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宇:马基雅维里的民主时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076 次 更新时间:2023-07-17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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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宇  

在马基雅维里创作的唯一一篇喜剧故事《贝尔法哥》中,他以其一贯反讽甚至略显轻浮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魔鬼娶妻的故事。故事的开篇设定在地狱,亡魂们纷纷哀叹他们大多数是因为娶了老婆才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米诺斯等地狱的判官极不愿意采信这种对女性的“污蔑”,但地狱中日益增多的哭诉却使米诺斯感到有必要将此事汇报给地狱之王普路托,以便查明真相。普路托虽然对地狱中的事务独掌全权,却决定根据众人的意见来处理这一案件,以便既不轻信亡魂,也不对他们的哭诉置之不理。地狱中的魔王们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派一个魔鬼到人间,变身男子娶妻,亲自调查真相,有的则认为应多派几个,还有的觉得对亡魂们严刑拷打、加以逼供就行。由于“大多数”主张派人,大家便采纳了这一方案;又由于没有魔鬼自愿前往,便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定了贝尔法哥(Bel fagor),他在地狱中是等级较高的“魔鬼长”,在从天上堕落前是“天使长”。贝尔法哥初到人间忠实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在佛罗伦萨迎娶了出身贵族世家的奥内斯塔·多纳蒂。但奥内斯塔骄奢、跋扈的作风令贝尔法哥在婚后不久就选择离家出走。故事最后,马基雅维里告诉我们,这位魔鬼长宁可仓皇逃回地狱也不愿意再回到奥内斯塔身边。

《贝尔法哥》无疑以闹剧的形式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风俗和心态进行了夸张的映射,而且今天敏感的读者或许也能察觉这一男性书写中存在的性别偏见。不过,在这里引起我注意的是地狱之王普路托采取的繁琐的政治程序:首先是各种意见的平等表达,之后是多数决,最后是抽签。事实上,或许可以说,这是马基雅维里全部作品中最民主的政治时刻。马基雅维里的传统形象是和民主不沾边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反面。作为《君主论》的作者,他一向被认为是在给渴望攫取权力的君主乃至暴君提供邪恶的建议。与此同时,马基雅维里的作品几乎全部以作为现代意大利语前身的佛罗伦萨俗语写就,源自古希腊语的“民主”(dēmokratiā)一词及其同源词语从未出现在他的笔下,他更多是在相近的意义上使用源自拉丁语的“民众的、平民的”(popolare)一词。

因此,若我们发现,有研究者宣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民主面向,甚至能为当前西方民主政治面臨的危机提供解决思路,或许会大感诧异。然而,事实是最近十余年来,马基雅维里研究中确实出现了显著和普遍的“民主转向”(democratic turn)。马基雅维里不仅迎来了自己的民主时刻,也给五百年来围绕其作品展开的异常热烈但充满分歧的阐释史增添了一个出人意表的新篇章。

这种新解读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麦考米克(John P. McCormick),他在二0一一年出版了广受关注的《马基雅维里式民主》(Machiavellian Democracy )一书。该书标题就非常直接地传达了麦考米克的主张,也即马基雅维里不仅表露出了鲜明的平民主义面向,而且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提取理论和制度资源,构筑一种独特的“马基雅维里式民主”,用来补救包括美国在内的当前西方民主制的弊病。因此,麦考米克不仅提供了对马基雅维里文本和思想的新颖阐释,而且尝试将思想史层面的洞见带入到有关当代政治问题的论争中。不过,这种关系或许同样是逆向的,麦考米克首先诊断出了当前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困境,然后在一种回溯性解读中发现了马基雅维里思想中可资援引的激进民主面向。

