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权 杨睿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发展与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33 次 更新时间:2023-06-07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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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权   杨睿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首次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发来贺信,号召学界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努力构建“三大体系”。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进一步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方向。新时代的政治学人,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总纲,大力度推进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各方面发展取得显著进展,进入了“自立、自主、自为、自强”的全新阶段。回顾总结十年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以来,中国政治学在“三大体系”建设上取得的成绩,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两次历史性跨越与“三大体系”的提出

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出政治学要“补课”的指示,这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正式恢复。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任务:理论再思和理论创新。理论再思指对过去的理论观念进行再检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理论创新指针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出现的新现象,创造相应的理论”。综观历史,中国政治学事实上经历了两次理论再思和理论创新的跨越:在反思中起步,在积极学习补课中激活;在反思对西方政治学的“拿来主义”中醒觉,在“三大体系”的建设中走向自觉。在这个积极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政治学逐渐确定了自己在自身文化传统和世界政治学谱系中的恰当位置。

(一)重新认识政治,在积极补课中渐生本土自觉

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是在澄清政治含义和检视传统范式中破题的。改革开放前,人们往往把大量社会现象视为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的反映,同时又将阶级斗争与政治等同起来,导致了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改革开放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被抛弃,政治观的转变推动了政治研究内在逻辑的转变,政治学成为研究人民内部利益、权力和权利关系的学问。在“什么是政治”得到正确理解并形成新的共识之后,“怎样研究政治”的问题接踵而来。建国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是论证性的,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发,引经据典地论证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这种范式有助于宣传阐释主流意识形态和大政方针,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提法;对现实生活缺少系统地观察和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切合性低;作为前两点的结果,这种研究难以提出切实的政策建议,等等。政治学的恢复重建正好与社会科学研究从“观念论证”转向“观念建设”同步,传统研究范式得到了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深入反思。

中国政治学走向繁荣,是在形成学科建制和积极学习补课中实现的。20世纪80、90年代,政治学着眼于建构学科基础和提升研究规范,在编撰教材、译介文献、建立科研队伍、形成学科体系、创办学术刊物和更新学术内容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些重要文献、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开始广泛地为中国政治学者所熟知和运用,推动了政治学的范式转换、论域调整、视野扩展和方法更新。不过,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对西方政治学“食洋不化”“盲目崇拜”和“生搬硬套”的问题,甚至还溢出理论层面产生了一定的现实影响。西方政治学之所以具有强大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于其能够对西方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解释和预测,而很长一段时间的经验又表明只有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并保持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形成了中国道路。故而,西方政治学与中国现实“水土不服”的问题是客观和深刻的。在反思的基础上,政治学人渐生本土自觉,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政治学研究既要科学化,更要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

(二)反思西方理论,在包容创新中构建三大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辉煌成就,中国政治学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诸多进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导地位不断强化,学科体系建设基本完成,基础理论研究有所完善,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得到丰富。其间最为重要的是,中国道路的成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特色”是否到了西方政治学不能有效解释,需要建构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的程度?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并不符合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理论预测,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针对这一事实,一个非常自然的判断就是,基于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为什么不能质疑西方主流政治学呢?

这些疑问在新时代得到了更为强烈地讨论和回应。以习近平总书记的5·17讲话为标志,学界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要求基于中国经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是知识的建制,学术体系是知识的生成,话语体系是知识的阐发,三者彼此交融、相辅相成,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统一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取得的成绩,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接续中华民族优秀学术传统实现了深度熔铸,意味着全球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实现了内容扩充和版本更新。新时代,中国政治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大体系”建设的要求为指引,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形成了本土化研究渐盛、多学科交叉融合和研究方法创新等特征,学科结构、人才培养和学科研究基础不断优化,思想理论研究、重大实践研究、现实对策研究、基础学术研究、新兴交叉学科研究和方法应用取得新成就,对外学术交流也更加深入,进入了自主发展、综合创新的新阶段。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今天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结构、概念工具、理论逻辑和分析方法等,都还没有完全脱离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范畴,这种情况在近年来有所改变,但是中国政治学仍面临整体性的知识短缺。因此,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对标对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要求,首先就要系统回顾和总结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相关进展,从而为进一步努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依据。

新时代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突出本土特色,立足我国政治发展要求

学科划分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使知识人为地形成精确化研究所必需的边界、类型和方向。政治学学科体系就是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所形成的基本建制,其建设成效可以从学科布局、学科发展、研究力量、平台支撑和教材建设等方面加以把握。新时代,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学科门类”性质更加凸显,各子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学科的平台和教材成果更加丰富,各研究单位以多元特色助推了“中国学派”的培育发展。

