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兰瑞:马列所的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0 次 更新时间:2008-12-05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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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兰瑞  

(说明:本文记述了邓力群等人制造撤消马列所第一次危机的过程。可与《五问邓力群》之三联系起来看。——2006年11月13日作者)

1977年,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属各研究所划出,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为正副院长。在社会科学院建院时,院领导就考虑增设一些研究所。一是将原有的经济研究所一分为五,根据学科特点,除保留原有的经济研究所建制外,新建立了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贸经济、技术经济等4个经济研究所。中央又将有的部门中有关社会科学的研究所划归社科院,如原属中央联络部的苏联东欧研究所(现改名为东欧中亚研究所),……。另外,根据社会科学本身的建设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建立了几个新的研究所,如政治学研究所、社会学所、青少年研究所……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简称马列所)。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于1979年9月成立,胡乔木院长对马列所的成立十分重视,曾说,马列所是中国社科院的首席研究所;马列所需要的研究人员从全国选调,并请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兼任马列所所长。

马列所成立时,除于光远兼任所长外,还请了王惠德、廖盖隆兼任副所长;调《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苏绍智任专职副所长,并陆续调来了一些研究人员。我到马列所时,所里已经有了四五十人,设了四个研究室:马恩室、列斯室、毛泽东思想室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室;建立了资料室、办公室和编辑部。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丛刊》(后为季刊)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另有一个“于光远编书组”。①学术团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挂靠在马列所。

我1980年3月经领导批准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来到马列所工作。这时社科院还没有统一的办公大楼,许多研究所分散处于市内各处。马列所所址是借用北京市委党校院内一栋楼的第五层几个房间,免强可以工作。我每天早上同苏绍智共乘一辆车去车公庄市委党校上班。

我到马列所后,被任命为副所长,党委书记,学术委员会委员。在所长于光远领导下,分工管两个研究室、于光远编书组及所里有关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活动,兼任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编委,负责一个编写组,为本卷和大百科全书经济卷撰写条目。

1980年12月经过所院两级评议,我获研究员职称。

研究所领导体制之争

我在马列所工作分管的事情较多。尽管我对研究室的事儿管得很少,研究人员的自由度较大,主要靠同志们自动去做,但由于学术活动多,我自已还要做研究工作,感到时间很紧。不过工作开展还比较顺利,和同志们合作得很好,所里几位领导同志也很团结。我在马列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来自社科院院部。

首先是我与院领导在研究所的领导体制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社科院各研究所原来实行的是所长负责制。党组织实行的是机关党委制,只负责日常党务工作。党委对所的领导和业务工作只起监督保证作甪。研究所的业务由所长负责。1981年,社科院领导决定在全院各研究所攺行党委制,即将各研究所原来的所长负责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这个决定作出之前没有征求研究所负责人的意见,至少是没有征求我们所的意见。

我听了院里决定的传达,对攺行这种体制持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研究所应由本专业业务最强的专家来领导,不应由党委领导,党组织还是实行机关党委制,发挥监督保证作用为好。马列所的所长是于光远副院长兼任。他原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著名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我们这些人中他水平最高,业务最强,马列所实行所长负责制最合适。我不同意改行党委制。我说,如果一定要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那就由于光远兼任马列所的党委书记,要我这个党委书记来领导于光远这个所长岂非笑话?坚持了一段时间,院党委乘于光远出访不在国内之际,让我所党委副书记来说服我。她说,如果你同意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你的党委书记任职表就送到中组部去批,批下来你就是正局级,离休时你就能享受副部级待遇。这说明他们不了解我。我是那种计较待遇的人吗?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我不考虑什么级不级,就是不同意改制,并将我的党委书记任职表要回。不过以后院党委也没有免我的所党委书记职务。

1982年社科院领导班子换届、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再改行党组制,院党委决定让我退居二线,不再安排党政负责工作。我所党委副书记(我因工作忙往往请她代我参加院党委召集的会)传达院党委的意见,大意说,这次换届,贯彻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年轻化精神,凡年过六十岁的同志均不再安排做领导工作,如人事局局长趙×和工业经济所的书记陆××都已62岁,不再当局长和书记。冯兰瑞同志也已62岁,院领导决定不再担任所的领导工作。我表示同意,于是当了顾问。在成立马列所分党组时,院党组决定吸收我为分党组成员。

