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墀:宋代四川藏书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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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墀  

宋代四川在祖国历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中唐以来,四川社会生产力有着显著迅速的发展,经济繁荣,地方富庶,文化学术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例如作为传播文明的主要工具的雕版印刷,这时就首先在四川地区开始迈步,可以说是最显明的标志之一:


1.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剑南两川有印版日历售卖 [1] 。


2.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日本僧人宗睿从我国携带回国的书籍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 [2] 。


3.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的残页,是世界最古的印本历书,现保存于伦敦 [3] 。


4.中和三年(883年)柳砒在成都逛书肆,看见“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都是雕版印刷品 [4] 。


5.1944年在四川大学校区的一座唐墓中发掘出一张印本陀罗尼经咒,上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的题记,乃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代刻本 [5] 。


印刷必须有纸张供给,唐代官府办公和缮写四部书籍,向来都用蜀郡(益州)所丰产的麻纸 [6] 。由于四川造纸业的发达,便给雕版印刷提供了条件,使它不断向前推进和日益完善,所以到了五代,四川的印版书籍就逐渐流行起来了。例如前蜀任知玄刻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昙域和尚刻其师贯休的诗作约一千首,题曰《禅月集》。后蜀时蒲津人毋昭裔作孟昶的宰相,倡议镌刻“石经”,历时8年,完工了10种 [7] 。毋昭裔还出资刻印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 [8] 几种卷帙较多的书籍,并请雕印《九经》 [9] 、诸史,由是西蜀文学大盛。乾德三年(965年),宋平蜀,遣使往收图书,得一万三千卷 [10] 。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命张从信往成都雇工开雕《大藏经》,历13年告成,计1046部,481函,5048卷,印板达13万块之多 [11] 。这些事实表明四川文化学术的发展比国内其他地区显得更为优越了。


但是,历史的演进并不总是直线上升的,也会发生曲折。北宋王朝建立,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宋军平蜀既滥肆劫掠杀戮,而所任治蜀官吏又大多贪暴,这样便给四川社会造成严重摧残,民不聊生,祸乱相寻,连一度繁花似锦的成都平原沃壤之区也变得学者稀少,仕官绝迹,文化教育事业也就根本谈不上了。从宋太宗统治末期到真宗初年,四川地区先后紧接着爆发了王小波、李顺和刘旰及王均的三次规模巨大的起义,在人民势力的不断反抗和沉重打击之下,北宋封建统治集团深刻认识到四川问题的严重和棘手,此后被迫逐步采取措施,对统治政策有所改善,才把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这以后治蜀官长重视兴学育才,大力笼络当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鼓励科举,壮大官僚队伍,用以巩固赵宋皇权。


我们知道,在我国封建统治的后期,通过科举制度这条杠杆形成了官僚与皇权相结合的政治社会,仕宦与读书便具有了不解之缘:读书为了仕宦,仕宦者又必然提倡读书。这样,衰息一时的读书风气才又在四川活跃起来了。苏轼写的《李氏山房读书记》 [12] ,说他幼时接触到一些“老儒先生”,谈他们年轻时想要阅读《史记》《汉书》一类书籍,机会极不容易,幸而得到,也只有靠手抄。但苏轼亲历的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而是“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了。宋神宗时,沈立在四川做官,“用公粟买书,积卷至于数万” [13]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四川社会生产力在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后,文教事业兴盛起来,刻书和藏书都斐然可观了。


宋代四川文风最盛要数成都府和眉州两属。成都府和成都、华阳二县治所同在一城,还辖有新都、郫、双流、广都、新繁、温江、灵泉等县,它是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眉州辖眉山、青神、丹棱、彭山四县,在宋代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区域。以上两属藏书最丰,文人学者也众多。


华阳的藏书家,宋初有句中正,是有名的文字学家,“喜藏书,家无余财” [14] 。其后,又有彭乘,乘字利建,《宋史》卷二九八本传说他“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彭乘尝任馆阁校勘,参与过校正《南北史》《隋书》的工作,后知普州(治今安岳),兴学育才,颇有治绩。稍后又有郭友直,家富藏书。费著《氏族谱》:


友直喜藏书,多至万余卷,誊写校对,尽为佳本;友直无不读,人问无不知。朝廷诏求遗书,上千余卷,皆秘阁所阙者。


友直字伯龙,其父郭希朴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友直在成都学舍任教30年,交游很广,为人信爱。他著有《剑南广记》四十卷、《毛诗统论》二十卷、《历代沿革乐书》十三卷 [15] 。其子大亨能继承他的事业。《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载:“熙宁七年三馆秘阁编校所看详成都府进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献书3779卷,得秘阁所无者503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


成都的平民杨汇,字源澈,生年约与苏轼同时。他人品高洁,富有藏书,对朝廷故实、士大夫谱牒,皆能通晓谙熟。他身居陋巷,闭门著述,不求人知,及卒,学者谥为靖恭先生 [16] 。杨汇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集古录》的收集。他的儿子在他死后把书籍和金石刻本奉献给当地长官,所得的犒赏只不过几壶酒浆罢了 [17] 。


成都有一所带有公立图书馆性质的经史阁,是知府吴中度等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建立的。吕陶的《经史阁记》 [18] 说:


五代之乱,疆宇割袭,孟氏苟有剑南,百变草创,犹能取《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石,以资学者。吾朝皇祐中、枢密直学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仪礼》《公羊》《穀梁传》,所谓九经者备焉。……


惟经史阁之成,基势崇大,栋宇雄奥,下视众屋,匪隘即陋,聚书万卷,宝藏其间。


宋代的眉州,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表现很突出。眉州的科第,据旧志和雁塔碑所载,南北宋中甲乙科的就有880多人 [19] ;宋政和五年徽宗御笔亦以西蜀眉州属学者为最多 [20] ,故清人彭端淑说:


两宋时人文之盛,莫盛于蜀,蜀莫盛于眉。天下之以文名者六家,而吾眉得其三,若苏文公洵,文忠公轼,文定公辙,与庐陵、临川、南丰,互为雄长者也。以史名者三家,而吾邑得其一,若李文简焘著《长编》,与涑水、新安相为表里者也 [21] 。


眉州文化发达,远有端绪。蜀人所称的“孙家书楼”,建自唐时,前后有三百年的历史,为宋代任何藏书家所不及。书楼系眉山人孙长孺所建,始开成(836—840年),光启元年(885年)唐僖宗为写“书楼”二字。五代时书楼曾毁于火。长孺的四(或作五)世孙降衷,曾游洛阳,和作皇帝前的赵匡胤有过交谊,因得赐田并授眉州别驾,他便购书万卷贮存起来 [22] 。天圣初六世孙孙辟又重建书楼一次,他热心教育,在东山设立“山学”,请成都何维翰主持教务,召聚四方学生,制有“公养之法”;当时有名望的范镇、石扬休、蒲师孟诸人,都在这里任过教。这以后书楼又遭过一次火灾。南宋末期孙辟的一个六世孙又重修书楼,并请魏了翁写记 [23] 。了翁有感于藏书不易,慨叹说:“孙氏之传,独能于三百年间屡绝而复兴,则斯不亦可尚矣夫!”


眉州丹棱县也颇富藏书。家彬撰《史子永墓志铭》 [24] 说:“子永讳大年,丹棱人。……教其子所居室为层屋,号曰‘五经楼’,藏书万卷。”史子永的友人史南寺,也是丹棱人,唐庚为南寺撰墓志铭 [25] ,说他性嗜书籍,多所收藏。还有一个叫杨素翁的丹棱人也该提到,黄庭坚谪居戎州(今宜宾)时,想把杜甫在东西川及夔州所写的诗篇书写刻石,以保存久远,但是要找“一奇士而有力者”才能办到。后来杨素翁承担了这项任务,把黄书的杜诗刻石,“作堂以宇之”,名曰“大雅堂” [26] 。杨素翁就是南宋大史学家丹棱李焘的岳祖父,从他家富资财、崇尚风雅来看,可能也是藏书家。


此外,北宋时四川的藏书家:郫县有李定,“自号虚舟子,蜀中洊值兵火,经籍不完。天禧中,诏访天下书籍,定先投牒监中,群书多出其家” [27] 。


犍为有王氏书楼,位于县南,地势高爽,下临岷江,有藏书万卷。嘉祐中,苏轼弟兄侍老泉舟行适楚,过之。轼有诗 [28] 咏云:


