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斌:重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6 次 更新时间:2011-03-08 23: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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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斌  

  

   一、今日之中国乃“世界之中国”

  

   梁启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时期。与此对应,中国的身份或地位也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文集》卷34,商务印书馆1925 年版,第25 页)。无论这第三阶段始于何时(梁氏大概是以18世纪末的“海通”为开端),至少,自中国的孤立状态被西方坚船利炮强行打破以后,中国就已被迫卷入现代国际体系,进入“世界之中国”的发展阶段。这个历史经验,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价值体系与国际观。在中国人看来,这个西方主导的外部世界所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国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自强不息甚至通过革命打破这个秩序,舍此别无他途。原本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的中国人,从此将民族大义置于头等地位,每遇外来压力,民族主义情愫便油然而生;一向提倡重义轻利的中国人,自此也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甚至变得有些“愤世嫉俗”。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

   换言之,尽管中国早已进入国际体系,却不仅没有“融入国际社会”,相反从根本上是很反感这个西方主导的社会的。因此确切地说,我们今天自称要“融入”的,其实是国际社会,而不只是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是国家间作用的系统,其存在的前提仅仅是国家间有足够频繁的联系,以至各国的政策行为彼此构成影响。国际社会则是有共同的利益、规则、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国家群体。据此,如果一个体系成员并不认同该体系的主流价值和规则,则未必会被所谓主流国际社会(实质上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视为该“社会”的成员。

   在西方社会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先后经历了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改革者”和可能的“维持者”等角色的转变。50年代,中国被视为对西方的一个主要挑战,60年代甚至一度被视为国际体系中最具激进色彩的革命主义国家。随着中国在70年代初尝试打破孤立状态,并在70年代末启动意义深远的改革计划,这种形象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正式迈出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冷战结束以来,这个步伐无疑是加快了。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地区层面,周边和安全等领域都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举措和新成就,中国外交总体上表现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日益重视多边主义的特征,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相当明显。

   然而,这种外交态势似乎并未打消外界的顾虑和猜疑。中国的国际身份在西方人眼里反倒变得复杂起来。“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成为近些年来议论中国时的一种流行话语。“负责任的大国”则似乎成了判断中国是否具备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主要标准。

   然而,究竟何谓“负责任的大国”?外人的理解大概与我们很不一样。按照西方的观点,国际体系中的大国负有共同“提供”和维持国际秩序的特殊责任。中国是否支持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主导性规范”(dominant norms),换言之,是否愿意维持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现状,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dominant powers)对所谓“负责任”的定义。(Rosemary Foot, “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 2001)而且,国际社会的“门槛”在冷战结束后似乎又被抬高了,这就是与人权和民主治理等概念有关的所谓“新文明标准”。一些西方舆论仍然拒绝将中国视为“负责任的国家”,理由是无法确定未来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日益增长的实力,并认为中国的国内政治和人权状况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要满足这些“新标准”将极其困难,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权、民主治理与法治等观念尚未成为中国核心价值理念的一部分,或者与我们现有的主流价值观相抵触。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撇开出于传统权力政治观和自身利益考虑而刻意扭曲中国形象的意图不谈,对中国的“真实”与“合理”疑虑,说到底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如果你自称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那么你对这个社会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本规则、制度、主流价值持什么态度?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与义务?除了利益目标与物质追求,中国的价值目标与精神追求是什么?要言之,当代中国作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相应的外交价值取向是什么?

  

   二、“世界之中国”需要核心价值观

  

   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国家核心价值观。国家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凝聚全民共识、维系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也是处理对外关系、塑造国家形象的思想坐标。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与感召,一个民族就会精神涣散;一个“魂不守舍”的国家,人们有理由担心它究竟能走多远,走向何方。

   现代中国曾历尽沧桑巨变,如今又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中国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之大,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提并论。经济成长既使数亿国民脱离贫困,同时也再造了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急剧的变革导致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激烈冲突,国家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视线已然模糊。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确乎也只能是“世界之中国”,这不仅因为中国已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更因为中国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我们尤其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价值观。外交价值观作为国家核心价值观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延伸,实际上也是内容更为广泛的国际观的核心。

   如果说在建国之初,中国对自身的定位很明确,我们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国家,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行为准则也很明确,那么我们今天似乎已没有这种清晰的自我判断,故而时常处于某种犹疑、彷徨甚至自相矛盾的状态,很难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对外形象。如果国际身份不明确,外交价值取向不清晰,在实践中不能保持核心原则的一致性与一贯性,那么许多积极举措就可能被视为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权宜之计。

   中国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实力增长并不自动导致国家形象的改观——倘若真有如此方便,那么实力最强的美国应该也是形象“最美”的国家了,事实却不然。对中国而言,经济健康、国家统一、周边安全等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无不与国家形象息息相关。这个“形象工程”的建设,固然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从长远和根本上看,仍然有赖于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外交价值观的建设。

