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绳祖（1905—1990）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为中国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奠基、建设和发展以及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余生也晚，未能亲沐教泽，先生之于我，可谓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既熟悉，又陌生。王先生的生平行宜与学术思想，我本无由置喙，但自己先后在卢明华和朱瀛泉等老师的指导下攻读学位。卢老师长期在王先生的指导下工作，朱老师则是王先生为我国培养的最初两位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之一，如此说来，笔者也算是“根正苗红”的再传弟子吧。适逢《中国社会科学报》开设“大家”栏目，旨在追忆各学科门类的学术巨擘，弘扬其学术精神。考虑到几位师长年事已高，便由我捉笔代劳。薪火相传、文脉赓续，学人责无旁贷，晚辈更无从推诿，亦借此文表达自己阅读王先生论著的点滴感受。其中，有关王先生学术事迹尤其是生平轶事，主要得益于王先生师友门生的回忆与纪念文字。所述不当之处，还望读者谅解。

谦谦兮君子 温润如玉

王绳祖，字伯武，1905年12月8日生于江苏高邮（现江苏扬州市管辖县级市），家系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入私塾，受过良好国学熏陶。1919年就读金陵大学附中，打下扎实英文基础。1923年考入金陵大学，主修历史，辅以政治，成为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贝德士高足。此间他是学报《金陵光》的编辑，还参加过反日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底大学毕业，一度执教于厦门、镇江等地。1929年秋应金陵大学之聘主讲欧洲近代史、西洋近现代史。1936年通过中英庚款留学考试，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师从著名外交史家W. C.科斯廷教授，专攻世界外交史，获硕士学位。留英期间，与其交往密切者有杨人楩、杨宪益、向达、曾昭熵、翁文波、王铁崖、吴征恺等，均为后来中国学界顶尖人物。1939年回国任金陵大学（时在成都）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9年又兼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副主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曾开设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代国际关系史、史料与史料学等课程。1980年任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首任理事长（后连任第二、三届理事长）。王先生历任江苏省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1990年12月19日在南京逝世。

欲识其学，先知其人。王先生首先是一位谦谦君子。“君子”是中国人对贤者的最高评价。“君子如玉，温润而泽”，传达了君子如玉般的温和、仁慈和润泽之美；“君子如水，利物不净”，则强调君子的利他精神。这正是王先生高尚人格的写照。

王先生曾向学生解释金陵大学校训 “诚真勤仁”的内涵，认为“诚”即诚实守信，“真”即追求真理，“勤”即勤奋做事，“仁”指仁爱之心。这不只是学生的守则，更是人生的准则。这其实是夫子自道。他不仅如此说，也是这样做的。回顾先生的一生，他始终热爱学生，严谨治学，教书育人，处处受人尊敬。王先生在学界及友人、弟子中之所以享有崇高威望，除了学识渊博之外，还在于其人格魅力。睿智、独立而不事张扬，严谨、认真而不失宽厚，正直、谦逊而不无幽默，其高尚品德和长者风范，令人油然而生敬仰。

王先生为人谦逊。任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期间，他不仅对老师贝德士恭敬有加，对同事也十分尊重，丝毫不以领导者自居。学生们常称历史系是“三代同堂”，绝无文人相轻的陋习，是文学院各系中认真授课、团结和睦、教学质量高的模范系之一。

王先生为人谦和，却不乏风骨。他明辨是非，真是“疾风知劲草”。例如，贝德士是一位对华友好人士，对其知遇之恩，王先生始终不敢忘怀，即便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面临各种压力乃至牵连，也从不避讳。王先生乐天豁达，生活极其俭朴。据其学生回忆，他家里除了书刊之外，比较空荡，几把木椅，一张桌子。其书房兼客房为凉台改建，七八平方米的一小间走廊，仅置书桌一张，椅子两把，角落皆为书籍。王先生的三个子女都在外地，家里还有个念小学的小孙子，先生和夫人早已年过古稀，却没有花钱请保姆照料。王先生去世前不久还在给学生的信中表示，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但对自己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却很关心。言辞间满怀感激之情。谦逊、温和、宽宏大量，王先生之为人，真可谓“谦谦君子温如玉，陌上公子世无双”。

巍巍乎高山 博通中西

王绳祖学贯中西，治史范围非常广泛。除欧洲近代史外，对世界古代史、中古史皆有心得体会，论文《希腊罗马奴隶社会概况》《论欧洲封建社会》《十字军东征与欧洲文化传入中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王先生主要研究方向转到国际关系史领域，潜心探索了半个世纪。其中，近代欧洲国际史和中外关系史是他最擅长、成绩最卓著的方面。王先生治学严谨，造诣精深，著述丰厚且多有开创性。兹略举几例。

