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亮:郑天挺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1 次 更新时间:2016-09-24 16: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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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亮  

  

胡适与郑天挺均是近代知名学者,二人的师友风谊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孙卫国教授最近披露了郑天挺遗稿中尚存的三封胡适致郑信函(见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8日7版《胡适致郑天挺的三封信》,本号回复“三封信”获取),令二人的交往细节更显清晰。胡郑二人相交三十余年,1948年末的局势变化使得二人的近距离接触再无可能,然而细究相关材料,可以看到胡适南下后二人仍保持了一段时期的联络。

  

  

   胡适是在1948年12月15日南下的,临行前将北大的事务托付给汤用彤、郑天挺等人——“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据郑天挺后来回忆:“北平围城后,前十天还有飞机适南方,可发航空信和打电报,十天后至二十天只能打电报,二十天后任何通信工具都没有了。所以胡适走后没有来信。”(《郑天挺回忆材料(未刊稿)》,1968年9月26日,原稿第29页。转引自段晓亮《郑天挺史学研究》,南开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孙卫国教授指导)郑天挺的这段回忆材料作于1968年,考虑到当时的特殊背景以及时间已隔多年,其间的记忆可能有模糊处。事实上,胡适南下后,在条件尚允许的情况下,曾给郑天挺发过电报。

   据胡适在1949年1月20日给孟治、吴大猷的信中提及:“北大依据契约,应于十二月卅一日付中基会第一次利息美金一七五〇元。我曾有电给北大郑秘书长天挺,请他转问饶树人(毓泰)兄,是否应将物理借款十万美金暂还中基会,以减除北大每年付息的担负。郑、饶两兄至今没有答复我此电,想是有困难不便答复。”(《胡适全集》第2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页)可知胡适南下后不久,就曾为中基会借款相关事宜给郑天挺去电,但此事并未得到郑天挺的及时回复,考虑到当时北大的实际情形,郑天挺不回电的理由可能正如胡适所料。

   不过,公务事宜上不能回复,并不代表私人事情上也无空间。在同一天,胡适也给郑天挺发了一封电报:“北平西四北前毛家湾一号郑天挺先生筱电感悉,更添挂念,孟真昨飞台,大彩坚邀冬秀(21)日同去,弟(21)日回京,将来行止尚无计划,信由中研究转。”(《胡适全集》第26卷,第836页)这封电报现保存在北大档案馆。据电报所述,郑天挺在1月17日曾给胡适发过一电,电报内容今已不能得知,但从胡适的回电推测,可能是一些关于生活起居或友人行止的内容。

   一月剩余时间里二人的联络,胡适资料中未见明确记载,仅郑天挺在后来有所忆述:“北平决定投降,上海各团体的和平代表来北平。胡适在一月三十一日,通过他们带来一封问候北大各同仁的信。信到时我解放军已入城,工作队也到北大了,我们都没有写回信。”(《郑天挺回忆材料(未刊稿)》,1968年9月26日)作为特殊年代的交代材料,郑天挺出于保护同仁之目的,可能有意掩饰了相关情形,实际上,由郑天挺牵头,北大数位学人在1949年2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保存在胡适纪念馆的胡适档案中(馆藏号:HS-NK03-004-002),就目前所见材料来看,该信可能是留存于世的郑天挺写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故而显得弥足珍贵。

  

  

   郑天挺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适师赐鉴:

   久未作函,甚念甚念。此间全体安好,一切如常。前借《水经注》之善本,原由子水、重民、师杜诸兄装箱,已讬其查看,是否容易取出带上。敦煌展览目录及善本书目兹各检呈三册,请赐收。师杜已移居中老胡同,江太太可以就近照料。箱子两只闻已觅到,殊慰。讬带之时,未及详嘱如何送去,敬劳寻觅尤歉。澳洲讲学之事如何?至念。耑肃敬请

   铎祺

   学生郑天挺敬上

   卅八.二.十八

   汤用彤问候李续祖

   周炳琳饶毓泰 郑华炽 尹锺毓

   信是郑天挺执笔的,附笔问候者有汤用彤、李续祖、周炳琳、饶毓泰、郑华炽、尹锺毓,他们均为北大职员。胡适1月31日来信已不能得见,上述诸人附笔是否也因该信中有对他们的直接问候?郑天挺的这封信是否就是针对1月31日信件的回复?这些都已不能确知,仅可知道的是到2月18日作信为止,北大同仁确实已经对胡适“久未作函”了。

   对于郑天挺等人给胡适写这封信,当时的诸多北大学者似乎都知情,据贺麟回忆:“据说北京解放后不几天,北大一些主要负责人和院长郑天挺、汤用彤、周炳琳等人,曾经联名写信给南京的胡适,告诉他解放后北大师生们平安无事。”(贺麟:《我和胡适的交往》,《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从这里看出,当时郑天挺等给胡适写信似乎是“公开的秘密”。正是出于这些考虑,诸位学者与胡适的交流也仅仅只能限于问候了。

