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尝试去科学的边界上认识科学

——《科学的边界:不可能性为什么重要》中文版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0 次 更新时间:2023-11-30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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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如果我们将科学视为一种外在的客观事物,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科学比作一座庄园。认识这座庄园,当然有不同的方法。

通常学习科学的人,比如理工科的大学生,会被领进庄园的某一部分,仔细了解这一部分的构造。但大学生们被告知,科学的庄园极其宏大,万户千门,普通人穷其一生也只能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绝大部分的理工科大学生,以及绝大部分的科技工作者、研究者,都不会了解这座庄园的全貌。不过对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点并不会让他们心有不安,因为他们在庄园里已经建立起了对科学的信念,或者说是信仰。

本书的作者则打算用另一种方式来帮助读者认识科学。他好像一个导游,说他要带读者沿着庄园的边界去走一圈,让读者从边界上来认识这座庄园。这当然和在庄园的某个房间里了解细节有很大的不同,有可能使读者对这座庄园获得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因为在这座庄园里的许多人,已经不知不觉地认为这座庄园是无限大的,而本书的重要特色,就是作者经常告诉读者:边界的外面,就不是我们“科学庄园”的领地啦。

庄园的边界,就是科学领地当下的尽头,这方面的内容是知识性的;而另一方面,带领读者参观庄园的边界,又是作者的叙事技巧和策略——至少作为理解科学边界的理论背景和知识准备,书中仍有大量科普性质的内容。

 

1997年曾出现了一本《科学的终结》(The End of Science),本书中也多次提到过此书,书出版后,因为被李政道等科学家斥为“一本坏书”“胡言乱语”,其中译本也在此间的书评刊物上受到批评。其实那本书的书名固然危言耸听,但也不是毫无价值——至少,书中作者利用《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资深撰稿人”身份对当代科学界及科学哲学界代表人物的采访,就有些意思。当然,作者对科学的前景和价值表示悲观和怀疑,甚至认为科学的末日已经不远了,还暗示科学家们所从事的有些工作近乎无聊或欺诈,确实是许多科学家不愿意接受的。

本书虽然强调科学的边界和不可能性,但估计不会遭到“坏书”之类的恶谥。本书作者约翰·巴罗(John Barrow),既是在科学前沿工作着的天文学家,同时又有作家的声誉,写过不少科学方面的读物。本书出版后,诸如“无法抵御的心智扩张之旅”“由事实、顿悟和猜测所组成的盛宴”“智慧的杰作”之类的好评不少。本书基本上仍能保持经典的科学立场,试图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讨论科学的极限。

本书先前的中译本将书名译成《不论》,既不准确,也容易产生误解。按照原文(Impossibility, The Limits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Limits),现在这个中译名《科学的边界:不可能性为什么重要》更为明白易懂,也更切合书的主题。但这绝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主题。前贤可供借鉴的工作很少,而涉及的方面又很多。作者沿着他那并不总是非常清晰的思路,来讨论科学中的“不可能性”,其中相对比较明确的如:

悖论(包括视觉上的、语义上的等等);

科学、技术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进步?

计算,或者说处理信息的能力,有没有极限?

一种技术文明的高度发展有没有极限(比如能源耗竭之类)?

人类认识宇宙的限制;

时间旅行的可能性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

哥德尔不完备性带来的各种问题。

不过引起我浓厚兴趣的,首先倒并不是书中所讨论的各种不可能性的具体内容,而是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叙事策略。

 

首先,一个天文学家,不将时间精力集中在发表SCI论文上,集中在争取科研项目上,却去写这种“没有用的”书,讨论科学的极限,试图用实例向读者证明:科学不是万能的。这本《科学的边界:不可能性为什么重要》,可以说是典型的科学文化作品。我们赞赏这样的作品,是因为我们不能只要科学,不要文化,不应在下意识里认为只有科学才是硬的、实的、必不可少的,而文化则是软的、虚的、可有可无的。

但是,船坚炮利(到了今天就是芯片、北斗、高铁、航母)确实是立竿见影的,它们往往就是不断突破各种“不可能性”的结果。而许多不切实用的“基础研究”,在西方已经走向学术欺诈,就是利用了人们对科学“无限崇拜”和对科学边界缺乏认识,以售其奸。

杨振宁教授主张青年科学工作者要“经常思考最基本的问题”,那是从科学研究本身着眼的——思考最基本的问题,恰恰为的是站到和前辈大师一样的高度,像大师那样思考,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事实上,本书所讨论的科学边界,以及那些不可能性,基本上正属于“最基本的问题”。

关于本书的写作方式,我觉得尚欠完美。最主要是叙述思路并不十分清晰,谓之“盛宴”固无不可,但在阅读过程中,食客对此刻是在用哪一道菜,有时却不大清楚。也许这么说有点吹毛求疵,但给我的感觉确实如此。而各章之间的起承转合也颇为勉强,有些内容从逻辑上来说安排的叙述位置不一定妥当。

读者很容易在书中发现,作者的某些论断是明显可商榷的。比如在第四章作者谈到了人类计算能力的极限,认为某些科学课题“可能包含需要极长时间(比宇宙年龄长得多!)才能求解的许多小问题”。但如今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突飞猛进,除了硬件的进展使计算能力大为增强,算法的进步也完全可能使计算量急剧缩小。这里必须注意本书原版是1998年,距今已25年,“时代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

 

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小问题,可以谈一谈。作者在每一章、每一节的前面都按上一段“名人名言”,行文中有时也喜欢使用一些典故,估计作者追求的是文学性的修辞效果,但事实上经常既非名人也非名言,反而显得斧凿之痕太重,殊无必要。

作者肯定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种做法,给中译本带来了某些“求全之毁”。中译本中的大量“译者注”,都是作者上述喜好造成的——译者贴心地为每个“名言”作者和典故都作了译者注,意在帮助读者了解这些“名言”作者是何人物(尽管这对于理解本书内容通常并无必要),以及作者提到的事情有怎样的背景,提到的概念有怎样的来龙去脉。应该说,绝大部分译者注为读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确有锦上添花之效。然而如此繁重而且琐碎的附加任务,肯定会是一个挑战,所以也有一些译者注出现了白璧微瑕。

例如在第二章第二小节,译者注说“牛顿引力理论无法解释水星的进动”,从专业角度来说这是不准确的。首先应该是“水星近日点的进动”,但“近日点”在正文中就被忽略了,考虑到本书作者是天文学家,不至于如此不专业,这个忽略很可能是中译者造成的。而且译者注还有一个不准确之处——事实上牛顿理论也能解释水星的近日点进动,只是广义相对论的计算数值与观测更为吻合而已。

又如第七章第四小节,作者说“突然间我们处在《X档案》的世界中,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译者注说“《X档案》是一部著名的美国影片”,而实际上作者提到的《X档案》显然是指曾经在美国非常流行的剧集The X Files,至少有11季,持续多年,家喻户晓,成为许多美国作品中常用的典故。后来虽然确实出现过两部衍生电影(The X Files: Fight for the Future,1998;The X Files: I Want to Believe,2008),但没什么影响,而本书初版于1998年,作者写作本书时第一部应该还未上映,作者不可能用它作为典故。

提到上面这些白璧微瑕,只是为了证明我阅读此书时的认真程度,它们完全无损于本书的整体价值。

2023年10月9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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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2023年11月1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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