在麦考米克看来,伴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西方代议制民主也日益精英化、寡头化,普通民众无法对精英进行有效的问责。政治日益为少数富人和精英所垄断,普通民众则感到失去了对政治的控制和参与。正是带着如何更好赋权平民并限制精英这一问题意识,麦考米克转向了马基雅维里。这一转向之所以可能,不仅因为麦考米克和马基雅维里对社会的构成采纳了相似的本体论预设,也即社会可以被区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更重要的是,麦考米克认为,马基雅维里同样站在平民立场对贵族表达了激烈的道德义愤。马基雅维里指出,在任何政治体中都能发现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或脾性,其中贵族具有统治和压迫的欲望,平民则具有不受统治和不被压迫的欲望。“脾性”(umore)是马基雅维里借用于西方古典医学的一个概念。在希波克拉底看来,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组成,体液之间的均衡带来了健康,某种体液过度或是不足会引发失调并带来病痛。正如体液是人体的内在组成部分,马基雅维里表明,两种相对立的欲求同样是与政治体相共生的。这种对贵族和平民的区分,是马基雅维里主要政治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基本论断,构成了他进行政治分析的出发点。

在比较这两种脾性时,马基雅维里认为,民众的欲求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正当性。他在《论李维》中指出:“自由的人民的欲求,很少对自由有害,因为这些欲求或者源于受压迫,或者源于担心就要受压迫。”麦考米克据此认为,马基雅维里将贵族的野心和统治欲视为共和国自由的重大威胁,相反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判断和道德能力持有更正面的看法。在这种偏向平民的道德判断之外,麦考米克认为马基雅维里更是着重阐发了源自罗马共和国的若干制度设计,从而为平民免受贵族压迫、维持政治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是保民官和专属于平民的平民会议。一个同时容纳贵族和平民的议会往往使贵族的意见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在一个专属于平民的议会中,民众才能准确地提炼并充分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保民官具有的否决贵族立法、弹劾贵族元老以及保卫平民人身安全的权力,是遏制贵族统治欲和野心的重要防线,因此尤为麦考米克所看重,并促使他在全书最后一章为美国宪法提出的修正条款设计了一个他称之为“人民保民官”(Peoples Tribunate)的制度。麦考米克认为,马基雅维里式民主意在提升普通公民的阶层意识和自觉,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专属渠道,排除精英的干扰和腐化,同时也使普通公民能以选举政治无法提供的强度来对地位更高的公民进行监督和问责。

麦考米克的作品引领了晚近马基雅维里研究民主转向的潮流,其他一些代表性学者还包括瓦特尔(Miguel Vat ter)、温特(YvesWinter)、巴塔斯(Jérémie Barthas)等。这一系列的作品主要立足于马基雅维里对贵族和平民的区分,通过重估马基雅维里对两者的道德与政治评价来完成理论证成。传统上马基雅维里往往被认为带有精英主义取向,因为政治体的维持似乎更依赖君主或贵族的审慎德性;与之相对,民主转向则重点阐发马基雅维里对贵族的批判立场,同时突出他对平民作用与力量的强调。在民主转向理论家看来,这种强调突出地表现在马基雅维里对于政治冲突问题的新颖论述。在讨论罗马历史时,马基雅维里指出许多人觉得罗马是一个纷乱的共和国,但他认为:“那些斥责贵族与平民之间骚乱的人,在我看来,他们斥责的是作为保持罗马自由的首要原因的那些因素,这些人更多地考虑在这些骚乱中产生的争吵和喧嚣,而不是它们带来的良好效果。”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冲突没有带来有损于公共利益的放逐或暴力,而是产生了有利于自由的法律和体制。马基雅维里对于政治冲突的积极态度,不仅背离了古典政治理论家对于和谐、团结和一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地位的坚定信念,也挑战了这一思想传统中潜藏的精英主义预设,因为并非贵族的出众美德,而是平民针对贵族的对抗性行动对于维持政治自由才至关重要。

在思想史层面,麦考米克发覆的马基雅维里的激进民主面向必然会继续引发争议,但如果我们将之视作由时代问题激发的创造性阐释,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民主面向的生成。麦考米克本人已经相当直白地勾勒出了这样一个民主的马基雅维里与西方当代政治处境的关联,而他借马基雅维里之口反复申说的对贵族的激烈抨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沾染并分享了当前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运动中显露出来的对精英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面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危机,马基雅维里被认为是站在平民立场对民主原则的践行发起了最激烈的叩问,并相信必须通过激发民众积极的政治行动和参与,辅之以制度层面赋权民众的举措,才能更好地落实人民主权与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

