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台湾志工——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所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3 次 更新时间:2010-08-14 21: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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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  

  

  明磊:

   《民间》越办越好了,不只我自己这么看,许多朋友都有同感,让人高兴!

   去年我曾两次访问台湾,其中一次逗留了一个月。看到《民间》,自然就想到台湾的“民间”——想到我所认识的台湾志工。我就用这封信来报告一二吧。

   我第一次到台湾,是接受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邀请,去台北参加“面对密苏里——太平洋战争六十周年反思”国际论坛。在机场,见到一个女孩,举着写有我姓名的牌子,在紧张地打量每位旅客。我上前和她打招呼,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即刻打开手机,报告“接到了!”原来这是淡江大学大一学生小筠,基金会志工。台湾朋友所称的“志工”,也称“义工”,就是我们所说的“志愿者”(Volunteer)。第一次做志工的小筠显得有些慌乱,候车、上路过程中,时而看记事本,时而看表,时而与“小文姐”(基金会仅有的两名专职人员之一)通话,即时报告。临近台北市区,确定能把我按时送到记者发布会的现场,她才如释重负,向我“请教”起“怎么看台湾媒体恶质化”的问题来。

   我们的好朋友,身为作家、文化评论家、曾担任过政务官的龙应台,怎么会想到创办这样一个基金会?——一个“不希望倚赖政府经费或任何特定财团”、主要向公民募款的民间团体,经费由大批“无名氏”一千元、一千元地涓滴汇聚(一千元略等于人民币二百元)。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大型国际论坛,定期举办公民思想沙龙,它的“人力资源”,完全依赖志工。这大胆而冒险的设计,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创会理念”?

   这二十年,在不同时段,我见过不同身份的龙应台。一九九三年,我在德国结识她——轰动两岸的《野火集》的作者,两个可爱男孩的妈妈。一九九八年,我在《南方周末》工作,她是我们的专栏作家。连续发表十余篇文章之后,名字从版面消失——她在一九九九年出任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又数年,我们在香港重逢,卸任后的龙应台,现在是频频飞行于台湾海峡上空的大学教授,热心公共事务的评论家。这两天,香港大学到处可见鲜亮的“Poster”(海报),龙应台将主持第七次“思索香港论坛”,和公众讨论特区政府总部的迁址问题。

   二○○五年,“财团法人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成立,恰逢《野火集》问世二十周年。有细心的记者注意到,二十年前言辞犀利的“放火”的龙应台,现在向社会宣示的是“寻找文化蒲公英”这样的“柔性诉求”。我想这也正是你感兴趣的:台湾民众经历了二十多年对抗威权的历史,“民主”了,但现实政治却越来越令人失望与愤懑。这时有志同道合的文化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说,有几流的公民,就有几流的政治;让我们回到民间,回到人的素质上来吧!他们决定创立文化基金会,“基金会是一种‘公投’,”龙应台说,如果公众对现实政治环境不满,那么就请他们用投票给文化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社会的体质,给下一代一个不一样的环境。龙应台没有想到的却是,朋友们一致建议她为基金会“捐”出自己的名字。

   龙应台后来回忆,“我的性格很老庄,又有儒家知识份子对社会的责任感,要站出来做基金会,有很多挣扎,压力很大。后来被好朋友骂‘怕就不要出来做事’,才决定,把热情烧到底吧!”

   我亲眼观察,渐渐觉察到事情的神奇。我在演讲的那天下午提前到达国际论坛的会场,远远听见笑声、掌声、其间还有龙应台清脆的声音。那群在会场里外忙碌了一上午的志工,正利用下午开会前的间隙和龙应台聊天。会议中的凝重、紧张,这时荡然无存。我听到“退除役官兵”这个陌生的名词,知道志工里有不少是龙应台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时的同事。我也发现,志工中有“龙口粉丝”(台湾人有这个词形容龙应台的Fans——崇敬者),她们雀跃着利用这个时间和龙应台合影或是请她签名。著名作家拥有自己的“粉丝”,本不为奇。奇特的是龙应台能把自己的“粉丝”引入为社会服务的志工队伍。她向一位又一位志工表示谢意——同时也在一一评点他们的工作。她不时建议大家用掌声相互嘉勉、加油。她建议大家感谢被称为“执行长”的一位中年男士(他曾是龙应台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的“主秘”,实为局里的第三把手),感谢他掌控全局、指挥若定;她还建议志工们为基金会仅有的专职人员袁绪文(大学生志工称她“小文姐”)鼓掌,并送上一束鲜花。因为承受巨大工作压力的小文“已经偷偷地哭过多次……”

