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兰瑞: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2 次 更新时间:2008-03-11 01: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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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兰瑞  

  

   “文革”后理论界的学术活动很多,我主要是参加经济方面。从1977年初开始,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比较多。这些活动对于确立市场化改革目标有什么影响?我只能说有影响,但不都是很直接的。

  

   一、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思想动态

  

   在毛主席去世以前,1975年7月5日,邓小平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成立。不过4个月的时间,11月份,就开始批邓了。

   政研室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同“四人帮”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提出了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三项指示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三项指示是毛泽东讲的,不过不是一次讲的,而是在近几年的几次讲话时讲的。邓小平把这三句话摘出来联在一起,称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约16000字的大文章,无疑是对“四人帮”的一发重型炮弹,还没有公开发表,就遭到“四人帮”强烈的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成了“三株大毒草”之一。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仅仅“四人帮”是搞不起来的,主要是毛主席要批邓。为什么毛启用邓小平,然后又打倒他呢?因为邓小平复出后,看到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就着手全面整顿。我认为,那个时候,邓确实是为了把这个国家搞好。他出来以后,先是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要他主持全面工作,党的工作也要管。当然,党政大权还在毛的手里。邓小平要搞全面整顿,他先借毛的话说事。毛主席说过铁路要整顿,他就说军队也要整顿,文化教育要整顿,经济要整顿,总之,各方面都要整顿。这就触到了毛最敏感的问题:否定“文化大革命”。邓一搞全面整顿,毛就怕他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就是毛远新当了毛主席的联络员。毛远新就在毛主席的面前,讲迟群他们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讲邓小平的坏话,说邓小平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毛主席听进去了。

   这一年的11月份,毛批示要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

   11月14日,邓小平和华国锋、纪登奎在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会,通知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参加,会上宣布他们有错误,要检查。11月16日和17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开“打招呼会”,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吴德、谢静宜等和“四人帮”王、张、江、姚都在会上,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这不就等于让邓自己跟自己“打招呼”吗?被指定参加“打招呼”会的有胡耀邦、胡乔木、李昌、周荣鑫,刘冰,这5个人。胡乔木是政研室的负责人,胡耀邦、李昌是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周荣鑫是教育部长,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会上,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邓小平就是不抓阶级斗争;说邓小平帮刘冰转信,就是同情刘冰。刘冰写信告迟群和小谢的状,动机不纯,“矛头是针对我的”。邓转信就是要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会上,毛远新还传达说,邓小平就是喜欢胡耀邦、胡乔木这些人,所以要跟他们“打招呼”,参加这个会是对他们的帮助。“否则他们要作怪”。江青在这个会上就指责胡乔木,她说,你反对主席,你是主席的秘书啊!江青嗓门很尖,很泼辣。胡乔木灰溜溜的。这个“打招呼会”,不就是发动批邓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邓小平成了批判的对象。

   在政研室的运动中,胡乔木首当其冲。造反派斗他,要他揭发邓小平,他一开始说记不得了,零零碎碎地揭发了一些。后来吴冷西、王子野在会上揭出了一些材料。特别是吴冷西,他一条一条地系统地抛材料,排时间按顺序地揭批。胡乔木就记下来,也排时间按顺序,在全室大会上揭批邓小平。特别不好的是,胡乔木在1976年3月上书毛主席,送上系统揭批邓小平的材料,据我知道的是18条,也有人说是24条,揭批邓小平。“四人帮”拿到这个材料后,如获至宝,马上印发全国批判。

   胡乔木在“文革”后期,1975年,一开始是邓小平班子里的人,是政研室7个负责人里面的第一个,邓小平还说他是党内一支笔,但他生怕失去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所以批邓开始以后没多久,他就给毛主席上书告邓小平了。1976年毛泽东同志去世时,胡乔木要求去参加毛主席的遗体告别。他写封信给江青,江青不同意。因为毛主席跟胡乔木的关系和跟李昌他们不一样,乔木是在毛主席身边过来的,他是秘书,感情特别深嘛,毛泽东如果不信任他了,他就倍感失落了……

   为什么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政研室仍然受到排斥呢?就是因为华国锋还要继续批邓嘛!政研室传达了华的指示:揭批“四人帮”,同时继续批邓。当时我们就对这个指示有不同看法。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我们政研室成为批邓的一个重点,“四人帮”说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

   我们对继续批邓是很有反感的,是顶住了的。

   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顺口溜,讲的是1976年几件大事:悲痛的一月,周总理逝世;苦闷的二月;凄凉的三月;壮烈的四月,天安门“四·五”事件;恐怖的五月,查后台;沉默的六月;灾难的七月,朱德同志逝世,唐山大地震;惶恐的八月;忧虑的九月,毛主席逝世;狂喜的十月,“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嘛,万众狂欢;观望的十一月,就是说要看看华主席怎么作为啰……

