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刘兵:未来全球科学只会使用同一种语言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69 次 更新时间:2024-06-29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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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刘兵  

 

本文提要:

刘兵:随着中国在产业、技术、科学等方面的进步,达到科学中心再度转移的程度,中国学者当然可以优先选择汉语发表其成果而不再顾及英语世界的学者看不看得到、看不看得懂。但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逆转?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江晓原:在英语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现象: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专业领域有着完全不同的释义,或者说,不同专业领域的不同概念,会使用同一个词汇来表达。而在汉语中,却极少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习惯为不同的概念创造不同的、不会被混淆的词汇。这个现象让我感觉英语词汇和汉语相比显得贫乏,对于扮演科学语言来说也不见得是最能胜任的。英语一统天下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个语言本身的优越性。

江晓原:这确实是一本有趣的书,初版于2015年,原名Scientific Babel: How Science Was Done Before and After Global English,将副标题译成“西方科学语言史”当然是意译,意思稍微缺损了一点,不过并无大错,也不至于造成误导。

按照本书所展现的历史,曾经有好几种语言在世界上扮演过“科学语言”的角色,比如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俄语,但是它们都没有达到过如今英语作为科学语言所达到的一统天下的程度。本书用大部分篇幅讲述了上面各种语言扮演“科学语言”以及英语一统天下的故事。

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展望,以及这些展望所涉及的更多问题。作者在“结语:巴别塔之外”这一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继英语之后,会不会有另一种语言作为科学语言取代英语并一统天下?作者确实提到了一个候选者——汉语。不过他对汉语作为“科学语言”并一统天下的前景并不看好,理由有两点:

首先是,尽管中国科学家发表了越来越多的科学论文,但很多都是用英语发表的。而作者认为更关键的是第二个理由:“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期望科学在未来只使用一种语言呢?”他认为既然科学语言曾经是多元的,今后为什么不可以呢?

到了这里,问题就开始变得有意思了——当作者娓娓叙述英语如何取代其他科学语言并完成一统天下的故事时,他当然没有义愤填膺,也没什么不满,但是当他展望汉语作为科学语言一统天下的可能前景时,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期望科学在未来只使用一种语言呢”这样的问题了。

刘兵:很高兴你感觉这本书有趣。你开篇提出的问题,确实也很值得讨论。

从你前面列举的那些曾作为“科学语言”的语种来看,甚至包括其前后的顺序,与我们在科学史领域中经常提到的“科学中心”(指由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提出的特殊概念)及其转移是相关的。这似乎也表明,一种语言是否能成为主流的“科学语言”,与这种语言使用的地区或国家的科学实力是密切相关的。

就当下的情况来看,英语仍然还是这种主流的科学语言。当然,还可以提出另一个同样有趣的问题,即随着科学的发展,也部分地与此书作者提出而且你也关注的科学语言是否可以多元化的问题相关,未来科学中心会不会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呢?

从原则上讲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不过,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不同国家所研究的科学,也都在趋向于一致性的规范化,限于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单一科学中心的概念将来是否依然成立,也还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与这种全球化、统一化相对,多元化的科学是否能够成立?是否能够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又是另一个相关的话题。如果这种情况在未来能够出现,那科学语言的多元化自然也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只不过,此书作者的讨论似乎并没有包括这些,还只是在西方科学的框架中讨论其科学语言的多元化问题。

江晓原:在科学语言从曾经的多元化演变成英语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地缘政治无疑起着重要作用。本书关于科学语言的讨论中,作者也提到了地缘政治的因素。不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还可以有更为直白的、更富“经济学”色彩的解释。

简单来说,对于某种状态,谁更愿意看到这种状态,谁就会为此支付更多成本。例如在今天,非英语国家的科学家如果更需要阅读用英语发表的科学论文,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为此支付更多成本——学习英语或出钱将英语论文翻译成自己的语言。

而在作者这方面,谁更希望以英语为母语的科学家读到自己的论文,那么谁就为此支付更多成本——学习英语、办英文刊物、用英文写自己的文章并向英文刊物投稿。如果科学家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有被西方读者读到了才有意义,忘记了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吗?),他们就会让自己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中。

但是,正如你上面所说,英语作为科学语言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有变化的可能。随着科学中心的再度转移,随着中国在产业、技术、科学等方面的进步,如果有一天,说汉语的科学家已经不在乎西方读者读不读得到、读不读得懂自己的论文,他们已经不屑于用英语来写论文,而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家则变得更急于读到中国科学家的论文,那么局面就会反过来,轮到西方人为此支付更多成本了——学习汉语或自己出钱将汉语论文译成英语。

这个时候科学语言的多元化肯定就再次出现了。但是,这种多元化是不是稳定,会不会向汉语作为科学语言一统天下的局面演变,目前就很难确定了。

刘兵:我感觉到,你前面的讨论背后,隐含着你对SCI期刊研究的若干思想。从现实的情形来看,就以当下的中国科学家为例吧。确实有许多人是在你说的意义上支付了更多的成本,学习英语,将论文译成英文发表,并为这种发表支付相当可观的费用,结果是,让那些国际“顶级期刊”的拥有者赚得盆满钵满,而让中国自己的学者阅读更不方便,甚至还要再付费才能看到。但在这样的操作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多的因素。例如,这样做符合现在许多科研机构考核的指标。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众多机构选择了这样的考核指标呢?

