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小真:德里达和现象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6 次 更新时间:2007-08-30 06: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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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真  

  

  任何哲学都是对哲学历史的解释,对其矛盾的解释,通过哲学行为的超历史意义对其可能的统一的证明

  ——利科:《胡塞尔〈笛卡尔的沉思〉研究》[1],载《致现象学派》,弗兰出版社,1998

  

  【摘要】 本文希望通过对德里达和现象学的关系的梳理和探讨,分析德里达思想从胡塞尔现象学开始而又从一开始就与之“偏离”(或可说“延异”)的由来和发展,试图指出德里达对现象学运动是有贡献的,对于德里达从现象学出发的哲学反思和由此展开的独特的跨学科的哲学质疑的探讨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代西方思想的诸多问题的实质和内涵,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文章主要通过对德里达早期著作的分析,从起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入手探讨德里达与现象学的关系。现象学在德里达的著述中处处留下踪迹而又处处被“偏离”,这构成了德里达解构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恰恰是德里达对现象学运动本身的贡献。

  【关键词】现象学;解构;起源;延异;书写

  

  引言

  

  在具体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希望提请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德里达自始至终坚持的“文本第一重要”的思想。

  概括说来,使德里达作为杰出的、有独创性的哲学家而成名的是他的两个“三部”系列:1967年:《声音与现象》,《书写语言学》,《书写与差异》。1972年:《立场》(中译《多重立场》),《哲学的边缘》,《散播》。可以把“文本第一”的思想归纳为三个基本主题:1)文字对于言语、踪迹之于声音、文本之于言说的优先性。或者记录维度之于任何语言形式的优先性。德里达由此与出自希腊人又被基督教代替的任何形而上学传统针锋相对。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勒维纳斯的影响 [2] 。所谓的“逻辑中心论”把声音判断为比文字更加在场,更加活跃,更加中心,文字只是摹本,是次级的,没有什么价值的实在。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认为,思想,即使是最抽象的思想,类比,甚至最难理解的,也属于经历的经验,不可归于任何无声的文本。在《斐德罗》中,柏拉图引用了一个埃及神话,更加明确地说明了他对文字的轻视(或者仇恨?)[3]:据说最早发明文字的埃及的塞乌斯,他自夸文字的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更加聪明。但是国王萨玛斯却不同意,他认为,文字的发明只会使人容易忘记,因为他们只相信那些外在的文字符号而不依靠内在的记忆。他们教给学生的只是近似智慧的东西而不是智慧,从文字中以为学到很多东西,实际上对其中大多数是无知的。文字好象图画,画的好象是活的人,但如果你向他提问,他只能一言不发。写的文字就是这样,讲得好象很聪明,但如果你向它请教解释,它却只能重复原来的话。还有,文字写出来以后要传给各种各样的人,有的能理解,有的可能产生误解,文字自己是不能解释的[4]。这就是说,一种口头的文化是永远现实的回忆的文化,文本或书的文化只能统治一切忘记的形式。“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文本的重要和优先地位,是德里达整个思想脉络和他的解构思想的一个根基。2)这一点和前一点紧密相连:意义不能和符号分开,即文字的思考。观念不可能脱离语句,因为承载观念并且传递观念的风格在语句中标明。所以应该关注思想家用以书写的方式。从思想家细微的语句表达和他们的文本中与他们言明的思想相反的一切出发是可能的,也是合法的。关于文字的工作可能显现为一种观念的研究,这就打开了区分文学和哲学,理论和虚构的道路。3)完全走哲学之路或完全脱离哲学之路都是不可能的。唯一“不可能”的可能就是同时“在内”和“在外”,质疑哲学本身,向问题提出问题,阐明形而上学话语的前提,这种话语声称理解或压倒或超越其他任何话语。

  

  一、从现象学开始提出、思考起源问题——《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

  