其次是1982年冬换届改行党组制时,为了马列所分党组书记人选问题我同院党组又发生了意见分歧。在改制前,院里让各所酝酿本所分党组书记人选。我所讨论了几次,几个领导成员反复研究,认为没有其他适合的人选,主张马列所分党组书记由所长苏绍智兼任。作为建议已向院党组汇报。一天晚上,党组成员吴杰民突然光临寒舍,我很诧异。说:“哪阵风把你吹来了?”稍事寒喧,请他坐下。他笑着说:“无事不登三室殿。关于马列所分党组,院党组的意见,让原机关党委组织部长王亚林到马列所任党组书记。因为我们是老同学,所以由我来同你谈谈。”我问:“王亚林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六十八岁。”我一听就笑了,说:“这恐怕不大符合党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精神吧?”他解释说:“我们不过是因为考虑到你和苏绍智要做研究工作,怕你们太忙。”我说:“王年龄太大不合适。”以后,由于我们坚持,院党组任命苏绍智为马列所分党组书记。

这两件事我无意中得罪了院有关领导。

马列所遭遇危机 上书中央整党领导小组

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整党。这时我不在北京。

当年我国对外开放伊始,中国社科院与联邦德国DFG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我作为这一计划中的访问学者前往联邦德国进行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这次出访的主要任务是,考察联邦德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情况并进行学术交流。我于9月下旬赴德,访问了特利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烏培塔尔恩格斯故居、科隆、汉诺威、汉堡等二十一个城市,与法兰克福研究所费切尔教授、西柏林未来学研究所费莱希海姆教授、德国政治学院阿尔特法特教授……座谈,旁听了联邦德国议会。在西桕林还参观了德国历史博物馆、国会大厦,看了柏林墙。在法兰克福参观了歌德博物馆,法兰克福世界图书博览会,并到班纳教授家作客……。我于10月16日完成任务,从法兰克福飞回北京。

当我回到北京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党中央成立了整党指导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兼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林涧青任办公室主任。

我回京的第二天到马列所上班,看到所里情况不大正常,议沦纷纷。我问起所内近况,同志们说,最近社会科学院内外传说马列所要解散,大家很着急。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为了弄清情况,我找来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和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认真学习了一番。邓小平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我反复思索,将这次整党要解决的问题联系到马列所的实际来考虑,我认为马列所的领导没有邓小平讲话中提出的那些问题,也不存在“精神污染”。

我觉得社科院要撤销马列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找了马列所的负责人询问,而他们都未看到任何通知,院领导也没有征求马列所的意见,听到的只是传说,闹得所里人心惶惶。当我问所长苏绍智这是怎么回事时,苏说据他所知确有此事。因为院党组已准备将马列所人员一分为三,一部分去编译局、一部分去哲学所、另一部分去经济所。而且已分别同该三个单位联系了。我问苏怎么知道得这么具体?苏绍智说,编译局的局长林基洲打电话给他,表示欢迎他去编译局。我想,苏绍智的外语不错,所以听到消息后林基洲表示欢迎他去。彭克宏说,他也接到经济所负责人的电话,说马列所要辙销,欢迎马家驹、彭克宏、侯雨夫去经济所。听了这些话,不由我不信。

但是我认为解散马列所是不对的。10月下旬整党才刚开始,究竟马列所有什么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何以就急急忙忙地要撤销单位呢?

