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权:西式民主实践的窘境是因为“民主超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2 次 更新时间:2023-03-22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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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权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全人类最终选择了“民主”作为自身的共同语言与价值追求,对其展开了孜孜不倦的求索,钻研民主的理论成果浩如烟海,追求民主的现实实践五光十色。但20世纪以来,西方民主理论虽蓬勃发展,但民主的本质却未“越辩越明”,一个个晦涩的概念反而使民主愈发扑朔迷离。比如达尔就认为,“当我们探讨民主的时候,可能没有比‘民主’既指一种理想又指一种现实这个简单的事实更让人困惑的了”。民主制度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建立并施行,但民主质量却越来越低。大众愈发对民主失望不满,且这种不满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在全球范围内达到空前高度”。

进入21世纪,长期把持民主释义权的西方国家自身陷入了治理困境,“脱欧乱象”“黄马甲运动”“国会山暴动”令世界看到西式民主的颓势,那些主动移植或被动照搬西式民主的“第三波”国家也并未迎来理论上预设的发展和富强,反而陷入动荡和衰退的泥潭难以自拔。西式民主与霸权主义捆绑伴生的“霸权民主”令其自废武功,矮化了作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民主价值。

西式民主实践的窘境也引起了部分西方学者的反思,其中有人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现实政治的组织原则被过分拔高了,民主精神和公民能力等内涵的注入使得民主概念本身背负太多额外的内容而导致了“民主超载”。在这种反思中,甚至出现了否认民主作为人类未来发展蓝图的倾向。事实上,西式“民主超载”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们赋予民主的含义过多或民主作为人类对未来社会期望的落空,而是西方民主理论长时间未实现融会贯通,且在西式政治程序中被矮化、压缩与摒弃的必然结果。

放弃“全过程”的要求,民主原则在政治系统中碎片化应用从而导致“民主劣化”

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是为了实现和维护私人权利与利益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套方法、程序和体制,但是资产阶级又担心将行政、审议与司法权力全部委托给人民集合体后会导致“暴民统治”,于是代议制的三权分立原则被确立以期解决这一矛盾。而在实践中,民主的“全过程”被放弃,民主政治原则被国家机器暴力地分割裁剪成为最高权力的分权制衡、一人一票的竞争选举与轮流执政的党派政治等相互分离的单元,且在每个单元中民主原则仅仅是碎片化地被使用,以期呈现出最低程度的形式民主。

第一,从分权制衡角度看,仅对主权进行立法、司法与行政的理论分割表面上实现了相互制衡、相互约束,但现实政治运转中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却并没有遵循制衡原则,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互相推诿,大量政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民主劣化为低效民主。

第二,通过一人一票的竞争选举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次性剥离。人民主权最为根本的观点,即人民选出来的议员既不是自己的主人,也不是自身的代表。失去了人民的参与,“他们并不能做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但现实的西方政治制度却将人民的民主权利简化和程序化为一张选票,民主选举从人民随时可以替换“办事员”的权利被改写为人民定时为自身“选主”。

第三,轮流执政的党派政治是西式代议制民主发展的自然产物,代议制政体为各个政党提供施政空间,各个党派发挥选举、认同、利益汇集与治理的功能,将人民诉求转化为系统的政治纲领与国家政策,人民、政党和国家政权在此形成了民主逻辑的闭环。但民主原则在党派政治中的应用仅此而已。西方政党的“寡头统治”倾向使得民主原则无法运用在党内。党派内部山头林立,派系交杂。一旦党派胜选上台执政,便会在政府公职上任人唯亲,在公共支出中大开方便之门。想在西方政党中实现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不啻空谈。在“多数决”的制度设计下,势均力敌的党派之间谋划“政党分肥”,强党对弱党施行“赢者通吃”,小党对大党“夤缘攀附”,轮流执政的党派政治带来的却是源源不断的“民主内战”。

