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兰瑞: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07 次 更新时间:2008-05-14 0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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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兰瑞  

  

   三、关于市场化改革的思想准备

  

   客观地说,对于商品、市场的问题,从1950年代开始,经济学界有过几次学术讨论,已经有了一些认识上的准备。我主要讲两次热烈的学术讨论。

   一次是学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从1953年开始到1957年,一直在讨论。经济学家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面有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于这里大家的思想是比较一致的。因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很少有反对的,那个时候都是一边倒,都学苏联嘛,谁敢反对啊?我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应该有商品生产,你不搞商品生产,人们上哪儿去买生活消费品、买进行生产所需要的东西啊?当然交换就要有货币。

   另一次是1958~1959年,讨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为什么又有一次讨论热潮呢?就是因为出现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自给型经济,自给自足,但是它也需要交换,你需要的,自己不生产的东西,你不去交换怎么会有?人民公社化以后,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这么一说,大家就更要讨论了,所以从1958年12月份就热烈起来了。1959年4月,我们在上海开了一个会,有200多人参加,从4月3~22日,开的时间很长。这个会是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没有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市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联合召集的。好像没有什么会议领导小组,实际上的领导大概就是于光远、孙冶方和薛暮桥。地点是在上海外滩的和平饭店。会议讨论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面的商品生产,怎样具体体现,谁和谁交换?有全民之间的交换,集体和全民之间的交换,集体和集体之间的交换,集体和群众个人之间交换。人民公社集体生产,要购买很多生产资料、原料、机器,需要交换。国家要搞收购粮食,要收购其他什么东西,也需要交换。集体之间也要交换。还有一个交换就是和外国交换,就是国际贸易。这次会议主要讨论这些问题。提交到大会的论文有54篇,还有20多个调查报告。后来都编入了会议资料汇编(内部资料)。这个材料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我还保存着。

   实际上,我能够参加这个会议非常偶然,我原来同北京经济学界的同志不熟悉。1957年,于光远在中央宣传部,他和薛暮桥、孙冶方接受了中央的一项任务,要编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为了编教科书,中宣部给哈尔滨工业大学写了一封信,把我借到北京来,参加这个编写组。于光远抓得很紧,当时,有一个双周座谈会,北京有名的经济学家,二三十个都请来参加了。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我和大家都认识了,如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宋涛,好多人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大概是1958年,一次,我因公出差,在从哈尔滨到北京的国际列车上,碰到了孙冶方。他问我,4月份上海的会议你参加不参加?我说什么会议呀?他说,我们要讨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你来参加吧。我回去就给你发通知——上海这个讨论会就是他通知我来参加的。另外,还要说一下,1957年我在北京时跟他们个人都有联系,但是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因为我所在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都没有经济学的组织。全国经济学界开什么会,都不会通知我们。孙冶方不仅给我发来会议通知,还建议我们黑龙江省要建立经济研究所,以便于同全国经济学组织取得联系。这是1959年我向省委宣传部建议,筹建了黑龙江经济研究所,省委调我到该所任职的由来。

   这个会议以后,我们还接着在北京开了一次会,“中国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这次会开到6月,讨论了上海、辽宁、广东等地编的10多本书,我们省没有书,讨论别省编的书,也很有收获。会上听陈伯达做报告。他讲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古今成大事业、做大学问的人,必经过三种境界。他讲的是福建话,一个字都听不懂。只好用板书,请于光远写在黑板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的三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境界;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陈说编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经过这三种境界。那时候的陈伯达,是理论界的权威。1950年代的理论权威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康生;在文革期间,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以后就是胡乔木和邓力群。那次经济学界讨论编写教科书的会上,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对经济学界许多人来说,都已经产生思想理论上的影响。总之,自1950年代以来,到1970~1980年代的这些讨论,对后来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没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在长期的思想认识上,理论上有了一点准备。

   但是,在改革以前,上面设定了许多框框,不准讲商品经济,只能讲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过,我们认为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市场你到哪里去交换?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清楚的问题。但是在当时都是困难的不得了,每前进一步都要碰到很多障碍,都要挨批评。

   还有胡乔木那篇《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不是胡乔木写的,是于光远和马洪写的。原来是于光远和马洪要写的文章,当然是和胡商量过的,他是同意的。写出来以后,一开始在政研室的《调查和研究》上发表,署名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是两家单位署名的。结果,《人民日报》一发表就变成胡乔木的文章了。胡乔木这个人,有些事真是没法说。像那篇肯定“四五运动”的《人民万岁》,在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是政研室的年轻人林春和李银河合作的。公开发表了,影响很大。胡乔木却不高兴了,说“搞什么人民万岁啊?”那时,我就有点觉察,他已经转过去了。

