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现当代新儒家的反思

——在东南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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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我今天讲两个问题:第一,现当代新儒家思潮与人物;第二,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之“问题意识”的反思。

  

  一、现当代新儒家思潮与人物

  

  从大的背景来看,“五四”与“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等等学术性的思潮。在“五四”时代,与《新青年》分庭抗礼的,有《东方杂志》、《甲寅》周刊。1915-1927年发生了“东西文化问题”论战,1923-1924年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文化界出现了一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我们特别要小心用这个名词,这些学者在政治上并不保守,只是在文化上以同情理解的心态对待传统资源。他们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仍持开放的立场。例如,以南京为中心,与贵校校史有密切关系的《学衡》杂志及其作者群,被称为“学衡派”的一大群人文学者,就属于这个阵营。吴宓、柳诒徵、王国维、胡先骕、汤用彤、梅光迪等近百名教授学者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主张中西文化精华的融会贯通。“学衡派”的主导思想是美国哈佛大学白璧德(I.Babbitt)新人文主义。《学衡》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该杂志于1922-1933年间,聚集了一批人文精英。“学衡派”与我今天要讲的现代新儒家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思潮,大的文化群落,但它们之间有不小的区别。“现代新儒家”主要研究哲学,“学衡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与史学。当然,属于“学衡派”的汤用彤先生,即汤一介先生的父亲,他是研究哲学的,是著名的哲学史家,精通欧洲大陆哲学、印度与中国的佛学和魏晋玄学。汤先生与新儒家有密切关系。

  我今天要讲的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人,第二代学人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第三代学人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人。关于钱穆(宾四)先生是不是新儒家,学术界颇有争议,他的弟子余英时先生不同意。我们这里是从广义上讲的,余先生取狭义的界说,只把熊十力及其弟子称为新儒家。

  梁漱溟先生(1893-1988)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他的父亲很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梁先生为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在此前,梁先生曾经报考过北大,没有被录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梁漱溟没有考取北大当学生,却当上了北大的讲师。他的代表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梁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国、印度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奉行不同的哲学。就人生的态度去看,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郑重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印度(佛教)文化是转身向后去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对自己本身,即心与身的关系。他的这些概括当然是比较简单化的,但在当时,从文化比较类型学出发来考虑问题,也很了不起。他主张“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西方文化是解决生存的前提与条件问题的,是第一期;中国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学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在他看来,中西之别在一定意义上是内与外、玄学与科学、义与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理性与理智的区别。他认为,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质利益;促使中国人向内聚敛的是道德,是义。他说,未来中国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这些看法当然都可以讨论。梁先生其实是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的,而且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他的骨头很硬,我非常佩服他的人格。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他,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就是现在《光明日报》的前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来,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梁先生就是这样自信,这样有当担意识的人。这很有一点像孔子。如孔子所说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那样。解放前夕,他代表民主团体到昆明调查闻一多、李公朴遇害案,在群众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特务。他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乃至同榻而眠。建国以后他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但拒绝了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对内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见,终于酿成1953年与毛直接冲突的“廷争面折”的局面。梁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试一试毛泽东的“雅量”。1974年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他发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当遭到政治高压时,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真是现代的孔子。梁先生的哲学主要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的哲学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1885-1968)与梁先生一样,也参加过辛亥革命。熊先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湖北黄冈人,家中贫困,从没有受过任何旧式与新式教育,只读过半年私塾,要说文化程度,比梁先生低得多。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是自学成才的,特别有天赋,有悟性。他曾在《庸言》杂志上发表文章。梁漱溟先生看了熊先生批评佛学的札记,不同意他的看法。梁先生当时也不知道熊某是何许人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中批评了熊先生。这场笔墨官司导致了两人的历史性会见。1919年暑假,熊先生由他执教的南开学校,从天津到北平广济寺借居,与梁先生讨论佛学。1920年夏,梁漱溟先生来南京访问金陵刻经处,向欧阳竟无大师请教佛学并介绍熊十力先生求学。欧阳先生是佛学大师,继承杨仁山(文会)居士的事业,刻印流失到日本、已在中国失传的佛书和其它佛学典籍,后来办支那内学院,培养了一批佛学专家。这年下半年至1922年,十力先生在南京从欧阳大师学佛。由于梁先生的介绍和蔡元培校长识才,1922年冬,熊先生开始在北大任特约讲师,讲佛教唯识学。1927年,熊先生应汤用彤先生的邀请到中央大学来散散心,当时熊先生身体不好。次年,熊先生由杭州来中央大学讲学。吸引住了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先生,唐先生得列熊十力门墙。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他从他的老师那里走出来,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佛学界对他有不少批评。他在北大讲课,或与友人交谈,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先生“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敲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据说张东荪教授与他交谈时也被他拍过巴掌。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文学家、北大教授冯文炳(废名)是黄梅人,算是大同乡,是晚辈。废名与他争论佛学,争着争着,常常对骂起来,甚至扭打成一团。过两天,两人又和好如初。

