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二)

——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7 次 更新时间:2008-01-26 09:06:36

进入专题: 中国法学   全球化   邓正来  

邓正来 (进入专栏)  

  

  摘 要: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首先便要求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分析和反思,因此在本文中,我首先把中国法学之“全球化论辩”的“四步骤套路”转换成了一种参照性背景;其次通过把“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这两个问题转变成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路,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一般性的厘清和分析:在对中国法学两种对立的全球化论说的分析中,我批判了那种“经济主义”的全球化论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本文也分析了与上述两种全球化学说紧密联系的中国法学学者有关“法律全球化”争辩之“肯定”、“否定”和“折衷主义”三种观点及其背后不同的理据。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法学;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 (2007)

  

  一、问题的提出和论述步骤

  

  二十世纪80年代以降,全球化逐渐在两个向度上凸显出来,其一是诸多问题表现出更多全球性或更少民族国家色彩,其二是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成为各个学科的“显学”。相应的,全球化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核心论题并呈现出了不同理论取向。就此而言,当下的全球化理论不仅提出了各自的全球化观点,而且极可能从不同角度提供一种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本身就提供了一种启示,即当下的全球化乃一种可争辩的过程。然而,对于中国论者而言,构成我们研究论题的并不是“全球化”上述两个向度的各自展开过程及其各自所具有的重要性,而毋宁是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这样两个紧密相关的基本问题:第一,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全球化这一现象?第二,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对中国或中国法学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基于这两个基本问题的“知识—法学”进路,首先便要求对中国法学应对全球化问题的各种言说进行反思和批判,只有经由这种反思和批判,我们才可能揭示出如下问题,即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所存在的各种隐而不显的问题、中国或中国法学与全球化之间可能具有的各种关系以及“主体性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出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础。

  对于中国法学界给出的“全球化论辩”,一些法学论者也做出了概述和分析,并且认为这场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他们所宣称的“法律全球化”这个问题展开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对既有的“全球化论辩”所做的概述和分析中,流行着一种我所谓的为各种法科教科书所主张的“四步骤套路”。就这里的问题而言,这种套路的具体展开便表现为:第一,介绍和描述以周永坤等论者为代表的那种赞同“法律全球化”的论说;第二,介绍和描述以沈宗灵、罗豪才等论者为代表的明确反对“法律全球化”的论说;第三,介绍和描述以朱景文、公丕祥等论者为代表的对“法律全球化”持折中态度的论说;第四,根据中国法学界关于“法律全球化”的这三种论说,指出自己的观点及其所属的阵营。 这种“四步骤套路”存在着许多问题,然而就本文的论题而言,其中最为凸显的乃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它通过把相关的观点全都统合在“赞同”、“反对”和“折中”这些具有鲜明立场的阵营之中,不仅遮蔽了各种观点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而且还把一些原本开放的观点变成了封闭的观点;当然,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一些讨论“法律全球化”问题的文章本身就是在表态这个事实紧密相关的。第二,由于这种套路所强调的是态度或立场,所以它一方面使得我们看不到这些不尽相同的观点在具体理论问题上的争辩,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不再去追问这些争辩本身是否具有理论意义。比如说,这种套路使得我们根本看不到中国法学论者并不是通过表态方式而是在常规论证过程中所开放出来的“全球化究竟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却为“法律全球化”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意义架构。

  这里需要即刻指出的是,由于本文并不旨在对上述“四步骤套路”进行详尽的分析和反思,而只是想阐明这一套路的限度,所以我想指出的是:第一,本文不打算彻底废弃这一套路的使用,但是只是把它转换成本文论述的一种参照性背景。第二,我拟把“全球化究竟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这两个问题转变成本文讨论的具体的分析进路,进而依据它们对其间的各种具体理论问题进行追究,努力去揭示或开放出其间所隐含的使得我们能够更为妥切地认识全球化进程以及法律全球化等问题的各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对相关争辩的理论意义本身进行评价。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全球化究竟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这两个进路在如何认识全球化的方面乃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因为首先,我们将在后文的分析中看到,在既有的讨论脉络中,赞同多维度全球化的论者一般都赞同“法律全球化”,而大多数反对多维度全球化的论者也都反对“法律全球化”。 这种关系似乎表明,有关这两个问题的认识,至少在相关的倾向上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其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论者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他们所说的“法律全球化”,他们都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存在及其影响。

  基于上述两点,当然也考虑到这个进路在更深的层面上关涉到下文的反思和批判,在本文中,我拟先对这一进路做一番讨论和分析并澄清中国法学论者在“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问题上的论辩及其依凭的理据,然后就其间凸显的“法律全球化”问题及中国法学论者在此问题上的论辩做出分析,以作为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前提性准备。

  

  二、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

  

  “全球化究竟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这一进路的确立,在我们更为妥切地认识全球化进程以及法律与全球化关系等问题的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至少从这样一个极其深刻的层面上看,这一进路的确立明确意味着它是以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为前设的,即当下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是否是人类的终极性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而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都将直接关涉到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现象或主张。

