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墀:雄踞西北的党项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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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墀  

党项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它早期的活动中心,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一带。这里有雄伟的高山,辽阔的草原。党项人夏冒烈日,冬搏风雪,狩猎游牧,生息繁衍在这广阔的地区。艰苦的生活环境,把他们锻炼成一个习苦耐劳、奋发乐观、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


到了公元6世纪,西羌衰微,党项初露头角。《北史·党项传》说:“魏、周之际,数来扰边”,这是我国史书中有关他们最早的记载。他们分布散居的地区很广,大抵东起松州(故治在今四川松潘县北),西接叶护(按指西突厥领地,为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南杂舂桑、迷桑等羌(今青海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北连吐谷浑(今青海北部、甘肃南部,以青海湖为中心),在辽阔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按照从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成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摄,没有法令、徭赋;也没有文字、历法,以草木的枯荣来记岁时。著名的族姓有八个,这就是: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在党项族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在历经多年的战乱之后,隋朝出现了统一的局面,这无疑激发党项族的内向热忱。585年,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到旭州(在今甘肃临潭县境)归附,隋政府给以大将军的官称。在唐太宗时期,629年党项族首领细封步赖也率部归附,唐朝为其设置轨州,任步赖作刺史。其他党项部落接着也相继来归,唐又设崛、奉、岩、远四州予以安置。631年,唐朝又在党项部落河曲地方新设了60个州,当时计有人口34万之多。但其时大首领拓跋赤辞和吐谷浑王室通婚,关系亲密。634年唐军向吐谷浑发动大进攻,拓跋赤辞曾为浑主伏允顽强作战,后因部属离心,只得被迫受降。唐朝予以笼络示惠,就其部落住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各部落首领为刺史,而以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并赐姓李。于是,这一支拓跋氏势力就这样一直保持下来,并得到了发展。


吐蕃奴隶主政权其时兴起于西藏高原,对外不断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散居在青海和甘肃南部及四川西北的党项部落,受到严重威胁,请求内徙。唐朝便把设在陇西的静边州都督府和所属25个羁縻州东迁到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党项原住地为吐蕃占据,留居下来的党项人,受其统治,叫做“弭药”。这名称在文献上有不少的别译,如缅药、穆纳、母纳、木内、木雅、弥娥、密纳克、敏里雅等。党项内迁后,与先进的汉族经济、文化接触多了,生产力迅速发展,部落中贫富差别加大,开始出现阶级,氏族社会瓦解,党项人进入了以家内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


8世纪中期,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吐蕃乘机内侵。唐政府把灵州、盐州一带的党项部落迁到银州以北,夏州以东和绥州、延州等地区。当时居住庆州的,以在陇山之东,叫做东山部落;居住在夏州一带的,由于其地“登城一望,则平沙漠漠无林阻,见百十里而遥。匹马一人不能隐”(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延绥镇志》)之故,叫做平夏部落。平夏地区南界横山,唐人谓之“南山”,居住此地区的叫做南山部落。南山部落以野利氏势力最著,而后来成为西夏统治者的拓跋氏则是平夏部落里最显赫的大族。


唐朝末年,中央统治力量削弱,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占据宥州(今陕西靖边东),自称刺史。不久他出兵参加镇压黄巢起义,被唐僖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辖夏、银、绥、宥四州,并晋爵夏国公,赐姓李,夏州的李(拓跋)氏政权从此开始。经九传,到了宋代初年。李氏家族发生权力纷争,李继捧率领一部分人投降宋朝。继捧的族弟继迁不从,打出保护祖宗故土,维护党项利益的旗号,团结党项部落进行反宋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建官制吏,发展生产,学习汉族文化,遂使党项社会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继迁子德明,孙元昊,皆英明有权略,其统治期间,经济与军事大为增强。元昊遂在1038年称大夏皇帝,建都兴庆府。这标志着党项社会封建化过程已基本完成。于是党项族的历史便进入了它的极盛时期。


