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陪审团》，（加拿大）杰弗里·克雷林斯滕著，潘涛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

相对论因为缺乏实际应用，所以需要陪审团。一个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却企图改变世人已经习惯了至少两三百年的外部世界图像，人们当然会对这个理论是否为真产生本能的怀疑，“诉讼”就难以避免了。

现在除极少数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相对论是正确的理论，本书也没想翻案。作者扮演的角色有时像辩方律师，有时又像旁听庭审的新闻记者。作者叙述了许多与本案有关或并无直接关系的故事，对了解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理论以及那场持续多年的争议来说，仍是有益的。

广义相对论预言了两个新的天文现象，和一个已知天文现象的新数值，这些预言构成了广义相对论的“三大验证”：

1、水星近日点进动的新数值。这个进动在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中也能描述，只是牛顿的值比实际观测小了许多，而广义相对论给出的计算值与实际观测值高度吻合。通常人们认为这个验证没有什么问题。

2、引力红移。广义相对论预言：引力场中的辐射源射出的光，对远离引力场的观测者会呈现红移。对白矮星的观测证实了这一点，1960年代的精确实验也证实了这一预言。

3、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折。广义相对论预言：当远处的恒星光线经过太阳的引力场时它的方向会发生微小偏折。本书一半以上篇幅都耗费在验证这第三个预言上了，大批涉案人证先后被传唤到场，许多历史文件也被作者翻检出来作为物证。

许多教科书上说爱丁顿爵士1919年对日全食的观测成功验证了恒星光线偏折，但这并非事实。是当时的科学界、公众、媒体，以及爱丁顿本人，共同建构了那个后来进入教科书的神话。真正的验证直到1970年代才完成，证明爱因斯坦是对的。

作者“客观中立”地详细叙述了1919年之后国际天文学界一次又一次对光线偏折预言的验证，这样的叙述表明了作者的判断——如果国际天文学界认可了爱丁顿1919年的验证，他们为什么还要不停地重复验证呢？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亨利·基辛格等三人著，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

本书由三人合著，另两人是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和麻省理工计算机学院院长丹尼尔·胡滕洛赫尔。据说是基辛格的“知识事务助理”梅雷迪斯·波特牵线搭桥，基辛格才和后两个人搞到了一起。三人多次视频讨论，本书即根据这些讨论内容整理而成。

基辛格在本书署名第一，或许并非仅因他名头大之故，本书确有不少看法和观点，是之前在通常的人工智著作中不常见甚至未曾提出过的。这些看法和观点在第七章“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中表述得相当集中。这一章对人工智能发展及应用前景的忧虑是直言不讳的。

作者们非常担忧的是，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某种新的神明：“世界可能会随之复魅，人工智能则会因其发布的神谕而使一些人对其深信不疑，言听计从。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一种了解世界并凭直觉感知其结构和可能性的超人类方式，可能会被不少人奉若神明。”作者们问道：“谁来控制通用人工智能？谁来授权使用它？在一个少数天才机器由少数组织操纵的世界里，民主还是可能的吗？”

书中强调了对人工智能的监管，认为不应“将人工智能视为自动运作、无需照管的存在”。并能洞悉许多研发者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思维习惯：“许多人工智能的创造者主要关注的是他们试图实现的应用和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可能不会停下来考虑这个解决方案是否会产生一场历史性的革命，或者他们的技术将如何影响不同的人群。”

本书对于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后可能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充满忧虑：“人工智能的引入将使适用于人类的现有正义原则更为复杂化。当一个自主系统基于自己的感知和决策行动时，其创造者承担责任吗？”

作者们将人工智能的大国竞赛类比于国际军备竞赛，对人工智能和网络武器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类似大国间军控协议的框架感到忧虑。作者们希望：“拥有高科技能力的大国迟早将不得不就此进行一场持续对话，这种对话应聚焦于一个根本问题：避免灾难，并以此求得生存。”这个主张和笔者数年前就提出过的完全一样。