马列所的领导都很着急,苏绍智召开马列所分党组会交换意见商量办法,三位分党组成员及副所长、党委副书记参加会议,五个人一致认为马列所不应该撤销,决定以分党组和所党委的名义给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写信,请求不要撤销马列所并说明不能撤销的理由。

这封信就由我来起草,经分党组成员修改同意后,请侯雨夫用大字抄写。全文如下:

薄一波同志并转胡耀邦同志:

我们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党组和机关党委郑重地向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反映一个严重问题,恳切希望得到正确的处理。

马列所成立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在短短的四年中,在进行建所的同时,就开展了学术研究,做了很多工作,已经初具规模,工作逐渐走上轨道。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开始的整党学习也在正常地进行(附上马列所整党学习简报第一期,供参考)。

在二中全会前后,社科院内外,就有种种关于马列所的说法,我们未加理会。可是最近传来一个消息:社科院要撤销马列所并且已经向有关上级送了报告。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此举不仅涉及一个研究所的存亡,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我们国家的马列主义科研事业发展的大问题。我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由于过去没有以马列主义本身为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使得我国对马列主义本身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方面甚至连西方也不如。在我国,马列主义研究所现在是应当加强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的问题。

这个不祥的消息,现在所内外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给我们的整党和各方面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所内人心惶惶,整党学习大受影响;外单位原来要求调来我所的同志,有的表示:马列所要撤销,不去了。

马列所四年来的工作,不会没有缺点、错误,但我们相信,这些经过整党是能够解决的。按照历次整党整风的做法,组织处理原则上都是在后期进行。这次中央的整党决定也是这样规定的。以往的经验还证明,用撤销机构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只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马列所是中央领导批准成立的一个研究机构,我们认为,这样匆匆忙忙地在整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要撤销马列所,这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也是不正常的。因此,特向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报告,希望能得到正确处理。恳请给予批示。

中共马列所党组

机关党委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信写好后,考虑怎么送上去。大家商量由我将信送给薄一波,请他转送胡耀邦。我同意去送信,让所的机关党委副书记彭克宏先打电话给薄老的秘书联系,薄老同意会见,并约了时间,彭克宏就同我一起去见薄老。

第二天,我们去到中南海薄一波办公室,向薄老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和所里的意见。原来薄老还不知道有个马列所。他仔细地听我们汇报,表示很关心,同意支持我们,认为不该撤销马列所,说他一定把信转给胡耀邦。但他同时又说:“如果马列所撤销,你们就到我这里来帮助我工作。”我们表示对薄老的感谢,再次说明我们还是希望不要撤销马列所,这是马列所全体同志的愿望。

回到马列所后,我考虑我们所给胡耀邦写信,而不通知社科院的顶头上司胡乔木,他一定会生气,更不利于马列所。于是,便以我个人名义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候,请求他制止社科院撤销马列所的做法。其实我已想到撤销马列所很可能就是胡乔木本人的意思,当初建立马列所胡乔木是积极主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的指导思想,是党的行动指南,这是宪法和党章明确规定的。我国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因此才要建立这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所。撤销马列所这个主张不可能是梅益和马洪擅自提出的。信写好后,当天中午我亲自将信送到胡乔木家。这是我1975年协助胡乔木编书时每天去工作的地方,熟门熟路。大约过了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可能是胡耀邦办公室打来的,记不清了),说我们的信内容可以,台头要改一下,写给邓小平和胡耀邦两位,要在胡耀邦的前面增加邓小平的名字。我立刻通知彭克宏请他找侯雨夫连夜将信重抄一遍,次日一早送到胡耀邦家。

联络组进驻 “柿子事件”

整党期间,按院领导的决定,各所成立了整党领导小组。我作为分党组成员,参加了所的领导小组,组长是所长兼党组书记苏绍智,成员还有另一位分党组成员兼本所机关党委书记张棂、副所长杜肖、副书记彭克宏,共五人。

这时社科院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开了全院的“清污”动员大会,在各所开展“清污”运动。布置各所自清,清出的问题要开出单子上报院部。为了帮助所里整党,向有的所派遣工作组。

社科院派了一个以院纪委组长为首的三人小组进驻马列所。1983年11月初开第一次会。会上我向这个小组提出两个问题:1.中央整党文件说,这次整党主要是整顿领导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烂了,就由上级派遣工作组帮助整党。院部派了工作组来,是否认为马列所的领导班子烂了?2.院内外传说马列所要撤销,人员一分为三,为什么要撤销?为什么不找马列所领导征求意见?中央文件说,整党要先学习、检查,组织处理放在最后,为何学习刚开始就要进行组织处理?杨克回答说:“我们三个人是联络员,不是工作组,没有马列所领导班子烂了的意思。关于撤销、分散人员的问题,院党组议论过,但没有决定。”杨克的答复证实了社科院确有撤销马列所的打算,否则为何要议论?