作为西夏主体居民的党项族,它在历史文献中出现较晚。在他们完成了西夏建国的任务之后,随着蒙古兴起而西夏灭亡。党项人在元朝还有文治武功的贡献,进入明代就渐渐销声匿迹了。关于这个民族在其兴亡的过程中的一些表现,在下面还要作一些概述:


1.早期生活。《隋书·党项传》对党项的原始生活,有着扼要的记述:“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牦牛尾及   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他们自唐代内迁以后,长期与汉人接触,深受影响,进步很快。他们仍然从事畜牧,生产日渐发达,逐步积累了财富。他们用“善马劲羊”及其他牲畜产品来和汉族人交换谷物、缯帛、武器、旗帜、钢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中唐诗人元稹写作的《估客乐》一诗说:“求球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足见“党项马”这时已被公认为是名贵的商品。下至五代,党项“大姓之强者”竞来内地,贩卖马匹,络绎于途,“利其所得来不可止”(《旧五代史·党项传》)。说明当时党项社会经济出现了兴盛繁荣的局面。


2.民风习性。党项人肤色黧黑,身材高大,体质结实,勇敢坚忍,上下用命,投入战斗,往往获胜。在西夏有一种被称为“步跋子”的兵种,上下山坡,出入溪涧,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还有一种叫“铁鹞子”的骑兵,“最能倏忽往来,若电集飞云”。(见《宋史·兵志》)加以党项领袖娴熟战争艺术,富有指挥能力,因而往往能够以少击众,取得辉煌战果。


元末唐兀(即党项)人余阙,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庐州(今安徽合肥),后遂为庐州人。他是一位有名望的官僚学者,曾参加过修撰《辽》《金》《宋》史的工作。他的友人归旸(字彦温)赴官河西廉访使,他便撰写了一篇送归旸就任的序文,在其中特别谈到西夏人(即党项人)的风土人情。他说:“余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有身长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与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百斛之粟,数千百缗之钱,可一语而致具也。岁时往来,以相劳问。少长相坐,以齿不以爵。献寿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欢。醉即相与道其乡邻亲戚,各相持涕泣以为常。予初以为此异乡相亲乃尔,及以问夏人,凡国中之俗,莫不皆然。……”这谈的虽是西夏灭亡后的事,但党项社会的固有风气,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


3.衣饰、居住及交通。在西夏社会里,一个普通的党项人的标准形象是:一般头戴毡帽,脚穿皮靴,身穿毛织布衣或皮制短装。腰间束带,还挂着一些小什件,如小刀、火石袋之类。他们早年披发,或者蓬首,到了元昊称帝,宣布“秃发令”,于是“剃发、穿耳戴环”就成了西夏人,特别是党项人的标准形象。在司马光写的《涑水记闻》里记有一个故事,说庆历年间,元昊包围了宋的麟州,麟州守将苗继宣募人突围求援,有个叫王应吉的应募。苗问:“你需要多少人跟你去?”王说:“如今敌人重重包围着城池,带人没有用,我愿意剃掉头发,换上党项人的服装,带上弓箭,夜里用绳子吊放出城,如遇敌兵盘问,我就用党项话回答。”结果,真的被他混出重围去了。上层分子的服饰,则要讲究一些,他们喜欢穿轻软华丽的丝绸衣服。男穿团花锦袍,女穿绣花翻领长袍。元昊建国后规定:文官戴幞头,穿靴,执笏,按官品高低穿紫衣或绯衣;武职则戴金贴起云缕冠,银贴间金缕冠或黑漆冠,穿紫色左大襟的长袍,束带,带上挂解结锥、短刀、弓衣。民间服装只能用青、绿色。元昊本人却采用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衣白色夹衫,戴红色里子的毡冠,冠后垂红飘带。这种自出心裁的新服饰,可能是要在吐蕃、回鹘的臣民面前显示帝王风度的。