新时代,“小政治学”更加精细,“大政治学”更加宏阔,政治学的“学科门类”性质更加明显。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现实需求,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推动中共党史党建由政治学二级学科独立为一级学科,以更好激发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增强我们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增设纪检监察学为一级学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时代历史性交汇,形成了危和机并存的复杂斗争环境,需要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以一级交叉学科的角色,进行理论应对。这轮调整,满足了国家发展急需学科和更新学科内容的要求,推动了与行政管理、国际政治等并设的“小政治学”走向精细化发展,使得因知识关联容纳了行政管理、国际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在内的“大政治学”进一步扩容。此外,有权限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专业领域。在历史传统、资源禀赋、研究专长、区位条件等因素的作用下,许多政治学培养单位形成了目录内二级学科、自设二级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共同发展的格局。据统计,自设二级学科中设置“中国政治”“公共政策”的单位最多,新兴交叉学科中设置“全球治理”“区域或国别研究”的单位最多。

新时代,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等主干学科发展态势强劲,在继续提高包容性的同时,自主性更加凸显。其中,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较为亮眼。该学科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进行了更为全面地检视,积极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议题、价值和方法,从“西方学徒”走向“自主创新”。具体而言,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和特质得到了更清晰地界定,研究范式出现了从“求变”的制度转型研究到“求治”的国家治理研究的转向,国家建设这一议题的根本性意义得到彰显,比较政党研究中的“政党中心主义”概念得到广泛讨论,政体转型、族群政治和政治思潮等领域得到充分挖掘,还产生了第一次基于大规模实地调研形成的研究成果,一些高校建立了比较政治学系和研究中心,《比较政治评论》(2018年改名为《世界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比较政治学前沿》等刊物陆续出版。

新时代,多学科交叉融合按下了“快进键”。历史政治学强调寻找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历史性因果关系,在新时代首次提出并得到积极回应。该学科的主体性、知识来源和功能等在广泛讨论中得到明确,并在国家成长、党的领导制度、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等议题上实现了初步展开;农村政治学、田野政治学往往以基层政治为焦点、以田野调查为路径。在新时代,农村政治学的学科定义、发展脉络、基本视角和研究范式,首次得到较为清晰地界定。田野调查因与快速发展转型的时代相适配,有助于避免先验性干扰和探知政治体系的全面情况,日益受到重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党的民族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带动了民族政治学研究日益深入。该学科强调从人类民族发展的总体过程中认知民族政治现象,基于国家的立场分析国内民族问题,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认同、族际(群)政治整合、国族与现代国家建设等议题形成了诸多成果;网络和数字技术在新时代加速演进,驱动着治理的场景和形态的变革,使得科技政治学、网络政治学、计算政治学、政治传播学在新的技术时空中进一步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得到高度重视,环境政治学热度随之提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政府环境政策、全球气候环境治理、绿党和生态运动成为焦点;空间政治学积极引介和深刻审视西方理论,空间正义、城市空间、网络空间等得到较多关注;政治心理学在新时代更加强调本土性和创新性,在政治认同、政治参与、政治态度等方面形成了一定成果,并对“差序政府信任”等问题展开了精细挖掘;政治社会学、边疆政治学、政治人类学等交叉学科在新时代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此外,加快打造跨学科、跨机构的协同研究机制,也是新时代多学科交融的重要方面,例如,由北京大学牵头,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协作,在2013年建立了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新时代,政治学人“致广大而尽精微”,推动秉持中国立场和世界眼光的中国学派逐渐崛起。政治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在新时代的孕育发展,首先表现为各研究单位形成了定型化专长、主导性论域和独创性成果,汇成千帆竞发之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学术与智库功能共居一体,综合研究力量雄厚,注重围绕“国之大者”展开系统性调研,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民主理论、政治制度等方面具有优势;中央党校的政治学研究,积极推动着党的建设研究蓬勃发展;北京大学在政治学理论、国家治理研究、中国政治等方面具有优势,对治理和国家治理研究、利益政治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复旦大学在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等方面具有优势,对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研究贡献突出;中国人民大学在制度理论与方法、世界政治与比较政治等方面具有优势,对政党中心主义的提出、政治学基础概念的重述和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作出了独特贡献;清华大学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等方面具有优势,定量研究与数据分析富有特色,推动了计算政治学和信息政治学的发展;南开大学的政府理论、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特色鲜明;吉林大学接续政治学理论的传统优势,在国家认同和国家自主性、制度主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华中师范大学聚焦基层政治和乡村治理研究,形成了颇具影响的“华中学派”;中国政法大学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底蕴深厚;天津师范大学在政治思想史研究等方面享有盛名;南京大学对政治概念史和政治现象学的发展贡献突出;云南大学领民族政治学研究之先;中山大学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治理研究、厦门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在学界颇具特色;其他高校科研机构也不断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形成自身特色优势。综上,各研究单位在新时代扎根中国、胸怀世界,充分挖掘自身传统和优势条件,对历久弥新、持续成长的政治中国展开丰富论说,为既具有中国性(Chineseness),又是包容、开放、多元的中国学派的形成,注入了强劲能量。