   我们不能不服龙应台。我太清楚她的“时间表”了,她几乎每天都要写作、备课到深夜(她身兼台湾清华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时值国际论坛召开,如此多要人、前辈,她必须了然于心、礼数周全。可是她还能挤出这样的时间来和志工们轻松聚会。不,不是“挤”。远远看过去,龙应台远比在其它场合更随意、即兴、信马由缰。我能感觉到她需要,她需要志工们的“浸润”,需要如鱼得水的欢乐。

   如果你访问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网站(http://www.civictaipei.org)或是发邮件到他们的信箱(civictaipei@hotmail.com),都可以发现“civictaipei”(“市民的台北”)的这个自造的名称。志工群和基金会的这种骨肉关系,缘自基金会的核心理念。国际论坛面向民间,首先帮助“新青年”直接接触国际的思潮和人物,训练作一个世界公民的基本条件。为了维持基金会的民间立场和独立精神,他们慎选捐款来源;而且相信,“蒲公英”的草根力量才是他们真正愿意依赖、愿意拓展的。但这也意味,基金会势将靠着极端有限的人力资源,以小搏大,用傻子的热诚继续灌溉台湾的文化土壤。“我们天真但并不幼稚,我们都知道在目前台湾的环境里,理想主义多么难以生存。”基金会的“志工招募”广告写着:“发起基金会的朋友们,以及基金会所有的义工,都只是宣告了自己愿意‘下海’作义工的事实,有如在干瘠的土里埋下了一粒种子。种子发不发芽,长不长叶子,也要看这个社会让不让它发芽,给不给它灌溉。”从网上可以下载的“志工申请表”,请你说明自己的专长;请你选择,是愿意当“行政志工”、“活动志工”还是“编辑志工”;请你说明自己的“可执勤时间”(以两小时为一个单位);还有,请你写下自己的“期许”。

   二○○五年底,作为“台北市驻市作家”,我第二次访问台湾。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我参加了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两个活动:部分董事和学者的“议事”聚会;志工的工作晚餐。两个活动都是商议二○○六年国际论坛的准备事宜,却风格迥异。在“紫藤庐”茶寮的前一个聚会,茶香里透着浓浓的书卷气。教授和作家们,在这里谈论“自由主义”、“后殖民主义”、“脱美入亚”、“身份认同”。薄暮时分,龙应台和我转移场地,来到“耕读园”,这家餐馆的进门处有两幅匾额,一边写着“佐邻”,一边写着“佑舍”,很有点守望相助的味道。走到正在喝茶,准备用餐的志工们中间,扑面而来的是家庭气息,松弛而温暖。

   这里面有老志工,也有一半是新加盟者,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自我介绍或是发表感想。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服务员不时送来个人所点的小火锅晚餐,“什锦火锅!”“素食火锅!”“泡菜火锅!”这些名词插进志工们的发言里,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幽默,惹得众人阵阵欢笑。

   一位在某公司任职中年女士说,她是看了报纸,来参加龙应台基金会的。“这是我人生很大的转折点”,她说,回台湾两年了,有一年半的时间都很不开心,很不快乐,一直曾想再回去美国。在这个暑假里参加了基金会,看到一群有相同理念的朋友一起做事,感到很好奇。从那时到现在,她开始安静下来了,而且想做点事情。她道出她来当志工的心愿是:“希望让我自己更多的沉淀,享受这里的生活,享受我的宁静。”

   一位女士说,有朋友从美国回来,发现她很忙,看到她晚上又要出门,去龙老师的基金会,那朋友很讶异。她就给朋友解释,什么给年轻人活力啊,国际视野啊……朋友听了,说,很好啊!这位女士道出她和朋友共同的感觉:“因为我们都热爱台湾!”