党项早期过着游牧生活,使用帐篷,牲畜皮毛充作建筑材料。由于居住帐篷,所以计算户口,一家也叫一帐。帐篷在流动时容易搬迁,定居下来便可改成“栋宇”式的住房。党项人内迁以后,大多数还是住的帐篷。沈括在《梦溪笔谈》书中说,党项人居住的房屋,通常一排三间,中间一间是用来供神的,左右两间才住人,一般是简陋的。而统治阶级的房屋,气象就大不相同了。元昊建国后,规定有官爵的人,房屋才能盖瓦,而皇族的宫殿就更加富丽堂皇了。元昊在兴庆府修建的避暑宫极为壮观,后在贺兰山东麓建离宫,周围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所役丁夫数万人,已同内地宫殿相差无几了。


西夏境内的地形复杂,为了克服交通上的障碍,自古以来在河西走廊地带就开辟了有名的“丝绸之路”,历代成为东西交通的大动脉。西夏建国后,为了统治的需要,修建驿道,东西25驿,南北10驿,从首都兴庆府东北行12驿而达契丹之境。本土盛产的马、牛、骆驼,或作驮运,或挽车辆,或传文书,或供乘骑,是陆上主要的交通工具。西夏政府机构中有“马院”“出车院”,对交通运输极为重视。还有“浑脱”是带地方特色的水上交通工具,除民用外,它在西夏军队装备里也占有一席地位。


4.巫术与占卜。党项人入居内地后,其部落组织仍然带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残余;而万物有灵的迷信和崇拜还是非常流行。党项人称巫师为“厮乩”(此据沈括《梦溪笔谈》,《辽史·西夏外纪》作“厮也”),其职业是为人进行祈祷、占卜或作预言,以趋吉避凶,及请神驱鬼,画符咒水,为人治疗疾病,等等。党项人笃信机鬼,习尚诅咒。甚至在战场上恪守这一套迷信习惯,例如避免晦日,要单日才出战,对敌作战不以逃避为耻,三天以后回到原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作草人埋藏地下,众射而还。


党项人要做什么事,特别是在出兵打仗的时候,总要卜凶问吉。占卜的方法通常有四种:一是用艾草熏灼羊脾骨,看兆纹的表现怎样,叫做“炙勃焦”;二是在地上劈竹,像用蓍草计算数目一样,叫做“擗算”;三是夜里牵一条羊,卜者烧香念咒,又在僻静处散布燃烧的谷火,次晨杀羊,剖视肠胃,认为通顺就吉利,羊心有血就多凶;四是用箭杆敲着弓弦,审听它发出来的声音,从而推断凶吉、利害、胜败等情和敌人会在什么时候到来。1972年在甘肃武威地区发现过写本占卜辞的残页。系用十二支占日,这种占日问吉凶的作法,显然也受着汉族风习的影响。


5.复仇与和解。重视复仇是党项人的古老习俗。他们将它看成是人生的首要大事。如有仇未报,便蓬头垢面,跣足蔬食,坐卧不宁,难以生活下去。但其社会有条老规矩:仇人中的一方如有丧事,这期间就得停止攻伐;凡因有凶丧而一时不能复仇的人,就会背负甲叶作为标记。连一些没有复仇能力的人,往往也要纠集邻族妇女,武装起来直趋仇家,将其房屋烧毁。习俗认为男人和妇女打斗是很不吉利的,于是仇家见状总是离开躲避。西夏地方上也选择巧舌善辩的人担任和断官,由其来处理一些纠纷案件。杀人致死者,须赔偿命价。如若有仇双方同意和解,就要举行一种仪式:双方同饮用死人头骨盛着的掺有鸡狗血的酒,并发誓说:“若今后再报仇,谷麦无收,男女秃癞,六畜疫死,毒蛇入帐。”这反映出党项人一向对超自然力量怀有深切的恐惧心理。


6.婚姻与丧葬。隋唐以来,党项部落里盛行收继婚制,如《新唐书·党项传》所记:“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社会贫富分化,阶级出现以后,富有家庭的男性家长便可以收养众多的妇女而发展成为多妻制。“蕃戎之俗,诸母众多”,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在男女关系上,西夏社会不像汉族那样重视封建礼教,“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一○),婚姻性爱都是比较自由的。


