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香港微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0 次 更新时间:2007-11-22 0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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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  

  

  ……我想说香港的好人好事。龙(应台)老师从她的角度,看到许多“坏事”,我却相反。其实我们的出发点完全一样,只是参照物不同……

  —— 钱钢给《财经》编辑的信

  

  山中遇险记

  

  我们说“爬山”,香港朋友不明白。他们说“行山”,有时直接说英文“Hiking”。这也会令我们茫然。“行山”听起来,像在坦途行走,可有时分明山高坡陡,弄不好会“行”出危险。

  香港多山,还有深山野趣,出乎许多内地朋友的想像。匆匆一游,记住的是旺角铜锣湾的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政务、商务任重道远者也难有心情,如我们这般呼朋引类去赏瀑。

  没错,香港有瀑布。中文大学熊景明老师,邀好友去大埔梧桐寨。临行前天色骤暗,飘落雨点,我们义无返顾带上雨具出发。一路是曲曲弯弯的石阶小径,最终抵达一处深潭。仰望,果然有飞流直下!虽然未及三千,却也可称百尺飞瀑。

  可以认定,后来发生的危险,完全和我们在瀑布下的雀跃忘形有关。我是撑着伞唱着歌下山的,远远离开了大队。雨越来越密。走到半路,身后有人喊:“熊老师摔伤了!”

  我慌忙折返,在一个拐弯处看见了脸色煞白的熊景明。她是在湿漉漉的石阶上重重地滑了一跤。此时半个身子已经不能动弹。

  我们试图报警,但是手机没有信号。正焦急万分,山下上来一对年轻男女。看穿戴,显然也是行山人士。那位女士赶紧上前,帮我用衬衣草草做了个替代的绷带将熊景明的手臂固定。这时我们知道,她是一位护士。更巧的,男士竟然是警察!他掏出手机,一看没有信号,跑出数十米,哇啦哇啦通起话来。

  他问我们:需不需要呼叫直升机?

  直升机?!

  我们看着痛苦的熊老师,熊老师畏怯地看着迷雾蒸腾的山谷。如果直升机轰然而至,将悬停在山谷上空,送下长索,将她吊入机舱。

  我们决定放弃“电召”空中救险。年轻警察于是请求派员上山。

  不能坐以待援,因为已近傍晚,天越来越暗。大家小心翼翼地架着熊老师,在湿滑的石阶路上慢慢移行。约莫过去半个小时,听见人声。

  一个,两个,三个……七个,有七个消防队员,从弯道那边走出来。他们穿着石棉服,肩搭大捆绳索,手提器材工具。看见伤员,立刻检查伤势。动作十分娴熟——他们飞快地给熊景明上好夹板。她手臂骨裂了。

  现在有了强大的护送阵容。救援队员有人开路,有人殿后。我了解到,他们属于附近乡镇(八乡)的消防局。这些消防队员,除了火警,还承担着各种救险责任。这个星期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在例行值班,严阵以待。

  一辆白色的小型救护车已在山脚等候。在把熊老师送去医院前,是例行的填表、询问、笔录,程式刻板,却瞬间完成。那瞬间,我吃惊地发现,旁边还有两辆红色大消防车,车上另有八名全副武装的消防员——一共有十五个人来救我们熊老师!

   “滥用直升机”?

  香港政府的救险体系,包括飞行服务大队、消防部队和“民安队”。遇到行山人士报警求救,前两者负责处置“有性命危险的情况”,后者处置“无性命危险的情况”。我猜想,那天我们在山上的紧张慌乱情形,令报警的男士提高了反应等级。通常情况下,上来的可能是“民安队”。

  “民安队”的全称是“民众安全服务队”,从民防组织发展而来,性质为“须穿制服并受纪律约束的辅助应急队伍”,协助正规部队执行各类应急任务。它有三千多名成人队员和三千多名“少年团团员”,成员虽为“兼职”,但须经过严格的报名、审批、训练过程,有值班制度,离开香港一周以上要请假,执勤有薪酬。最常见的工作是援救行山人士。有时仅仅因为行山者体力不支,接获报警后他们也会派人赶到,陪同你安全下山。

  消防部队和飞行服务大队要应付更紧急的事件:行山人士遇险,山火,山泥倾泄,海上搜救等。各等级的救援,无不由公帑(政府财政)支出。

  我想到那天可能飞临的直升机。如果有人恶作剧,做“狼来了”式的报警怎么办?

