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南方周末》于6月7日发表《九十二岁前部长掀开恢复高考内幕》，记述了当年中央作出这个重要决定的过程。在1977年8月4日开始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讲话推翻了1971年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出的“两个估计”，毅然拍板“当年恢复高考”，从而使近三年积累的750万余高初中生有幸进入考场，一举改变了一代青年的命运，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个转变对我国教育制度的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报纸着重报道了七七届考生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的种种成就。我这里要谈的是，当年争取恢复高考经历的一场艰苦斗争。
一 宣告读书无用 废止高考制度
共和国成立以来，主席毛泽东一贯轻视知识、轻视读书和读书人的小农思想即暴露无余。从1949年批《武训传》开始，大大小小的思想批判运动，包括1957年的“反右”斗争，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1965年6月26日，藉谈医学教育改革之机，说：“书读得越多人越蠢”，批评卫生部是“老爷卫生部”。在“文革”开始后的1971年教育工作会议上，批评的范围扩大，作出了著名的“两个估计”，指“文革”前的十七年，文化、教育界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后，又传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最高指示”，“读书无用论”流毒全国，教育制度遭受严重破坏。各地区、各学校以及全国媒体大肆宣扬“白卷英雄”张铁生，连篇累牍赞美黄帅日记。全国大中学一律停课闹革命。
在大搞教育革命的口号下，大专院校改变了新生招收制度，废除了年年举行的高考，实行“推荐”、“保送”的新“规则”，从工农兵中挑选高校新生，辽宁更创造了“社来社去”的辽农经验（即辽阳农学院搬到农村，学生社来社去经验）。张春桥更是心领神会地说：“这样就“堵塞了资产阶级通过大学进入我们上层建筑的道路。”
二 国家花了66亿 买了四个不满意
“文革“开始，大中学生响应号召起来打倒走资派，不久便受到军宣队的压制。红卫兵本身则分成几派互斗，社会秩序大乱。成千上万的“知青”既不读书，也无法就业，实际成了一支庞大的失业队伍（当时叫“待业”）。这时，上山下乡的政策应运而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领袖号召广大知青下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始是动员，有不少知青自愿下乡，以后就强迫下放。此举似乎两得：既将城市大量失业转嫁农村，又避免小将留在城里继续造反。然而经实践检验，并不成功。
1978年12月副总理李先念在一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说：“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国家花了60多亿，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其中最不满意的是知青。这些刚成年、未成年的小青年，去到农村，受尽折磨和苦难，他们开始觉悟，感到上当受骗了，遂强烈要求回城。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均未能获得解决。有个别知青逃回家，但逃跑是危险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属的水利兵团一个北京知青逃跑，追捕时被开枪打死，然后通知家属诬其为“叛国”。
在要求回城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知青们就集体请愿。“请愿风潮”遍及全国21个省。1978年12月至79年1月，云南发生知青请愿、绝食、卧轨要求回城事件之后，又发生上海知青北站卧轨事件。这才惊动高层引起中央重视。1979年，上山下乡运动终告结束。当然这已是后话。
三 科大恢复高考 小平表示赞成
1970年代初，大学开始招收新生，创造了个新名词：“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实行“推荐”、“保送”政策，从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和“生产建设兵团战士”中挑选。被“保送”、“推荐”的知青必须向所在单位保证，毕业后一定回来，即所谓“社来社去”，不愿回公社、兵团的就不“保送”。
工农兵学员虽然入学，但他们的先天缺陷不能适应高校正规的教育要求。于是，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下，把学制定为两年，学习内容大大简化。理工科大学不学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采用所谓“典型产品教学法”（如上海交大机械制造工艺专业）。如此的高等学校，当然培养不出合格的国家建设人才。教育界、学生家长意见都很大，不断向中央领导反映。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对各项工作进行整顿。他提出党的作风要整顿，农业、工业要整顿、军队要整顿、铁路要整顿，各方面都要整顿。在谈到科研工作问题时，说科学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并且说：“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34页）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讲到大学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新生的问题，具体提到科技大学，因为这是在1975年9月26日听取中科院负责同志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的插话。
此前，1975年7月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被派去中科院担任领导小组的工作。他们分工：胡耀邦负责抓总，起草汇报提纲；由于李昌“文革”前做过十余年大学校长，他除分管中科院日常工作外，还分管中国科技大学，而科大当时正准备招生。1975年7-8月间，李昌向邓小平提出了科技大学恢复招生的生源问题，说：“我们打算直接从65-67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半工半读的办法。”邓小平赞成说，“这个办法好。”
四 反击右倾翻案 小平李昌挨批
可是到当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却成了邓小平的一条罪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小会上，胡乔木多次揭批邓小平。1977年2月23日，他在全室大会上揭发了六个问题。在讲到“科学院汇报提纲问题”时，胡乔木揭发说：“邓小平说李昌主张科技大学直接从高中招生，实行半工半读，他赞成。他说半工半读是毛主席主张的，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胡说。”
李昌在汇报时向邓小平提出科技大学恢复招生的主张。邓小平听取胡、李汇报科学院《汇报提纲》时，胡耀邦汇报完后，接着李昌汇报了几点：一是请中央调些干部，一是想在怀柔办一个科技学校，直接从高中招生，实行半工半读，加强自然科学基础和外语的学习；一是办进修班，把各行专业在科研上表现特别突出的调来培养。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中科院运动办公室所编批判材料《胡耀邦、李昌同志部分言论摘录》（1976年2月），第七部分摘了以下一段话：“胡耀邦、李昌同志准备建一所科学技术专科学校，要从各地直接选拔高中毕业生中数、理、化学得好的所谓尖子入学。……李昌同志还要科大也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并要科大办理科中学，培养尖子。”
主张恢复高考，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成为李昌的罪名之一。恢复高考问题除了批判邓小平翻案外，始作俑者李昌因此挨了多次批斗。
正因为有了1975-76年的那次斗争，1977年刘西尧任教育部长时，邓小平才斩钉截铁地拍板“当年恢复高考”，使这个主张得以实行。
历史不应忘记，内幕的内幕有必要彻底揭开。
2007年7月，倚竹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