《欧洲近代史》是王先生在金陵大学撰写的讲义，洋洋50余万字，分六卷26篇，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入“大学丛书”出版，改变了中国高等学校世界史教学被外国课本垄断的处境。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贝德士为之作序，称：“书中所述，不持一方成见，不标任何学理，惟以冷静头脑，研究事实，作精确之记载而已。”“其品质，宜为此类书中之佳者。”其自序则强调，此书虽为教科书，但仍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凡有关史料“不惜尽量搜罗，宁愿选择，或有遗漏，而不敢作事实之拼凑堆叠也”。该书的结构框架合理，结合了按照时间顺序或问题类别的综合叙述和按照国别的分别叙述，以适应通史内容的需要。该书内容最值得注意的是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对它的批评；对当代事态的理解也颇为深切，特别是剖析德国纳粹势力兴起的根源，其全面和精湛，至今为人称道。虽为早期著作，但已然显露出一个优秀历史学家的学术造诣。

王先生是我国利用中外档案进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利用假期在伦敦档案馆查阅了大量外交档案。当时中英关系档案中有关1860—1880年的历史，中外学者都无人研究过，而正是在这段时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他决心填补这个空白。1938年他完成了硕士论文《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论文利用中英两国大量外交档案和史料集，揭示了英国利用马嘉里案谋取扩大在华权益的经过，194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首次中国学者的历史学学位论文在牛津刊印成书。该书出版后，立即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著名史学家陈恭禄在《星期评论》上刊文介绍，赞扬这是一项开创性工作。英国中亚研究会也在其会刊物上发表书评，认为该书对研究“中英关系史中一段重要插曲的来龙去脉”作出了可贵贡献。美国著名远东问题专家劳伦斯·罗辛格在《太平洋月刊》上着重指出了该书的现实意义，认为这是“一项关于帝国主义发展史的有益的实例研究”。英国《泰晤士报》也专门作了肯定性的书评，美国历史学会所编《历史文献指南》将其列为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史的必读参考书。

抗战时期，王先生在西迁成都的金陵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开设欧洲外交史和历史方法等课程，并整理出一本《近代欧洲外交史》讲义，于1945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国际均势问题是贯穿该书的主线，其中有关维也纳会议、克里米亚战争和英国孤立政策之结束的论述，尤为精彩；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民族运动等因素以及个人作用的全面考察，也极具特色。此间他还发表了不少文章，主要论述史学理论问题和西方史学界动态。专题研究则有《南京条约的历史背景及其对百年来中国外交之影响》（1942）等。尤其是1943年7月发表在《世界政治》上的《九龙租借地问题》一文，深刻揭露了英国如何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新界，又如何违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借故将中国官员驱逐出租借地界的事实。

进入南京大学之后，他依然笔耕不辍。1956年，他利用德、英、法三国外交文件集，发表长文论述了1884—1914年间英德两国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他还与著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合作，从欧洲多国外交文件中精选史料，编译了《1898—1914年的欧洲国际关系》，于1957年出版。1962年他撰文综述近代外交史学的发展和各国外交档案的公布情况，批评旧外交史学。

自1979年以来，其学术生涯进入了最佳时期，就近代中外关系史、欧洲国际关系史、史学理论和方法发表了许多论文，数量超过此前论文总和，学术水平和影响亦超过以往。他还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国际关系史》教科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国际关系史卷》。尤其是1981年出版的《中英关系史论丛》一书学术影响较大。该书由有关19世纪后半叶中国边境危机的一组论文汇编而成，共有论文六篇，其中《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系修改旧作，《中英商务和外交（1864—1874）》系此旧作第一章的扩充，其余分别论述了1874年日本侵占台湾和英国的外交活动，19世纪60—70年代英俄在新疆的角逐，中法战争期间英国对华外交，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和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这些论文利用中英两国大量档案文件，第一次深入揭露和阐明了英国在清末中国沿边危机中的外交政策和活动，对于丰富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和远东国际关系史的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1年底，王先生受教育部和司法部委托，主编《国际关系史》教材（上卷）。王先生虽年逾古稀，仍然主持编撰的全过程，亲自撰写其中一章，并一丝不苟地审阅全稿。该书1983年出版后，苏联《远东问题》杂志予以介绍。美国学界则有人指出，这是中国人全面系统地编写国际关系史的第一次努力。此书一版再版，是世界史领域最热门的专业教材之一。

