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军:中国早期解释学:《易传》解释学的三个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 次 更新时间:2015-06-06 19: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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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军  

   中国古代是否有解释学,这一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如果用现代西方解释学的眼光审视,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西方式的专门的解释著作,因而充其量只能划归前解释学状态。① 然而,当我们细心整理和解读中国古代哲学典籍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是最好的例证。

作为先秦儒家重要的代表作,《易传》虽然重视《周易》文本的固有性质和解释方法,但始终以追求哲学意义的道作为终极目标,通过解释,建立易学哲学体系。按照《易传》的解释,道内含阴阳,是宇宙之本,世界万物皆产生于道;道虽不显形迹,不露声色,很难感知,却能流行于世界万物之中,支配着世界万物,世界万物的变化显示着道的功用。道与人有相同属性,这是解释发生的关键;人性偏离了道的属性而呈现出缺失,则是人理解和解释道的真正动因。道的意义是非常确定的,它内含阴阳,阴阳表现为仁知:阴安静敦厚为仁,阳生生不息为知。由于道本身存在仁和知两个方面的内涵,而解释者个体又有智力等等差异,故对于道的解释,各人或偏于仁,或偏于知,或既无仁也无知,从而对于道的理解和解释表现出三种倾向:偏重于仁者将道理解为仁之道,偏重于知者将道理解为知之道,无仁无知者则虽在日常生活中用道却无法理解道,从而引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见仁见知”的解释学原则。
不仅如此,道之阴阳本身是抽象的、永恒的,超越具体化的空间和时间;而抽象的道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表现却是复杂多样的。这种现实中的道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其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是道的变动性。这就是阴阳之道,与时俱行,处于无休止的变动之中。《系辞》所谓“道有变动”和“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即是此意。解释始于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系辞》这句话本意是讲《周易》的筮法,通过感“神物”,沟通天人,明示福祸吉凶,然而,如果撇开《周易》的筮法层面,就文本而言,这已经内含了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问题:感通即是理解和解释。感通《周易》,以尽圣人之意,以显天地之道,这就是易学解释学的终极目标。就释道而言,道的意义是确定的、清晰的、抽象的,但道又是不确定的,表现为道在现实中的多样性和变动性。道的特性为解释者提供了广阔无限的解释和认知空间。以“唯变所适”和“见仁见知”原则为出发点,《易传》通过解释《周易》文本实现了三个转向:由卜筮解释转向德义解释;由文字解释转向普遍意义解释;由卦爻符号工具性解释转向世界意义及其概念解释。
一、由卜筮解释转向德义解释
无论是从其产生和产生以后的应用,还是就其自身的内容看,《周易》当为卜筮之书,而非德性之书②。国内有学者通过分析现有的文献数据,力图证明《周易》产生后不久即分化为两个系统,其中一个系统由文王周公将其改造为修心养性的德性之书,故文王周公所作之《周易》是德性之书而非卜筮之书③。这些分析和证明不能完全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其说大多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之上,并没有真实可靠、令人信服的证据。不可否认的是,《周易》是卜筮之书而非德性之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者毫无瓜葛,相反,这部卜筮之书的文辞恰恰内含了德性的内容:作者是有德之人,文本含有德行之辞。这是《易传》在承认《周易》为卜筮之书这一大前提下,将其解释为德性之书的重要根据。帛书《要》引孔子话云:“吾百占而七十当。”“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④ 从中可见,孔子已很熟练地掌握了《周易》卜筮的方法而且能够加以运用,但是,孔子并未因此津津乐道于神奇的《周易》方法和用这种方法占筮而达到的一定预期效果,而是更看重《周易》中所内含的、与其儒家学说趋向一致的德性思想。在此理念支配之下,孔子及其后学把对《周易》的德性解释确立为其解释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付诸解释实践,经过对这部带有神秘色彩的原典中所内含的德性思想进行理解和解说,实现了使之由卜筮之书向德性之书的转换。《易传》的成书,见证了儒家是如何实现这个重大转变的。
首先,《易传》通过解说《周易》卜筮的客观依据以及人的德性在筮占中的地位,实现了由卜筮解释向德性解释的转变。按照《易传》的理解,《周易》具有预测功能:“《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系辞》)其之所以如此取决于天人感应,即是人借助于自然界中神的力量完成的。因为这种感应快捷迅速,神妙莫测,是常人难以想像的,故被称为神,“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同上)。
《周易》有一套独特的、内含天地之道的阴阳符号,囊括古今智能的话语系统及效法宇宙演化的筮法。《周易》的卦爻符号由古代圣人仰观俯察而成,爻效法自然变化,卦蕴藏智慧,卦之德方以知,通神明之德。用于预测的工具——蓍草与神龟,久远而有灵气,是神明的化身。行蓍过程效法宇宙天地演化之德圆而神。也就是说,《周易》之所以能够预知未来,定天下之吉凶,取决于它是一部圣人效法自然而成的天书。如《系辞》所言:“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人本来与万物一样,由天地氤氲合气而生,因此在理论上与天地自然同性同德,处天地之间,与天地同居。这也是人之所以能够借助于《周易》这部天书,感通天人、预知未来的关键所在。如前所言,现实中的人由于禀受阴阳之气不同而有善恶吉凶之分。《系辞》曾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文言》亦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这些是说,自然界和人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更有吉凶善恶之分,但虽然如此,人通过德性修养功夫,仍可以复归于与天地合德的境界。
