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港台后新儒家的基本转向之一——记霍韬晦教授及其法住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5 次 更新时间:2023-07-02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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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进入专栏)  

 

港台现代新儒学在牟宗三先生1995年逝世之后可以说走完了一个阶段,此后进入后新儒家的发展时期,在台湾出现了以李明辉为代表的具有“护教”倾向的新儒学发展路向和以林安梧为代表的“批判”倾向的新儒学发展路向。后者特别强调儒学应该进入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强调历史社会的总体意识,强调新儒学应该从境界的形而上学转到实践的开启。这里的“实践”概念“是以其自为主体对象化活动作为其启点的,是以感性的擘分为始点的,是以整个生活世界为场域的,是以历史社会总体为依归的。”[1]

类似于台湾这种“批判”倾向的新儒学发展路向,在香港有唐君毅先生的弟子霍韬晦游离出学院,创办法住文化机构,实实在在地进行新儒学的社会化实践工作,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可以代表港台后新儒家多元发展的一个路向,对我们大陆新儒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霍韬晦教授及其法住文化简介

霍韬晦教授是当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化学者,他是香港法住机构创办人兼法住文化书院院长、《性情文化》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喜耀教育文化基金会主席、喜耀粤西学校校董会主席、东方人文学院院长、新加坡喜耀文化学会永久名誉会长以及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

霍先生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讲授中西哲学(包括儒学)、佛学二十余年,后来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巨大挑战,更深切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变迁,社会人生问题的层出不穷,学院里学术思想的虚悬无用,以佛教的勇猛精进和儒家的经世致用精神,带着一些人的不理解甚至嘲笑,走出“象牙之塔”,以20年的艰难奋斗,推行社会的文化教育、家庭教育,以及修身养性的生命成长教育,越来越为社会和人们理解,越来越获得了成功。霍先生称他的书院教育为“后大学”,以教授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学生中年轻的二十多岁,年长的六、七十岁,大多数人边从业边学习,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技能,而是为了充实内心。现在,他还是国内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为北京中国文化书院的海外导师。

霍先生特别关注文化与时代、学问与生命的关系,除了在其专业学术上已有的成果外,近几年特别提出“生命成长之学问”,设计出独特的课程,如“喜耀生命”等,向人们提供生命成长的学问,以开发人的深度思维与创造力,通过充实内心来纠正自己的生命,发展自己的生命,辉耀自己的生命。慕名而来的学员远自美加、新马等地,使无数人在家庭、事业上获得突破。他还与同道捐资于中国广东省开设“喜耀学校”,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提倡性情教育,在知识教育之外,开发性情,让学童从小建立一个健康的人生方向。又针对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非人性化倾向,在企业管理方面提倡“人的管理与心的管理”,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上。香港首长级公务员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许多企业家都参加过他主讲的领袖学课程,包括《孙子兵法》、《易经领袖学》、《论语》、《老子》、《现代思维学》、《当代西方文化批判》等多项课程,并受邀担任香港、新加坡多家企业的顾问。

1982年霍先生在香港成立法住学会,1987年创办法住文化书院,旨在发扬中国书院精神,继承民间讲学传统。当代大儒梁漱溟的勉仁书院、马一浮的复性书院、张君劢的民和书院和钱穆、唐君毅的新亚书院等等,都是基于文化的忧患意识,继承了这一传统。法住文化书院的“法住”一词源于佛教,但这里的“法”并不是宗教上的法,而是一种文化。“法住”的意思是有素质,有理想,经得起考验的文化永不死亡。他首先是要继承传统的儒家文化,所以,霍先生开设的课程是《论语》、《易经》、当代新儒学,当然也讲当代西方哲学。因为在当前世界文化大开大合的时候,要开放地了解别人,对世界上一切的文化知识都要客观研究,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优点。但在感情上、理想上首先要承担自己的文化。法住文化书院目前有学生近千人,在教学风格、教学方法上,采用传统书院的自由讨论,自由讲学方式,由此培养了一批深得传统文化精髓的人。事实上,法住文化书院只是霍先生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早在1982年成立的法住学会,就是香港一个民办教育文化团体,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宗旨,以求有益于社会。正如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所说:“该会不单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更秉承先贤的信念,深信可透过教育‘以改善人的素质,改造世界’”。 [2]

