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银: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 次 更新时间:2019-07-16 23: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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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银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任务可以简化为弄清事实和提炼理论,而在研究路径上一般分为案例研究和整体研究。为达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首先,必须挖掘和使用新史料,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理论、观点、方法的创新。其次,在于拓宽研究视野,从大时空角度出发考察国际关系的大观念和大问题,从而去发现国际关系史的规律、机理和范式。最后,要把历史研究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实现历史学家与理论家的融合。

  

   关键词: 国际关系史; 史料考辨; 大时空视角; 史学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

  

   关于国际关系研究,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偏好,但大体上主要有政治学和历史学两种态度和两种思路。然而,无论在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领域,理论方法与案例的结合,是所有杰出研究者或经典作品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理论和方法赋予研究者或作品以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而案例则提供了翔实而坚定的甚至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据。就国际关系史而言,现代时期的那些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及其经典作品,几乎全部以历史与理论之融合而见长,少有的几项 “纯历史研究”著作,也无不蕴含了精湛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以一种挂一漏万式的举例方式,说明这些作家和著作是何以展现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从而对于当前以及今后的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入门者和探索者有所启示。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任务或目的,一如历史学科的其他分支。正如一位瑞典历史学者所概括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包括以下六项: 一是弄清各种事实; 二是寻找一件件事实或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研究作为文化建构的历史现象和过程; 三是探究原因、机理和规律,包括历史的长期线索; 四是描述过往的事件并展现其个性和本质,以及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历史叙事方式和风格; 五是以 “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解释并建构历史现象; 六是提炼理论。这位历史学家的概括,拓展了法国大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提出的关于历史研究的三大任务: 搜集和弄清事实,研究其相互关系; 发现社会的生命、结构和规律; 重现过去的事件并展现其个性和本质。然而,国际关系史研究又有其特殊性和独立性,所以,在此明确而具体地伸张 ( 重申)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任务,仍是必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实际的研究工作及过程中,人们往往把历史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或国际关系史研究,混同于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或国际政治研究。

  

   一般地说,国际政治研究也有三大任务,分别是: 1) 寻找经常性因素和宏大范式 ( 或理论框架) ; 2) 确立规律性和预测未来; 3) 研究事态的具体原因。相对地,历史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则是发现特殊性、描述特殊性、解释事态进程及其内在原因和相互关系,所以,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来说,理论是不言自明的,预测更是各项研究的题中之义。杰出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者,均将理论与历史的融合作为发现、描述、解释、归纳的最高境界并以此达成不言而喻的预测使命。当然,历史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着其固有的局限性,如更强调经验而非普遍性和必然性,更关注描述而非理论概括,更在意解释而非预测。

  

   如果进一步地加以归并,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任务归纳为两大根本目标: 一是弄清事实,二是提炼理论。为实现这两大根本目标,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国际关系史研究大致采取两种路径,即案例研究和整体研究。两大路径并非简单地对应于两大根本任务,而是取决于具体的研究对象、已有的研究条件以及历史学家个体的偏好。如同一般意义的历史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核心,亦在于追求真相 ( 以及真理) 。相应地,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生命力,则在于形成或创新理论。前者为基本任务 ( basic) ,也是所有历史学家的使命和责任; 后者为根本任务 ( fundamental) ,是最终目标或归宿。在案例研究和整体研究中,前者以一个个具体的事件、现象、个体、国家或地区、时段等历史碎片为研究对象,以弄清事实和细节,在这里,历史学家是作为 “分割者”而进行考察,呈现所谓的微观历史; 而整体研究大多从体系、秩序、世界、整体、周期、范式的视角出发,揭示总体或大历史时空维度的原因、线索和规律,以及这些原因、线索和规律背后的微言大义,这时,历史学家是作为“聚合者”而进行探究,展现或勾勒人们所说的大历史。案例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历史与大历史,对于追求真相、创造理论、推动历史研究向前发展来说,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优秀的国际关系史学家身上,这两者往往是合而为一的,如亨利·基辛格。然而,历史学家竭尽所能,也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事实真相。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或一个历史学家群体,都不可能收获绝对的历史真相。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马克·特赖希腾贝格曾不无揶揄地引用荷兰历史学家彼特·盖尔 ( Pieter Geyl) 的话说,历史女神掌握了所有历史真相,她最多在不经意之间瞥了某位历史学家一眼,从而使他掌握了部分真相而有所成就。即使如此,在理解、解释和叙述时,他也不可避免地会带着自身的主观性,因而导致他偏离哲学意义上的绝对而不变的真相。

  