王先生不仅对国际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有精深研究，在史学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也有许多独到见解。王先生的学生朱瀛泉老师在《王绳祖先生和他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一文中指出，从20世纪40 年代的专著《近代欧洲外交史》到晚年主持编写十卷本《国际关系史》，王先生对国际关系史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术思想。

首先，王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国际关系史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合力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影响及于社会科学者，不可磨灭”，而其经济理论与政治思想“对于社会改造之功，实至伟大”；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是解释历史现象、探索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而这要靠唯物史观。

王先生认为，史学是史观和史学方法的结合，史观决定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而史学方法则关系到历史事实的挖掘和叙述，两者须臾不可分离。就研究具体问题而言，他主张“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科学的概括，得出一个结论，即所谓论从史出”。他认为，研究一个问题一般要经过三个环节：一是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二是在熟悉史料及相关论著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归纳；三是按照与主题相适应的逻辑顺序将自己形成的思想见诸文字。

其次，王先生对史料的利用和考证非常重视。他赞同朗克“利用史料，极端审慎”的作风，认为“史料的可靠程度和记述精确的程度有关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历史证据，或残缺不全，或真伪杂伴”。因此，除广泛搜求史料外，还须用史料考证方法对其性质和价值加以鉴定。他在《史料考证浅说》（1985）一文中指出，史料考证分为两类，一曰“外形鉴定”，即校勘和辨伪，考查史料的来源问题；二曰“内容鉴定”，即考订史料所述事实的可信度和精确度，以确定其对研究主题的重要性。

王先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有两大特点，充分体现了方法与史观的结合。其一是熟悉中外史料，通晓中外历史。他在国际关系史方面的造诣，使他能够将中外关系问题置于一个更加广阔与合理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无论涉及中外何种问题，其史料的运用、政策意图的揭示或人物外交活动的刻画，均信手拈来，毫无中外资料与叙述此长彼短的现象。其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始终。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王先生有着明确的民族立场。例如，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论文《南京条约的历史背景及其对百年来中国外交之影响》《九龙租借地问题》，前者根据史实陈述该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外交的种种弊端，后者从法理上论证“英国政府应该将九龙租借地立即交还中国”。其浩然正气，跃然纸上。

最后，他明确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编纂国际关系史的传统模式。“欧洲中心论”曾长期统治西方的国际关系史研究。王先生的超越和摒弃，显然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尊重史实、追求真理的结果。他认为，近代时期欧洲国际体系确实对世界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并居于支配地位，但必须揭露列强推行强权政治的非正义性。他还认为，任何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作出过重大贡献，西方国际关系传统史学把白种人侵略亚非拉人民的罪恶说成是尽“教化”之责，实质上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把世界各族人民的发展历史纳入欧洲史的轨迹和框架，也不符合实际。

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王先生主要成就是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提炼、阐述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极具洞见的均势理论。

在研究历史问题时，王先生特别重视国际均势的作用问题，将其作为阐述国际关系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例如，在《近代欧洲外交史》中，他把自维也纳会议到一战爆发期间的欧洲国际关系分成五个阶段，其主要依据就是欧洲均势结构的变化，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该时期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过程。

除了其历史论著中的相关见解，他还多次专门论述均势问题。1979年还发表了《略论均势原则在近代欧洲史上的作用》一文。他认为，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导致相对稳定的因素便是力量均势。他同时指出，均势有诸多内在矛盾，因而是相对的。他还深刻地指出，均势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强权政治，弱小国家固然可以利用强国间的相互制约维护自身独立或利益，但也常常因此受到欺凌或宰割。

王先生作为国际关系史学大家，其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思考之深，绝非脱离经验事实、从概念到概念的空头理论家可以相提并论。早在1941年他就在《思想与评论》发表过《卡尔与〈二十年之危机〉》一文，其中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大西方主流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剖析，即使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全面和深刻。

郁郁乎文哉 春风化雨

王绳祖以身作则，诲人不倦，堪称良师。他对学生或晚辈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关怀备至，令人如沐春风。

王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执教时，即以授课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语言生动深受学生欢迎。他开设的“欧洲近代史”与“今日世界”两门课程是学校最热门的课程。所教学生中学业优秀者甚多，如蒋湘泽、吴天威、吴秉真、关意权、章开沅、罗宗真、陈锡光等。进入南京大学之后，由于师资匮乏，他承担了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受欢迎程度一如既往。