不过,马基雅维里进入现代民主还有一条更隐秘和曲折的路径。学者段德敏最近在《现代民主的马基雅维里时刻》一书中便细致、精湛地勾勒了一条从葛兰西到墨菲(Chantal Mouffe)、勒弗(ClaudeLefor t)等左翼理论家的线索,同时巧妙融合政治代表理论中颇具前沿性的建构主义视角,对马基雅维里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关联进行了更理论化的阐述。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描述了一个努力获取并维持国家的新君主。新君主的独特处境在与世袭君主的对比中得到了鲜明体现。世袭君主只需要保持先祖留下来的制度便能稳妥地进行统治,因为他的臣民们已经习惯服从这套体制;但新君主却无法依靠习俗和传统,由于他必然打破原先的权力和社会结构,便处在一个失去了正当性的世界中。由此,新君主的处境也是极度危险和不安全的,他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德性,并且在此过程中要更多地依靠平民而非贵族,使前者适应并支持他构建的新制度,同时压制后者对其地位的觊觎和挑战。如段著指出的,“马基雅维里的现代性正在于,‘新君主的形象与现代社会中积极政治行动者的角色高度吻合”,與马基雅维里相似,“现代社会中此类积极的个人也将其目光放在‘人民之上,希望从获取人民的接受、认可和服从的角度来实现权力地位的获得,同时现代社会的‘新君主也用这种方式试图实现其对新制度和新秩序的想象,使其成为人们生活的现实内容”(336 页)。

在现代社会,某些一般性的政治原则例如正义、公平等已被广泛接受,但这些原则应该落实为何种具体的制度建构或是政策方案,却依然是未定之数。现代新君主或政治家们所做的事情便是在为这些抽象原则提供具体内容,他们所做的阐释和解读若赢得了民众支持,也便同时为自己获取了权力。建构论的政治代表理论也倾向于强调,并不预先存在一个已经完全定型的人民群体及其意志,作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只是简单从前者那里接受明确的指示;相反,政治家扮演着一个建构的角色,也即不断构想、阐释并澄清人民的意志,正是在持续的互动中,人民的意志乃至人民这一群体的边界才得以生成。

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最早对新君主的形象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将革命政党比之为现代君主。如果马基雅维里理想中的新君主是要建立统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而新君主同时也是人民集体意志具象化、拟人化的表达,那么,在葛兰西看来,现代革命政党和新君主从事的工作非常相似,都是通过联合并重塑人民的集体意志,来推翻已有的霸权并建立新的秩序。葛兰西开启了对马基雅维里的左翼解释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面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遭遇的危机,不少理论家转向了包括马基雅维里在内的不同的思想家,试图为左翼的政治话语和行动寻求新的思想资源。

段著充分发掘了这一左翼解释传统中的建构论视角。法国思想家勒弗同样将新君主视为社会的解读者和阐释者,新君主为了维持统治,不能仅仅依靠强力和暴力,还必须提供对社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理解,为社会赋予意义,君主权力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解读是否为民众持续认可。勒弗也谈到了社会中始终存在的贵族和平民的冲突与分裂,而君主正是通过超逾这种冲突,在象征性维度为社会赋予了统一。但勒弗敏锐地指出,这种解读和象征虽然源自社会并对其发挥构成性作用,但却始终外在于社会,不与社会相等同。如段著所指出的,每当君主力图准确把握社会并赋予社会一个确定含义时,这一意义便迅速变得可疑并与社会相脱离,这是因为“在勒弗看来,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意义(或本质),任何对社会本质或意义的声称只能是一种‘代表,它与社会之间有一个无法弥合的裂痕”(380—381 页)。勒弗正是将他在马基雅维里这里阐发的社会意义和社会本身之间的分裂,带入到对现代民主经验的理解中。不同于前现代社会中某种政治权力如国王可以声称自己是社会唯一和永久的代表,随着国王在现代革命中被斩首以及身份平等的到来,民主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空位(l ieu vide/ empty place),任何人都能竞逐这一权力,但却无法永久地占据这一权力。易言之,在民主社会,任何人都能宣称代表人民及其意志进行统治,但权力的空位始终提示着象征和真实之间的距离,从而表明任何对人民的代表都是有限的和暂时的。