民主原则在政治系统中的碎片化应用,不仅会使统治阶级只追求本阶级的短期利益与特殊利益,对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漠然不顾,更会使公民只关注自身的利益而无视社会共同体的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浅层的民主使得无论多么精巧的政治设计也无法增强公民的民主获得感。逐渐原子化的公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开始在极端冷漠与极端狂热间迅速摇摆,极易引发社会动荡。

失去人民立场的底色,民主精神在民主实践中褪色从而导致“民主偏科”

作为一种社会精神,民主来源于古希腊雅典的德行主义伦理学与理性城邦国家的政治幻想,其所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类所追逐的“共同的善”的一整套生活看法。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社会民主”这一概念,他从“民情”角度出发,针对当时盛行的自由民主主义所带来的流弊进行了探析,指出自由主义必然会带来个人主义的盛行和社会共同体的解构,公民原子化和政治碎片化使得社会成员愈发无力去对抗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缺少以平等精神为基础的社会民主环境,政府只不过是披上民主的外衣进行温和专制且最终会发展成为“多数人的暴政”。他认为建立在平等民情上的社会状态就是社会民主,建议社会成员在此基础上用制度化的方式联合起来行使各种权力与社会功能。在托克维尔的语境中,民主并不仅仅是一套代议制的政治体制,更是一种被社会成员应用在一切共同事务上的社会精神。

但是西方政治学的主流研究专注政治民主,轻视、忽视甚至否认社会民主精神,失去了人民立场的底色。似乎民主制度建设只涉及政治上层建筑的改造。同时,形而上地将民主切割成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等部分,再妄图用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的社会特性将其简单串联起来。民主精神无法外溢至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场、资本和强权原则支配全部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一切经济、社会与文化矛盾最终都只能转化为政治问题纳入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来解决。社会问题政治化的结果就是“政治肥大症”的产生,政治系统处理大量非政治问题而臃肿堵塞,政府行政效率变得低下。而政治决断一旦作出,社会议题通过法律程序上升成为国家强制意志之后,个人利益受损的一方就会采取更加强烈的手段进行抵制,从而产生大规模的政治与社会的撕裂。

不以提升人民能力为引领,人民群众民主能力日渐弱化从而导致“民主迷失”

马克思主义阐述了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基本原理。人类若想实现解放和全面、自由地发展这个最高的理想目标,除了通过参与劳动来消除职业、城乡与生理差异实现物质财富的解放外,还需要深入参与公共事务去深化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锻炼人的能力、消除人政治身份的差异来实现人的精神解放。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角度出发,民主并非不可捉摸的神造物,而是人类开始学习掌握一种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新型的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和世界殖民地市场的彻底瓜分,“民主”也从启蒙思想家笔下人类挣脱枷锁、获得自由与和平的革命武器沦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西方学者对民主理论的研究放弃了激进革命的价值取向,转而染上了改良主义的保守色彩。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发展倒置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其目的不再是追寻人类民主能力的提升与自我的解放,而是为国家重新设计出一套精密的“政治镣铐”来规训大众。

大众民主朝向精英民主转变,民主能力的关注点也从人民群众转移到所谓政治家、政治精英与领袖身上,民主能力异化为精英发挥自身影响力、调节国家内部冲突、化解党派内部矛盾与维护统治集团整体利益的能力。除了投票选举,人民被排除在整个政治系统之外,参与政治实践的缺失带来的是自身民主分辨力与表达力的下滑,广大人民群众既无法准确分辨自身利益构成又无法科学地进行政治表达。

与此同时,金融资本、统治当局与高科技信息技术又深度勾连,不良政客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可以精准投放各类极具争议性的政治广告煽动情绪来收割选票,大众传媒追逐各类造假、丑闻事件掀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审丑”。在一波波的“愚民”与“娱民”攻势下,处在资本主义政治系统中的民众逐渐失去了在价值层面进行思考判断的能力,被消费主义、货币主义和物质主义充盈的内心褪去了对民主神圣性和超越性的追求而滑向虚无主义的深渊,民主能力不断弱化与民主参与的缺失形成了闭环,从而逐步丧失了政治生活的主体地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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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23-03-18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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