从11月初到12月,清除精神污染。院党组抓得很紧,我所各研究室主任和党员骨干几乎天天开会、学习、讨论,联系实际检查。三位联络组成员也每天都前来参加指导。

11月22日召开全所动员大会,领导小组推我作整党动员报告。我讲了约半小时,最后重申了我在党员骨干学习时讲的三句话:1.坚决拥护整党;2.全所积极参加;3.一切实事求是。

联络组同志已经开始清查,对我所自成立以来各次党委会议、党组会议、所务会议以及研究工作的会议记录、活动简报、财务单据等几乎每一张纸片都仔细查阅,将我所出版物《马克思主义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等等全都认真从头到尾查了一遍,马列所各方面负责同志均积极配合。

我每天到所参加联络组召开的会议,提供情况,讨论问题。这种会议持续了一段时间。其余研究人员按常规是不坐班的,每周只到所两次。这样,开会也比较安静,没有什么人来干扰,整党顺利进行。

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个故事:一天上午,联络组照例到马列所召开会议。参加的除三位联络员外仍是所领导小组成员和各室主任及所里几位骨干。会议进行中,组长的司机突然来到五层楼上,推开我们会议室的门,形色慌张地说,有人往楼下扔砖头,砸了组长的汽车。组长一听大为紧张。整党期间居然有人敢扔砖头砸院部联络组组长的车,这还了得?马上站起来,到走廊上挨门查找,要查是哪个房间的人扔砖头砸他的车。会既然开不下去,与会的我们也只好跟着他一间间办公室去查看。结果,除了与会者的办公室外,别的办公室都锁着门。而与会成员又全都在会议室开会,不可能分身去扔砖头,没有查出结果。组长很生气,他要求马列所领导一定要查清到底是谁扔的砖头。散会后马列所办公室的人下楼去看,组长的车没有砸坏的痕迹,地上也没有砖头。但当时闹得很紧张,似乎马列所出了反革命。

组长要求继续查,一定要查出来。所党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彭克宏不敢怠慢,抓紧调查,亲自到六层以上市委党校的办公室一间间去查问。两周以后,终于查清楚,是市委党校的同志从六层扔下的一块吃剩的柿子皮掉在车旁,并没有砸着组长的车。事后,人们笑称此事为“柿子事件”。

“柿子事件”可以说明,当时院领导抓阶级斗争是何等认真而紧张!

马列所风雨飘摇 再次上书中央

1983年12月7日,社科院领导党组书记梅益、院长马洪一起找马列所分党组苏绍智、冯兰瑞和张棂谈话,地点在院部小会议室。

梅益作开场白,大意是说:昨天在院党组会上联络员反映,马列所有同志听说要撤销马列所建制。现在人心不稳,各人自谋出路。院党组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要撤销马列所。你们回去给同志们讲清楚,集中整好党。又说,几年来马列所作了许多工作,写文章、出刊物、开各种讨论会纪念会,也有些问题。乔木同志对苏绍智的文章(指苏绍智与我合作发表于《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文)有意见。梅益说完后,称有外事活动退席。

梅益讲话中间,我插话说:“那篇讲社会发展阶段的文章是我和苏绍智合写的。”我当时就感到梅益重提“阶段”一文不符合中央文件的规定。文件规定整党清查的是1981年7月以后的问题,而我和苏绍智合作的文章发表于1979年5月,当时马列所尚未成立。这是不能算在马列所的账上的。

梅益走后会议由马洪主特。马洪说:“兰瑞写给乔木的信,乔木批给力群,也给我们看了。刚才梅益讲,你们回去给同志们传达。集中学习,整好党。要对马列所作出一个估计来。究竟有没有污染?有没有传播社会上的污染?要作出基本估计。”

接着,马洪在这个座谈会上查问了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查问关于有人在一个会上谈到胡乔木的事情。马洪说,听说兰瑞同志主持的会上有人发言中讲到乔木同志。是谁讲的?说的是什么话?

