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军:谈象数易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4 次 更新时间:2023-04-12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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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军  


所谓象,是就卦而言的,它指《周易》卦爻符号及其所象征的世界上各种事物及事物的属性、形态。凡以六画或三画组合的阴阳符号及其象征的事物及事物的属性、形态,称为卦象;卦象分为三画八卦之象和六画之象。

凡以一爻所象征的事物及事物的属性、形态,称为爻象。爻象可分为阴阳象、爻位象等。除了《周易》文本固有阴阳符号构成的卦爻象外,还包括了由卦爻符号推演出的卦气、卦变、互体、爻辰、纳甲、之正、旁通、反对、五行等象。严格说,易象分为两种:一种是指由阴阳符号构成的象,如前面所言《周易》固有的符号及其推演出符号是卦象;另一种指《周易》卦爻符号所象征的万物之象,有学者称为“物象”。如《说卦传》所言八卦之象。《周易》文本有卦爻象符号与文辞构成,文辞表达一定的物象,文辞与卦爻象关系,被《易传》认定文辞本之易象符号,即“观象系辞”。故文辞所言的“物象”本于卦爻象。所谓数,原之于筮法,是指用来确定卦爻象和表征卦爻象的数字。它包括蓍数(天地之数、大衍之数、老少阴阳之数、策数等)、五行之数、九宫之数及河洛之数。而图书之学,则是由象与数符号构成的内涵深奥学理的图式。古代易学家也有将《周易》文本中出现的“数”视为象者,即以数为象者,称为数象。

象数观念起源很早,它产生于神学十分盛行的《易》前时代。早期的象数观念,与卜筮之法相联系。考古发现,殷周之前,已大量使用了与数占相关的数字卦,以数为占,数早于象。由占之数后来转化为阴阳符号,可知数是象雏形。而殷商之际龟卜之法是以烧灼龟甲出现的兆判断吉凶,这个兆也称为象。春秋时韩简云:“龟,象也;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即是指龟卜以象言,筮占以数言。学者循此思路研究,认为龟卜之兆象与易象也有某种联系,是易象的重要源头。易象起源于数字卦还是龟卜之兆象,则有待于深入研究。而后来的象数专指易学中的象数,与龟卜无关。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易传》曾就象与数的观念加以规定。《系辞传》云:“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极数知来之谓占。”但《易传》还未将象数作为一个概念表征易象、易数及相关的意义。将象数作为一个概念使用恐怕是在汉及汉以后。如《易纬·乾坤凿度》云:“八卦变策,象数庶物,老天地限以为则。”晋韩康伯注《系辞传》云:“斯盖功用之母,象数所由矣。”而将象数称为一门学问则更晚,大概在宋代。《宋史·隐逸传》云:“郭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宋代所谓的象数之学不仅指汉代的象数易,也包括了宋代的图书之学。《东都事略·儒学传》云:“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此数学、象学是指图书之学。北宋沈括作《梦溪笔谈》专列“象数”二章。沈氏所言象数,包括历法步岁之法、医学五运六气之法、六壬之法,候气之法、纳甲之法、揲蓍之法、卦变之法、五行之数等应用之术。而清初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言河图、洛书、先天图、纳甲、卦变、互体、蓍法、易纬、太玄、元包、潜虚、洞极、洪范、皇极、六壬、太一、遁甲等。沈括与黄宗羲使用“象数”观念,是广义的象数,大致等同于“数术”。

另一种是狭义的“象数”,是易学文本赖以形成的阴阳卦爻符号和与大衍筮法相关的蓍数。它作为一种解《易》的方法,属于经学研究内容,异于数术之学。其实,象数之学与术数之学区分非始于今日,古代早已有之。汉刘向父子校书,“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汉书·艺文志》),并将孟喜、京房等象数易学著作列为《六艺略》,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图书列为《术数略》。清编撰《四库全书》,将言象数解经之易书列为经部易类,将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类列为子部术数类。可见狭义的象数学与术数学在古人那里泾渭分明,区分比较严格。