《易传》紧紧抓住德性修养问题加以渲染和拓展,认为只有德性高尚的人才能够运用《周易》达到预知未来的目的,以此教育人们,以《周易》作者为表率,进德、立诚、行善、和义、去恶、抑欲。在此基础上,《文言》、《系辞》花费很大气力解说了《周易》的乾坤两卦和谦、复、中孚等卦的卦象符号和文辞的德义;《大象传》更摒弃了筮占,专门阐发了卦象的德性意义。由于过分重视德性修养,客观上,《易传》已将对《周易》的筮占解释转换成德性解释。
其次,《易传》论述修德失德与吉凶的关系,使《周易》的卜筮失去地位,文本解释的性质发生改变,由原来的卜筮之书转变成为穷理尽性之书。如前所言,只有进行德性修养,与天地合德,才可以运用《周易》彰往察来,通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断天下之疑。不仅如此,《周易》与天地准,推天下至道,解读其文本,就可以驾驭天地人三才之道,知微知著,知柔知刚,知善知恶,无需运用其筮占方法,即可获吉庆。《系辞》引孔子的话说: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⑤ 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几,是几微,即事物将发生还未发生之时所显示出的征兆,“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依《易传》的理解,《周易》是“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之作,因为它深奥和精微,故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研几”是对文本理解、解释和探讨的活动,“知几”是“研几”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换言之,“研几”是解释的过程,“知几”是解释的结果,通过理解和解说“几”,以达到“知几”。在《易传》那里,从“研几”到“知几”蕴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运用神物感通天人,可以知几;二是研读《周易》文辞,探赜索隐,可以知几。“知几”就是能够提前辨别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落实到人事,就是明察事物的吉凶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以做到见几而动,扬善抑恶,趋利避害,就吉化凶。以颜渊为例,他知晓善恶吉凶之细微变化,“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可谓“知几”,由此而获吉庆。在这个层面上,《易传》进一步提出了德性修养与吉庆的关系:
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文言》)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同上)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系辞》)
在《易传》看来,德性修养与吉庆的关系是:吉庆依附于德性修养;进行德性修养,扬善抑恶,积累善行,则“虽危无咎”,逢凶化吉,成就功名;相反,若不进行德性修养,积累恶行,则不仅不能获吉庆,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以至于灭身。以这种理论来推论,明吉凶无需借助《周易》的预测方法,只要求德性即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帛书《易传》提出:“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也,此谓易道。”(《要》⑥)孔子及其后学者虽然精通《周易》筮法,却更偏重德性,以德性祈福,从而提出“仁者不忧”(《论语·宪问》)、善为《易》者“不占而已”(《论语·学而》),以表达在理解《周易》问题上儒家与巫祝之分歧,即“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⑦。
二、由文字解释转向普遍意义解释
《周易》有一整套独特的、与卜筮相关的、古奥的文字系统。训释这套文字系统本义、重现作者意图,是每一位《周易》解释者和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首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易传》采用了以象解辞和以训诂释辞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说,以象解辞从属于文字解释;以象释辞是解释《周易》系辞之根据;训诂是解释文辞字义。《易传》认为,《周易》的阴阳符号不仅是一种筮占记号,更是《周易》文辞的依据。《系辞》云: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这些引文是说,卦爻象效法客观自然,卦爻象主动,是吉是凶已定,而卦象所显示的吉凶是通过系辞说明的,即卦辞是说明吉凶的文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观象系辞”,卦爻辞是根据卦象作成的。既然卦爻辞本于卦象、表达卦象的意义,那么,理解和诠释卦爻辞,就不能忽视卦象的存在。在这种理念支配下,《易传》作者提出了“观象玩辞”的论断。《系辞》指出: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⑧ 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玩”,有玩习、玩弄之义。《说文》:“玩,弄也。”《尔雅·释言》:“弄,玩也。”此段话本来是讲,君子当以《周易》处世,闲居则观察卦象、玩习文辞,以明吉凶之理;行动则观察爻变而进行筮占。“易之象”与“爻之辞”、“观其象”与“玩其辞”对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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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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