是在清查我们的问题了。我回想了一下,是有这么回事。我说,为准备开第五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我主持召开了几次小型座谈会。在一次讨论农村分配问题的会上,有位同志说,他参加过中宣部召集的一次会,会上听念了一个文件。文件中有胡乔木讲按劳分配会分泌出资本主义的话,希望讨论讨论。马洪追问是谁说的,我说发言人多,记不清了。又问讨论了没有,都有些什么意见?我说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因为那天讨论的是农村分配的具体问题,没有讨论理论问题。

马洪一再追问:那个人究竟是谁?怎么说的,他说话的时候有什么倾向等等。

马洪的问话使我反感,而他如此抓住不放又是何居心?我说:什么倾向?没听出来。

马洪还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苏绍智和我一一予以说明。马洪在谈话中还批评了经济研究所的董辅礽,说他要把全民所有制改变成集体所有……。

马洪问完就该我们发言了。

我们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社科院要撤销马列所的传说是否真有其事。马洪一再说:是议论过,但没有正式讨论,你们回去还是传达梅益的话,集中学习好文件,整好党。

整党仍照常进行。马列所的同志们十分关心所的命运,时时来打听消息。我们也只好照梅益马洪的说法,要大家认真学文件,整好党。

又过了约十天,我收到胡乔木于12月17日给我的回信。信送到我家中,拆开一看,是胡乔木口授,秘书代笔,最后胡乔木亲笔修改、签署及日期。抄录如下:

兰瑞同志:

两封来信都收到了。很感谢你对我的友好感情。信回的太迟,是因我近来身体不好(最近又添了一个眼病,看东西稍久就眼痛,初步诊断为视力疲劳综合症,兼有视外斜,需另配眼镜和减少工作来补救),我从外地休息回来,一回来就有一堆急事要处理,而我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半天,这就延误下来了。总之我感到非常抱歉。

关于马列所的撤销、合并或保留的问题,据我所知,社会科学院尚未决定,也不会匆忙决定。我已把你的来信转送力群、梅益、马洪同志阅处,请他们再加考虑。我因身体状况,已与力群同志商定,凡由中宣部所管的事情,包括社会科学院的事情(除文改会工作别人不熟悉,暂时还由我管一些以外),都由力群同志负责处理。马列所的问题,相信力群同志会同梅益、马洪等同志共同研究,慎重处理。在研究和处理过程中,当然要考虑你和所里其他同志的意见以及已经进行的大量工作。这里决不存在与你个人有关的任何因素。希全所同志安心进行工作和整党学习。

因目力不济,此信由我口授请秘书代笔,请格外原谅。

敬礼

胡乔木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此信中下划线的话是胡乔木亲笔加的——冯兰瑞注)

信中关于马列所的去留问题一段,口授秘书写的原文是“关于马列所的撤销或合并问题,社科院尚未决定。”“或保留”三个字是胡乔木后来加上去的(胡乔木的字迹我认识,后加的与他签名的字是相同的),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表明他的本意是要撤或合并,以后不知何故又考虑“保留”才加上这三个字。这封信的说法比梅益、马洪的谈话更清楚地表明马列所的前途很不乐观。我想,如果一但定下来要撤销,岂不就完了?而胡乔木将此事交由邓力群来负责处理,那更不会有好结果。第二天,我将此信带到办公室给所的整党领导小组同志看了,大家都较悲观,感到马列所不保,连胡乔木都这样说,只好听天由命了。

胡乔木希望全所同志安心工作和整党学习,但马列所风雨飘摇,我们如何能“安心”,放得下?我考虑再三,认为这个答复是很不确定的。马列所凶多吉少。万一“决定”了怎么办?