  在“香港行山网”,有网友呼吁“请各行山人士不要滥用直升机,近来很多人故意扮作身体不适或故意行至危险地方而召唤直升机,上机后则精神奕奕。此举严重浪费纳税人金钱及阻碍其它救援工作”。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向不适当使用飞行服务队服务的市民收费,阻吓那种动辄报警、搭乘“免费空中的士”的行为。但惩罚性措施至今没有推出。

  

  处处公帑

  

  削减公共支出的举措不易通过。在香港立法机关,倾向于“大政府”,要政府多多“派糖”的声音,不分左右,总是较强。他们往往又同时反对加税,听来有些矛盾。

  刚来时,朋友告诉说“香港有许多社会主义”,我大惑不解;后来有了日渐增多的近距观察,明白那是指公共服务。

  今天香港的七百万人口中,有近半数,或租住政府提供的“公屋”,或购买了政府为“居者有其屋”而提供的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居屋”。公营医院收费低廉,我的一位女同事生孩子,所花费用,总共是港币四百多元。还有我天天见到的公共交通设施、康乐体育设施,“公帑”——即政府财政支出,随处可见。

  香港的过街天桥、过街隧道、有盖行人天桥之多,任何一座内地城市无法相比。有人说,如果一个暴雨天,你从深圳罗湖口岸过关来香港,可以不用雨具,一路来到最繁华的中环,衣鞋不湿。体育场地之多,同样让人吃惊。夜晚的公交车上,很容易看到灯光通明的篮球场、小型足球场。我还从傍晚降落的飞机上,清晰地,自然也是更确切地目睹过那许多雪亮的小方块。

  学者陈冠中告诉我们,香港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福利政策(即“善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定型。

  有朋友到港,常带他们去街市。街市大楼分布较密,大约每一个范围大小介乎我们“街道”和“居委会”之间的区域,都有一座。格局大抵相似:底层,卖新鲜蔬菜、鱼类、肉类。中间,水果、锅碗瓢勺、针头线脑。必定会有一层是“熟食中心”,可称“室内大排挡”,多个小餐铺汇聚在一起。也在同一楼里,必设公共体育中心;有供放学后的孩子来做作业的“修习室”;必有一个公共图书馆。香港所有的公共图书馆组成一个网络,你在西环的街市借了书,可以在长洲岛上的街市归还。街市的正式名字是市政大厦,但不是衙门,是政府为市民提供服务之所。

  

  茶餐厅.普通香港人

  

  香港普通市民,是些什么样的人?我在写作课上布置同学写题为《茶餐厅》的作文,参考范文,是颜纯钩先生的《茶餐厅咏叹调》。

  相信像颜先生这样一位在内地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后移居香港的人,熟睹炎凉,对香港的观察独具只眼。“我思疑茶餐厅是中式大排挡和西式餐厅杂交后生出来的一个畸零儿,粗头乱服的村妇,与西装革履的绅士,一夜风流后不小心留下的孽种。虽然身世不幸,但在香港这块风水宝地上,天生天养,山水钟灵秀,到底出落成一个貌不惊人却命硬身强的独立人,多年来没有安全感的生存环境,磨练出善于自我调节的本事,惯于逆来顺受,见风使舵,有让人喜欢的随和……”他是在写茶餐厅吗?

  香港的茶餐厅,和移植到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的那间商务人士云集的“茶餐厅”大相径庭。它是道地的香港景致(最近有政党建议将“港式茶餐厅文化”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颜纯钩写的茶餐厅里,有“牛记笠记”(穿牛仔裤和T恤衫的人),贩夫走卒,白头发的看更,提篮买菜的阿婶,上班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白领女孩,游手好闲自称有背景的染发小子,放学后来吃点心的中学生,晚起的性工作者,还有——

  傍晚从写字楼下班的小俩口,叫两个套餐,搭配着吃,互相夹菜,边吃还能边互送默默含情的眼波,吃完了去家私店转一圈,或看一场电影,日子平淡而满足。……

  吧台上水沾着落单纸,正在冲奶茶的吹着口哨,是《我的祖国》优美雄壮的旋律,一听就知道又是新移民一个。……

  课上的同学,也给了我形形色色的茶餐厅风俗画。我最喜欢的一篇,写的是在赛马日变成“马迷必争之地”的茶餐厅。“马迷食饱饭,博杀时候到了”,他们深深呼吸,双目凝视茶餐厅的等离子大电视——

  开跑了……餐厅静得出奇。吃饭的停了手,伙计也慢下来,人人都好像生怕大声一点会吓惊在远方的一众名驹。……三数分钟的赛程,时间静止,空气停顿。过终点了,有人饮得杯奶茶落,有人心情苦过斋啡,酸过无糖柠茶。平静的时光到此为止,粗口开始横飞……