说到底,最为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科技实力。也正如你所说,随着中国在产业、技术、科学等方面的进步,达到科学中心再度转移的程度,中国学者当然可以优先选择汉语发表其成果而不再顾及英语世界的学者看不看得到、看不看得懂。但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逆转?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再回来讨论一些书中的观点。看来,此书作者并不认同某种语言在本质上特别适合于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的发展也会给语言本身带来某些变化和影响。在谈及未来可能的科学语言的多元化时,作者甚至提出“宇宙语”的问题。但还是就现实的发展来说,作者也提到一种可选择的方案,即计算机的多语言翻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作者在写作此书时能够知道当下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应用的进展,是不是会另有一番不同的想法和说法呢?

但即使说到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问题,也还涉及另外的新问题。例如,由于这种训练所要耗费的巨大成本,以及基于现实中英语文献占据了训练的主要文本来源,那么,这对于思考中文在其中的地位和发展变化,是不是又有另外一些挑战呢?

江晓原:你引发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说,本书作者并不认同世界上各种成熟语言中有的适合成为科学语言,有的则不适合,那我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有趣的旁证。

晚清的时候,大量西方的科技著作和教材以及普及读物,纷纷被翻译进来,这些著作中有不少是用汉语文言翻译的。事实上,这样的尝试在明朝晚期的16~17世纪就已开始,例如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与中国学者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耶稣会士们在徐光启领导下修撰的《崇祯历书》等,都是这样。而在今天,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认为,汉语文言根本不适合用来论述或解释科学技术问题(何况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己已经失去了阅读文言的能力),更不用说成为科学语言了。

但是,这种想法虽然看起来很“自然”,其实很可能并非如此。人们现在之所以认为汉语文言不适合谈论科学技术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于使用现代汉语,我们认为用现代汉语谈论科学技术是如此地天经地义、如此地“自然”,却忘记了在明清时代其实我们一直在使用汉语文言谈论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我们曾经这样谈论了数百年,期间没有人认为汉语文言不适合谈论这些内容。

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典型作品,我们可以考察中国学者郑太朴翻译的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译者虽然使用了现代的数学表达,但全书仍是是用汉语文言翻译的,而且显而易见,文言并未对译者造成什么困扰。

我提到这些事例,是想说明一点:即使是现在已不被用来谈论科学技术的汉语文言,也曾经在中国扮演过科学语言的角色长达数百年,这就可以旁证这样一种观点——没有什么语言特别适合或不适合承担科学语言的角色。

刘兵:如果就这个话题再进一步延伸,如果不再只限于近现代西方科学的话,如果我们将科学技术在更广义上理解为是多元的,那么,中医之类的知识系统也可以算其中的一元。而对于这样的知识,汉语,乃至文言,反倒是更合适的“科学语言”了。

其实,什么语言就其自身的特点,是否适合于精确地表达,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德语,因其名词有中性、阳性和阴性之分,相应地在语法变化中,对句子中各成分之关系的限定显然要比英语更加严格和明确,但后来不也还是随着科学中心的转移而失去了其作为主流科学语言的地位吗?这或许表明,语言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于一种语言能否能为主流的科学语言,也许是更为关键性的。

再者,即使就精确性来说,也还仅是按当下西方科学的特点来考虑的。还是举中医的例子(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例子),其对所谓精确性的要求就有所不同,而且有时那种难以用语言来准确表达的精确性的特点,及其在解释上的丰富性和多义性,反而是其独特性之一。这也就像在餐饮业,那种最能精确地、标准化地表达其制作流程的,只能是麦当劳之类的工业化快餐。

江晓原:你关于德语的讨论,让我想到了我对汉语和英语之间的一些对比。在英语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现象: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专业领域有着完全不同的释义,或者说,不同专业领域的不同概念,会使用同一个词汇来表达。而在汉语中,却极少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习惯为不同的概念创造不同的、不会被混淆的词汇。例如,我们为文学理论创造了“现实主义”这个词汇,为哲学创造了“实在论”这个词汇,而不会像英语那样使用同一个词汇(realism)。这个现象让我感觉英语词汇和汉语相比显得贫乏,对于扮演科学语言来说也不见得是最能胜任的。英语一统天下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个语言本身的优越性。

刘兵:那么,对于形成一元化的科学语言的原因问题,我想我们还是达成某种共识了。而关于科学语言多元化的可能,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讨论。实际上本书涉及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它对于历史上各种语言曾相继作为科学语言的历史考察,也在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带来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无论如何,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科学与社会,或科学与文化,都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

 

(江晓原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刘兵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本文为中华读书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联合策划的“南腔北调”对谈系列第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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