   中国的崛起想必也不能单指经济增长,还包括政治进步与文化复兴。文化复兴当然包括价值体系与道德秩序的重建,因为道德价值观正是文化的核心。其实,自近代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危机了。这个危机本质上是价值危机,惜乎迄今尚未“解困”。

   外界渲染的所谓中国“形象危机”,未必纯属杞人忧天或耸人听闻。2005年美国佩尤研究中心的国际民意测验结果曾经显示,由于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海外形象一落千丈,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国,对中国比对美国更有好感。2007年发表的年度《全球态度调查》报告则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下滑趋势。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的一项研究还指出,尽管我们自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民族,海外对中国却缺乏信任感。

   这些研究结论到底有多少客观性和科学性,当然大可商榷。国际政治错综复杂,海外舆论自然也是泥沙俱下,其中难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惟其是逆耳之论,这才值得重视。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把批评完全归咎于对中国的无知与误解、冷战“余孽”的敌对心态,或者对中国经济成就的酸葡萄心理,无疑也是不客观的。对于最近海外关于“中国制造”的议论,亦当作如是观。揆诸身边的事实,凡有良知者恐怕都不敢说自己是个毫无顾虑的消费者,或者诚信问题在中国已无改进的余地。近期沸沸扬扬的“黑砖窑事件”,难道还不足以彰显中国社会的价值错位与制度阙失?

   总之,重建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外交价值观以适应全球化潮流和中国自身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外交不但需要进行攸关利弊得失的政治权衡,也需要做出涉及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如果只讲前者,“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何谈起?

   利益与价值其实并不矛盾。韦伯就曾指出,直接支配行动的固然是利益而非价值观念,然而“观念所塑造的‘世界表象’却经常充当转换器,决定着利益的动力所运行的轨道。”物质利益与文化价值观往往交互作用,共同塑造外交政策。西方大国的思想与政策的深处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以美国为例,其国家安全战略力图维护的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而不仅是“核心利益”。后者更多提示的是那些有形的、具体的、物质的东西。美国人在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时,很少狭窄地将其限定在领土、经济等民族国家赖以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方面,举凡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民主价值观、民族认同或国家凝聚力等等,都在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需求的范围之内,意识形态和道义原则与国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这是美国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的突出特点。从根本上讲,美国政治精英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懂得用权力来追求理想。从“工具理性”的消极意义上讲至少是懂得道德言辞、道德旗帜的实际功用。例如杜勒斯就曾说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仅可以互为补充,而且相互依赖,美国“几乎是唯一有足够力量讲求道义的国家”。 他还认为,掌握道德主动权是获得影响力的途径,苏联的巨大影响力,就曾得益于其所采用的“与美国的信条如出一辙的”道德旗帜。里根政府的口号是以“实力”求“和平”,今天的新保守派更是公然宣称要用实力甚至武力来推广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面对这样的事实,那些喜欢武断地把政治人分成理想派与现实派,或者把利益与价值对立起来的理论家们,可以幡然醒悟了。

  

   三、“两只眼睛”看世界

  

   历史上的大国,无不对国际社会的基本观念和价值体系产生过重要影响。要激励自身,吸引世界,中国外交同样需要有价值创新。然而,只有当自身的主流价值体系清晰、完善之后,才有可能从中提炼出最本质的、从而有可能为其他民族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国家核心价值观,不仅要反映在政治文化与制度层面,还必须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成功建构及其社会凝聚与秩序整饬功能的有效发挥,必须基于广泛的社会共识,有赖于政治领袖、社会菁英与全体国民长期的共同努力,不可能单靠国家权力或少数人的意志强行灌注,毕其功于一役。兹事体大,其过程必定是异常复杂、艰难甚至痛苦的。

   “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究竟应该由哪些要素构成,笔者当然无力回答。但毫无疑问,它必须“上承旧统下启新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充分吸纳合理的现代价值;既能够反映自身的历史经验、现实需要和价值取向,又能够适应世界基本潮流,反映人类共同的需要与“类”价值;既重视权力与秩序,也强调公平与正义。总之,我们必须“两只眼睛”看世界。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首先必须依托自身的文化传统。倘若完全抛弃传统,缺乏文化自觉,则可能出现“自性”(identity)危机。连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都丧失了,何谈独具特色的价值创新?

中国外交实现价值创新的本土资源其实异常丰厚。我们民族的许多优秀思想文化传统,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根本需求也是一致的。例如,“讲义气”,“重然诺”,抑强扶弱的侠义精神;崇尚和平、鄙视争战的“和为贵”精神;尊“王道”而反“霸道”的传统;“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观念;“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厌恶极端、避免绝对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与自然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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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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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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