  “马照跑”是此间一景,“舞照跳”却早已不应算香港特色。而这两句,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香港人生活的全部,不知“营营役役”才是普通香港人的真实写照。

  

  “营营役役”解

  

  内地人很少用,但在香港,无论报章社论,学生作文,都能看见这个词。“营营”和“役役”,语出庄子。原形容追名逐利的忙碌态,但如今已无贬义。就像周璇的老歌《渔家女》所唱:“不管是夏是冬,不管是秋是春,摇荡着渔船,摇荡着渔船,做我们的营生”。也让人联想到特首选举的竞选口号:“我要做好呢份工”(“呢”是粤语,“这”的意思)。

  香港中学生考入大学的比例,不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数众多的香港学生,读完中五就要工作。使我最早体味“营营役役”感觉的,是在我住处圣约翰学院附近的巴士总站。那里有一群分属“九巴”、“新巴”和“城巴”公司的司机。车站旁有个供奉“五方五土龙神”、“门口土地财神”、“前后地主财神”的小小神祇(神龛),香烟缭绕,总是摆放着新鲜橙子、苹果。司机们还带来水和食物,照料几只晴天卧在龛顶雨天缩在龛内的流浪小猫。我常见他们停下车,几乎一溜小跑,到值班亭签字,到厕所小解。喝点水,或是吃个盒饭,又要上路。他们穿着制服,打着代表各自公司的红色、橙色、灰色领带。上车后,开空调,系安全带,正襟危坐,开门让乘客进入。乘客多半也在为生计奔走。香港的中年男子,多花白头发,肩负背囊。有时在此站上车的一位我熟识的大报总编辑,就是这模样。

  “营营役役”,浸着日复一日的辛苦。香港人艰辛的一面,内地朋友难以想像。我曾和龙应台一起去拜访过深水埗的“板间屋”人家。从女记者陈惜姿的新书《天水围十二师奶》中,读到升斗小民令人酸鼻的挣扎奋斗。自然我也亲眼看到另些人的故事。

  我的住处,有位清洁工心姐,四年来,差不多天天看见她额头挂着汗珠,为我们清理房间。她负责两层楼面四十多间宿舍的清洁,一天的劳累可想而知。两年前有一天她告诉我,她要去澳洲度假了,去看在那里留学的儿子,买的是含税四千多港币的折扣往返机票。今年,学酒店专业的儿子就要毕业,圣诞节她还要去悉尼参加毕业典礼。她的女儿已从香港城市大学毕业,在“新鸿基”工作,边工作,边继续学习,还想考一个硕士学位。

  营营役役,还有我们办公室的清洁工郭女士。一天,在同事容小姐的生日派对上我看见她。她那晚穿着十分合宜,还少见地戴着银丝边眼镜。丰盛的晚宴在宽敞的露台举行,餐后容小姐为大家弹奏钢琴,并邀请郭女士读中学的女儿演奏。我于是知道,终日埋头擦洗清理的郭女士,刚为爱女买下钢琴。

  同事容小姐的父亲,二十年前是一名普通导游。容小姐五岁那年过生日,全家在茶餐厅吃了四客“牛杂河”。容先生辛勤工作,加上受惠于内地开放,投资深圳乡镇,成为企业家,一家步入佳境。儿女均在名校毕业。儿子结婚,他们在六星级酒店——中环四季酒店宴会大厅举行了盛宴。

  

  底线与底线之上

  

  “做好呢份工”是香港人的底线。香港的底线非常坚固,从遵规守矩的工作态度,到不越雷池的公共秩序。去银行办事,银行小姐为我解释某事,不厌其烦。可是当我说多谢她的细心介绍时,却发现她神情诧异,甚至有点不悦。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她的职务行为,做,是她的本分,如果没有做,导致你的误解和损失,她要负法律责任啊!

  香港人“避讼”和“免责”的意识很强,也常表白自己“只想挣钱,不懂政治”。但这不是全部。

  我是“非典”那年来香港的。疫症肆虐,全港恐慌,手机上常收到的“距你所在x公里的区域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的短信。我寄住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家,每天早上,她都收听一个著名的电台“烽烟”节目(“Phonein”的音译,即听众热线),听那位被称作“十点钟前的特首”的主持人,咄咄逼人,不时接通高官电话质询追问。疫情迅速蔓延,陈教授如坐针毡。一天,她约我同去参加一个会议。

  我看到许多人:医生、退休总编辑、记者、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议的议题是:政府当前的疫情信息发布,完全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更快捷更有效的独立信息发布渠道?

  内地一些地区,有人对疫情信息正捂之惟恐不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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