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定:权力的游戏:马基雅维里与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5 次 更新时间:2020-11-19 2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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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增定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探究马基雅维里与斯宾诺莎这两位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对于人性与权力的基本看法,并且比较他们的共识与内在分歧。本文认为,马基雅维里批评和拒斥了传统道德哲学对于人性和政治的目的论式的理解,把人类的政治世界看成是一场获取和维持权力的永恒游戏。斯宾诺莎则是将马基雅维里的这一思想推到极端,认为包括人类政治世界在内的整个自然世界都是一个永恒的权力的游戏,在其中人和万物都为自己的生存而尽可能地追求权力。但是,就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基雅维里之后的现代自然法哲学家,如霍布斯、洛克和普芬多夫等,又建构了一种新的道德秩序,以此来掩盖人类政治世界的权力的游戏这一事实。与之类似,斯宾诺莎也试图通过一种理性的沉思,也就是对于上帝的“理智之爱”,超越人类政治世界的权力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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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因为是斯宾诺莎在他的一些著作中频繁地引用马基雅维里的文字,我们很难将这两位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通常印象中,马基雅维里和斯宾诺莎的反差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似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马基雅维里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的所有言辞和行动都是从属于他的政治目标,也就是使得他的祖国意大利结束战争和分裂的状态,变成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对他来说,任何与政治行动无关的纯粹哲学思辨都是一种政治败坏的标志。[1]相比之下,斯宾诺莎看上去却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思辨哲学家,极少参与实际的政治行动。众所周知,他的人生格言是,“既不哭,也不笑,而是进行哲学思考,更切近地观察一下人类的本性。”[2]在他的心目中,“在永恒的形式下”(under a certain species of eternity)的理智沉思生活,或者说心灵对于上帝的“理智之爱”(intellectual love)才是最高甚至真正的生活方式。[3]

   然而,所有这些外在的反差和对立都无法否定一个基本事实:斯宾诺莎不仅对马基雅维里的著作非常熟悉,而且高度地肯定和认同后者的政治思想。譬如在《政治论》的开篇,斯宾诺莎这样说到:

   哲学家把困扰我们的情感视为我们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导致的恶。因此,他们总是嘲笑、怨叹、责骂这些情感,或者为了显得比别人狂热而诅咒它们。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神圣的,而且一旦他们学会赞美那种根本不存在的人性而奚落现实存在的人性时,他们便自以为达到了智慧的顶点。实际上,他们不按照人本身,而是按照他们所希望的人的样子来看待人。因此,他们通常写的不是伦理学,而是讽刺作品。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设想出一个可以付诸实践的政治理论。他们所设想的只是近乎虚幻的或者只能在乌托邦或诗人所歌颂的黄金时代才适用的理论,而在那种世代这些理论自然是无用的。[4]

   这段话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斯宾诺莎一种对于人性和政治的现实主义(realistic)观点,以及他对于传统政治和道德哲学的批评。在斯宾诺莎看来,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都是趋利避害,也就是说,会竭尽全力地追求更多的力量或权力(power),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因此,人的一切情感都是这种自我保存的本能、欲望或“努力”(conatus)的体现,无关乎道德之善恶。但是,传统的哲学家却不是从这一真实的人性出发,而是根据他们对于人性的道德意愿和想象(如人应该积德行善、追求正义和诚信等)来理解和评判人。一旦人的实际表现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和想象,他们就反过来悲叹和批判人性之恶。而且,由于他们也是根据对人性的这种虚幻想象来建构政治理论,他们所设想的国家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对于斯宾诺莎的这段话,马基雅维里的读者肯定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在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第十五章,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斯宾诺莎这段话的“原型”:

   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的实效真理,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5]

   在这段话里,马基雅维里同样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对于人性和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解:人的真实本性就是无休止地追求力量或权力,任何政治理论都应该立足于关于人性的这一实效真理(effectual truth),而不是依赖于对于人性的虚幻想象。

   从斯宾诺莎自己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获知两个比较确定的事实:其一,斯宾诺莎接受了马基雅维里对于人性的基本看法;其次,斯宾诺莎把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理解为一种共和主义,并且他本人也赞成后者的共和主义立场。从这两个事实出发,政治哲学领域关于马基雅维里和斯宾诺莎的关系大致形成了三种解释思路。

   当代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将斯宾诺莎的核心思想看成是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的一种改写。如果说马基雅维里揭示了一个“权力政治”(Realpolitik)的世界,那么斯宾诺莎则将这种“权力政治”上升到了一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的高度。在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中,上帝本身就是一种“超善恶”(beyond good and evil)的无限力量。“斯宾诺莎既拒斥了希腊唯心主义,也拒斥了基督教唯灵主义(spiritualism)。《圣经》的上帝形成了光并且创造了黑暗,带来了和平并且创造了恶;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超越了善恶。上帝的力量就是他的权利,因此任何存在物的权力就是它的权利;斯宾诺莎将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提升到神学的高度。”[6]科利(Edwin Curley)虽然没有列奥·施特劳斯这么极端,但同样肯定了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观对于斯宾诺莎的深刻影响。[7]