新时代,政治学的学科支撑平台不断拓展。在政治学学术社团方面,中国政治学会作为全国性团体,为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持续注入动能:学术交流活动定期召开,积极筑牢建设“三大体系”的共识;组织协调《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政治学》的编纂,打造新时代学科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成立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推进青年政治学人对话交流。此外,政治学的网络学术社群兴起发展,深化了学科知识普及和公共讨论;在学术期刊方面,中国社科院创办的《政治学研究》进一步彰显领军作用,持续推动“三大体系”建设迈向深入,特别是在2019年连续三期开设了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三大体系”的专栏。部分高校推出了政治学集刊,拓展了政治学的交流互动空间。外文期刊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国际政治季刊》(The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进入SSCI,复旦大学主办的《中国政治学评论》(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进入SSCI扩展版;在“双一流”建设学科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的政治学学科进入了“双一流”建设学科的行列,推动了学科人才的培养;在智库建设方面,国家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截至目前形成了29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在客观上为政治学直接服务国家治理提供了顶级平台。此外,许多政治学研究单位积极开展对策研究,发挥决策影响力,例如,中国社科院政治学者深入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为新时代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建言献策;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提出构建珠三角和香港/澳门的环珠江口湾区,为新时代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建言;等等。

教材体系是学科体系建设的有机构成,凝结着“三大体系”的建设成效。新时代,《政治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地方政府与政治》等马工程政治学教材展开修订和再版工作,对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其中,《政治学概论》(第二版)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此外,《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著)《政治学导论》(杨光斌著)《政治学通识》(包刚升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唐士其著)《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房宁等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景跃进、陈明明、肖滨主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杨光斌著)《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杨光斌著)《比较政治》(高奇琦主编)《比较政治学》(王正绪、耿曙、唐世平主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权衡与发展》(左才著)《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唐世平著)等带有不同程度教材性质的政治学书籍,在新时代或修订再版或首次面世,引起了广泛影响。

新时代政治学学术体系建设: 恢弘中国意蕴, 体现我国政治文明贡献

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政治学学术体系是揭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和知识的系统集成,其建设进展具体体现为主要议题群的生长繁盛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应用。新时代的政治学人,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研究方法,创新具体研究方法,围绕“国之大者”在学术层面展开的主要议题群,努力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推动政治学学术体系充分展示新时代中国政治文明的非凡贡献和中国意蕴。

(一)党政议题群

“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读懂今天的中国,就要读懂以党的领导为内核的政治体系,特别是这一政治体系的观念基础、制度安排和运行过程。相关研究形成了党政议题群,在新时代蔚为大观。

意识形态被视为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以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的观念基础,构成了学术研究的重要板块。对于政治学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根本指引,也是理论富矿。围绕这一思想形成的政治学阐释,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总体研究,阐释这一思想的主要背景、理论主题、科学内涵、鲜明特质和重大意义等;二是专题研究,对这一思想在各领域的展开进行解读。例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新表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深远意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理意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三新一高”等习近平经济思想重要内容的政治意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与践行,“两山论”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学术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与党的自我革命,等等。新时代政治学人“用学术讲政治”,从学术层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跟进式学习、学理性挖掘、研究型阐释,在强化自身理论武装的同时助推了理论创新。