当然,广义象数学与术数学等同,不是毫无道理可言,恰恰反映出易学发展独特性及其对于民俗文化的影响。《周易》本为卜筮之学,象数思想是在卜筮活动中产生、且服务于筮占活动。《系辞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中的“象”、“数”皆就筮法而言,故《周易》本属于术数,为官方专门史官所掌管。然经过孔子的整理与阐发,易学话语系统发生了转换,德占取代可筮占,《周易》具有二重性:巫史的卜筮性与儒家的哲理性。汉代,“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汉书·艺文志》),术数流入民间。而探讨大道为主、包括象数易在内的易学则成为官学而与术数分道扬镳。虽然如此,《周易》筮占之学作为民间俗文化,还是不断地从象数易学中吸取营养,完善其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而且后来的堪舆、命理、相术、六壬、遁甲等也凭借着象数易学某些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早期象数易学家,精于筮占,撰写过有关筮占方面著作,其许多象数思想通过建立筮占体系而阐发出来。术数学与象数学这种特殊关系,成为泛化“象数”、与“数术”等同的主要原因。

狭义的“象数”,其重点研究的是《周易》文本中的和与之密切相关的象数。显然不是广义的“象数”,即不包括《周易》文本以外的诸种数术。故该书以“象数易学发展史”命名,旨在在探索易学发展过程中,象数易学理论和易学方法形成与演变。而对于易学筮占之术(大衍之法例外)应用和其他数术应用一般不涉猎,除非其学说与应用混为一体,则不得不做出介绍。

《周易》象数学史从属于易学史。易学是关于《周易》经传研究的学问。它以《周易》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周文》文本,以恢复和再现《周易》文本本义或阐发蕴涵其中的深刻哲理为旨归。易学史是易学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一种易学学术活动的真实存在,是客观的,确定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而易学史研究则是将研究者自身置于易学历史境遇之中,凭借历史流传下来和出土易学文献,运用历史的、哲学及易学等方法,对于易学发展做出客观的描述与诠释,力求恢复和再现易学发展的原貌,然后对此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与解释,并就易学学术活动意义和价值作出判断。这种易学史的研究,与研究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理论素养学识、理解力相关,体现了研究者的易学价值趋向,未必与真实的易学发展完全符合。其实,易学史研究是一种对于易学传统的解释活动,回归和展现易学传统是易学史研究是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一步。但是绝非最终的目标,最终目标则是指向活生生的易学现实。张世英先生在总结传统解释时提出三个层次:一是“对简单事实考证”,二是“对原本内在关系、内在结构的分析和释义以及对原行动者或原作者与参照系的关系的说明”。三是“对于传统意义和价值的评判”。前二者属于传统以研究的低层次。而对于传统解释最为重要的不是复制和再现历史,而是“指向现在、射向当前”的价值评判。以此观之,易学研究内容不仅“包括传授的世系,不同时代和学派解经的倾向,经典注疏的概况和成就,典籍的辨伪和文字训诂的考证等。”更应将重点放在当下文化知识语境下对于传统易学作出的重新理解与解释,赋予易学全新的内涵,回应学术界和时代提出新的挑战,使易学由传统指向现实,从现实走向未来。

易学史上由于治《易》理念、方法与思路不同,易学家大致被划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象数方法是探寻和解释易学起源、易学文本形成和文本固有意义的易学方法。汉代易学家,崇拜《周易》文本,故从《易传》“观象系辞”观念出发,将象视为文本成书的关键,故在解释文本时更加注重象的作用。象数方法则往往与训诂方法交集在一起。一般说来,易学家先用文字训诂方法解释《周易》文字意义,然后以象数揭示《周易》文辞依据。故文字训诂方法与象数方法就成为汉代易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作为象数新的形式——图书之学是宋代易学家探求易学起源和解释文本重要方法。故宋代以后,图书之学成为易学重要内容。与象数方法不同的是,义理法是揭示和印证易文本文辞所内涵的深奥意蕴的重要方法。晋唐、宋明一些易学家,本之《易传》“立象尽意”观点,借助于经文解释,阐发和印证易学所蕴含或圣人之意或万物之道,以建构贯通天人的易学体系。故易学史包括象数易学史和义理易学史。象数易学史研究以《周易》象数符号和图式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传世与出土的象数易学文献,探讨不同时代的易学象数思想内涵、与自然科学关系、解经方法、学派形成及在易学发展史价值等问题,考辨历史上留下来的疑难问题。进而阐明象数易学发展的轨迹、在易学发展中价值及与义理之学关系,力求还原不同时代象数易学和同一时代不同易学家象数思想之真实面貌,以此出发,以现代的话语深刻地检讨易学史上不同形态的象数易学,重新诠释象数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易学研究中的意义,思考和探索其哲学意蕴,运用新的话语系统重构其思想体系,前瞻其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象数易学作为易学一个分支,其发展与整个易学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从其思想的萌芽、学派形成、思想体系的形成,到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象数易学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将象数易学史划分为六个时期。

