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存生:《管子》:我国古代的“君主论”

——兼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6 09: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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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存生  

   内容提要:《管子》一书是我国古代最早对君主及其治国理政的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因而可以说它就是我国古代的一本“君主论”。该书从“道”的高度论述了君主的社会角色(尊者、心者、德者、牧者)、道德人格(圣君或明君)和应该遵循的治国理政之道,即通过行道施德、掌权立法、得民选贤等途径来行道施德,求得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实现富国、强兵和称霸之目的。该书比西方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早了二千多年,而且其立意之高、论述之全面、深刻,都是后者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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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对君主,即最高的执政者的论述很多,最早和最为系统者当属《管子》一书,可以说,该书通篇论述的就是“明主”如何执掌国家权力,如何进行社会治理问题,因而可以说它就是我国古代的一本“君主论”。它比西方的该类名著——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早了二千多年,而且其立意之高、论述之全面、深刻,都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无法相比的。不仅如此,书中对国家权力、对最高的执政者的角色、对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精彩的论述很多,且大部分已被管仲用于实践中,可以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这些论述虽然是针对君主政体的最高执政者而发的,但却涉及国家政权、执政者及其社会治理等许多普遍性问题,因此,仍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君主的社会角色


   《管子》一书所论述的“君主”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的国王,这种国王情况很复杂,管子在《七臣七主》中把他们分为七种:(1)“申(信)主”,即信守承诺的君主:(2)“惠主”,即侧重于用施惠的办法维持统治的君主;(3)“侵主”,即行事莽撞的君主;(4)“芒(荒、盲)主”,即沉醉于酒色,不理朝政的君主;(5)“劳主”,即事必躬身,忙于具体事务,君干臣职的君主;(6)“振主”,即性情爆燥,喜怒无度的君主;(7)“亡主”,即昏君。

   不过《管子》对他们并没有作过多的论述,而是从理想的角度,即从君主应有的社会角色和其治理国家是否合于为君之道上把他们划分为“明君(主)”或“有道之君”和“乱主”或“无道之君”,而把论述的重点放在阐述“明君(主)”或“有道之君”上。

   《管子》一书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君主”的社会角色:

   (一)“君”者“尊”也

   “君”者“尊”也,即君主在国家里享有至上和尊贵的名位。这表现在他发布的法令能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而这在于他手里有“势”,即权势,掌握赏罚大权;更在于他发布的法令是合理的,合乎天道世理。《形势》曰:“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运也。”《枢言》曰:“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形势解》解释说:“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民受其辞则名声章。故曰:‘受辞者名之运也。’”

   这就是说,“君主”的“尊”表现在他享有名位,其颁布的法令得到民众的尊重和遵守。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有“势”,即权势。因而,他的地位尊贵。《明法解》曰:“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又说:“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

   当然,“君主”的法令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并不限于他地位尊贵,更在于这些法令顺民心、合民意。《形势解》曰:“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民受其辞则名声章。”“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又说:“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这就是说,君主的“尊”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其法令合于道义,有利于民众的生存和国家的富强,因而得到民众的拥护。这是因为民为国本,民心是国家权力的基础。

   (二)“君”者“心”也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管子》一书进一步从国家的构成的角度论述了“君主”的社会角色,他认为国家中有君、臣、民三种人,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就像人体中的心、器官和身体。君主是心,是领导者和总指挥。《任法》曰:“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七臣七主》曰:“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

   他指出,君主之所以处于心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一个国家必须有领导者。《权修》有言:“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另一方面是因为“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管子·君臣上篇》),而开明的君主,又懂得天、地之道和人生之道,有治国的能力和素养。

   君为心,那么心是干什么的?《心术上》曰:“心也者,智之舍也”;“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君臣下》曰:“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诸己,知得诸民,从其理也。知失诸民,退而修诸己,反其本也。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于人者少,故民轻给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纪天时,务民力。下注者,发地利,足财用也。故能饰大义,审时节,上以礼神明,下以义辅佐者,明君之道。”这就是说,君主是国家的心脏或大脑,是领导者,是智慧的聚集者,他率领其官吏持“道”而行,“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使国家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实现富国强兵称霸和造福于民众之目的。正因如此,君主治国的关键是治心。《心术下》曰:“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故功作而民从,则百姓治矣。”

   (三)“君”者“德”也

   《管子》认为,客观事物的运动有其“道”,“道”是事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精神,它落实于事物的品性,即“德”上,事物的运动,内和外都合于“道”,叫有“德”。所以,“德”是“道之舍”,是被实践的“道”。他认为国家的德,集中体现在君主身上。《君臣上》曰:“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他认为,有德之君才能胜任其角色,其治理国家,没有人敢与其争抢。《形势解》曰:“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心。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又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下及上之事谓之胜。为上而矫,悖也;为下而胜,逆也。国家有悖逆反迕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纪也。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再曰:“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是故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动者也。”

   管仲认为,君主作为国家的“德”的象征,首先,他应该注意其道德修养。《心术上》曰:君主必须“洁其宫,阙其门”;《形势解》曰:君主必须“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应率先严格遵守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权修》曰:“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其次,君主必须施德于民,对民众讲诚信,施仁政。《小问》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语曰,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也;质信以让,礼也。”只有这样,他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戴。

   管子认为,礼义廉耻作为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德”,是“国之四维”。《牧民》曰:“四维张,则君令行”,六亲固。故“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君主要起到“德”的化身的作用,以己之德,引领社会风尚。《君臣上》曰:“夫为人君者,荫德于人者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为人臣者,受任而处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以劳受禄,则民不幸生;刑罚不颇,则下无怨心;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又说:“是以上之人务德,而下之人守节。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则百姓上归亲于主,而下尽力于农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体而外内别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

   (四)“君”者“牧”也

   (1)“牧”即统领民众,治理国家。“牧”是古代社会描述君民关系的一种说法,它把君主说成是主人,民众是其放牧的牛羊。《管子》借用了这一说法。但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他那儿,“牧”的含义仅限于管理、治理。因为他把君主只是说成民众的统帅,统一其行动,君主不能像牧人对其羊群任意宰杀,相反要充分尊重民意,按照为民、利民和富国强兵的目标来管理。在《小问》中,齐桓公曾问管子“我欲胜(制服)民,为之奈何?”管子回答说,这一说法和想法不对。君不能只是想胜(制服)民,因为这是很危险的。把老百姓制服了,老百姓就会记恨你而不拥戴您,你的王位就不稳了!管子说:“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这就是说,只能用关心其疾苦、施之以恩惠,而不是用吓唬、暴力镇压的办法来服众。因而,只有顺应民众之本性,根据其需要和意愿来发布政令,才能得到老百姓的配合,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

(2)君主“牧民”的本质是对民众的统领与管理,也就是对社会的治理。在春秋战国初期,各诸侯国的君主对国家的治理,实际上是一个得民、安民、富民的过程。国家的强大在于人口众多,兵强马壮。《轻重甲》曰:“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而要如此,就必须有一套好的政策和法律,吸引人才和给老百姓一个安定富裕的生活。而要如此,就必须顺民意,施仁政。《牧民》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小匡》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举财长工,以止民用;陈力尚贤,以劝民知;加刑无苛,以济百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此使民之道也。”“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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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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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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