政治学人围绕着新时代党的领导体制和基本政治秩序,进行了总分结合的多维度研究。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总体特征得到了精细探究。有的学者将这一体制概括为“党政体制”,认为其具有权力中心唯一性、权力结构集中性和权力形态统合性等特点,创造了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运行机理得到了深入阐发。就党自身的组织运转机制而言,六大制度单元构成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得到了明确概括,并在现实层面全面加强;就党和国家关系而言,党政关系是核心所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强化党政关系统合,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系统性重构。相关研究认为,这次改革回应了社会主要矛盾、发展战略和党的领导等新变化,展现了党政一体化的政治逻辑和设计主义的改革逻辑。通过党的工作机关、同级组织间关系、央地关系等维度的改革有序推进,党政体制的统筹性、协同性、系统性得到加强,有助于科学合理配置机构,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和科学性,推动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相统一。此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重塑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如何科学处理党的领导与监察委行使职权的关系、构建纪法衔接机制和依法留置等问题,被深入探讨;就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而言,新时代正式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五一口号”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和合文化”等思想传统,塑造了该制度的厚重底色。从比较的视角看,该制度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等关系上更为负责和有效;就党和社会关系而言,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多样,如何在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对体制外力量的政治吸纳,通过党建引领社会建设特别是社区建设,成为了学术研究的重要增长点。此外,政治学积极呼应伟大历史时刻,对建党百年的历史经验、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和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新经验,进行了有效阐发。

(二)治理议题群

现代意义上的治理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中国政治学人的视野,随后相关讨论渐盛。新时代,治理议题在政治引领和学术创新的互动中注入了本土意蕴,掀起了国家治理的研究热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加快了治理概念的中国化重述。政治学者敏锐地看到,西方治理理论具有社会中心主义、多元主义和去权威主义的倾向,与之不同,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强调的是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这一概念,既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解读,主要有三种视角:“横向说”依循官方定义,将之视为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有机体系;“纵向说”从制度的不同层次对其进行分解;“综合说”把国家治理体系视为治理的重要主体、体制机制和文化价值的系统集成,采用这一视角的最多,例如,将之定义为由目标体系、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构成的结构性功能系统。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的“骨骼”与“血肉”。不少学人基于国家能力理论解读国家治理能力,也有许多观点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和领域等角度对国家治理能力及其构成进行了展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建构理想图景,也要探索实现路径。就前者而言,推动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动态平衡,促进治理机制和过程的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协调化、高效化和智能化,深度适应数字时代的社会,往往被视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样态;就后者而言,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厉行法治、政府转型、变革观念、重视基层、数字赋能、对话互鉴等,常被视为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抓手。

从横向维度来看,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转职能、提效能,既是新时代政府治理的重要方向,也为学术研究特别是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拓展了空间。相关讨论主要围绕着政府治理的模式、结构、机制、工具、能力以及绩效评估等展开。其间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问题颇受关注,例如,运动式治理的概念辨析、类型划分和成因溯源的探讨持续深入,人们既认识到了其可能造成政治领域侵越行政领域、精英权力侵越制度权力、非常态化侵越常态化的问题,也看到了这一治理机制具有克服科层制痼疾,在短时间内创造超常绩效的优点。此外,政治学人问诊实践难题,对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防止政策空转和应对干部懈怠等问题,进行了有效探讨;在市场治理方面,由技术巨头搭建的数字平台,不仅成为了其生产消费生态圈内相关秩序的设立者,也在事实上分割了政府的部分职能,带来了监管难题,这些问题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相关研究循此思路,反思了社会管理中的误区,认为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是发展方向。此外,新时代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学界围绕这一命题,对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和优化社会工作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新思考。

从纵向维度来看,央地关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线索,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场域。针对央地关系“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经典概括,学者们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一方认为,收放怪圈是客观存在和反复出现的,根植于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另一方则认为,收放怪圈论虽简约凝练,却可能流于粗糙。当下的央地关系调整是多样的,“选择性分(集)权”可能更有助于概括央地之间权力边界渐进清晰的过程和政体的适应性。央地关系的变与不变,往往体现在政治和行政领域以及财政领域。就前者而言,“压力型体制”、“政治锦标赛”和“上下分治”等概念,在新时代已经沉淀为剖析央地关系的经典论说。“行政发包制”在新时代得到了精细化展开。行政发包制是指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存在着发包关系,可以用来概括中国央地关系和府际关系的特征,还可以同政治锦标赛理论结合起来,对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进行深度分析。如果说行政发包制的理论主要源自经济学者的创造,那么“地方政府创新”则体现了政治学者在观察央地关系上的贡献。“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于2000年创设,相关研究基于若干获奖案例,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制度环境、可持续性、动力源泉、扩散机制、客观效果和未来前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其中,对政策扩散机理的发掘,有助于对既有框架提出挑战,实现本土化理论创新。除了央地关系能在纵向上展现国家治理,基层治理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视角。新时代坚持“大抓基层”的导向,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得到了广泛关注。近年来,各地出现了不少基层负担过重的现象。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并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专项工作机制,相关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一些地方仍存在着基层干部高负荷运转的情况,甚至形成了越减越负的减负悖论。研究表明,这一悖论与基层治理的内外环境有关:治理体制内的条块信息壁垒、唯上行动逻辑、纵向信息不对称和工作作风问题,与治理的目标增多、资源下沉、考核多样和逐渐规范的国家治理转型的大环境交汇,使得基层减负任重道远。