树林幽翠满山谷,楼观突兀起江滨,云是昔人藏书地,磊落万卷今生尘。江边日出红雾散,绮窗画阁青氛氲……借问主人今何在?被甲远戍长苦辛。……


这位王姓藏书主人,已不详其生平;唯由苏轼此诗看来,这项藏书早成一种梦幻似的陈迹了。


陵州贵平(今属仁寿县)人孙光宪,字孟文。五代末仕荆南高氏,入宋任黄州知州(今湖北黄冈)。他博通经史,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所著有《荆台集》三十卷、《巩湖编玩》三卷、《笔佣集》三卷、《橘斋集》二卷、《北梦琐言》三十卷、《蚕书》二卷,又撰《续通历》 [29] 。周羽翀《三楚新录》说:“光宪每患干戈之际,书籍不备,遇发使诸道,未尝不厚与金帛购求焉,于是三年间收书及数万卷。” [30] 孙光宪游仕在外,他的藏书可能并未携回蜀境。


简州(治今简阳县)人刘讽喜收藏书籍,司马光的《续诗话》说:“嘉祐中有刘讽都官,简州人,年六十三致仕,夫妇徙居赖山,景仁(按即范镇)有诗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浅,隐几惟知白日长。’时有朱公绰送讽云:‘疏草焚来应见史,橐金散尽只留书。’为时人所传诵。”


宋代朝廷重视搜集图书,无论北宋、南宋,四川一直是搜访的重点地区。例如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二月,“提举秘书省言:‘有司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藏书御府。近与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一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乞加褒赏。’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 [31] 。又文同《丹渊集》卷三八《荣州杨处士墓志铭》,说这位杨处士“裒辑古今书史万卷”,可见荣州民间藏书也是不少的。


宣和三年(1121年),知资州(治今资中县)魏润博,以本州士子众多,申请朝廷增颁赐书,在州署内建立聚书楼,收藏百家子史。见州人李石所撰的《聚书楼记》 [32] 。


阆州新井(今南部县西)人蒲宗孟,字传正,《宋史》卷三二八有传。他家有名曰“清风”的藏书阁,同时人范祖禹和苏辙都有诗题咏。范诗云:


惟昔隐君子,卜筑兹考槃,图书作藏室,一一手自刊。


……我昔侍先君,借书尝纵观,题诗尚可记,手泽犹未干 [33] 。


苏诗云:


朱栏碧瓦照山隈,竹筒牙签次第开;读破文章随意得,学成富贵逼身来。诗书教子真回宅,金玉传家定粪灰;更把遗编观得失,君家旧物岂须猜? [34]


清风阁或作清风楼,在这个藏书之处写有一条铭言:“寒可无衣,饥可无食,书不可一日失!” [35]


彭遵泗《蜀故》卷七说:“保宁城内,宋元祐中建会经楼,置经史子集一万余卷,东坡题额,蒲宗孟为记,范百禄皆有诗。”保宁府,宋为阆州,治今阆中县。


《蜀故》卷七还记有:“万卷堂在彭水东,黄廷坚建,聚书于此。”彭水为宋黔州,治今彭水县。


女真贵族入侵,北宋政权崩溃。这次剧变使四川地位益形重要。刘光祖 [36] 为《昭德晁公文集》撰序说:“国家丙午之变,中原衣冠,不南渡则西入蜀。” [37] 由于中原遭受浩劫,文献损失殆尽,而四川局势一向却较为安定富庶,因此它在这方面也就显示出优异成绩。例如北宋校定的“嘉祐七史”,中原已散亡,这时才在蜀拼凑完全。《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宋书》条下云:


嘉祐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谬亡缺,始命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治平中,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始皆毕,颁之学官,民间传者尚少。未几,遭靖康丙午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亡。


绍兴十四年,井度(字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50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