羌俗人死火葬,历来多有记载,党项人也是“死则焚尸”。元初,马可波罗的《行记》里曾详细叙述了曾是西夏旧领域的唐古忒州的“焚尸”之俗。那是十分铺张浪费,既有衣衾棺椁的大量物资消耗,又停柩择期,旷时废业,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至于西夏皇室和贵族显官的墓葬制就更加不同了。他们大肆兴建奢侈壮丽的陵墓,实际是接受和摹仿汉族封建礼制的影响,显示统治者的高贵尊严,是另有其政治作用的。


据《西夏书事》卷七所载,李继迁在进行反宋战争期间,“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北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这是一种奇特的葬法,汉族没有过,也与西藏所行的水葬完全不同。可能是为了保全祖坟,像曹操的“疑冢”一样,而不能视为正常的埋葬制度。


7.娱乐与节日。狩猎是党项的民族习惯,也是一种有助他们习战练武的娱乐活动。李元昊常常在出兵打仗前,就要先和部落首领们举行一次围猎,历史文献也多次记载,西夏统治者曾先后向唐、北宋、契丹进献过白鹰、海东青、白鹘等名贵猎禽。这不仅具有臣服纳贡的含意,而且也说明党项人狩猎艺技的高超。


西夏旧俗以十二月为岁首,最重要的节日是冬至,在这一天人们都要团聚亲友,宴饮欢庆。佛教在境内也颇为盛行,寺院特多,也常常成为大家游乐的场所。元昊称帝之后,为了收揽民心而活跃社会气氛,便下令规定:每年春、夏、秋、冬四季第一月的初一日和他本人的生辰(五月五日)都作为节日,让臣民们在这一天举行庆贺,过得欢乐一些。


8.艺术表现。党项人本以武勇见称,他们在内迁,特别是建国后,和汉族、吐蕃、回鹘以及契丹、女真等民族,在文化上有了更多的交流,艺术生活也日趋丰富。例如现存的敦煌壁画,迄今留下来的承天寺塔和拜寺口双塔,以及那些铜牛、石马、竹雕等文物,无一不体现出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人的才华。唐诗宋词里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等传诵千古的名句,也源于党项人手中乐器——羌笛所引发而咏的。爱好宋词的人或许都知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见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这么一句话,但许多人并不清楚它却是出自一个西夏归明官之口。我想,这不仅仅表明只有柳永的词作,才在能歌善舞的党项人群中有大量的知音吧,不然,沈括在延州任职时为何会说出“万里羌人尽汉歌”这样的话来呢?看来,当时的党项人是十分喜爱汉族的歌谣的。


9.党项语与西夏文。党项语属藏语系的藏缅语族,与今四川羌族语和敏里雅语很相似;也和今日的彝语及纳西语有比较亲近的关系。党项学者们根据党项语的特点,吸取汉字的造字方法,确定一些部首的偏旁,组成表意文字,于元昊称帝的第一年正式颂行,从而为西夏政治、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纪元。许多汉文书籍,如兵书、历书、医书和儒家经典都被翻译成西夏文,并雕版印刷出来,广为流传。西夏文一直使用流传了五百多年,约在明朝后期,才无人认识。1910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哈拉浩特(黑城),运走大批西夏文书籍,其中有一部西夏人骨勒茂才在1190年编订的《蕃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部西夏文、汉文合璧的袖珍字典。有了它,经过中外学者的努力,便容易释读西夏文了。


10.党项遗民。1227年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大军灭亡西夏,给党项人带来了一场大灾难。留在原地的党项人被蒙古贵族统治,后来逐渐与西北各民族(包括汉族)融合;东逃一支入宋,定居在今河南西南部,后与中原汉族相融;另一支南渡洮河,经松潘草原,沿金川河谷南下,达到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方,并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又存在了四百多年。这部分党项人基本融合到藏族中去了。不过,这些被称作木雅藏的藏民,至今在建筑、服饰、习俗、语言上还保持了与藏族不同的某些特点。


(原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现有修订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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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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