  黄冈熊子真(十力)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是北大教授,也是我们武汉大学的前辈。1925他曾应武昌大学石瑛(蘅青)校长的邀请执教于我校。抗战期间在后方,他也曾到乐山武大讲学。

  熊十力的学术地位是由他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的双向批判、双重扬弃所确定的。他力图理解时代、把握时代脉搏,而又与热闹喧嚣的俗情世界,与新潮和时髦,与政界、商界、甚至学界,保持一定的距离,绝不随波逐流。在他一生的独行孤往、苦闷求索中,以传统批导现代,以现代批导传统,其深刻性远远超过了某些有着赫赫名声的讲堂教授。他以全幅生命抗拒着传统文化的腐化和僵化,批判专制主义及其吃人礼教造成的政治——伦理异化;又警惕、防范着人文的沦丧、价值的旁落、生命的钝化、灵性的消亡,抗议工业社会带来的负面——人与天、地、人、我的疏离与紧张,人性的贫弱化、单面化、物化,人失去了安心立命之所及精神的归乡与故园。熊十力力图复兴与鸢飞鱼跃、生生不息、生意盎然的宇宙大生命相匹配的人文世界,恢复具有创造精神的、活活泼泼的、刚健自强的民族文化生命。他以人文的睿智,重建了道德自我,重新考察了现代性与根源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人文价值与科技理性的关系问题。

  熊十力一生反对抛却自我、失所依归的“海上逐臭之夫”。面对菲薄固有、一意袭外人肤表、“追随外人时下浅薄风会”的全盘外化倾向和浮浅芜杂、转手稗贩、自贱自戕、奴颜媚骨的所谓“思想界”,他作狮子之吼,为挺立和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创造了融合西方思想、继承东方精髓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他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其苦心孤诣乃在于重新发现、开掘中华文化的灵根和神髓。一个人,一个族类,都有自身内在的大宝藏,如果不善于“自力开辟”、“自力创造”,反而“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放弃己性、特殊性、民族性、个体性,那就很容易沦为浮游无根的精神弃儿。熊先生一生最可贵的就是保持了己性,护持了“真我”。在他看来,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特质,只能是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倘若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学术失个性,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思想界。熊先生说:“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他提倡“自本自根,自信自足,自发自辟”,反对尽弃固有宝藏,凭浮词浅衷,作无本之学。

  为了纪念我们湖北出生的这位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并给海内外学者提供研究熊先生的最完备的第一手资料,由业师萧萐父教授主编,由我任副主编,我与景海峰、王守常、蔡兆华等同仁共同搜集、整理、点校的《熊十力全集》十巨册(500万字),已于2001年8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9月,由我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哲学系与湖北教育出版社,在我校共同举办了盛大的“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继1985年12月由我校与北京大学、湖北省政协、黄冈地区行署共同在黄州举办的“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后的又一次盛会。

  孔子被拘囚于匡地时,心地坦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当公伯寮向季孙进谗,毁谤子路时,夫子坦然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掉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一身系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30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

  马一浮先生(1883-1967)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又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第一部《资本论》就是他带回中国的。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杭州。以前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大去任教,他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个字回绝。抗战军兴,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居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泰和会语》、《宜山会语》。1939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有《复性书院讲录》6卷。马先生认为,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马先生的儒释道的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介石常常召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兴书院之前。特别有意思的是,据说马向蒋讲两个字:“诚”“恕”。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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