又《郡斋读书志》一书,就是晁公武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知荣州(治今荣县)时撰成的。其中收录的书籍多得自南阳井度,而井度的藏书也是在四川作官多年搜集的成果。晁公武在《自序》中说:“南阳井公,天资好书,自知兴元府领四川转运使,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历十余年,所有甚富。”井度在罢官以后,以船载书东去,居于庐山之下。度素与公武厚善,将死,把遗书50箧付托公武说:“子孙稚弱,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有;若其心好利,则为富者所有,恐不能保也!今举以付子,他日其间有好学者,而后归焉。不然,则子自取之。”公武字子止,济州巨野人。从他的七世祖晁迥以来,以文章撰述历事真宗仁宗各朝,赐第北京(大名)昭德坊,因称“昭德家”。晁氏家富藏书,公武靖康末避乱入蜀,尝为井度的属员,既得井度书,合其家旧藏书共24500余卷,校雠异同、论求大旨,撰成在目录学史上享有盛名的《郡斋读书志》。


南宋初期有成都府华阳人宇文虚中,在全国以藏书而遭大祸。他在南渡之际出使,被留仕金,恃才好讥,为贵人达官所不满,被诬谋反,指其家中藏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辩诉无效,全家老幼百口,同日焚死 [38] 。宇文氏是成都的世族。虚中的弟弟时中,字季蒙。郑椿在所撰《画继》中,记时中家富藏名画法书,精绝的上品不少 [39] 。上文提到北宋“嘉祐七史”的缺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才得补全,可见他还是一个藏书家。


宋代郭氏也是成都地区(双流、广都、华阳)的著名世家,读书做官的人不少。例如被人称乐善先生的郭绛,字长孺,喜爱书籍,“丹铅点勘不去手,自经、史、百氏、浮屠、黄老、阴阳、医卜之术,皆究其妙”,并著“《易解》、《书解》、《道德经解》、《蔬食谱》、歌诗杂文等书” [40] 。


郭淑谊也是华阳县人。尝知巴州,晚年退休,筑室藏书万卷,皆手所校雠,著有《杂著》十卷、《肖舟诗稿》二十卷、《理学语类》三十卷、《续通鉴长编增添纲目》二十卷、《温公通鉴评》三卷 [41] 。


眉山县是宋代的刻书中心,学者多,藏书多,又互为影响。成叔阳编辑一部名为《唐三百家文萃》的书,卷数多至四百。刘光祖作序说:“往时有《唐文萃》百卷,姚铉所铨纂已倍于古,今眉山成君乃增益之至三百家为四百卷。呜呼,何其多也!”他认为成叔阳所以能够编成这种巨著,是与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因此说道:“眉山多藏书,叔阳所以尽力乎其间,岂徒然哉?” [42]


丹棱藏书家有孙道夫。道夫字太冲,办事精明,人称“水晶灯笼”。“仕宦三十年,俸给多置书籍” [43] 。大史学家李焘也是丹棱人,他用40年的岁月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共达1063卷的巨帙,还另著书50多种,总计数千万言。周必大撰《李文简公神道碑》 [44] ,说李焘“所至求奥篇隐帙,传录雠校,虽阴阳小说,亦无遗者,家藏书积数万卷”。


普州(治今安岳县)人刘仪凤,字韶美,为文章以典雅见称。他历任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秘书少监、兵部侍郎兼侍讲,俸人半以储书,凡万余卷,誊录国史无遗。御史张之纲论仪凤录四库书以传私室,遂斥归蜀 [45] 。蜀人关耆孙以诗送行,云:“清议久不作,世无公是非,只因翻故纸,不觉蹈危机。东壁梦初断,西山蕨正肥;十年成底事,赢得载书归。” [46] 仪凤苦学,至老不倦,尤工于诗。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曾述其运书回蜀的情形:


刘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专以传书。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出局则杜门校不与客接。既归蜀,亦分作三船,以备失坏。已而行至秭归新滩,一舟为滩石所败,余二舟无他,遂以归普慈(今属乐至县),筑阁贮之。


按陆游游宦四川前后9年,东归时“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益巨” [47] ;陆氏是越州山阴的藏书家,其中一部分便来自四川。


资州聚书楼的书籍到孝宗初年,岁久鼠穿鱼蠹,且为有力者携取,几已空无所有。成都人宇文绍奕来任知州,重新采购缀录,比旧目增多千余卷。他又修整旧楼,新置书橱,改善了贮藏情况 [48] 。绍奕还在州衙内建筑宏丽的博雅堂,绘礼殿圣贤于其上,为楼以藏朝廷赐书,并把他家里的藏书万多卷也搬置这里。张震撰《博雅堂记》 [49] 即叙其事:


宇文绍奕为资守,风清事简,则叹曰:自吾承先大父右丞相公余烈,以诗书发身,凡二十年间聚书,上自孔氏,下至历代诸史、稗官小说,与夫国典、名公之文,合万余卷;手自校录者几半之,不为不多矣。顾犹有遗憾者:尝见前汉文字之奥,篆隶之工,镂金石而传后世,尚有可考;乃其在中原者沦于夷狄,后生不可复见。吾家故所贮,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盍传之是邦,以为学士大夫共之。于是摹刻汉石经及他碑凡五十四卷,覆以石柱大厦,名其堂曰博雅。


资州内江县人赵逵,字庄叔。《宋史》卷三八一本传说他:“读书数行俱下,尤好聚古书,考历代兴衰治乱之迹,与当代名人巨公出处大节,根穷底究,尚友其人。”他在绍兴二十一年对策第一。高宗赵构尝谓赵逵文章似苏轼,有“小东坡”之称。


还有资州资阳人李石,字知几,号方舟,是著名学者兼藏书家。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九载:“李知几,主石室,四方从学之士如云,其题名至三千人。他日送其侄浩成都学官诗云:‘我集四库书,琬琰藏洛河,此外有石经,参酌正舛讹。’亦可见当日收藏之盛也。”他著有《方舟易学》《方舟集》等,他撰写的《续博物志》是总结自然科学研究的一部专著,介绍了从上古到北宋年间的科技知识436项,丰富多彩,迄今仍有一定价值 [50] 。


李石撰写过一篇穆深之的墓志铭。 [51] 穆深之,是彭州(治今彭县)人,官承奉郎,藏书万卷,学问广博,好谈性理。李石因公赴彭,和他产生了友谊。


泸州人程贲,字季长,号邱园子,少孤力学,性喜藏书,“自经史子集之外,凡奇诀要录未尝闻于人者,皆珍收之,亦多手写焉。其间复混以名画古琴,瑰异雅逸之玩,无所不有。……日游简编,未尝暂息” [52] 。他藏书校书,收集文物,曾经撰写《太玄经训义》,未成而卒。


青神人杨泰之是一个大藏书家。他字叔正,号克斋,少时刻志于学,卧不设榻者几十岁。魏了翁为他写的墓志铭 [53] 说:“家故藏书数万卷,手自校雠。”泰之的著述极多,有《克斋文集》《论语解》《老子解》《春秋列国事目》《公羊穀梁类》《诗类》《诗名物编》《论孟类》《东汉三国志南北史唐五代史类》《历代通鉴本期长编类》《东汉名物编》《诗事类》《大易要言》《杂著》,凡297卷 [54] 。看这些书名,便知杨泰之所从事的正是一种所谓“类书学问”。要做这种学问,非有丰富的书籍来利用不可。


遂宁人苏振文,字伯起,是苏易简的九世孙,卒于理宗绍定六年。魏了翁给他写的墓志铭 [55] 说:“落落不偶,聚书数万卷,圣经贤传,山经地志,私乘野史,以及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书,靡不搜罗。”他是一个考究经史,长于训诂的学者,常常提出“先贤所未发”的新见解。


但是上述诸家都赶不上魏了翁所藏图书的丰富。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宋朝的理学大师。他曾忤权相史弥远被贬,在邛州城西的白鹤山下开办书院,授徒讲学,相从者甚众。他在《书鹤山书院始末》 [56] 中说:嘉定三年鹤山书院落成,“家故有书,某又得秘书之富而传录焉,与访寻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按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也只有八万多卷 [57] ,魏氏以一人之力,便搜藏达十万卷之多。一方面固由于他的努力经营,另一方面也表明南宋时期四川刻书发达,藏书已成为社会风尚的缘故。


魏了翁死于理宗嘉熙六年(1237年),这时期蒙古势力崛兴,在此前三年,金朝已经覆亡,而前一年蒙古阔端领兵入侵,也把西蜀重镇的成都蹂躏得一塌糊涂了。蜀中土民为了避难纷纷外逃,或徙居东南,例如著名学者李心传、高斯得、牟子才三家便侨寓湖州(今浙江吴兴),其初他们保藏有丰富的图书,后来都散失了。周密的《癸辛杂识》说:“近如秀岩、东窗、凤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号为史家,所藏僻书尤多,今亦无几矣!”