   与施特劳斯不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将马基雅维里与斯宾诺莎明确地区分开来。在他看来,马基雅维里同他之后的十七世纪,也就是斯宾诺莎的时代,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生活在十五世纪晚期和十六世纪初期的意大利,马基雅维里不仅批判了古希腊和基督教的政治哲学传统,而且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真实历史开端,也就是一个获取和维持权力的政治“原始积累”过程。而在十七世纪的经典自然法理论家那里,资产阶级建立国家的这一政治“原始积累”的真实历史完全被掩盖了,甚至被粉饰和神话为一个通过理性契约而建国的自然过程。阿尔都塞说:

   这也许就是马基雅维里的孤独的根本所在:事实上,他在政治思想史当中占据一个绝无仅有的、不稳定的位置——一边是悠久的道德化的、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政治思想传统;另一边是新的自然法的政治哲学传统,它即将淹没一切事物,而上升的资产阶级也将在这里找到它的自我形象。马基雅维里的孤独在于,早在第二个传统淹没一切事物之前,他就已经使自己摆脱了第一个传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长期置身在第二种传统当中,他们用自然法的语言,讲述他们国家的童话般的历史,这个历史从自然状态开始,并在战争状态中持续下来,知道用社会契约实现了和平,产生了国家和实在法。这个历史纯属神话,但是听起来却很悦耳,因为它最终会告诉那些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说,在国家起源的地方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只有自然和法律;国家无非就是法律,像法律一样纯洁,而这个法律又是出自人类本性的东西,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国家更有人性呢?[8]

   显然,阿尔都塞对于马基雅维里的解释完全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立场。按照这种解释,马基雅维里既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奠基人和先行者,也就是所谓的“新君主”,又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始积累”的揭露者。所以,当他成功地塑造了资产阶级之后,必然反过来被资产阶级所抛弃。因为资产阶级需要掩盖和美化自己的政治“原始积累”,也就是自己的发家史。按照资产阶级自己所构造的历史叙事,他们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并非如像马基雅维里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无休止的“获取与维持”、暴力征服和追求权力的过程,而是来源于个体之理性的权利让渡和相互契约,是理性和法律的化身。因此,马基雅维里当然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的眼中钉。他不仅必须被资产阶级所规训、无害化处理和简单化的解释,甚至最终被遗忘掉。

   尽管阿尔都塞的这一论断更多地是针对霍布斯、洛克和普芬多夫这些十七世纪的经典自然法哲学家,而不是斯宾诺莎,但是考虑到斯宾诺莎也是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的经典代表之一,所以这一论断似乎也适用于斯宾诺莎。[9]不过作为阿尔都塞的追随者之一,当代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内格里(Negri)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特别强调,斯宾诺莎有两个形象,其一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奠定者和捍卫者,其二是它的反对者和颠覆者。就前一形象来说,斯宾诺莎的确可以被视为马基雅维里的对立面,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资本主义秩序的作者”。但就后一形象来说,斯宾诺莎同马基雅维里一样是这一资本主义秩序的反对者和颠覆者。内格里说:

   他们是两个斯宾诺莎,都参与了当代的文化。第一个斯宾诺莎表达了科学革命和文艺复兴文明所产生的最高意识;第二个斯宾诺莎创造了一种未来哲学。第一个斯宾诺莎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史和最高和最广泛发展的产物;第二个斯宾诺莎完成了一种危机与革命的诸观念的一种脱位和筹划。第一个斯宾诺莎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作者,第二个斯宾诺莎或许是一种未来建构的作者。第一个斯宾诺莎是唯心主义的最高发展;第二个斯宾诺莎参与了革命唯物主义及其优美的基础。[10]

   内格里的看法是来自于他对于斯宾诺莎哲学中potestas和potentia这两个概念的区分。这两个概念的意思非常接近,都是指“权力”或“力量”。因此绝大多数斯宾诺莎的研究者并不区分二者,甚至将它们视为同义词。例如,《伦理学》的英译者科利(Edwin Curley)将它们都统一翻译为power。[11]但内格里却认为,potestas和potentia的虽然都可以指权力或力量,但它们的意思刚好相反:potestas是指一种自上而下的主权性的权力(sovereign power)或被构成性的权力(constituted power),而potentia则是指一种自下而上的构成性的权力(constitutive power)。这种构成性的权力集中体现在大众(the multitude)的集体行动之中。从potestas的方面说,斯宾诺莎继承了笛卡尔的哲学,并且将其改造为一种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它的最高原则是作为无限“权力”(potestas)的上帝。但从potentia的方面说,斯宾诺莎同马基雅维里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都是相信人民或大众的构成性力量。[12]

   在这三种解释思路中,如果说施特劳斯强调了斯宾诺莎与马基雅维里的一致性,阿尔都塞突出了二者的内在分歧,那么内格里则是区分了斯宾诺莎的两重形象,一个作为“资本主义秩序的作者”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代言人,另一个是作为这一秩序或意识形态的颠覆者。从前一种形象来说,斯宾诺莎当然可以被视为马基雅维里的背离者;而就后一种形象来说,斯宾诺莎却是马基雅维里的真正继承者。

尽管列奥·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和内格里等人的解释非常不同,但他们无疑都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正是“权力”或“力量”(power)这个核心的概念将马基雅维里和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马基雅维里描述了一个权力的游戏的世界。在他的笔下,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在根本上都是尽一切可能地获取和维持(acquire and maintain)权力。在这一点上,斯宾诺莎不仅继承了马基雅维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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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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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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