  起源问题在西方是一个传统而又没有结果的问题。在德里达那里,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和“文本”的地位有关的:那就是德里达对文本这个“开始”的不懈追求和探索。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开始?”重要的事实是:在问题提出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意味着,我们永远要迟于书写(文本)。灵魂就象一本书,在这本书中,内部的语法记录了印象和推论。在《菲勒波斯》中,柏拉图对此有过思考;在《斐德罗》中,柏拉图明确指出:外部的书写(文字)是灵魂的抄件。而德里达由此则认为,灵魂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其实就是那个“开始”,那个最本原的东西。这个最本原的东西,是真正的开始,也是德里达追随着他的前人、而又不愿意和他们走同一条道路所苦苦追求的。

  德里达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和《〈几何学起源〉导论》两部著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生涯“开始”的印记,使之在对胡塞尔著作的解读和批判中逐渐确立了他自己的理论方向,也可以说,是在一开始就离开了这个开始,从一开始就相异于这个开始。

  德里达在1953-1954年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中译为生成),这本书写成后并没有发表[5],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90年才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篇论文几乎涉及到了胡塞尔的全部思想论题,他在几次访谈中都表示,至今他都坚持文中的看法。他的胡塞尔解读要求的是一种至今仍然有启迪作用的规律(甚至是字面上的陈述),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坚持他所要揭示的事情,一如一种特异性以其自己的方式已经和一种必然性协商,这种必然性永远超越这种特异性并且应该无休止地重新拥有。德里达所说的必然性就是一种“起源”、“简单”的最初扩散、开初的“偏移”的原始复杂(情结),这些是任何分析都不能在其现象中表现或使之表现的,也不能使之还原为与自我同一的瞬间的守时性。问题是:“一种基础(奠基)的起源性如何可能成为先验的综合?任何东西如何能够从一种‘复杂’开始“?现象学话语据以构建起来的一切限制从一种“播散”的致命的必然性开始被视作是应该在对立的两边受到质疑(“未发现的复杂”和“被掩盖的播散”):先验/世界,本相/经验,意向/非意向,主动/被动,在场/非在场,准时/非准时,本原/派生,纯粹/不纯等等,每一边的震动都要传播到所有其他的边上面。分化的播散“法则”(规律)把它的逻辑强加于一本书的从头到尾。“播散”这个词从那个时候就不断地缠绕着德里达。另一方面,通过这个规律的环节,轮廓和效果,“起源”的“原始播散”于是得到一个哲学名称,德里达要与之分道扬镳,那就是“辩证法”,一种“原始的辩证法”。一种辩证法的竞争声称超越了辩证唯物论 [6],而几年以后发表的《〈几何学起源〉导论》(1962)和《声音与现象》(1967),其实是继续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中对胡塞尔的阅读。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中,德里达把“起源”(生成)的问题当作阅读胡塞尔的主线。他通过对时间、生成和历史分析了在现象学奠基者的思想中的困难,无论是在先验主体的构成和对象(特别是科学对象)还是在对象意义的意向性创造方面。

  

  二、起源问题解决的途径——《〈几何学起源〉导论》

  

  1962年,德里达发表了《〈几何学起源〉导论》一书。德里达选择这个文本翻译,是因为胡塞尔在观念和数学对象的“构成”中瞄准了文字问题。而这种探索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德里达,他的所有研究都从这个在文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文字问题的讨论出发,后来又加入了其他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问题,甚至还有不属于话语的摄影、绘画、建筑等问题的讨论。德里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在我的哲学研究初期,我开始阅读胡塞尔,写有关文章的时候,也就是50年代初期,在萨特、梅落-庞蒂等人对现象学的引入之后,我感到了从现象学出发提出科学、认识论问题的需要,这些是他们没有以某种方式研究的问题。因此,我就写出了我的关于科学和数学方向的最初著作,在这个过程中,我过对文字问题始终关注,寻找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能够使我对文字进行讨论的内容。他是如何谈论文字的?他把文字看作什么?他如何连接科学、现象学和文字问题的?我在《几何学起源》中找到了这些。我对伊波利特表示要翻译《几何学起源》,要研究它。因为,对于那些从数学对象直观出发构建可交流的观念对象的学者团体来说,这里面有一种对文字,对必然性的简明、概括的说明。胡塞尔说过,只有文字能够给予这些观念对象以其最终的理想性,只有文字能够让这些对象得以以某种方式进入历史:它们的历史性是从文字而来的。然而,胡塞尔的说明是模糊隐晦的,所以我试图形成一种文字观念:它同时使我能够分析胡塞尔那里发生的事情,并且满足向现象学和现象学直观主义提出问题的需要,另一方面,我试图打开继续让我感兴趣的问题:文字记录。什么是记录(铭录)?从什么时刻出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种记录是文字的(字面上的)”[7] ?其实胡塞尔让德里达看到了胡塞尔对几何学的起源问题追溯的重要意义。