现在,法住机构已经发展为跨国、跨地域的综合性机构。作为一个注册不为牟利、多功能的文化教育团体,其工作的范围横跨学术、教育、出版、医疗、慈善等多层次。其动因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早在20年前创办法住机构之前,他就特别有感于儒家文化被误解:许多人认为儒家文化古老、落后,代表独裁者。面对这种情况,他一方面是“抱打不平”,另一方面是“存亡救族”,他坚信“中国文化不是巴比伦文化。”[3]其目标是将一切对生命的成长有贡献、有启发的文化加以流传、开发,对人类的未来有信心,所以“法住”就是“文化的永不死亡义”。成立以来,得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赞助与支持,无论所提供的课程或所开展的生命教育和文化教育工作,都极具创造性,可以说翻开了中国儒学史上新的一页。在学术方面,法住文化研究院以培养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承的人才为目标,其研究范围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与哲学家、现代中西哲学比较、印度佛学研究、中国佛学研究、唐(君毅)学研究,经常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在教育方面,法住文化书院提倡“生命成长,不离修养,专业以外,还须读书”,提供后大学课程,回归中国古代书院及古希腊学园之精神,自由讲学,师弟接引,从关怀生命开始,到关怀整个历史文化,探求人类永久自存之道,以造福子孙,重建信念,超越自我,开发性情,建立积极之人生观,加强人对社会的承担力。还建立了喜耀粤西学校暨幼儿园,位于中国广东省罗定市凤华路新城区内,其课程糅合知识教育与文化教育,以有效方法开发学生性情,锻炼学生意志力,使学生得到全面、健康的成长。

二、霍韬晦教授的思想学术与教化实践

霍先生在四处奔波讲学授道的同时还不断进行著述。这些著述不是学院派的纯粹学术著作,而是立足原典,结合现实人生,融贯中西哲学、历史、文化,视野广阔,学养深湛,思想敏锐,观点新颖的著述,其中如《世纪之思——中国文化的开新》、《现代佛学》、《天地悠悠》、《中国书院之旅》、《走出死亡》、《喜耀禅话》、《禅——创造者的哲学》、《法住于世》(分理念篇、践行篇、时代篇、教应篇)、《当代文化批判——一个东方人文学者的响应》等数十种。这些著述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包括:

在儒学与中国文化方面,提出“生命儒学”,以与当代新儒家采取思辨进路、建构体系以响应西方挑战的知识儒学明显不同,使儒学回归生命本身,以直承孔子之教;提出“生命成长”的体会方法论,融会东方儒释道的精神及宗旨,力辨其非神秘而与西方知识的进路和追求截然不同,即彼此的前提不同、问题不同、所成就的价值也不同,故不能只以西方的客观性、明晰性及可检性为标准;提出“性情文化”(这是其“生命儒学”的拓展),以性情之学的立场讲解《论语》,认为这才是孔子精神,也是教育之本、文化之本;以领袖学的立场讲解《易经》、《老子》、《孙子兵法》、及《吴子兵法》等,训练现代人的领导方法与才能。[4]

在佛学方面,提出“佛教思想现代化”长远目标,主张佛教思想应与现代人生、现代社会结合,解决现代人的问题,使法住于世;提出“如实观研究法”,主张从历史、语言、文献、哲学、自身体会等多元进路,探讨佛典,进路现代佛教的诠释系统;提出“生命佛学”,以突破西方、日本佛教学者的知识佛学,使佛教智能回归生命本真;重构现代禅学的实践方法,带领学院学习“自在禅”及“初心禅”。 [5]