第一是先秦时期:象数思想开始萌芽。数字卦与龟卜是象数易学产生的源头。《周易》文本中符号系统本之《连山》、《归藏》。《左传》、《国语》记载了二十多个筮例,反映出春秋时期的零星象数思想和开始使用以象注《易》方法。这些思想在战国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今本《易传》与帛书《易传》成书,标志着象数思想形成。它以较高的抽象思维,第一次全面地对《周易》象数的概念、性质、作用等加以概括,并尝试把象数作为一个重要方法,注释《周易》卦爻辞,揭示了象辞之间的内在联系。《易传》的象数思想成为两汉象数易学形成的理论基石。清华简《筮法》是战国时与大衍筮法相关的另一筮占系统。从其根源说,清华简筮法不可能是晚于《周易》的大衍筮法。清华简与之前出土的数字卦,有相似之处,保留了战国前流行的数字的特征,透过清华简可以看到数字卦数字过渡到一六,再转化为阴阳符号是一个过程。

第二是西汉时期:象数易学形成时期。西汉易学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的需要,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象数易学产生是易学发展的产物。象数易学凭借着当时易学和天文、历法、数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所取得成果而建立起来,通过“师法”“家法”师承传授方式,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理论。以孟喜和京房等为代表的易学家,迎合当时经学和整个学术发展的需求,运用象数观念作为手段,重在阐发易学微言大义,建立起了推天道、明人事的庞大易学体系,从而改变了易学发展的方向,成为汉代易学的主流。《易纬》以通论的形式总结了西汉象数易学的成就,阐发了具有神学色彩的、独特的象数思想,使西汉象数易学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第三是东汉时期:象数易学鼎盛时期。无论是深度和广度还是其规模,象数易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东汉易学大师辈出,学派林立。易学家秉承西汉易学传统,以探索文本本义为目的,阐发了象数易学,以郑玄、荀爽、虞翻等为代表的易学大师,沿袭汉易旧说,通过注经形式,阐发了一系列比西汉更为精密、更为深刻的象数思想,成为象数易学集大成者。但是由于东汉象易学家过分地推崇象数,夸大其作用,从而使易学体系变得机械、繁琐,远离了《周易》之本义,导致了自身的式微。

第四是魏晋隋唐时期:象数易学衰微时期。少年王弼以老庄注《易》,辨名析理,尽扫汉代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开始衰微。大部分象数书籍失传,存者或流入术数,或无师传授。至南北朝时,南朝立王弼易为官学,北朝立郑玄易为官学,象数易学唯有郑玄易与王弼易学抗衡。隋唐时,南北统一,随着南学取代北学,郑玄易失去官学地位,逐渐被学界冷落。幸有唐李鼎祚慧眼洞悉,撰《周易集解》“采群贤之遗言,议三圣之幽啧,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周易集解序》),而使汉代象数易学得以传世。在这部书中,还辑了汉以后至唐代如陆绩、干宝、侯果、崔憬等一些易学家的思想。这表明在玄学思潮冲击下,象数易江河日下,但仍然有部分易学家逆流而动,承袭汉易旧说,以象数治《易》。

