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 王海璐:中非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多样性与共通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0 次 更新时间:2024-05-25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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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   王海璐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为重大的国际事态之一。1979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同时,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凸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可能,更揭示了多样性的现代化道路背后的共通性。不同于主要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单一模式和线性进步的现代化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的现代化道路的共通要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识别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共通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确突破了西方理论所蕴含的后发国家不发展理论框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现代化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这一普遍意义事实上在于两方面:一是证明现代化道路存在多种可能,打破了西方理论有关现代化的宿命论和线性论;二是凸显了多样性现代化道路背后的共通性,突破了西方单一模式对多样性的否定。

(一)既有理论对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贬抑

通过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全面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但这未必意味着具有相同发展道路。尽管如此,西方理论整体上对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持贬抑取向。

第一,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强调单一模式和线性进步的发展方案,事实上否定了现代化的多样化可能。现代化理论试图提供一套涵盖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宏观理论,其深层意图是否定西式现代化道路之外的其他可能,如罗斯托的现代化五阶段论,李普塞特的国家社会政治发展内生转型理论,等。现代化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宿命论和线性论,现代化意味着从落后的传统社会向进步的现代社会过渡,而欧洲国家被认为代表现代化方向。新自由主义认为“正确的”现代化道路是将市场从国家控制和监管中解放出来,赋予自由市场、开放经济和私有化以主导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理论的宿命论和线性论的复苏。而全球化理论强调相互依赖效应可超越国家间的政治、文化及地理等阻隔因素,特别是新技术可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实现发展,也不过是现代化道路的单一论和线性论的再现。

第二,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反击了现代化道路的单一和线性观点,但拉美国家的挫折削弱了其探索多样性的努力。依附论从结构即“中心—外围”关系上系统分析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并给出了激进的体系变革方案和温和的依附发展方案。世界体系论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解释为全面的社会体系。沃勒斯坦强调,世界体系为单一的国际分工模式,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交换中处于劣势,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性的现代化更为困难。

第三,发展型国家理论得到东亚经济奇迹的支撑,但被认为高度特殊且难以复制。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发展型国家有四个基本特征:拥有小规模的精英官僚机构,治理成本较低;官僚机构有充分自主空间且政治体系运转有效;采用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具备一个类似日本通商产业省(MITI)的强力机构。埃文斯(Peter Evans)认为,发展型国家中的国家角色涵盖管理者(custodian)、创造者(demiurge)、接生员(midwifery)及放牧者(husbandry)等。发展型国家理论所强调的国家与官僚能力被认为是按照归纳法归纳法建构的理论,难以从案例上升为知识。

(二)既有理论蕴含的现代化道路共通性

尽管上述理论的价值取向存在重大差异,但现代化道路的单一性与多样性争论事实上也凸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共通性,可大致总结为“发展共识—发展动力—发展韧性”分析框架。

第一,发展共识,亦即塑造全社会对现代化的共同追求认知,是所有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基本政治条件。几乎所有理论都强调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具体涵盖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精英的引领角色,二是发展战略的塑造,三是整个社会认知的建构。

第二,发展动力是迈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其核心是发展中国家严重受限的发展资源的获取与利用。这也主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启动现代化进程,或实现“经济起飞”?二是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应,从而推动现代化进程?三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引进外资外援与避免对外依赖之间实现平衡?

第三,发展韧性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理论生命力的基础。发展韧性的强弱,首先取决于经济多样性水平,也取决于改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还取决于风险预警和危机管理的能力大小。

二、发展共识凝聚

任何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需要始终致力于凝聚和维持国家发展共识。为此,政治精英必须发挥引领作用,并制定出国家现代化的战略规划,然后使其获得全社会支持,上升为国家共识。

(一)精英引领能力的建设

引领与凝聚国家发展共识的精英力量通常以政党形式出现,因此,西方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所特有,非洲国家难以效仿。但这一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将重点置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在操作层次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而刻意忽视其凝聚国家共识的核心功能。同理,美欧对非洲政党政治的误导也在于,本末倒置地强调政党的法律合规、内部组织及选举获胜等方面,刻意忽视政党凝聚国家共识的核心功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坚持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全社会精英。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要求政党制度必须具备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关键在于:共产党始终是社会整合的中坚力量,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扩大了社会整合的边界和张力,体现出强大的社会整合力。