   相对而言,郑天挺在信件正文中所叙的几件事,虽属私人事宜,但颇有可讨论之处。

   首先,郑天挺提到了《水经注》相关事宜。众所周知,《水经注》研究是胡适晚年尤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并收罗了不少《水经注》相关版本。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胡适还将自己搜集和借来的《水经注》善本抽出展览,1948年12月南下之际,因为时间紧急,多部《水经注》善本均留在了北平,所谓“前借《水经注》之善本”,当指与之相关的胡适藏书。信中所说“敦煌展览目录”及“善本目录”大概也与校庆五十周年展览有关(或指《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二书,此前在1月4日胡适曾收到寄来的《〈水经注〉展览目录》十多册)。据陈以爱研究,胡适离平后,对留在北平的《水经注》善本仍时刻挂念,曾经数次托人打听,陈以爱并分析,《胡适全集》所收1960年9月17日胡适给袁同礼信函末端附录的残片,其中提到了多个《水经注》的本子,还希望能给他寄送,应作于1949年1月稍后,“可能是胡适首次索要《水经注》藏本的信函(或信函副本)”(陈以爱:《胡适的〈水经注〉藏本的播迁流散》,《九州学林》4卷4期、5卷1期),现郑天挺的这封信函印证了胡适确实在很早就开始索要留平的《水经注》藏本。然而,局势的变化及《水经注》善本已装箱等原因,使郑天挺等人也仅能回应“已讬其查看,是否容易取出带上”。最终,这些《水经注》藏本没有到达胡适手中。

   其次,郑天挺信介绍了胡适藏书装箱以及胡思杜在北平的一些情况。关于胡适留平藏书的处理,许多学者已做过研究,知情人也提供过材料,据邓广铭回忆,胡适藏书的装箱,由胡思杜主持,“后有毛准、王重民参加,由北大图书馆的郭松年、张光则、王幼忻等人将胡家的全部私人藏书和书信文件装成102箱,寄存于北大图书馆”(沈乃文:《关于〈岳飞传与胡适藏书〉》,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郑天挺信中“由子水、重民、师杜诸兄装箱”的说法与邓先生之说完全吻合。1949年后胡思杜与胡适的父子关系,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郑天挺信证明胡思杜在处理胡适藏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思杜在1949年初,曾数次致信胡适夫妇,报告胡适夫妇离开北平后对于家中诸事的处置,告诉胡适已将他的藏书装箱,中古哲学史稿与日记已由钱思亮带往南京,并提及水经注书与稿本共装三箱,如果要运往南京请写信。胡思杜信中还提到毛子水与王重民已将自己调到北大图书馆帮忙给胡适的书编目。(据胡适档案资料缀述)这些信作于1949年1月,而郑天挺信提供了关于胡思杜的最新信息,即胡思杜已经搬到中老胡同(32号院),而江太太(应指江泽涵夫人蒋守方)可以从旁照顾。至于信中所述箱子事,尚不明其因由,可能是前此已经给胡适托带过东西,而其中有所曲折,抑或是其他事宜,暂不能详。

   最后,郑天挺信透露了以往鲜为人知的胡适去留取舍的信息。1948年底,胡适虽然南下,然而对于进一步的出处,尚并无决定,所以在给郑天挺的电报中会说“将来行止尚无计划”。留大陆?去台湾?赴美国?在未决断之前,看来一切都还有可能。据郑嗣仁先生《郑天挺教授大事记》记载,1949年12月,“先生致电胡先生,建议上、中、下三策:上策回北大;中策去澳讲学;下策去美。”(郑嗣仁:《郑天挺教授大事记》,载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7页)郑嗣仁先生披露的信息与本信中所提到的“澳洲讲学之事如何”,互为印证,揭示了胡适在1949年去留问题上的另一个考虑,即赴澳大利亚。郭存孝曾指出澳洲政府在1959年邀请在台的胡适赴澳讲学(郭存孝:《胡适遥念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载《中澳关系的真情岁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185页),现在看来,澳洲方面的动作并非心血来潮,他们对胡适的邀约至少在十余年前就已露端倪。早在1947年,胡适即曾在日记中记:“澳洲朋友希望我去澳洲一行。”并剪存了《白澳政策的毒素——人类和平之一威胁》相关的报道(《胡适全集》第33卷,第644页)。所谓“澳洲一行”,据科普兰(D. B. Copland)1947年6月20日致胡适信,是指澳洲政府在堪培拉建立国立大学,该大学有东方研究,想获得杰出东方学者的建议,希望胡适提供建议或接受邀约。直到1948年2月7日,科普兰在托人带给胡适的信中仍在询问胡适是否有可能前来澳洲在堪培拉新成立的国立大学讲课之事。(以上据胡适档案资料)郑天挺可能早已知悉此事,故在给胡适的建议中有“去澳讲学”之说,而胡适在1949年考虑行止的时候,可能也慎重思考过是否接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邀请,胡适日记中记1月7日访澳大利亚大使、1月25日晚与澳大使晚餐,或许也与商议此事有关(《胡适全集》第33卷,第704页、709页)。只不过,出于种种考虑,胡适的澳洲行最后并未成行,终其一生,胡适也未踏足澳大利亚。

  


   这封信到达胡适手中的具体细节,今已不得而知,想来应是经历许多周折。胡适读到该信已是在1949年3月14日,当时他人在上海,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得毅生函,有锡予、枚荪、续祖、饶树人、华炽、尹树人签名问好。又有大绂信。喜极!”(《胡适全集》第33卷,第722页)

   从“喜极”二字可以看出胡适获读北平来信的激动心情,“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此时更添对北大同仁的惦念。然而囿于局势,郑天挺在那时尚可给胡适写信,胡适却可能已无法再回复郑天挺的信函了。不久之后的3月末,胡适赴台湾一行,而在4月6日,即由上海乘船赴美。郑天挺与胡适三十余年的交谊,至此被迫终结。

   此后,胡适虽然在大洋彼岸透过新闻报刊了解北平和北大的变化、了解郑天挺等北大师友的任职情况,并将相关报道贴入日记;郑天挺也在相关材料中提及胡适。但是,彼时的氛围与心境,都已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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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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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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