第五是宋元时期:图书之学形成与兴盛。北宋刘牧、邵雍等人不囿于易学文字笺注形式,以《易传》的数理为最基本的依据,追溯易学源头,揣摩易学圣贤思绪,探索《周易》成书的历程,由此而形成以解释图式为最基本内容的河图洛书和先天后天之学,开启了此时期易学解释创新之先河。以刘牧、邵雍等易学家一方而承袭道家之说,运用易数推衍出由黑白点构成的“河图”“洛书”。南宋朱震以“推原《大传》天人之道”为宗旨,融合汉、宋象数之学,为《易》立注,以补义理之学不足,成为宋代偏于象数之大家。朱熹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以理学家视域诠释河图洛书、先后天图,确立了图书之学在宋代易学中的地位。受朱熹影响,宋以后言《易》者,多言图书之学,图书之学成为易学重要内容。宋元代时张理、雷思齐、俞琰、吴澄等对于图书之学皆有阐述,从某个层面发展了朱熹图书之学的思想。

第六是明清时期:汉代象数易学复古时期。明代易学以程朱易学为官学,大多易学家以阐发和修正程朱易学为己任。但是也有不同于程朱易学者,如在象数方面有来知德以错综观念谈论易学,有黄道周融合易学与天文、历法、数学为一体,方氏父子整合儒道释、心学与理学、象数与义理,各自建立异于程朱的易学体系。同时,也出现了以象注《易》、回归汉易的倾向,易学研究开始转向。清初易学,虽然以程朱为代表的宋易是当时易学研究的显学,却兴起了一股以检讨宋易图书之学为主要内容的辨伪思潮。以毛奇龄、黄宗羲、胡渭等为代表的易学家,他们全面清算了图书之学,认为图书之学不符合《易》之本义,纯属宋人伪造。他们从文本出发,考辨易学源流,辨明是非,对于回复文本和探求文本本义有重要的价值,其所倡导的考据之方法,朴实而严谨,为清代中期乾嘉易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乾嘉时,以惠栋、张惠言等为代表易学,从“汉去古未远、存古义”观点出发,运用汉代象数兼训诂的易学方法,对汉代象数易进行了爬梳和解说,旨在复原汉代象数易。以焦循、姚配中等易学家,不满足汉代象数之学,通过检讨解构汉代象数之学,重建汉代象数之学。而以高邮王氏父子反对汉代象数之学,重视汉代易学训诂学,重建了易学训诂范式。深受焦循与王氏父子之影响的俞樾,用象数与训诂之法,重新诠释汉宋易学,成为晚清时象数易学之强音。与之不同的是,杭辛斋于象数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赋予象数新的意义,标志象数易学转型。

从象数易学的发展演变看,不同时代的象数易学具有不同的形态与特征。根据其形态不同,清人将象数易学划分为三宗。四库馆臣指出:“《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这里将象数派分为占卜宗,祥宗、造化宗。《四库总目》总纂官纪昀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为其侄纪虞惇批《周易》稿题辞中又作了修正。他说:“易之精奥,理数而已,象其阐明理数者也。自汉及宋,言数者歧而三:一为孟喜,正传也;歧而为京、焦,流为谶纬;又歧而为陈、邵,支离曼衍,不可究洁,于《易》为附庸矣。……中间持其平者,数则汉之康成,……康成之学不绝于线,唐史征、李鼎祚、宋王伯厚及近时惠定宇,粗传一二而已。”(《四库全书学典》)纪昀之论与《四库全书总目》相比,有两点值得肯定。其一,他明确地以正传、别传来划分象数易学派别,孟喜是正宗,京、焦、《易纬》及陈抟、邵雍为别传,郑玄及传郑氏学者为中间派,既不是正宗,也不是别传。其二,他将象数易学的派别,由汉宋延伸到清乾嘉时惠栋,清代象数也在象数易学之列,其研究的范围扩大。当然,这种划分并非无问题。如汉末易学大家虞翻及后世传虞氏学者,对象数易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不属于纪昀所划分的任何一派。虞氏家传孟氏学而其思想多有发明,与孟氏相差甚远。从其思想内容看,也非京焦、陈邵别传之列,更非郑学之属。因此,纪氏关于象数易学派别的划分恐有欠缺。