偏偏1983年秋冬,原兼所长于光远出国访问,没法同他商量。

我本来就患有职业病-失眠症,这天晚上无论如何睡不着,反复思量,认为社科院撤销马列所是没有理由的。但是社科院的领导已一再表态,再找他们说理也是枉然。这事只有再找邓小平了。于是,午夜起来写信。直接用毛笔写给邓小平、胡耀邦和胡乔木三位领导。内容如下:

小平、耀邦、乔木同志:

敬爱的领导!我们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向你们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撤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问题。

马列所是三中全会后于1979年7月成立的。四年来,在社科院党组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工作已初步走上轨道。我们承担的全国重点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约140万字,已完成百分之八十的工作量;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期(内部发行);不定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已创刊;为了系统地宣传十二大,我们还编写了一本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两个国家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思想史》已经着手进行。此外,我所研究人员四年来发表和出版的论文、专著、小册子共有三百多篇(本),其中有的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外学术交流也已开展,同国外120个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我所研究人员多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考察、访问,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

十一月份,我们听到撤销马列所的消息,接着又了解到院部已着手对我所人员的分配作出安排,并已告知有关的接收单位。这些情况,在我所人员中引起种种疑虑和不安。因此,我们不得不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向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报告,并报告乔木同志。十二月七日,院党组找我们谈话,最近乔木同志也给冯兰瑞回信,说明马列所的撤销、合并或保留的问题,社科院尚未决定。(梅益同志说,还没有正式决定。)

问题没有解决。

为什么要撤销马列所?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马列所自成立以来,做了许多工作,已初步走上轨道。这点前面说了,不重复。

第二,马列所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为研究对象,这点与他所并不重复。

第三,马列所的领导班子,前后两届都是领导上任命的。第一任兼所长于光远同志是乔木同志亲自决定的,他现已离开这一职务。第二任所长是去年调整机构时院党组定的,由苏绍智担任,冯兰瑞已退居二线(顾问)。如果认为所的领导班子有问题,那就应是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而不应该撤销机构。

究竟为什么要撤销马列所?我们感到实在无法理解。

那末,是否同1979年5月我们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关系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写了个材料,附在后面,供领导参考。

我国的马列主义研究工作一直是很薄弱的。1964年曾经建立了一个马列研究院,文革中解散了。现在马列所如又撤销,必将在国内外引起猜疑,这是不好的。马列主义的研究是要加强而不应当削弱!

敬爱的领导同志:马列所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热爱马列所,热爱自己的工作。一些青年同志听到马列所撤销的消息,都不禁哭了。现在马列所风雨飘摇,我们日夜不安。为了党的事业,不得不上书领导。事非得已,纸短意长,书不尽言,切盼佳音!

马列所的存亡问题,恳望你们关怀,给予解决。敬礼!

苏绍智 冯兰瑞 (签署)

1983年12月19日

第二天,20日一早,苏绍智照例来会同我一起上班(他家到市委党校要经过我家,所以我们每天同乘一辆车上班),我将昨夜写的信给他看,说你同意就签名,他看后在我留的空位上签了名。这封信有苏绍智和我两人署名的信,由我亲自送到胡耀邦家,请他转呈邓小平。时间是1983年12月20日。

“清污”运动中,马列所没有清出什么问题。社科院内搞得轰轰烈烈。布置学习,要求各所自查,并要开出清查的清单上报。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清污”不仅要清思想理论界的污染,还要清经济领域的污染。如果照此意见进行,就会将经济建设搅乱。在此情况下,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不断努力控制“清污”运动的范围,使之不致破坏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局面。他们的努力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使得“清污”运动逐渐停止。

1983至1984年马列所的危机算是渡过了。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1987年和1989年又两次要被撤销。历史一再重演,究竟是为什么?

注释:

①上世纪五十年代,党中央给于光远一个任务,编写一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此成立一个编书组,共有五人。先设在社科院写作组,马列所成立后,由于于光远兼任马列所所长,编书组就转移到马列所。

②我在延安中央党校三部学习时,马洪、吴杰民也都是党校三部的学员,所以是老同学。

来源:冯兰瑞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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