1964年，教育部批准成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在南京大学设立的则是由王先生负责的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南京大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大国外交，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校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基因”与研究传统，即注重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大国关系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王先生之学，严谨求实，博大精深，但不论怎么博、怎么深，都一概朴实无华。这些特点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和年轻同事。可以说，他一手缔造了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南大“学统”或南大“学派”，并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学界同仁常说，南京大学培养的国际关系学者，无论从事历史、理论还是现实问题研究，通常都有较高的“辨识度”。他们一般都关注大国关系，重视历史经验，且学风踏实，其学术成果往往视野较为开阔而又论证细密，具有厚重的历史纵深感和“诚朴雄伟”的“南大风格”。

王先生的严谨细致，从他奉命主持翻译《瑞士简史》《哈里杜鲁门》《特使》和一些联合国文件的过程中也可见一斑。他制定了一套独特的程序，其中最后一道工序，堪称“剧情高潮”，颇有些唐人译经的意味：一人审视译稿，一人朗读译稿，一人辨听译稿，王先生手捧英文原作逐句对照。四人同步对照译文，只要有一人觉得译文不顺、不雅、含义不明或不合原义，王先生便认为定有问题。于是就要四人会诊，直到都满意为止。如此精雕细琢，译作质量必居上乘，译界有口皆碑。即使摔伤骨折，脚部吊砖牵引，王先生仍半躺着为同事们审稿，其所费心血可想而知。

1978年和1981年硕士、博士招生相继恢复，王先生成为南京大学专门史（国际关系史）专业的导师。他招收学生要求极高，宁缺毋滥；培养时又严格要求、悉心指导，因此学生“成材率”极高，几乎个个都能得其真传，独当一面。王先生德学双馨，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学生又有一种“舔犊”深情。他常常躺在病床上指导学生论文，弥留之际仍惦记着学生的学业。王先生与夫人还有个习惯，不称与人交谈为“谈话”，而称“谈心”，他们确实是用“心”与人交流、真心待人。

王先生之爱才识才也是人尽皆知。他提携后辈，不遗余力，发现好苗子都竭力举荐；面对人才流失则充满遗憾之情。他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他曾在学术年会上满腔热情地说，一些年轻学者的作品和才能已然是“雏风清于老凤声”，对此他“心中充满喜悦”。

荡荡焉川流 众望所归

改革开放后，王绳祖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他曾焦急地说：“比着国外，我们差了很大一截，得迎头赶上啊！”他一直在思考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机制与学科建设问题，多次撰文表达自己的见解。

随着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逐步恢复，研究单位和科研人员都在逐步扩大，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以推动国际关系史和相关国际问题研究，其必要性日益凸显。王先生等一批学术前辈也深感责任重大。1979年2月，王先生在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筹备会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0年12月研究会在广州举行成立仪式。王先生因病未能赴会，作了书面发言，缺席当选为首任理事长（以后两届又被推戴连任）。研究会的成立，使得原来分散在各地高校、科研机构的专业人才有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学会为推进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年过80岁之后，王先生仍有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之慨。他晚年的主要工作，除了编写和修订全国高校法学教材《国际关系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组织、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卷本国际关系史。1984年，王先生在南京主持召开会议，倡议并开始筹划编写多卷本《国际关系史》，并就如何开展相关研究先后发表了《几点意见》《关于世界外交史的研究问题》《关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等文。在1985年的年会上，他作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史的几个问题》的书面发言。在历次编委会上，他对于全书的编写从方法、步骤、体例、原则到大纲细目，都提出了切实的主张。1990年，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他亲自为十卷本《国际关系史》撰写了“总序”和第二卷第一章“维也纳会议和欧洲协调”。十卷本《国际关系史》入选“八五”规划国家重点图书，于1995年正式出版。这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历经十余载，作者达百人，总计约300万字，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三种国际关系史多卷本通史之一。该书构建了中国国际关系史学科的新体系，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新成果，也标志着我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王先生本人虽然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性意义，但也重视理论思考与现实问题研究。例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地虽已回春，但中美关系等领域仍被一些人视为畏途。王先生却说，研究国际关系怎能不涉及中美关系？他亲笔撰写了国内第一篇论述当代中美关系的文章，并鼓励年轻人研究国际关系前沿问题。研究会成立后的工作也是如此，领域不断拓展，方法日益多样，逐步涵盖了国际关系的历史、现实与理论诸领域。实际上，新中国的前几代国际问题学者尤其是学术大家，多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为学术起点，代表性成果均有历史观照现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

随着组织机构和学科体系的逐步成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研究会也就顺理成章地发展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组织，在2000年的年会上决定将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学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以历史研究为主的传统人文学逐步走向更加多元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这实际上也是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此而论，王先生不仅是中国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奠基人，他和老一辈学者们所做的努力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全面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王先生的为人、为学和为师之道，充分彰显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学术前辈们的敬业、奉献与开拓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教授、重庆市“巴渝学者”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