以现代眼光审视象数易学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三大派。一是占验派。此派视《易》为卜筮之书,多本古法,参以占候。凡以《周易》为主体,运用象数理论建立占验体系者皆属一派,如春秋时《左传》、《国语》记载筮例,汉孟喜、京房、梁丘贺、焦延寿,北周卫元嵩作《元包》。宋张行成作《元包数总义》等。而汉代的扬雄仿《周易》作《太玄》,用于占卜,但此书已脱离了《周易》这个主体,故扬雄不属于象数易学占验派。而术数中的龟卜、象占(星占、云气占、风角占等)、太乙、六壬、遁甲、星命、堪舆、相术等虽也属占验,且借用了《周易》象数某些理论,但它与易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故也不属于象数易学研究范围。关于这一点,今人周玉山先生论之甚详,兹不重复。二是注经派,本于《易传》以象数注释易辞。凡以象数注《易》或整理、解说汉代象数易者皆属此派,如汉郑玄、荀爽、虞翻、清惠栋、张惠言、焦循、姚配中等。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此书引《易》入道,故不属于此派。三是图书派。凡承认图书之说,并以图书说《易》者,皆属此派,如宋代刘牧、邵雍、元代雷思齐、张理及清江永、胡煦等人。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易学史上既以汉代象数注《易》,又以河图洛书注《易》不乏其人。如宋代朱震融合汉宋象数解《易》是其证。

象数易学与其它思想一样,一方面基于传统,从传统象数易学发展而来,与传统象数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在传统基础上,总是按照时代语境解释和理解传统象数易学,形成一种新的象数学说。伽达默尔指出:“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留传下来的本文,因为这本文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而每一时代则是对这整个传统有一种实际的兴趣,并试图在这传统中理解自身。当某个本文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由是观之,不管象数易学所讨论问题多么古老和使用方法多么传统,绝不可能脱离当时历史境遇与学术话语,皆是基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境遇所作出的抉择,由此形成的象数学说和理论皆与当时历史发展过程息息相关。因而不同时代的象数易学具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理论形态。如西汉孟京易学言卦气说、八宫说、九宫说、五行说等,成为易学主流,迎合了大一统西汉政治之需求和以阐发“微言大义”的今文经思潮而形成,是对于西汉追求的社会秩序稳定和流行的天人之学的集中反映。东汉郑玄、荀爽、虞翻等人言卦变、礼象、爻辰、旁通、互体、纳甲、之正、爻位等,以象数与训诂为方法,旨在探索易学文本之本义,此种严谨而朴实的学风是在反思和检讨今文经与政治关系、古文经兴起背景下形成的,体现了东汉人学术的理性回归。宋代易学家言“数学”、“象学”等,通过推衍“河图”、“洛书”,探求易学起源和解释易学文本之义,是宋代易学家在重建儒家道统的新语境下力图改变汉唐笺注之学形式而重新寻找新的解《易》方式所作的努力,是以清新直观、内涵数理的图式复活了汉代象数易学,也是立足于象数探索易学源头和解释文本意义所做的新的尝试,虽然其主要观点、论据和符号的推演及其论证过程存有种种不合理的因素,但反映了宋人对于易学的一种独到理解和具有创新意义的易学观。象数易学的发展和演变,其原因除了它自身理论需要不断完善外,只能从当时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

由于象数易学有着自己的发展进程和特殊规律,从而形成了它不同于义理易学的特点和风格。清儒杭辛斋曾就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对象数易与义理易加以区别。他指出:

自来言《易》者,不出乎汉宋二派,各有专长,亦皆有所蔽。汉学重名物,重训诂,一字一义,辨析异同,不惮,参伍考订,以求其本之所自,意自所当,且尊家法,恪守师承,各守范围,不敢移易尺寸,严正精确,良足为说经之模范,然其蔽在墨守故训,取糟粕而遗其精华。且《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网罗百家,犹恐未尽,乃株守一先生说,沾沾自喜,隘陋之诮,云胡可免。宋学正心诚意,重知行之合一,严理欲之大防,践履笃实,操行不苟。……但承王弼扫象之遗风,只就经传之原文,以己意为揣测,其不可通者,不惮变更句读,移易经文,断言为错简脱误,此则非汉学家所敢出者也。(《学易笔谈》卷一)