   盖尔和特赖希腾贝格所说的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导致部分真相或偏离真相,是无可避免的,因而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不乏因为先入之见的主观性和选择性,而导致严重的历史错误或片面事实; 或者有意无意地接受某一理论或范式或框架的束缚,而导致系统而客观的历史事实的遮蔽或滥用。这两种现象都是十分有害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国际关系研究界经常会出现一些简单的历史类比,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方世界屡屡出现的 “慕尼黑综合征”之说,世纪之交 “民主和平论”视野下的历史研究,以及近期甚嚣尘上的 “修昔底德陷阱”案例分析。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的 “修昔底德陷阱” 论说,尽管在严肃而认真的历史学家那里遭到冷遇,但却获得了太平洋两岸的国际政治学界的追捧,以致大有左右当前中美关系之势。实际上,艾利森的案选分析具有选择性和随意性,其归纳与类比亦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因而是一项庸俗的历史类比研究。他以一个个孤立的阶段性树木来代替整个的历史森林,主要以古代希腊世界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争霸战争、近代时期欧洲大陆的英法霸权战争以及现代时期的英德对抗和美苏争霸,来比附当前的中美关系,并预测未来的大国关系。

  

二 引 言

  

   史料钩沉是一切历史研究工作的起点。国际关系史研究亦概莫能外。近代以来的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研究,深受德国大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创立的学派及其传统的影响。这个学派的著名论断正如兰克本人所说: “让档案自己说话”。兰克及其学术门徒强调第一手的、可靠的史料,主要包括官方文件和档案、历史当事人尤其是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回忆录、日记及信件。但另一方面,兰克及其弟子并非简单地坚持人们所说的 “让档案自己说话”或 “如实直书”,而是极其注重史料的考证与辨别。

  

   在兰克学派的影响下,进入现代时期以来,国际关系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代研究者的前后承继,并从传统外交史研究发展到当前的国际史研究。前三代人的传统外交史研究分别对应于一战起源、二战起源、冷战起源的外交史研究。尤其是关于一战起源的外交史研究,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如英语世界的最杰出、影响最卓著的两位历史学家,美国外交史巨擘威廉·兰格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兰·约翰·泰勒分别对一战起源作出开拓性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确立起范例。传统外交史研究曾长期主导国际关系史学界及基本方法,其根本特征,一是注重挖掘和使用外交档案,二是突出政治史框架下的外交事件及其起源、过程和结果。冷战结束前后,传统外交史研究演变成全球史框架下的国际史研究,从而将国际关系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保罗·肯尼迪和保罗·施罗德等人,摆脱了传统外交史研究的一些窠臼,从聚焦外交史事件到关注内政与外交之间的互动,从考察若干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到分析国际体系内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从专注于纯历史研究到实现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以及自觉的理论贯穿,等等。

  

   国际史研究开拓出全新的研究领域,展现了多样性的研究视角。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可能是当代国际史研究领域的最具代表性的方面,无论在英语世界还是中文世界。从英语世界的冷战史研究的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再到中文世界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多国语言和多国档案已成为众多研究人员的当然手段和必要条件,同时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丰富的多领域和多视角,愈益成为一种 “全球同此凉热”的现象。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同史料的挖掘和使用密切相关,其中多源头、多语言的档案解密及各类文件开放为研究者提供了最重要最直接的事实和数据。但是,档案资料并不是唯一的,有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比如关于古代时期主要国家对外关系以及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研究,研究人员甚至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档案,而只能依靠第二手甚至第三四手的材料。正如一位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家所分类和归纳的那样,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史料大致可分为六大类未刊档案史料,包括官方文件和私人文件,前者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外交文件和军事文件( RG) 、英国伦敦公共档案馆内阁文件 ( CAB) 和外交部文件 ( FO) ; 2) 已刊档案史料,主要有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FRUS) 》《苏联历史档案( 解密文件) 》《英国对外政策文件 ( 1919—1939) 》《德国对外政策文件 ( 1918—1945) 》等;3) 官方史,代表性的案例包括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官方史、美国和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官方史、中国官方编撰出版的年谱等; 4) 公开文件,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美国总统公开文件》 《国会纪录》 《重要讲话》 《美国国务院公报》,以及其他各国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文件集; 5) 回忆录、书信集、日记、当代报刊报道或评论,主要以国务家、外交家、军事家为主; 但在使用这些史料时应特别注意辨别和考证;第二手资料,包括专题著作和论文,一些杰出的研究性著作。

  

   新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尤其是每一批政府文件和档案的解密或出版,都会推动形成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框架、新学派。如冷战史、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传统派、修正派、新修正派的推陈出新,均是基于史料尤其是档案的不断挖掘和运用。当然,其他史料的出现,也同样会推动形成新理论和新观点,或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理论与方法。

  

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的若干案例和最新成果,充分说明了新史料对于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的推动作用。首先是新史料推动形成一系列新领域和新观念,如苏联历史档案的开放对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巨大贡献,在朝鲜战争和亚洲冷战起源、中苏关系的互动等方面,均有明显可见的学术进步。而这方面的贡献和进步,对于推动若干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修正和完善,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如关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联盟或阵营的分化与分裂、均势与势力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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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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