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墀:关于李继迁的卒年问题——对《李继迁卒年辨正》一文的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2 次 更新时间:2023-03-09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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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墀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载有顾吉辰同志《李继迁卒年辨正》一文(以下简称顾文),认为夏国奠基者李继迁之死应在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十一月,而李焘《长编》把李继迁之死记为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是错误的。并作了如下论断:“他(李焘)的这一元年正月说,所造成的影响颇大。后来彭百川、无名氏、脱脱、毕沅、吴广成等,在转抄他的材料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一直延至今日的《辞海》‘李继迁’条目。……今天尚有一些论文、专著,径用错误材料,得出不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我想,对此问题作一辨正是有必要的。”


我阅读了顾文,分析其论据,检核其所引史料,觉得李焘《长编》的景德元年正月说,并不是就那样容易被驳倒,还有重新商榷的必要。


《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二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册,第1228页)有如下记事:


李继迁之陷西凉也,都首领潘罗支伪降,继迁受之不疑。未几,罗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合击之,继迁大败,中流矢,创甚,奔还,至灵州界三十井死。其子阿移嗣位,改名德明。二月丁巳,环庆、鄜延部署相继以闻,且言阿移尚幼。……


本段记事下李焘注:“《继迁传》及《吐蕃传》并载继迁死在去年十一月,《稽古录》亦云。独《本纪》《实录》仍于今年二月载之,恐《传》《录》因西凉事并书,其实在今年正月也。若果在去年十一月,则不应二月始奏闻也。当考。”


根据现存有关史料,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分析说明:


第一,李继迁打下了西凉府。知州丁惟清陷没,顾文和《长编》都一致认为这件事发生在咸平六年十一月(《长编》记西面都部署奏报,系于咸平六年十二月甲子条下,甲子为九日),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李继迁既取西凉和受潘罗支伪降后,潘罗支还搞了集结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对继迁发动突击,把继迁打得大败,带着箭伤奔逃灵州而死的一连串事实,这必然也要经历一段时间。因此前后两事之间出现了“未几”两字,这两字虽有“接着”或“不久”的意思,可是究竟相隔好久,是不明确的;如果根据这“未几”两字,就说前后两事一定都在十一月里发生,我认为是缺少说服力的。


第二,李焘是宋代最有成就的当代史专家,他编撰《长编》用了40年的工夫,掌握的官私史料极其丰富,治学态度又很谨严,所以成书后获得好评,例如宋代著名学者叶適便称誉为:“《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长编》把李继迁之死定在景德元年正月,是经过一番考证的,但他不自以为是,还说“当考”。他主张元年正月说的理由主要是:李继迁的死亡消息,是宋政府在二月丁巳(即初三)得到环庆、鄜延两路的奏报才知道的。当宋政府获知这一重要消息,实际是一大喜讯,便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


(1)“辅臣等请降诏招谕阿移及其部下能相率归顺者厚加爵赏。”


(2)“戊午(初四),又诏谕灵、夏、绥、银、宥等州蕃族万山、万遇、庞罗逝安、盐州李文信、万子都虞候及都军吴守信等……”


(3)宋真宗还派“中使赍手诏谕西面缘边部署、钤辖等,宜承迁贼既死,速图攻守之策,飞驿以闻”。


(4)在这一天还载:“潘罗支遣其甥厮陁完来献捷,且贡名马,诏奖之。”


以上引文俱见《长编》景德元年二月,时间明确,记事清楚,是绝不含糊的。令人感到诧异的是:顾文竟把对李继迁卒年考证带有关键性的二月丁巳(初三)、戊午(初四)两日都一律臆断为在正月,这样就把宋政府获知继迁死讯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一月(其实只要翻检一下陈垣先生所编《二十史朔闰表》,就知道景德元年正月无丁巳、戊午,要二月才有,与《长编》所记相合),并据此得出结论:“这就告诉人们,李继迁死亡时间必定在景德元年正月丁巳以前。李焘自注云《真宗实录》《本纪》(按原文作《本纪》《实录》,前者应指吕夷简等所撰的《三朝国史》中的‘真宗本纪’,后者则指王钦若等所撰的《真宗实录》,这里改写为《真宗实录》《本纪》,也与原文不符)所载,元年二月始知继迁死,这是明显错误的。”顾文还提到如果联系《宋史·外国传》考察佐证,更会说明李继迁卒于咸平六年十一月是正确的。按《宋史》卷四八五至卷四九二均为外国传,凡八卷,不知是否指的是其中的《夏国传》?如果是,《夏国传》上明记“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则反而是为李焘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宋史》卷七《真宗纪二》也载:“(景德元年)二月,环庆部署言西凉府潘罗支集六谷蕃部合击李继迁败之,继迁中流矢死。罗支使来献捷。”潘罗支击败李继迁,致之于死,立了大功,向宋朝献捷,并贡名马做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机会难得,也应是紧急进行的,绝不会在李继迁死后三个月(而且李继迁的死亡消息也不会能够“保密”达三个月之久),才突然想起办理这桩事情,如果那样,便毫无意义了。所以把李继迁死亡的时间放在咸平六年十一月,便和许多史实联系不起,难以合拍;反之,如把它放在景德元年正月,一切便可顺理成章地易于解释了。后代许多史学家都采纳李焘的主张,自因《长编》卷六五的“自注”,有其合理性,似不如顾文所说,他们乃是不免轻率,盲从转抄。例如顾文不曾提到的《西夏纪》作者戴锡章,就对此事作过一番考证,同意李焘的看法。《西夏纪》卷三戴氏“自注”,说:“按李慈铭《荀学斋日记》:‘李继迁之死,《宋史·真宗纪》系之景德元年二月,《夏国传》作正月二日,《辽史·圣宗纪》系之统和二十一年五月,为宋真宗咸平六年,计早一年;《长编》系之景德元年正月,而为之考曰:……(引文已见上,不赘录)毕氏《续资治通鉴》从《辽史》。’今按:《辽纪》不足据也,继迁方以咸平六年十一月陷西凉府(《稽古录》《长编》并同),都首领潘罗支等伪降,继迁信之不疑,潘罗支乃集六谷蕃部等合击之,继迁大败,中流矢奔还灵州,必已在十二月间,至次年正月二日始以创死,宋人二月始闻之,疑《宋史·夏国传》得其实。李文简所引《国史》继迁等传及《稽古录》,据继迁攻取西凉日书之,故系之咸平六年十一月;《本纪》《实录》据朝廷闻报日书之,故系之景德元年二月;惟《宋史·夏国传》谓取西凉在咸平六年六月则误矣。若如《辽纪》其死在上年五月,何以宋至次年二月始据边寨人奏耶?”看了上段论证,就知道李焘不愧是一个实事求是、认真不苟的史学家,重视客观史实,持论审慎,不轻信,不武断,因此所下结论,至今仍然合理,令人信服。我写出这点陋见,来和顾吉辰同志商榷,并就正于读者,不知以为何如?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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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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