从时空维度来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当忽视治理传统的基源性意义;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治理经验特别是“中国之治”的开拓,也不是对历史文化的简单延续,需要加以系统认识。关于传统治理经验的研究,多强调中西治理范式的差异性,在对中国传统治理进行概括之后,或是提炼传统治理经验的现代价值,或是检视传统治理的某些历史局限性。除了这种宏大议题,大一统等具体化议题也引人注目。大一统内嵌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基因,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具体制度选择和组织形态,对民主集中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战线等具有深刻塑造力。将目光调回当下,新时代十年波澜壮阔,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如何根据中国经验的若干特征化事实,科学地回答中国之治何以发生,是政治学人的使命。对于这一命题的回答,主要有两种视角:其一是制度视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启发了学界对制度优势、制度与政策的关系以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思考。有的研究指出,中国制度具有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等优势。这些特性和优势,支撑了一个超大国家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保障,增强了中国的制度自信和向世界提供竞争性示范的可能。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民主集中制、举国体制等对于中国治理的意义;其二是政治发展视角,认为中国道路的密码在于政治发展的全面性,即当代中国政治以全面发展观统合民主、秩序、效能,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稳定性、发展性、持续性、协调性、民主性、包容性的统一。

此外,贫困治理和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疫情时代的应急管理,是时代赋予政治学人的重要治理议题。贫困是发展落后的表现,也是国家治理不足的结果。实现有效的贫困治理,需要国家能力系统和穷人权利系统的高效联动。中国既注重把党的领导力转换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也着力健全普遍性发展与特别性保护相结合的权利保障体系,推动新时代的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背后是本质,具有根本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的贫困治理是普遍的“人民福利”而非特权,是基于全面小康的国家目标而非赢得选举的政治盘算,是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而非功利性社会救济。辉煌成就的取得,证明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为人类贫困治理和包容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央提出要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是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安排,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和共享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基于现实国情,主要从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政策体系和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一些研究还对共同富裕背后的分配正义、社会正义等问题进行了政治哲学的思考。如果说实现全面小康为中国发展注入了稳中向好的预期,那么新冠疫情则为中国和世界增添了诸多变数。疫情发生之初,相关研究多从反思的角度,检视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从管理的主体、权属、规范、保障、方法等角度提出改进建议。随着形势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率先实现复苏,许多学者据此佐证和阐发中国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疫情仍在中国局部性、间歇性发生,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较强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思考疫情常态化下的社会治理的研究随之增多。

(三)民主议题群

民主既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历史的、具体的、成长的、多样的。新时代的政治学人在民主议题上破立并举,一方面,在对话和比较中破除对西式民主的迷思;另一方面,深入研究新时代的民主观,积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

长期以来,民主、自由、人权等话术,成为了由西方垄断的经典招牌和政治样板。有一个时期,一些研究伴随着所谓的民主化浪潮,陷入了对西式民主的盲目追逐,认为西方语境中的民主价值及其制度形式是普世的,渐进改革就是以中国方式逐步呈现这些东西。弹指之间,西方国家的“历史终结论”被历史终结,非西方国家的“速成民主”畸变为“劣质民主”,世界大势从西强中弱转向中治西乱,人们也从对西式民主的追捧走向祛魅。通过系统梳理可以发现,西方对民主的研究已从早期的设计和检查自身的民主情况,转向了对外输出和移植民主,其主要议题包括:民主潮流化、民主测量与排行热、民主化与全球化、民主的实现、民主转型和巩固、民主的区域性和比较性研究、民主策划术与设计术、民主标准、民主和平论以及民主同盟论。在夹杂着理性探讨和政治包装的喧嚣中,民主逐渐演变成了西方塑造的政治宗教,陷入泛国际化、神圣化、工具化、标签化、碎片化、庸俗化、模型化、绝对化和终极化的认知迷局。在这一迷局之中,许多缺乏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和平等性社会结构的国家,忽视了西式民主的社会文化基因,登上了民主等于西方化、等于选举化的列车,使得进口来的选举式民主和党争民主,全面引爆了社会中的阶级冲突、文化撕裂和族群恶斗,进而陷入了治理危机、政治极化甚至是国家分裂的悲惨境地。西式民主不仅在试验场上酿成祸乱,其大本营也出现了危机。在经济获益失衡、多元文化主义受挫、公民价值观念扭转、政治传播转型以及政治版图与选民阵营重组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国家极化成为了欧美国家民主发展的最新趋势和政治危机。