  依凭“全球化究竟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这一进路,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中,存在着一种明确认为全球化只是经济全球化的论说。当然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种论说中至少存在着两种基本倾向:一是以沈宗灵、罗豪才等论者为代表的明确认为全球化只是经济全球化的倾向。尽管保有这一倾向的论者反对他们所认为的“法律全球化”,但是他们却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存在及其影响,一如沈宗灵所明确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1]罗豪才也明确宣称,“毋庸置疑,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对法律全球化理论保持警惕并不意味着无视经济全球化对法律的巨大影响。”[2]另一种倾向则表现为一些论者在讨论的过程中只关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无视或完全忽视其他维度或方面的全球化进程。 这明确表明他们对“全球化究竟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这个问题及其意义是不意识的。尽管上述两种倾向在根本意识上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在认识全球化的层面上却有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特征,即二者都把“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化”互为使用,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化”。

  持这一论说的论者们之所以把“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化”等而视之,主要原因可能有如下述:首先,“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全球化的基础,而且也是至今为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能感知的现象和事实。再者,一些西方的论者也在其论著中把全球化视为是经济全球化, 而这个方面较为典型的论点可以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所做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 而这正是罗兰•罗伯森在批判西方工商论者之观点时所指出的那种“经济主义”形态。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常识性”影响,中国的法学论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比较普遍地从这种“经济主义”的角度来概括和理解全球化,进而导致了这样两种结果:一是在所谓的“全球化”研究中,普遍缺失的正是论者们对全球化进程本身进行的认真分析和研究,因为在他们的文章中,“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往往变成了一种不需要进行分析和研究便可以拿来作为思想依据的当然前提;二是某些论者在对西方论者所持的这种全球化观点未做详尽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就直觉性地接受他们的狭隘判断,而在根本上忽略了全球化的多维度进程。换言之,极其繁复甚或多元且多维的全球化进程,在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中,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单一维度的“经济全球化”。

  其次,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仅被认为具有难以抗拒的“客观”强制性,而且还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某些方面的实际利益,所以出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与需要,中国的一些法学论者们能够认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出于主权的维护和民族文化的考虑,他们又反对甚或拒绝考虑其他维度的全球化问题。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只有把全球化严格限定为“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的趋同倾向才不至于威胁到政治与文化领域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一如罗豪才所明确指出的,“主张法律全球化理论的学者们显然忽视了当今世界不仅存在经济全球化潮流,还同时存在政治多极化趋势。各种法制依然根深蒂固地根植于各自的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之中。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制度选择、经济发达水平和民族宗教变迁,以及在不同经济的、地域的、民族的群落中形成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使得法律价值的差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法律精神的差异(集体主义与个体本位)、法律形式的差异(成文法与判例法)及法律运作的差异(法学家与法官的作用)长期存在,正是这些因素确定不移地影响并决定着21世纪法律文化多元化的未来表征”。“必须明确,我们所处的时代仍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国家观念并存的时代。” 因此,西方论者所谓“去国家”的法律全球化,在他们看来,实质是借推行法律全球化之形,而行其法律输出之实,企图在法律全球化进程中推行“法律霸权”。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担忧和文化担忧,这些论者要么坚决反对或拒绝考虑多维度的全球化问题,要么只在制度层面上关注如何根据既有的通行规则对中国法律做相应修改或增删的技术性对策问题。

  当然,在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中,还存在着另一种与上述论说明显构成对照甚或批判的论说, 因为一些论者明确认为,全球化不仅意指经济全球化,而且也意指其他各种维度的全球化进程。关于这个问题,黄世席明确认为,“全球化对当代国际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已是不争之事实。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两极对峙的冷战时代的结束,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人类真正进入了全球共存与竞争的全球化时代,由此而出现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生态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诸多全球化现象。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大凡一个明智的人都不否定它的存在,特别是在经济方面。”[3]但是根据我对相关文献的阅读,我发现,大多数持这种论说的论者基本上都没有对这些多维度的全球化进程本身进行详尽的分析和讨论,而主要是根据西方论者已然给出的说法为依据,正如朱景文所阐释的,“在西方学者的论著中,全球化一词涉及到许多社会现象,从电视的卫星传送,计算机的国际联网,美国快餐、可口可乐征服世界,超级大国以自己的国内法为标准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关于人权普遍性的标准的争论,全球的生态平衡,武器禁运,世界范围的移民潮,打击贩毒领域的国际合作,直到不同国家经济基于比较优势的相互依赖,在部分地区,如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某种程度地实现经济一体化。可见,全球化一词既指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又指一种经济现象。”[4]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也有个别论者对各种维度的全球化本身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讨论和分析,而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比较典型的是张文显所做的相关研究。

  张文显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一文中明确指出,“有人认为,全球化只是经济的全球化,我们则认为,全球化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人权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这五个方面推动着我国法治的变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邓正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法学   全球化   邓正来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7477.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