在对西方文化评论方面,以“平面化思维”来概括西方当代文化的特点,指出其渊源人权、平等、自由的观念,虽然能够建构民主制度,但对生命的追求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因此对民主制度的素质也不能维护;指出西方文化的成果在知识,形成仅知识具有普遍价值,其余价值归诸个人选择而形成的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进一步必然走向虚无主义,故现代社会是价值崩溃的虚无社会,人类前途十分危险;指出西方自由主义只重消极自由的不足,佛洛姆的“逃避自由”实际上是“逃避成长”;对当代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福山、后现代思潮均有批评,指出当代西方是“无力超升的世界”;指出西方文化之根——理性思维的局限与现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颠倒,对功利主义、科学主义的流行表示忧虑,认为今后人民的出路必须回归生命,一味外向思维必然愈走愈远。[6]

在教育理念上,从80年代起,提倡生命教育、文化教育,以矫正当前过分重视知识教育之失;90年代提出生命成长的教育和性情教育,进一步批判当今世界盲目追随西方教育的政策失误,认为推行健康的人性教育是当务之急,通过性情文化教育来解除人类社会的危机。[7]

在企业管理方面,首次把东方元素加入现代企业管理之中,为香港、新加坡各大企业主讲管理文化,提倡“人的管理与心的管理”,力探管理哲学之本,指出东方管理文化可补西方管理之不足;呼吁企业领导要重视修养,经常主讲企业家的修养课程,主张一切事业均应回归生命去体会,才有意义;在开拓市场方面,主张借鉴《孙子兵法》的造势、不战而屈人之兵,充分准备、控制成本、避实击虚等原则,在今天的商场仍然有意义。

霍先生的思想学术是通过具体的教化实践来实现的,与我们一般的学者不同,他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可以说是分不开的,或者说在逻辑上可分而在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他指出,人生不要以为获得一个专业资格就够了,也不要以为事业成功就可以满足,即使你拥有全世界,你还欠缺甚么?人生总有起伏,总有逆境。如何过关?如何突破?即使你是领袖,还可以再提升自己。

为了方便,这里就以的他面向社会所开设的课程先做一概括:这些课程有哲学、佛学、人文学、生命教育、心要、心理专业、语言、健康、武术、品艺、文凭班等几大类。具体的“哲学”方面包括当代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当代伦理问题、印度哲学精读、宗教人生面面观等,“佛学”方面有祖师禅、自在禅、释迦牟尼及其教化、佛学与现代人生、《坛经》与修持等,“人文学”方面包括《论语》性情学、《孟子》行动学、《庄子》逍遥学、唐君毅著作选读、中国家庭教育的智能、性情文学、性情学入门、禅?与创意思维、实用思考方法、甚么是人生智能?流行歪理批判、流行文化解读--解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后现代文化认识与反思、中西建筑文化的比较与欣赏等,“生命教育”方面包括亲亲与尊尊、与子女共舞──父母之道、儿童《论语》、儿童礼仪、喜耀生命等,实用生命成长初基班、企业领袖学的实践与应用,“心要”包括东西方人生智能精粹、情绪治疗窍门、教育子女秘诀、人际关系心要、当前社会争拗反思等,“心理专业”方面包括基本心理学入门、成长心理学、现实治疗法、大脑格式法、日常应用心理学、思维治疗工作坊,“语言”方面就是中英日语等,“健康”方面包括静坐身心治疗法、静坐入门、太极拳、健体瑜伽、少林禅功、刮痧保健美容、排排舞、绿色厨艺等,“武术”方面包括简易自卫术、儿童武术初基班、青少年武术班等,“品艺”方面包括古琴班、南音班、书法、水墨画、现代原色压花艺术、围棋、象棋、音乐、多元美术创作、万能小厨师等,“文凭班”就是与正规大学合作开设的中国哲学专业。从这些课程中可以看出,法住文化的创办者、设计者是把现有的知识体系进行了切合社会人生需要的重新分类,目的是为了满足现代社会人们的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解决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他的教学注重“实践”,由博返约,由知至行,修身处人,接物成事,一以贯之。而他的实践活动就具体体现在面向社会的教化活动之中,其中特别有以下几大板块值得详论。