杭氏所谓汉学,主要指象数易学,它包括汉以后治象数《易》者。所谓宋学,主要指义理易学,它不限于宋代,凡宋以后以义理治《易》者,皆属宋学。按照杭氏的理解,以学术风格言之,象数易注重文字训诂,失之于琐碎;义理易注重阐发大义,失之于空疏。以治学方法言之,象数易恪守家法,严正精确,失之于墨守故训;义理易注重应用,勇于创新,失之于主观臆断。杭氏之论甚是。

以笔者管见,以注经言之,象数易以“观象系辞”为据,注重象数作用,专以象数注辞,揭示辞出自象数;义理易以“立象尽意”为据,注重辞意,尤其偏于阐发易辞社会人生之理。以理论形态言之,象数易多与古代自然科学相结合,即吸收了天文学、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建立了具有实证意义的偏于天道的易学体系;义理易关注人事,善于从儒道释诸家中吸取营养,建立具有思辨意义的偏于人道的易学体系。以思维言之,象数易注重字句训诂与象数方法注经,或建立占验天人之学,故思维具体而直观;而义理易注重辨名析理,通过诠释易学文本,开显圣人之意或阐发易学之大道,故思维抽象而深刻。以影响言之,象数易援引古代科技入易学,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如象数易学运用到历法中,建立了具有易学特征的中国历法。无论是汉代的《乾象历》、北魏《正光历》,还是唐代《开元大衍历》,皆是引象数易学卦气说入历法的结晶。象数易学运用到古代炼丹术中,建立了中国古代的化学。号称“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大量使用了《周易》卦象、易数阐发了丹道理论。象数易学运用到中医中,建立了具有易学特征的中国医学。中医学借用了《周易》纳甲、卦气、河洛之学等阐发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医学理论。义理易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形成、发展,同时,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道释诸家皆援《易》为说,易学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从中国文化发展看,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皆与义理易学息息相关,生动地体现出易学精神。

当然,象数易与义理易的区分是相对的。实际上,经过儒家解释,象数义理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在后世易学研究中,象数易与义理易也绝非不可逾越,往往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言义理,不脱离象数;言象数,旨在阐发义理。更为重要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易学文化。

当今易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西文化会通语境下,重新反思与解读易学成为易学研究趋势。与此相关的、一些新的易学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标志着易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制约和人们认识能力所限,易学研究在经文诠释、《易》的运用、易学的现代化等方面遇到了难题。如何利用当下哲学、文化与科技成果发展易学,实行范式转移,建立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新易学文化体系,接受当下科学和哲学的检验和挑战,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对话,已成为易学界有识之士极为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除了着眼于当今及未来诸多因素外,还应当关注易学传统,重视易学史的研究,及通过检讨和分析易学发展的历史,以新的话语重新诠释传统易学,赋予传统易学全新的内容。这是我们每个有责任心的易学研究者所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今天研究象数易学及其发展完全是出自于此。我们之所以研究被多年遗忘了的象数易学,不是有意贬低当今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义理易之研究,不是独出心裁,哗众取宠,更不是盲目崇拜象数易学、恢复其已被历史淘汰的纯以象数注经的方法,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精神,运用现代知识所提供的思维方法,把握易学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揭示其概念、理论所含藏的真实含义,剖析其得失,择其善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实现建构现代易学和文化体系期许。今天研究象数易学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树立严谨的学风,做扎扎实实的学问。《周易》成书于殷周之际,距今已有几千年,其多用古文字,“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系辞传》)。而历代注易者纷纭争讼,多执一端,多崇其善,常使研《易》者无所适从。故当今研究易学,从基础入手,参照近几年新出土的资料,梳理辨证旧说,揭证易辞之义,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当今易学界状况是部分人急于成就功名,热衷于大道阐发,而忽略了对《周易》字词的训释,具体地表现为或追求时髦名词,崇尚虚华;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或随意发挥,简单比附,洋洋洒洒,提笔万言,皆为无根之谈。因此,今天研究象数易学,重提训诂之法,倡导朴实之风,对于纠正时下流弊、推动易学发展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们反对的不是建立在扎实基础上的理论阐发和建构,而是无根之宏论。