   一位姓李的先生说,在台湾感到文化气息很少,做很多事情只是为了过生活。现在的人越来越自我中心,向善的东西越来越看不到了。他说,他来基金会,是要来贡献,来学习,“我很感谢你们,使我有机会参与”。

   一位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罗家伦、傅斯年文章的女士,认为当今的时代特别缺少思想。看到龙老师,很佩服她。她忍不住问了个私人的问题:“龙老师是不是天枰座的?”(在一片笑声里龙应台答:水瓶座。)

   这些志工朋友,有的来自商业团体,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家庭主妇(这些中年女士互相戏称“老人A”、“老人B”),有的是从事音乐版权交易的商人,还有官员和前外交官。和他们交谈,最常听见的词汇是“爱”,是“关怀”,是“学习”。

   小火锅一个个被送了上来,其实是很简朴素淡的晚餐。在欢声笑语里,龙应台站起来讲话。她的讲话,后来让我回味许久。不仅是她说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她说话的时间和地点。我听过龙应台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但我没有想到,在一次志工的工作晚餐上,她会发表那样一个精彩的演讲。没错,三十分钟的即兴演讲,面对满桌热腾腾的小火锅。

   “大家一面吃,我一面讲。我平时很在乎自己讲话时别人在吃东西。但我们今天是工作,不一样。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见面,而且有一半以上是新的同志。从哪儿讲起呢?”

   她从台湾《天下》杂志年初做的一个调查谈起。这个调查令人吃惊。被调查者,有百分之八十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联合国总部在纽约;有百分之六十七不知道中国国家主席是胡锦涛。龙应台谈到了他的两个在欧洲长大的儿子,他们在台湾,看到满街的“7-11”商店,会想到全球化和保护本土产业;在香港,看到群众游行,立刻能以罗马、伦敦等地的反战大示威来当坐标进行比较。用这些生动的例证,龙应台引出基金会的宗旨。

   “好,我们就专心做一件事情,这就是‘把全球视野带进来’。我们就是把观点带进来,看看能不能让全球的视野影响到我们的年轻人。”龙应台说,“所要发生的是什么呢?我自己想象,所要发生的就是一个‘灯塔效应’。灯塔很小,瘦瘦长长,但是在黑夜里它的光照得很广。”

   龙应台请志工们拿出二○○六年国际论坛的资料,向他们细细解释这个以“民主”为题的论坛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她说,台湾的民主,本来是华文世界的一个指标。但是“两颗子弹”(即二○○四年“三一九枪击案”)几乎是一个分水岭。“整个华文世界,哈哈哈哈耻笑:你看台湾的民主是这样!不只是华文区。我们台湾人原来有个说法,我们台湾要小心,不要变成菲律宾。现在,菲律宾人说,我们菲律宾要小心,我们的民主不要台湾化!”

   龙应台说,台湾好不容易争到民主这个东西,如何评价它,其实需要一个更宽阔的坐标体系。想看台湾的民主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你应该知道拉丁美洲的民主,应该知道俄罗斯的民主,知道它们是什么状态;你也应该知道东欧、匈牙利、波兰,他们在发展,他们今天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我们同时还有一个参考系,大家是不是知道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很少人知道,是不是?在巴基斯坦,民主这个制度和它的文化到底是怎么结合的?我们也不知道,印度,这么广大的国家,这么广大的人民,这么古老的文化,然后它又如此的贫穷,在那样的土壤里头,它的民主长在那里,又长成什么样子?再说南韩,我们会觉得南韩和我们很像,发展模式,似乎是平行的;可是我们又觉得,哎?奇怪,一九九七年的时候,金融风暴,经济都快要跨掉了,可为什么南韩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然异军突起。它的民主,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你再看日本,亚洲的民主老大哥,可是他的小泉政府,它的这样一个转变,是为什么?而我们对日本,只是落在李登辉啦,亲日啦,仇日啦,这些纠结上。对于日本的民主架构,在日本的传统文化里头,它到底是长出什么东西来了?我们并不知道,缺少深刻的讨论。再回过头来说美国,我们在批判自己的民主体制的时候,如何解释,美国有了布什之后,它的民主,老民主,竟然会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

   龙应台说,“五四”在中国历史上是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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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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