新时代,党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首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并大力推进,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既更新了对中国式民主的概括和总结,也内蕴着对全新民主形态的描述和愿景,还形成了对西式民主的有力回应。政治学人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一是在学理渊源与历史回溯的论说中,深思全过程人民民主何所来。党在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指导下对人民民主的探索,构成了其重要基础。天下观、民本思想和贤能政治等传统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资源;二是在内涵界定与比较优势的研究中,明确全过程人民民主何所指。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是人民民主,是从权力和权利两条线索上,确保人民群众既能在政治生活中参与行使国家权力,也能在基层社会事务中实现自我管理。通过把民主的理念有效转化为科学的制度安排,全过程人民民主开辟了富有生命力和发展性的现代政治文明新形态;三是在完善对策和优化路径的探讨中,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何所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应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丰富人民民主样态,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质量。在宏观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轨道,其中要特别发挥人大制度的作用。在中观、微观层次,可以推动决策体制、干部制度、财政制度和基层治理等领域率先取得新突破。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更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工具和场景。还有一些学人展开案例研究,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元实践样态。

从西方引入的协商民主概念,经过本土化改造,被定位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既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共和民主传统和人民民主实践深刻契合,又与党的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相伴相随;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运行互为表里,又与中国基层民主的实践有机统一。这决定了协商民主承载的功能大大超出了自己本身,事实上成为了支撑党、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力量。相比于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协商民主更有助于调和社会矛盾,实现求同存异,扩大社会共识,因而也更适合现阶段的中国。2015年,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开展协商民主的七个渠道作出全面部署,学界对七个渠道特别是其中的基层协商、政协协商和人大协商给予了高度关注。

(四)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创新

在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初,学者大多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和规范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学者开始逐渐重视研究方法的问题,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往往不能接受西方政治学者得出的结论,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其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以加强我们的学术能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对研究方法的关注不断升温,西方政治学先进的研究方法被大规模地引进和运用,中国政治学逐步走向了方法论多元主义和研究方法科学化。

新时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根本研究方法的取向更加牢固。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阶级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作为根本方法得到强调,并在国家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民主问题等方面得到进一步运用。事实上,一个时期以来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疏或回避,直接采用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难以形成对中国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纵深洞察和总体体会。进一步而言,当人们困顿和消磨于纷繁的政治世界或精致的数学模型时,更加体会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洞察力,即帮助人们从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中发现和把握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和预测政治的变化发展过程。从一个角度而言,新时代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再强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补课”。

进入新时代,在具体研究方法方面,规范研究仍然居于主体地位,但是实证研究的趋向更为强劲。2015年以来,体现学术发展趋势的《政治学研究》,更为频繁地选登了定量分析的论文,在实证研究论文中的比例超过50%。除了定性和定量研究中的传统方法外,学者们积极引入和应用其他先进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本土实际进行创新。作为超越定性和定量之争的努力,混合研究方法和定性比较分析进一步被引介和关注,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比较政治领域中实现了较多运用,政体转型、社会抗争、社会运动、分离主义、腐败问题和社会治理等方面都有它们的身影。实验方法具有随机化配置干预、可重复性、标准化操作、条件可控等特点,因其与自然科学的独特“亲缘”而被视为政治科学化的重要路径。随着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和实验社会学等交叉融合研究的兴起,实验方法也被引入政治学领域,并在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政治行为和政府治理等方面得到了运用;从技术背景看,新时代也是网络和数字时代。海量、多维、实时、真实和多元化的数据,驱动着大数据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蓬勃兴起。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有助于突破传统政治学研究中时效性缺乏、动态性不足、有限数据质量和统计偏误等问题。围绕着这一方法,政治学者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和舆情分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此外,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的过度“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也得到了反思,其引致的“单纯炫技”“沉迷数学游戏”和“简单问题复杂化”等问题受到了批评。