《大科学：欧内斯特·劳伦斯和他开创的军工产业》，（美）迈克尔·希尔奇克著，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据说“大科学”（Big Science）一词是由物理学家、曾担任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的温伯格（A. Weinberg）在1961年首次提出的。这个温伯格，在“大科学”最重要的象征之一、著名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问题上是反对派，他认为国家将巨额科研经费花在这样的项目上有害无益。

本书的重要性之一，是指出了“大科学”最初的典范就是军工产业（二战中的雷达和原子弹）。后来大科学的标志还可以找到两项：登月工程、超导超级对撞机。但是登月工程其实就是冷战中的政治工程，它不是军工胜似军工（何况外太空探索技术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军事用途或军用潜力）。而超导超级对撞机则在1993年黯然下马了。

所以“大科学”曾经的四大标志，SSC黯然下马，其余三大标志不是热战就是冷战。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只能归结到“军工产业”上去。

SSC最终下马绝非偶然。本书作者说“它的致命伤是公众已经怀疑其目的性”，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SSC这玩意有用吗？科学家们最终没能让议员们相信它有用。

《鬼魂目击者、侦探和唯灵论者：维多利亚文学和科学中的视觉理论》，（美）斯尔詹·斯马伊奇著，李菊译，译林出版社，2022。

本书所论与录像、摄影、绘画等等有实物记录的视觉材料完全无关，仅限于用文字表达的关于“看见”某些事物（比如鬼魂）的陈述（虚构或非虚构的）。在上述研究范畴的约束下，所谓“看见”就成为一个可以从多方面质疑的复杂概念。例如：“看见”的陈述无论多么真诚，都可以是幻觉，而这又可以分成多种情况，比如因眼睛病变而导致的错觉、因病态心理活动导致对视觉信号的误读、因正常或不正常的思维方式导致对视觉信号的重构……总之，任何“看见”的陈述都将经不起诘问了。

本书尝试使用这样富有科学色彩的“视觉理论”，来对维多利亚文学作品中的鬼魂（或吸血鬼等等）叙述文本进行操作，获得了别开生面、引人入胜的结果。

在本书所论述的那些侦探作品中，警察和作者为各种“看见”陈述的真伪大费周章，初看起来，似乎只要有了尽可能多的摄像头和录像，许多陈述的真伪立刻就能真相大白，但只要深入思考，就知道事情还没那么简单。

归根结底这取决于“鬼魂是否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答案。因为我们对鬼魂的物理性质完全缺乏了解，比如鬼魂是否有质量？是否占据空间？鬼魂行动是否受引力和光速极限的限制？由于许多故事中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否”，这就排除了被摄影设备记录的可能性，于是“看见”陈述的真伪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鲁拜集之美》，（古波斯）欧玛尔·海亚姆著，（英）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钟锦译解，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4。

钟锦无疑是《鲁拜集》的超级粉丝，他已经为《鲁拜集》贡献过诸多中译本，有旧体绝句译本、现代白话译本、旧体集句诗译本（集唐，即用唐诗中的律句拼成《鲁拜集》诗歌的旧体绝句译本）。集句原是旧时文士喜欢玩的文字游戏，现在旧诗也很少有人能做通了（有还是有的），集句游戏自然更少有人玩了。

这本《鲁拜集之美》是特装书，在装帧设计上力求精美出众，高长开本，布面精装，三面镂刻烫金，用纸和印刷也俱臻美善，书中更有大量精心选择、详细说明的插图，以往所有的《鲁拜集》中译本都难以望其项背。

书首有钟锦写的“前言”，以及钟锦翻译的菲茨杰拉德英译版序言。正文主体是常见主流《鲁拜集》版本中101首四行诗的菲茨杰拉德英译文、钟锦旧体诗中译文、钟锦白话诗中译文。遇到英译文有不同版本，钟锦就抖擞精神，为每个版本各译一遍不同的旧体诗和白话诗。钟锦之所以乐此不疲做此工作，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观点：“汉语白话具有非同一般的适应异国语言的能力，而汉语文言又具有非同一般的抗拒异国语言的强度，处在这种张力之间的尝试，别具吸引力。”他在这个译本中的尝试照例仍是非常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