构所具有的强制性虽说是以中国承诺遵守“世界游戏”之规则为前提条件的,但是中国在做出这一承诺的同时也获致了参与修改或重新制定这些规则的“对话”资格。“因此,中国在参与‘世界游戏’的过程中究竟根据什么‘理想图景’去参与修改或重新制定这些规则的问题,便具有了前提性的意义。……这些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自与西方遭遇以降还没有成为一个‘主体性的中国’。因此,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于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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