新时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传播中国声音,努力匹配我国大国地位

话语体系归根结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话语体系特别是话语权如何与新时代的走向和主题相匹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时代的政治学人从政治高度领受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学术任务,围绕着学术话语创新和政治话语阐发,积极打造传播中国声音的标识性概念。

新时代,各有关方面对加快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犹感迫切。事实上,学术中的话语体现了权力的非强制性特征,其传递的符号、思想、知识以柔性、无形的方式,消解了权力可能引发的反感和敌意,还实现了指引导向、提出判准和支配行动的功能。因此,“三大体系”的建构虽然在实践层面上同等重要,但是话语体系在逻辑层面上却具有特殊意义。恢复重建后,中国政治学通过知识移植快速搭建了学科架构和学术体系。同时,也衍生了一些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了西方话语和叙事体系的研究。随着中国政治发展和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政治学人对西方理论积极开展话语反思、话语调整、话语清理、话语转换、话语原创和话语竞争。这种话语自觉在新时代更为强烈。进一步推进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需要继续在学术和实践两个环节上实现突破: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提高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服务民众的人民性,立足中国的实践性,既要有原则的大胆借鉴国外政治学成果,更要重视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思想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话语的有效来自于治理效能的优质。主观设计只是对话语体系建构材料的提炼和配置,完整的成功政治发展周期,才是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源泉。

建构政治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在新时代更为明确。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创新和话语建构形成了两种路径,一种是“以西释中”,一种是“以中化西”。所谓“以西释中”,就是以西方政治学话语解读和阐释中国的政治现实,其优势在于,西方政治学已经形成了学理性强、覆盖面广和要素丰富的强势话语,并对中国的部分政治现象具有解释力;其问题在于,当所有研究都经过西方知识框架和话语系统的过滤、剪裁和切割,中国学者可能会在日用不觉中对西方话语形成依附和认同,从“跟着说”转向“跟着走”。例如,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等西方话语,将中国视为政治体的异端,充满着冷战对峙恶意和意识形态偏见;所谓“以中化西”,就是以中国为主体,在中、西、马之间实现综合创新。以中国为主体或强调中国性,首先就是要用学术话语维护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增强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其次,就是要把话语建构的立足点放在中国经验上,即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实践、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经过或者可以经过验证的具备抽象出一般性原则特征的事实与现象。这里的“化”,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前提下,选择、化用和会综西方政治学体系中的优秀成果,实现“资外以宏内”。应该说,这两种路径共享的是话语资源,但是根本区别在于谁是话语的接受主体和创造主体。新时代的中国在物质和精神等各方面形成了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恢宏气象。历史的时与势决定了,新时代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必然依循“以中化西”的路径,这就是结论。

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是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来料,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提出主体的不同。政治学学术话语,主要由以职业的身份和技能从事政治问题研究并主事写作的政治学者提出。相比于实务工作者,政治学者从相对超脱的层次上,对政治问题进行学理化的研究和把握。相比于因政治问题广受社会各界关注而形成的“票友理论家”,政治学者有自己的职业门槛和学术规范。因此,政治学的学术话语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话语,更与社会大众对政治问题的评论相异;政治话语往往还被称为政策话语、文件话语、宣传话语,以政治领导人的讲话和党政机关的文件为主要载体。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是小格局里的自嗨,也不是小圈子中的独白,而是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功能,需要将具有历史延续性、与时俱进性和概括简约性的政治话语进行深入阐发,使其更好地为社会所理解、接受和认同。新时代,学术话语转化为政治话语并不少见,政治话语激活学术灵感形成全新论域已成常态,二者深度互动、相互给予,形成了扎根中国、面向世界的政治学话语矩阵(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的部分概念未必出自新时代,但都与其他概念一道在新时代得到了密集关注和系统展开。在学术话语方面,新时代形成或激活了一批立足中国经验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具有内涵丰富、形式简约、引起共鸣和引导议程的鲜明特质。“使命型政党”“政党中心主义”和“党政体制”的提出或激活,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形成的广泛讨论,反映了党在新时代重塑使命性和人民性、加强党的领导的政治新生态,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政治的深度理解和把握;“贤能政治”“治理民主”和“微自治”,是从不同维度凝练中国式民主的尝试。“贤能政治”主张设计出一种政治制度,挑选出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进行知情的、道德的政治决断。以治理为核心的“治理民主”与以选举为核心的“选举民主”“党争民主”相比,具有现实和道德上的比较优势,可以作为中国民主实践模式的有效表述。“微自治”反映了村居民自治的深入发展,概括了自治的范围不断下移、内容更加具体、方式趋于细化、主体更具活力的基层民主新样态;“政治发展力”“行政发包制”“政治势能”和“政策主导型改革”将目光投向了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根据中治西乱的政治图景提炼形成的“政治发展力”,强调政治发展的全要素和综合性。“行政发包制”着力挖掘治理体制运行的内在机理。“政治势能”强调了公共政策发文的不同位阶展示出的强弱不同的政治信号。“政策主导型改革”,是基于对中国政治发展因素的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范式的概括。如果说上述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是从上向下看,那么“差序政府信任”和“家户制”则反映了一种从下向上看的努力,前者概括了中国民众对级别较高的政府的信任度高于级别较低的政府的信任度的政府信任形态,后者则是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基础性制度的探知。