(1)、喜耀生命课程

法住文化书院于一九九四年开设了别具一格的“喜耀生命”课程,霍先生融汇了儒释道三家生命成长之学的精义,推动性情教育,性情文化;课程的核心是人文精神,让学员在接受锻炼的过程中,沈浸在丰富多彩的中西文化资源中,提升自己的修养,打通自己的心理障碍,并以行动体会生命成长的要义,从而使之转化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据。[8] “喜耀生命”课程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年历程,原只在香港开设,很受欢迎,后来扩展到了新加坡,现在新加坡已经成立了喜耀文化学会和东亚人文研究所,把复活中国文化精粹的性情教育加以广泛推广,以祈性情教育的成果能够使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有所参考。

对于“喜耀生命”课程的教学效果,有许多学员都撰文谈了自己的感受和升华,如一位学员这样写道:

所有的喜耀同学都亲身经历过“喜耀生命”课程的锻炼,从锻炼中体会到喜耀所灌输的不仅是概念、模式,而是回归自我、身体力行,把学习融入生活中。

在文化根浅的社会,人会逐渐变得注重物质而让生命变得虚无,人也会越来越自我、脆弱或甚至迷失。在面对危机时,很容易崩溃。“喜耀生命”课程的宗旨,就是让每个人都能面对自己的弱点,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地进步,这正弥补了现代人的不足。

“喜耀生命”课程不仅是一个锻炼人的课程,它同时也在塑造一种文化——一种成长生命,开发人的性情和提升修养素质的文化。它根植于东方对生命的洞见,从个人延伸到家庭、社会以至国家。[9]

“喜耀生命”课程还吸引了许多人参与其中,成为“喜耀生命”课程的导师。如一位导师总结这一课程时说道:“这几年,一直参与喜耀课程的教学,亲身体会到同学们经过不断学习,得到成长进步;他们的心得到开发后,从内心发出之动力,十分强大,不但充满热忱,连胸襟、眼光、气质都和往日不同,真是进步很多。”[10]

“喜耀生命”课程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活动,揭开生命成长的奥秘,让学员在个人、家庭或事业各方面有所启发、有所突破,建立明确的人生方向。在教学过程中,霍先生有教无类,谆谆善诱,慈悲为怀,任劳任怨,孜孜不倦地通过独特的教学方法,使无数的同学得到启发,领悟到生命的意义,明白人生下来,不能与草木同腐,不能无声无息,不能白白过活,不能浪费生命,最重要的是成长,向事实超升,自己要做生命的主人,要做一个无愧于天地的人。这样的教学方法是把文化重新种入你的生命里,不单讲知识,而是在教学过程中令你吸收,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否则便只作为一种学术科目,只有工具价值。因此,它与学院的单纯传授知识截然不同,更不可与今日的这些受西方现代的市场文化、效益文化影响的专业教育相提并论。