  胡塞尔说过:“希望我们因此而最终能够获得哲学的意义、方法和开端,获得我们愿意并且应当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它的这一个哲学的意义、方法和开端”[8]。胡塞尔在《几何学起源》这篇短文中是要用现象学原则解决“历史”,“时间”问题以追寻“起源”。胡塞尔是要以回溯的方式追问流传给我们的几何学的源初含义。而以几何学为例证,是因为胡塞尔看到了几何学独特的存在方式——观念对象性。因为,这种对象性既不存在于世界之中,也不存在于主体之中,但这些并不能妨碍它成为一种真正的存在,这种存在在胡塞尔看来,是以一种先验的方式存在着的,从一开始就是超越时空和经验。几何学在形成“公理”之前必定属于一个更加本源的世界,最初也是说出来的,这是活的“现在”。而理想性的科学,比如说几何学就保证“活的现在”不会沉沦为“历史的积淀”,而是把“历史的原始起源”和“现实的原始起源”统一起来。所以,要回溯到开端,就要回溯到对诞生过程和起源方法的研究。而回归之路就是要寻找已经“消散”的过去:过去的存在并非成为虚无,在我们用一定的特殊方式回溯到一个特定的时刻就能够在主体的意识活动中被唤醒,变得越来越清晰明了。就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重新找回“开端”的一致性的观念的明证性[9]。他特别关注胡塞尔在文中指出了“写”(文字)的重要作用,因为依靠口语的有限的(比如死亡,空间的距离等)传播和影响是不够的,书写、记录的语言表达使得间接或直接的个人话语成为可能,文字符号也象语音一样能够“唤醒”其意义。也就是说,写出来的东西可以成为“沉积”,但也可以被重新唤起。历史不断唤醒“活的现在”,让各种“沉积”活起来,避免沉沦,这个活起来,其实就是促使意义活起来。

  德里达深刻地领会了胡塞尔对追溯几何学起源之路的描述,这些论述给予他深深的启迪,促使他开始了对“起源”的思考,也成为了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点,也是“延异”思想的初发。就是说,德里达在受到胡塞尔的深深启迪的同时,就离开了胡塞尔,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起源”问题的思考,本身就是他的的延异思想的实践。他认为不存在什么空灵的、精神性的“活的现在”,其实现在都是过去传下来的,而且都要向“未来”伸延。现在是过去和未来的过渡,而后二者都是“不在场”的,那么现在也就不是明证(自明)的,也不是“显现”。这里就涉及到理解德里达思想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他对于“不在场”的高度重视。他甚至认为一切关注“显现”的理论都是“形而上学”(包括海德格尔),因为它们都是要强调“现在”的独立性,意义是在“现在”显现出来。而德里达认为,“现在”其实只是一种综合和“过去”和“未来”的复合体,而不是一个纯净的“意义”的世界。也就是说,在历史的源头,就必然存在着先天综合,单纯从时间上回溯历史是不可靠的。德里达认为,穿过历史的沉淀物,重新激活的行为可以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领域,进入历史的内在意义之中,这也是一种还原……所以借助静态现象学还原的保护,就能够实施其他一些具有无限微妙性和危险性的还原,这些还原在发掘出创建行为的单数本质的同时……还拯救出被打开的一般性历史的整体意义。这样一种回溯,德里达认为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危险,他说:“如果我们把纯粹经验历史在哲学上的无意义以及非历史的理性主义的无能为力视为当然,那么我们就会衡量出这种系千钧为一发的危险性”[10]。但是,这种危险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纯粹的意义是不存在的,还原的终结是难以达到的,那就无法排除这种危险,其表现就是这个源头永远在前面(不是时空的,是逻辑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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