在政治话语方面,党和国家继续扮演着为中国政治学确定方向、奠定基调和供给话语的关键角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对事关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以及人类进步事业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和科学判断,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亮点纷呈,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和深入阐释。“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和“新型政党制度”的政党观,“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观、发展观,“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观,以及在其他各具体领域形成的对实践探索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党的科学理论和话语系统始终彰显中国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新性。这些富有历史感和创造力的政治话语,大大充实了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话语库。新时代政治学人心怀“国之大者”,对这些政治话语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地阐发,努力把党的理论优势转化为政治学的发展优势,党的话语资源转化为政治学的发展资源,形成了一批丰硕研究成果。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互动更加深入,也是新时代政治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实现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变革发展的总体工程,服务现代国家的建设和成长则是政治学学科性质决定其必须履行的使命责任。故而,“现代化国家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政治的逻辑和政治学的逻辑的有效互动。此外,从“治理”到“国家治理”,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式提出;从以生态学的视角观察政治和行政活动与其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适应性,到以“政治生态”概括特定时期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基本状态;从把“政治规矩”视为一种社会制度长期运作的结果,到其正式成为党的话语系统的基本范畴,都是新时代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深度互动的典范。

结语:积极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任务。政治学学科体系是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建制,以政治学学科布局、学科发展、研究单位、支撑平台、教材建设为重要元素。政治学学术体系是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生成平台,以主要议题群为知识“孵化器”,承载了理论观点创新和研究方法应用。政治学话语体系是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表现为以学术话语、政治话语、“政学互动”话语为主体的基本格局。三个体系交融互动于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全过程。本文较为清晰地说明了政治学“三大体系”的基本内涵和相互关系,并以此为依据,较为系统地回顾了新时代十年来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发展与创新,可以看到,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总体性规划与规律性探索引航定向,更加符合我国政治发展要求;学术体系的前瞻性议题与方法论革新百家争鸣,更加符合我国政治文明贡献;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与多声道传播渐成大势,更加符合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同时,目前政治学发展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梳理性、总括性的研究成果较多,开创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不足;指导性、原则性的论述相对充分,议程性、实操性的论证仍需强化;应景式、重复性的探讨不在少数,达到“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创性探究亟待加强;碎片化议题与总体性框架之间衔接不畅、存在壁垒,难以实现“散则万株、聚则一贯”,等等。

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展望。建构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对既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新审视,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当下西方霸权话语的应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种自我觉醒。对于政治学而言,面向新时代新征程,要以“三大体系”建设为抓手,努力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所谓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在于“自主”,即立足中国实际,重视中国经验,彰显中国意蕴,传承中国基因,把中国作为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实现主体、创造主体和生命主体,真正彰显中国政治学的“中国性”。需要尤为注意的是,“中国性”本身就具有“世界性”。庞大的体量、深厚的历史、悠久的文明、复杂的国情、艰辛的探索、辉煌的成就、现实的挑战,决定了中国经验蕴藏着远超出“地方性”或“例外性”的宏大意义和巨大能量,决定了中国道路不仅不是“异类”,反而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成长空间、创造活力、未来前景和分享性质的发展路径之一。此外,中国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方法论的开放的文明,不通过划界以固守自身同一性,故而能卷入和吸纳一切异己并化为一体,这是中国不为外力所解构而实现长存和生长的根源。故而,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摒弃极端的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面对发展起步早、规范程度高和个别方法先进的西方政治学,要理性沟通和积极对话,特别是要用中国政治的实践创新和学术创新,对西方政治学的某些结论和理论框架进行不同程度的延伸、扩展、修正或颠覆,通过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内容更新和版本升级。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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