(二)、儒家性情学

原始儒家倡导“为己之学”,注重在人的正常性情基础上充实生命,升华人生,追求人与天地并的道德境界。霍先生以“喜耀生命”课程的独特设计承担起复苏生命儒学,并以之教化社会的使命,他认为孔子所讲的“为己”其实是锻炼自己;你必须把自己放进生命成长的洪炉中,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11]他特别对《论语》中儒家的性情之学有深刻的体悟和理解,在讲《论语》时讲出了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许多人都读过《论语》,但一般人很难深入,甚至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些人以为《论语》只是古人的道德训诫,今天已经落后。霍先生挖掘《论语》背后之义理,与家庭、事业结合并评论中西文化,语言新颖,会通古今,为求生命成长者所必读。他概括《论语》的基本内容是做人和做事,这两方面一表一里,不可分割,两者都是归于生命成长的历程,互相融合。在人生命成长过程中,父子、兄弟、夫妇关系是最基本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永远是纲领性的三种关系。处理父子关系就是要讲孝道,这是人的基本性情,由此可以发展出“仁”来。另一方面,性情又是主观的,而人在现实中又有着复杂的客观的各种关系,所以一个人如何在不违背性情的前提下又要顾及客观的做事,外在的规矩,这就是“礼”。所以,儒家的“礼”原本是性情与义理兼备的。家庭伦理的立足点在性情,再延伸出去,社会人伦关系何尝不是性情?在孔子时代,尽管出现了礼崩乐坏,但人与人之间毕竟还有深厚的情谊,这只要看看《论语》中的友道、义道、信道,更重要的是勇于任事而又善于修养自己的君子的风度。孔子在当时所向往的,也是孔子所要努力守护的,是一个性情的社会、信义社会,或礼义社会。孔子相信,人只要有一点性情,即是有了根基。根苗已在,迟早会长出绿叶;根基已打下,大厦总会盖起来。这不是自然主义,而是深信性情有此动力,有此创造力,不会放弃,也不会束手无策。所以尽管现实丑恶,但我们仍可寄情将来。靠什么?孔子一些重要的事迹证明了:靠教育,靠教化。教育、教化对学生而言就是“学”。“学”其实就是性情教育,而不是读书识字那么简单。学什么?学做人、学做事、学修养、学承担、学通达、学成长……。[12]《孟子》为四书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其重要性仅次于《论语》。《论语》开发人之性情,《孟子》进而点明心性本善,人能成长,即在尽心知性以知天。但《孟子》更着意显发者,在践履工夫,以行动证成,而非只是一套理论。霍先生选读《孟子》材料,疏解其义,以见孟学大要;进而发挥之行动学精神,以助学者得益,使学员在行动中、在人生实践中开拓自己的性情。

发掘儒家的性情教育,既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正本清源的理解,也是救治现代社会多种顽疾的一个义举。因为性情教育是一个有深度的教育,它从根本上提升人的气质和素质,使人更能力去面对生活上种种个人、家庭和工作上的烦恼,不是社会上那些讲究方法、讲究工具、解决表面现象的课程或辅导服务所能比拟的。当我们看到坐姿不雅的小孩沉迷在手上的电子游戏机时,当我们看到把父母的苦口婆心当成耳边风的青少年的那种我行我素的态度时,当我们看到不懂得互相体谅和尊重的夫妻动不动就唇枪舌剑时,当我们看到无聊的人活着主要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时,我们感受到的其实是社会的危机和人类的悲哀,也深深体会到今天的社会迫切需要性情教育。[13]霍先生针对现代社会教育的过分知识化、技术化,提倡成长生命的性情教育,立足于东方文化传统,目的在于提升人的基本素质,让思维得到改善,让性情得到开发,促进了人际关系,家庭的亲和力和社会的凝聚力。[14]在孔子儒家的思想启示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过程中,他对性情教育也有自己的许多独特见解,如他说:

知识和文化,须要回归生命,尤其是要回归生命的性情。[15]

历史前行,是求成而不是求毁;生命成长,是能与而不是能取。唯有深入体会,才知生命的秘密;唯有开发性情,才知道存在的庄严。[16]

“性情教育”其实是返回我们的心……“性情之教”就是我们回去看我们的心,这是一个光明的心,而且是有其承担力之心。[17]

性情之教就是:洒落外在的凭依,而回归最深的自己。只有体会到自己的真实要求,才能站稳脚跟,而不会再随魔起舞。[18]