   1979年2月7日,“两报一刊”(“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题目叫做《学好文件抓好纲》。那个时候,这个“纲”就是“两个凡是” ;在“两个凡是”里边,最根本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华国锋搞“凡是”,就是怕对自己不利。毛主席不是给华国锋写了“六字真言”吗?要是主席的话都可以推翻,他的位置就不稳了嘛。当时汪东兴不是中央副主席吗?汪东兴执行“两个凡是”比华国锋还厉害。他当时是分管宣传的,他把持着《红旗》杂志,排挤我们政研室。1977年,《红旗》拿去了我们(集体写作的)两篇文章:《“四人帮”为什么砍掉百花齐放》、《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力量》,都没有发表。而且汪还让《红旗》通知我们,政研室揭批“四人帮”的文章,不能以“国务院政研室大批判组”署名发表。关于谈知识分子问题的那篇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1977年5月27日)发表,署了个笔名“向群”。

   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主要是在于光远同志的领导下,从理论上面来揭批“四人帮”,因为“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搅得很混乱了。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于光远组织了3个小组,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按劳分配。 搞这个题目,是因为1974年的12月,毛主席跟丹麦首相保罗• 哈特宁谈话时讲:“我们现在实行的还是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是所有制变了。”“四人帮”抓住毛主席的这个“最新理论指示”,拼命宣传,大肆诋毁按劳分配,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我们针对“四人帮”和他们写作班子的谬论,进行揭发批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理论,指出照“文革”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搞下去,生产就没有了动力,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的生活得不到改善,国民经济也不可能恢复和发展。第二个方面说起来比较拗口,叫做“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1975年“四人帮”把整顿经济,抓生产建设当成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所以我们就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我们是对批判的批判,跟他们对着干。于光远说:“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说,要批判“四人帮”提出的,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谬论。当时就成立了这样3个组。我和苏绍智参加按劳分配组。第二个组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主要是林子力、有林。第三组有张显扬和王贵秀,他俩当时在北大,张显扬1979年调到马列所来了,王贵秀去了中央党校。这个组的活动,我不太清楚。

   批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成果是,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我很清楚,是于光远布置的,林子力和有林执笔,当时还在人民出版社的戴成,也参加了,书名是《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写书没有地方,就在有林家写。于光远有时候叫我到他家里去取写出的书稿,看了修改以后,我给他们送过去。这样,我经常到有林家。他住在沙滩附近,跟我们国务院政研室是离得很近的。我为什么谈起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看到《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邓力群说,这本书,是他布置有林同林子力写的(见《邓力群自述》,第116页),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打电话问过戴成,因为子力已经去世了,有林当了个什么官,我也不方便找他。戴成电话说:林子力当时(1975年)就对“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有看法,“四人帮”倒了以后,于光远提出成立揭批“四人帮”谬论的三个组,找了他的老部下林子力,林正好对这个问题有些研究。这时《红旗》干校的有林被借调到政研室,参加了这个组。戴成是以出版社编辑的身份参加的。以林子力为主,在于光远的指导下开始写这本书。书的指导思想、结构框架、内容安排,都是于光远的思路。写作过程中,于光远看过全部初稿,动手修改过。部分书稿也送邓力群、胡乔木看过,他们也提过一些意见。发稿前,林子力等三人到广州去“统稿”。这个时候邓力群曾经关心、过问。总之,即令邓力群也看过一部分稿子,关心过书的出版,也不能因此就说这本书是他叫林子力写的。戴成说,这本书从头到尾,最后审定,出版,都是于光远布置、决定的。先是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稿本,定稿后,再由人民出版社和广州人民出版社两家同时出版,然后在电台连续广播。顺便讲一句,这也是件比较能说明邓力群人品的事。我写的《五问邓力群》一文中,曾提到1975年政研室几个人集体写作的《论总纲》,被邓力群收入他的文集第一卷的事例。看来,邓力群啊,往往把一些别人做的事都归到自己的名下,好事都是他做的了。

  

   二、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大约20日,于光远同志找我和董辅礽等去商量,打算召集在北京市的经济学家,开一个按劳分配座谈会。讨论按劳分配,实际上冲击了“两个凡是”。按照“两个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画过圈的,都不能够改变。1958年,毛主席肯定了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必须破除。1974年,毛主席又说按劳分配和旧社会差不多。当时,我们不能批毛主席,我们只能批“四人帮”。1974年,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动了一场对按劳分配的全面系统的批判。攻击按劳分配中会产生资产阶级,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我们讲,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嘛。要是真正地实行按劳分配,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话,绝对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不劳动不得食,提供多少劳动得到多少报酬,等量劳动相交换嘛。当时我们就是维护按劳分配。现在来看,如果用实践来检验的话,按劳分配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而且是实行不了的。这个我以后再说,因为我的观点现在已经变了。从当时来讲,我们就是批判“四人帮”,维护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很积极。就是那一年,1977年的2月25日,北京开了按劳分配座谈会,为全国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做了准备。4月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6月22日、23日这两天,开了全国第二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10月底、11月初,又开了第三次的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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