勒弗对现代民主社会的上述阐释指向了一个开放的和没有终结的政治过程,对社会原则的竞争性解释和代表主张将被持续提出,从而不断重塑社会的自我理解。这一点无疑在西方国家晚近各类社会政治运动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不论是早前的占领运动(OccupyMovement)还是更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一方面普通民众希望借由持续的对抗和政治行动来纠正现存体制之不公,重塑统治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则希望挑战社会偏见,对抗主导群体的专断支配,构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和更具互惠性的社会规范与观念。从理论层面上看,这种新的左翼行动策略同时伴随着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墨菲、勒弗等理论家对“政治”(the political)的再发现,从经济决定论中挽救政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这一过程中马基雅维里受到青睐也就十分容易理解了。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其经典论述中指出的,正是马基雅维里首次将政治从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表明政治拥有自身的运行规则和评判标准。

通过梳理马基雅维里进入现代民主政治的两条路径,我们无疑会认可葛兰西曾经对《君主论》所做的论断,也即马基雅维里的著作不是某种“成体系的论述”,而是“活生生的”书。即使在五百年之后,马基雅维里的作品似乎依然保有指向政治现实的强烈实践特性。而在另一方面,马基雅维里民主时刻的到来与其阐释史在以往出现的诸多转折一样,也是时代语境及其关切的反映与投射。研究者们通过转向马基雅维里来革新民主观念与实践的智识努力值得赞赏,但对于马基雅维里能否拯救西方当代民主政治,或许至多只能持有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并且,这种转向并非不存在问题,但我相信,揭示这些问题恰恰构成了深化马基雅维里民主时刻的方式。

一方面,当代政治理论发掘的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中的平民立场,不应该成为对当前西方民粹主义运动及其诉求的简单附和,而是能够用以分析和应对民粹运动中一些更加复杂和吊诡的政治现象。可以看到,民粹的领导者往往演变为威权的统治者,对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声张成为破坏法律制度、政治自由与民主程序的借口,在社会层面则带来排外、敌对情绪与社会团结的丧失。民粹运动带来的结果,常常是将一个更不易受到民众控制和监督的威权统治者送到了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此严重背离了民粹主义运动最初表达人民声音与意志的诉求。对于民粹主义的这种神奇倒转及其导致的政治生活的重新收缩,我们不仅需要某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冷峻分析,以便揭露权力政治与威权统治技艺中隐藏的秘密;而且可以采纳马基雅维里提供的更为均衡的视角,他借由政治冲突传递的教诲不只关乎单方面的民众赋权,也同样涉及政治行动的审慎与节制,从而真正构筑一个能够容纳民众声音、行动与抗争的包容性政治。

在另一方面,各种弱势或边缘群体通过各类社会政治运动对主导群体的支配和偏见发起的挑战,显然修正和拓宽了西方社会的自我想象和理解。但与此同时,随着各类自我主张的代表和群体权利要求的涌现,西方社会也日益陷入身份政治的破碎版图。这部分源于身份政治的一个独特信念,也即只有对某种身份具备亲身经验者才拥有发言权。这种围绕身份和个人处境的自我设限,使得激进的政治行动愈发围绕各类离散的小群体的关切展开,不仅为弱势群体横向和普遍的联合制造了障碍,也造成基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经济资源分配的总体批判分析失焦和隐没。新君主这类对命运全无依傍而独立自为的政治行动者构成了马基雅维里著作的亮眼主角,但马基雅维里也不缺少对构成政治行动之背景的社会经济条件、阶层关系乃至意识形态话语的分析,而这或许会为民主时代构想更为稳健的行動策略提供启发。

( 《现代民主的马基雅维里时刻》,段德敏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二0二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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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3年7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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