(三)、文化之旅的游学

霍先生在其教育过程中还吸收古代教育家游学的方式,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多次组织“文化之旅”的游学活动,带领学子游历各地历史名胜,每次主题不同,强调文化体验,加强成长资源,大受欢迎。如印度古文化之旅,探访佛陀出生地、成道地、初转法轮地及涅盘地,并沿佛陀当年的传道足迹,除了实地体会印度古文化外,霍先生还进行多场学术讲座和学员共同分享的交流活动。特别是霍先生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先后两次组织了中国文化之旅。1999年7月31至8月9日,由霍先生领队,有50多人参加,进行了“中国书院之旅”,到中国传统的四大书院游学,其中包括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象山书院、岳鹿书院及贵州阳明悟道之所,沿途除与当地学者交流外,还举办文化讲座:《中国书院精神及历史贡献》、《书院与佛教》、《鹅湖之会与中国哲学方法》、《书院精神的现代继承》、《阳明悟道的启示》。2002年8月11至23日,由霍先生率领80多人进行了“汉唐文化之旅”。游学团从中国西安出发走一段丝绸之路,沿途除参观汉唐古迹、凭吊古人、追思历史外,还举办了系列文化讲座:《汉唐盛世的启示》、《高僧求道的史绩》、《边疆名将的悲情》、《皇陵气象的内蕴》、《敦煌艺术的见证》。旅程最后设有总结与分享,团员们获益良多。这样的文化之旅不仅使参加者认识到中国历史的亘古悠久,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更通过霍先生的讲座、参加者的体验,对大家的身心修养、思想提升、智能提高,特别是有的团员还有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危机的认识,有了忧患意识和文化承担意识。如在“中国书院之旅”结束后,有一位团员这样总结道:这次活动“除了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宝藏,团友们也借着多次的小组讨论,彼此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危机,正是全面真空,人心失向,故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子,我深感自应力尽所能,为中国文化做出应有的承担。”[19]另一位团员说:“旅途之中最使人心痛的除了书院精神于今荡然无存之外,更感到途中所到各处,现在的中国人急燥计较,更缺乏认真做好自己工作的基本态度,可见中国文化的失落,已使素以礼义之邦享誉于外的泱泱大国沦为夷狄。这肯定是国民失了教化,本来植根于民众的深厚文化土壤已彻底受到破坏,重新建立文化的教育工作实是刻不容缓了。”[20]这里有些话虽然说得尖锐了点,但确实值得我们深刻而认真地进行反思。一些团员还把今天的法住机构与古代的书院精神联系起来,认为尽管在中国大陆的古代书院其文化内涵已经湮灭,其文化精神已经不再,但是香港的法住文化则是“继承书院精神,在默默地守护着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化。”[21]事实上,法住文化书院正是这样。霍先生批评现代教育中的大学,注重的是专业、实用,大学毕业之后急欲寻找出路,不少人很快就失去了在大学里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那种过去书院的高远的理想,那种承担社会、承担国家民族责任的精神。而法住文化书院的活动正是传统儒家以教育改善人心同时改造社会的现代继承和发展。

(四)、亲亲教育

可怜天下父母心,中国人特别重视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然而,近代以来,我们打倒了传统的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核心的教育制度,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在却越来越暴露出中国教育的无奈、无能和危机来。每一个父母都尽心尽力栽培子女,希望他们拥有健康和快乐的人生。但是,他们不得不受到现行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教育方法,特别是国家人才评价体系的影响与制约,弄得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教育,不知道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甚至发生许多人为的人间悲剧。知道有识之士也在议论、反思中国的教育体系,但是最多不过说说而已,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更没有大智大勇者来突破这样的教育制度,于是悲剧还在继续着。难道非要大死才能大生吗?