其二,完善注《易》方法,揭示其本义。《周易》与其他古典丈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一整套由卦爻组成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既可记录筮占的结果,又是“系辞”的根据。因此,由汉代开辟的以象数注《易》的方法不可以全废。今日部分学者由于受疑古之风的影响,以否定传统为能,轻视流传了几千年的象数注《易》法,注经则弃象数而不用,故而未能尽经义。我们认为,正确注经的方法,应该是训诂、象数、史学、义理四者并重,训诂可以明辨文字本义,象数可以揭示卦爻辞之所本,史学可以重现卦爻辞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意义,义理可以凸显卦爻辞所蕴含的哲理。只有将这四者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周易》之大义。

其三,坚持易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建立新的易学体系。易学与科学的结合,是易学科学化的重要方法,尤其在当代,科技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因此,易学只有与科学结合,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当然,易学与科学又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两者是普遍与个别的关系,不能互相取代,因此,两者结合的关键在于方法,即除了用科学提供的方法来规范易学外,还应寻找相同点,观其会通以阐发易学,切忌不讲方法,生搬硬套,将易学流于皮傅之学。象数易学在这一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以卦气说为例,易卦与历法结合是建立在阴阳消长变化基础上的,其中四正说和十二消息卦说,是易卦符号与历法完美的结合,而“六日七分”说则不同,生硬地将六十卦和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日扯到一起,没有什么科学性。今日易学之科学派虽然在某些领域已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但由于某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者不懂《易》,或从事易学研究者不懂自然科学,只注重形式上的相似性而忽略理论上的相通性,亦犯了象数易同样的错误,将易学与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科学问题加以比附,并名之为“科学易”,给易学界和科学界造成了误导和混乱,因此,今日研究象数易学,一方面可以把握历史发展进程,增长易学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吸取教训,防止科学易流入形式,重蹈象数易的覆辙。

其四,剖析象数易学体系,展示其哲学思维。从注经角度观之,象数易学着眼小处,注重《周易》的字句考释与揭证,显得机械、繁琐、支离破碎,似毫无思维水平可言。然而,若审视其庞大的象数符号休系,可以洞察蕴藏其中的博大精深的哲学意蕴。如京房飞伏说、荀爽的爻升降说反映的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形式。飞伏本指阴阳两爻的隐显,显示在外的是飞爻,隐藏在飞爻之下的与之相反的爻是伏爻。飞伏的象征意义是事物运动表现出的往来、隐显、屈伸、动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升降,是由阴阳两爻不当位而引起的位置的上下变化。阳在上,若在下,则升上;阴在下,若在上,则降下。同时降极则升,升极则降,从而表现出升降运动的形式的稳定性及不稳定性。虞翻的之正说,旁通说,揭示的是两种性质相反的事物相通和转化。荀爽、虞翻等人的卦变说展示的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这种联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京房的八宫说彰显了事物发展演化的进程,即经历了五个阶段(五世)而灭亡(游魂),最后又复回(归魂),其中阴阳消长既有量变又有质变。以上这些丰富而又深刻的哲学思维,不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是借助于象数符号系统而彰显出来的。其实,象数符号及由这些符号构成图式,是一种自然哲学,更是一种古人按照自己理解而建构的生生不息的、具有整体结构的宇宙图式。但是,由于过去我们只注重义理易的内涵而忽略了象数易学研究,从而在研究和探讨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时很少涉及它,应该说这是哲学史研究中一个缺憾。尤其在当下学界西方符号学和解释学盛行之时,重新倡导象数易学研究,分析其符号逻辑体系,揭示其诠释学和符号学的意义,对中国哲学史和易学史研究、对提高整个民族思维水平功不可言。


林忠军,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曲阜师范大学东亚易学研究中心主任。

* 本文为《周易象数学史绪言》,将刊载于《学衡》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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