非洲有着悠久的共识决策传统,以长老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精英长期发挥着引领作用。通过开放性的社区会议或部落会议等机制,共识治理的基本特征是透明的参与式治理,避免权力集中于单一机构或个人,其代表性机制是因地而异的长老会议,尼日利亚东部的伊博(Ibo)村议会、厄立特里亚的拜托(Baito)村议会、肯尼亚基库尤人的长老委员会(kiama)、肯尼亚海岸米吉肯达(Mijikenda)的卡亚(kaya)长老以及北非柏柏尔人的长老会议制度,都是典型。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后都实现了传统共识治理与现代民主治理的有机结合,使政治精英的引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但在全面引入现代民主政治的同时,非洲多国面临政治现代化、国家建构、民族建构等不够充分的难题,使“赢者通吃”压倒共识治理,传统长老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二)国家发展战略的塑造

发展战略是发展共识的明确体现,同时也是发展共识得以凝聚的有形载体。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持续深化对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塑造。整体上,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主要经历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发展,二者的衔接或重叠是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非洲大陆在发展战略塑造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大多拥有相对完善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在国家层面,非洲各国主要基于3个要素凝练自身的发展战略:一是本国战略优先,二是对接非盟《2063年议程》,三是关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大陆层面,非盟《2063年议程》设定了至2063年的发展目标,涵盖非洲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地区一体化发展等七大愿景。

(三)社会共同认知的培育

政治精英引领下塑造的国家发展战略,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充分支持,才能真正转化为国家发展共识,并得到有效落实和长期坚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全社会的共同认知和高度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为国家发展共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放在首要位置。

社会支持对非洲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同样重要,尽管培育社会共同认知对非洲国家而言仍存在重大挑战。一方面,“有增长无发展”的挑战在非洲国家中较为普遍,因为发展依然不足导致资源不充分,难以实现有效的均衡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理念在非洲社会层面有大量拥趸,其中尤以非政府组织为最。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发展中扮演着多样性角色,但理念和资金的对外依赖意味着,输入型非政府组织往往会放大非洲各国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不发达等问题,使国家发展共识难以有效凝聚。

三、发展动力培育

现代化蕴含着进步与发展,任何国家在启动现代化的最初阶段,都可能面临资源不足的限制,因此,一国独立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便是培育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一)实现内生驱动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最大理论价值在于,它们揭示了现代化理论的宿命论和线性论谬误,指出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就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其前提是实现内生驱动型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成功经验就是走自己的路,实现内生驱动型发展。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主席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中国通过内生驱动型发展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非洲国家实现独立自主和内生型发展的有效方式是发展型国家模式。例如,加纳、坦桑尼亚和毛里求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取得了明显成功。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也曾指出,如果没有国家推动或有效的发展型国家,欠发达的经济体无法推动国家发展。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也在倡导非洲国家采取发展型国家发展模式。受经济体量、历史联系、国际体系等因素制约,部分非洲国家对如何实现内生驱动的思考仍不够充分,易受西方误导,当代的债务风险及非洲多国的应对中就表现出这一倾向。

(二)优化资源配置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资源总体上高度有限,如何有效利用有限资源变得十分重要。

中国一贯强调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以点带面最终带动整体性的国家发展。例如,在脱贫攻坚的发展共识指引下,中国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又如,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西方几百年才有的现代化成果,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非洲国家也始终在探索更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其典型是设立经济特区并将其打造为经济增长极,再通过其辐射带动作用以实现系统性的经济增长。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中,设立经济特区的非洲国家从37个增至54个;整个大陆的经济特区从1990年的20个增至2020年的237个。在大陆层面,为使非盟《2063年议程》得以有效落实,非盟确立了15个旗舰项目,并将优先放在非洲大陆自贸区(AfCFTA)、非洲大宗商品战略、非洲高速铁路网及非洲单一航空市场等项目上。到2035年,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全面推进将使非洲大陆的真实收入增长4 450亿美元,还会为非洲以外世界带来760亿美元的额外增长。