针对这样的现象,霍先生在香港倡导“亲亲教育”。“亲亲教育”是儒家性情教育的落实。为此他们设置了“亲亲堂”,作为推广“亲亲教育”的专门机构。“亲亲堂”的课程设计都是从开发和引导每位家庭成员的“性情”着手的。家庭关系好了,孩子成长也会健康。“亲亲堂”深信人的“性情”能够得到适当的开发和引导,人生才有真正的修养和成长。开发性情的起点就在“家庭”——亲子、亲爱、亲亲——袓与孙、夫与妻、父母与子女、亲友…… 温馨和融洽的家庭生活,使人得到心灵上的内在支持。所以,每个家庭的成员都应该让性情得到开发。“亲亲堂”意在创造一个又一个亲亲家庭。

“亲亲堂”在进行社会教化时非常注意对传统儒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进行结合许多社会发展需要的继承和发展。设计了回到孔子时代的教育修养与成长的教育系列,如“儿童系列”,学习内容有礼学:亲亲尊尊,有规有矩;乐舞:悦由心出,性情优美;射艺:强身正志,刚柔一体;御术:使用工具,得心应手;书法:读书识字,打好基础;数理:逻辑算数,正确思维。还有“青少年系列、成人系列、长者系列、夫妇系列、家庭系列、修养系列”等,提出“新六艺、新基础、新时代、新人才”的教育方向,这实际上是对儒家传统教育的现代化。“亲亲堂”开设了“亲亲与尊尊”课程,透过中国家庭教育的智能,辅以课堂讨论及活动设计,对具体生活个案加以剖析,使人们你懂得了解孩子,留意孩子的表现而做出适当的反应。开设了“与子女共舞──父母之道”,指出当子女行为出现问题,家长不当的反应往往会把问题扩大。所以,本课程教导父母如何给予子女恰当的响应,且在子女未出问题前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开设了“父母孩子心连心”课程,指出很多孩子都不懂表达自己,而父母也觉得很难了解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因这些不了解而产生不必要的磨擦,心连不了心,爱不能传。通过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参加这个课程,使他们懂得心连心之道,温暖大家的心。特别是设计了“喜耀青少年领袖计划”,其宗旨是:特为青少年成长、珍惜青春、认识自我、建立健康人生观与人际关系而设,以补学校知识教育之不足。本计划特为有志青少年而设,通过各种活动,使青少年健康成长,成为明日领袖;令青少年孝顺父母,与弟兄姊妹和谐共处,并懂得维系朋友、同学之友情,珍惜时光,不再胡混和浪费生命;激励学员勤力读书、发奋做人,使之胸怀大志,走上正途,踏入人生之康庄大道。本课程以“性情教育”为中心,修养青少年之心身,是成效超卓的青少年锻炼课程。还开设了“儿童读经班”,用普通话和粤语引领儿童读诵经典,教材包括《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孟子》、《诗经》、《老子》、《庄子》、《唐诗》……等古圣先贤所留下的智能珠玑。认为熟读一些有高度价值的书,对儿童的人格成长、心智成长、语文能力会有很大的助益。

通过以上的评介,可以看出,霍韬晦教授及其法住文化是一个复合性的文化教育体系,有多种成分、多样化的社会功能,其中仅从后新儒家的转向来看,可以说开辟了与学院派思想学术研究不同的以儒学入世,救人治世的实践派的道路,即以儒学为基本立场和基本内容,兼容佛、道以及东西文化,面向普通大众的社会教化道路。这一新儒家的转向路向直接上是对其师唐君毅思想理念的继承和发展。霍韬晦教授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受业于唐君毅。据回忆,唐君毅曾经说:儒学只在大学里不是他的理想。他认为儒家要有自己的医院、学校、旅馆,有它一切的行业,例如儒商、儒家的专业人士,这样儒家精神才能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生根。而今天霍韬晦教授自己的学生中就有医生、律师、会计师、工程师、教师、企业家,可以说是在某一意义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是儒学有生命力的证明。

这种教化与传统的儒家教化不同有:

一是民间的而不是官方的,二是个体生命的而不是群体治理的,三是现代文化性的而不是古代政治性的。

有人根据霍先生的学术研究相当多的成果是在佛教方面,是他是一个佛学家,这没有错,但是若说他仅仅是个佛学家显然是不全面的,他学术研究的面涉及到儒学、佛学、道家、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文化理论、人文学科、生命教育、心理学、语言学、健康、武术、品艺,等等众多的学科领域和知识体系,但他把这一切学术和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然后又用这些思想进行社会教化,这在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代儒者的工作了。所以,我是把他的思想学术与实践活动放在一起来看的,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儒教”——以儒者的身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进行教化活动,为社会实实在在的进行工作,救人益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注释】

[1]林安梧:《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序言》第V页,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11月。

[2]转引自刘建:《守护“家园”——访香港学者霍韬晦教授》,江西《信息日报》,1999年8月18日。

[3]李婉薇:《霍韬晦携哲学入人间》,香港《信报》副刊,2005年2月7日。

[4]以上详见作者《世纪之思》1999年、《天地悠悠》2000年、《走出死亡》2001年、《天地唯情》2002年,香港法住出版社;及论文《生命儒学的复位与21世纪文明》,《法灯》第231/232期,2001年10月。

[5]以上详见作者《绝对圆融》,1986 年,台北;《佛学》上下册,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现代佛学》,1998年,香港法住出版社;《如实观的哲学》,1988年,香港等。

[6]以上详见作者《论民主政治平面化之危机》等,1992 年,《世纪之思》收录;《法住于世》时代篇、教应篇;《天地悠悠》、《天地唯情》、《当代文化批判——一个东方人文学者的响应》等。

[7]以上详见作者《法住于世》理念篇、时代篇、教应篇,《天地悠悠》、《天地唯情》,以及在2002年新加坡国际儒学会议上发表的《推动性情教育、性情文化之世纪工程,以解除人类社会危机》的论文。

[8]陈荣照:《法光普照,人文辉耀》,《喜耀文化学会 东亚人文研究所成立庆典纪念特刊》,第11页。

[9]范文瑂:《为喜耀事业尽心尽力》,《喜耀文化学会 东亚人文研究所成立庆典纪念特刊》第23页。

[10]陈淑英:《让喜耀光辉更明更亮》,《喜耀文化学会 东亚人文研究所成立庆典纪念特刊》第22页。

[11]霍韬晦:《“为己之学”的真谛》,《法灯》228期,二00一年六月。

[12]《霍韬晦讲〈论语〉》,《性情文化》第10期,2003年2月。

[13]沉裕生:《正本清源,任重道远》,《让喜耀光辉更明更亮》,《喜耀文化学会东亚人文研究所成立庆典纪念特刊》第26页。

[14]郭文龙:《推广理想的文化事业》,《让喜耀光辉更明更亮》,《喜耀文化学会东亚人文研究所成立庆典纪念特刊》第28页。

[15]《如何寻找现代精英?——从传统之“士”说起》,《法灯》238/239期,二00二年五月。

[16]《千僖之吼》,第八届“喜耀教育文化基金”特刊,二000年一月。

[17]《二十一世纪的希望:性情之教》,《法灯》203期,一九九九年五月。

[18]《性情之教》,第七届“喜耀教育文化基金”筹款晚会特刊,一九九四年四月。

[19]卢瑞珊:《文起今衰》,《中国书院之旅——霍韬晦讲演集(二)》,法住出版社,二00一年版,第182页。

[20]李锦招:《锐志担当——书院之旅有感》,《中国书院之旅——霍韬晦讲演集(二)》,法住出版社,二00一年版,第185页。

[21]李嘉仪:《“书院之旅”感想》,《中国书院之旅——霍韬晦讲演集(二)》,法住出版社,二00一年版,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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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儒学评论》2005年,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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