   1979年,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那个时候,没有人提出市场化的问题,连改革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主要还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还是批判“两个凡是”。当时,思想理论界的争论就是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之争,真理标准提出来就是否定“两个凡是”的。一些基本的思想认识,中央工作会议上展开讨论,都已经搞清楚了,但在理论界还不清楚。主要表现是《红旗》的一篇文章,叫做《重温实践论》。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的,是用毛主席的《实践论》来抵制真理标准讨论。那时候,《红旗》表现非常不好。前面提到我们写的文章都是批“四人帮”的,《红旗》把我们两篇文章给枪毙了。第一篇是关于“双百”方针问题,另一篇文章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我们原来是有个内部刊物叫《未定稿》。第一篇批评“四人帮”的文章在这个《未定稿》上发了以后,当时,耿飚是中央分管宣传口的,他说:这篇文章很好,批给了《红旗》杂志。他们拿去,改了很多,把一些重要论点都删掉了。那个时候,我是政研室负责对报刊发稿的联系人,我们收到《红旗》的第3次修改稿以后,就开会讨论。于光远亲自参加讨论,他说:“《红旗》的这些意见,我们很难修改。这篇文章我们就不要了。”给《红旗》的这篇文章就算完了,以后也没有发表。第二篇《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篇文章。我亲自把这篇文章送到《红旗》,当时《红旗》的几位同志跟我见面,是友好的。他们说,下期第4期就登。我们约定,第4期要是不登,我们就给其他报刊,要不就耽误了嘛。结果《红旗》第4期没登。这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打电话要这篇文章,我们就给了《人民日报》了。《红旗》又打电话来要。我说我们已经给了人民日报了,如果你们要用的话,直接和报社商量。这篇文章1977年5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向群”。这个《红旗》,后来我们就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了。  

  

   四、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由来

  

   吴江有一本书,叫《社会主义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他说,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理论上是以他的3篇文章为根据的。他1986年5月、6月和8月,在报刊上发表过3篇有关的理论文章(见该书第62页注)。他认为,十三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历史决议(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提的,在内容上已有重大差别,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生产目的讨论也是看到他的文章后进行的。对这两件事我都写了不同的意见。有关文章收入我的《别有人间行路难》-书中。

   历史研究应该实事求是,首先要尊重史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观点从提出到展开有一个过程,我只讲两点历史事实: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于光远1981年提出的,以后他又出版了阐明这个提法的理论著作。这与吴江没有关系。2.十三大赵紫阳报告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基本路线制定的依据,展开论述,也与吴江无关。

   关于第1点,1979年5月《经济研究》上的一篇讨论“阶段”问题的文章,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是苏绍智跟我合作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来呢?就因为我们说了按劳分配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中国当时还有资产阶级,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那么,这是从哪里产生的呢?1978年的秋天,经济所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个新资产阶级的讨论会,这个会是许涤新主持的。我代表国务院政研室去参加。会上,主要讨论中国当时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产生的?有人坚持是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产生的;有人认为,是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产生的。我不同意这些意见。那么,是怎么产生的呢?当时我就考虑,这个问题只有放到社会发展阶段中,才能说得清。因此,在长沙会议最后那天的大会上,我就做了一个发言。我提出了阶段问题,但还没有论证。

   回来以后不久,就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于是,我跟老苏两个人作了个联合发言。我在第二组,他在第五组,我们都住在会上,经常见面。我们商量要做一个好的联合发言。我说,是不是我们还是搞“阶段问题”吧,我把在长沙的考虑跟他说了。苏说,“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他会英语,关注国外的一些哲学思想。他在外国资料上看到一篇文章,讲到1852年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勒泽尔有个供词,说马克思曾经多次讲过,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说:在小资产者掌权的革命以后,接着产生社会共和国;社会共产主义共和国;纯粹共产主义共和国。老苏说,勒泽尔的供词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些材料可以拿来印证,马克思是主张有阶段的。这样,我们两个的观点就弄到一起了。随后我们就合作,他写他讲的那一段,我写的前后段,最后再统一一下,在两个小组同时发言,分别登在两个小组的简报上。

讨论阶段问题,这一次,首先是我们提出来的。以前,毛泽东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也谈过阶段问题,也讲到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来他讲不分阶段了,主张“大过渡”,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是过渡时期,不再划分阶段。这个时期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就不得了,一直老要斗,搞阶级斗争。那个时候,社会上就是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多种经营,有个体经济!当然有集体经济,有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所以,我们认为,当时的社会只能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以后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怎么能说不分阶段的话呢?漫长的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你就老要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这怎么行呢?这也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针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因为他搞“大过渡”。1978年前,对过渡时期问题已经讨论过好多次了。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小过渡,也就是马克思讲的那个过渡时期,很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需要。到了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国家就要逐渐走向消亡,这个叫小过渡。中过渡时间要长一点,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还是过渡时期。大过渡就是说整个社会主义都是过渡时期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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