(三)以发展优先持续推进改革开放

对发展资源相对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于改革开放的持续赋能,要求以发展优先为核心,实现有限资源在发展、安全和治理等部门的合理分配。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秘诀之一是进行改革开放。正是通过改革开放获得了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中国逐渐培育起可持续的造血能力,使“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逻辑得以真正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合理平衡,为中国坚持发展优先、培育发展动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由于发展资源严重受限,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对外资和外援有迫切需求。在西方国家看来,非洲的欠发展是由于安全不够和治理不佳所导致,必须将主要资源投入安全和治理部门,否则将始终难以发展。在这一“发展条件优先论”影响下,外资和外援投入发展这一具备再生产能力的部门的资源被大幅压缩,非洲国家自身发展动力始终难以真正培育起来。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强调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与西方和非洲强调的“发展—安全—治理”关联事实上相通甚至是相同的:发展都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稳定”与“安全”属于同义词,但“稳定”的门槛相对更低;“改革”是“治理”的动词,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治理效率,也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发展韧性强化

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现代化道路,外部冲击和内部风险均可能导致发展进程的受挫甚至中断。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上,所有国家都必须克服种种内外危机,不断提升发展韧性。

(一)经济多样化战略

发展韧性的提升,关键在于避免陷入依赖甚至不平等结构,包括内部的单一经济结构和外部投资与援助依赖。因此,经济多样化战略高度重要,既要在国内建立尽可能多样化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又要在对外合作中实现合作伙伴亦或外部资源来源的多样化。

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实现了经济多样化,而且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国内经济体系完善的同时,中国的国际经济伙伴也日益多元。

实现经济多样化是非洲大陆和国家的长期追求,体现在非盟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及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战略或政策取向等方面,如埃塞俄比亚确立了2020~2030年发展规划的经济多样性目标。由于历史原因,非洲部分国家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单一经济结构,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资源富集国主要依赖资源出口,极易陷入所谓“资源诅咒”;二是部分国家在殖民时期被强制实施单一经济,迄今仍对特定产业经济较为依赖;三是资源贫乏且缺乏经济作物的国家则容易陷入“援助依赖”。经济结构单一也使非洲不少国家严重依赖外资和外援。

(二)渐进式改革方法

现代化是个长期进程,始终与改革相伴随;改革的良性循环是发展韧性的重要保障。尽管不是必然,改革的循序渐进与其良性循环高度相关;过于激进的改革往往容易引发强烈反弹,并诱发改革失败的恶性循环。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系统观念,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方法。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与摸着石头相配套的稳打稳扎方法,是始终坚持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合理平衡;“共享”成为最基本的发展要求,“有形之手”不仅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

非洲各国发展情况各异,推进改革方式与效果亦不同。非洲发展型国家的政府往往对政权掌握较为稳固,并不存在对改革可能被终结的担忧,因此改革举措也相对稳健。例如,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的发展,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稳定的治理预期。当然,也存在部分非洲国家执政者将政党竞争从共识凝聚手段歪曲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在推进改革时往往首尾不顾、急功近利,极易陷入改革的恶性循环之中。此外,非洲改革的良性循环不仅会受政党政治影响,也可能受所谓“雄心政治”的影响。

(三)风险预警与管控能力

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均面临现实支撑的稳固性或可持续性问题,导致理论的生命力大打折扣。因此,预警与管控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是避免发展大起大落、提升发展韧性的又一关键。

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便是高度关注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预警与控制。一方面,中国始终认识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以贯之的战略决心和战略定力。另一方面,中国国家领导集体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要有前瞻性的风险意识。

由于自身发展一直面临较为严峻的安全挑战,非洲也将风险预警与危机管理当作自身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以次地区组织伊加特(IGAD)的早期预警与早期响应机制为蓝本,非盟于2009年正式建设了非洲大陆早期预警系统,但它更侧重于安全风险预警与响应,如聚焦草根层次的社会性冲突,对传统的军事或武装冲突则涉入不深,总体上可为非洲次区域发展韧性的提升贡献重要力量。但非洲的风险预警意识和危机管理能力仍然相对较低,难以充分保障其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次看,非洲各国往往对潜在风险不够敏感。从大陆层次看,非洲经济发展自独立以来大起大落现象明显:既可能在短时间内由低迷转向高速发展,也可能发生断崖式堕落。

结束语

纵观世界历史,东方国家在更长的时间里引领世界发展,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领先态势只是最近400余年的事情。就此而言,西方化绝对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有效路径。中非现代化经验交流互鉴的关键意义在于,不仅可有效推动中国式和非洲式现代化的共同发展,进一步丰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更可彰显多样性现代化道路背后的“发展共识—发展动力—发展韧性”共通性,为更多发展中国家独立迈向现代化提供借鉴与参考。

(作者:张春,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海璐,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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