我们从宋代四川藏书十分丰富这个事实的侧面,了解到四川在宋代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蒙古贵族势力兴起,灭金侵宋,在战祸深重的40多年的日子里,四川人口锐减,城邑村镇化为丘墟,随南宋政权的山脉崩溃,一度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濒于萎谢,四川的面影就显得暗淡起来了。


(原载《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


[1] 《全唐文》卷六二四,及《册府元龟》卷一六○《帝王部革币二》。


[2]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43页,注1,引日本僧宗睿《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


[3] L.C.Goodrich:《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第八章小注12,并参考上述张秀民著书的图版一○。


[4]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及《旧五代史》卷四三《唐书·明宗纪》小注,俱引《柳氏家训序》。


[5] 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5)。


[6] 《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及张澍《蜀典》卷八。


[7] 孟蜀石经始刻于广政七年(944年),迄于广政十四年(951年),成《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左传》等10种,参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二《毋昭裔传》,及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二引《成都记》。


[8] 《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传》。


[9]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广政十六年记事,及《旧五代史》卷四三《唐明宗纪》注引《爱日斋丛钞》。


[10] 《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11] 参看僧志磐《佛祖统纪》,及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分别载《现代佛学》一卷一、二期。


[12] 《宋文鉴》卷八二;《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三作《李氏山房记》。


[13] 《宋史》卷三三三《沈立传》。


[14] 《宋史》卷四四一《句中正传》。


[15] 《华阳县志》卷九,民国新修。载文同《丹渊集·龙州助教郭君墓志铭》。


[16] 《宋元学案补遗》卷一九。


[17] 《蜀典》卷一一。


[18] 《眉州属志》卷一四,及《彭山县志》卷五,清嘉庆刻本。


[19] 据《眉州属志》卷十《选举志》。《蜀故》卷八《眉州科举》条作:“眉之进士,自宋治平开科至宝祐,二百余年共八百六十九人;明三百年止三十七人。”


[20] 《彭山县志》卷三《风俗》,清嘉庆刻本。


[21] 《丹棱县志》,清光绪刻本。又同书卷七引杨慎说,宋代制策入等者只有苏轼、苏辙、吴育、范百禄、李垕5人,蜀居其4,而眉州又占3人。


[22] 《大元一统志》卷六五五《眉州》。此据赵万里辑本卷五。


[23] 《鹤山大全集》卷四一《眉山孙氏书楼记》。


[24] 《丹棱县志》卷二。


[25] 《唐眉山文集》卷四。


[26] 《豫幸黄先生集》卷一六《刻杜子美巴蜀诗序》。黄文作杨素翁,其他记载无“翁”字。


[27]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八。


[28] 《集注分类东坡诗》卷九《犍为王氏书楼》。


[29] 《宋史》卷四八三《孙光宪传》。


[30] 《华阳县志》卷二四,艺文二引。


[31] 《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


[32] 《资州直隶州志》卷六《舆地志·古迹》。


[33] 《范太史集》卷二《题蒲氏清风阁》。


[34] 《栾城集》卷五《寄题蒲传正学士闽中藏书阁》。


[35] 《南部县志》卷二《舆地志·古迹》,清同治刻本。


[36] 筒州阳安人,有《后溪集》,《宋史》卷三九七有传。


[37] 《文献通考》卷二三八《经籍考》。


[38] 《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虚中传》。


[39] 《华阳县志》卷一一《人物五》。


[40] 《宋元学案补遗》卷四,及《四川通志》卷一四四《人物二》。


[41] 《鹤山大全集》卷八三《知巴州郭君叔谊墓志铭》。


[42] 《蜀故》卷一八《著作》。


[43] 《宋史》卷三八二《孙道夫传》。


[44] 《全蜀艺文志》卷四七,及光绪《丹棱县志》卷八,均载碑文。


[45] 《宋史》卷三八九《刘仪凤传》。


[46] 《四川通志》卷一四四,引《宋诗纪事》。


[47] 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一六。


[48] 《资州直隶州志》卷二九,载《聚书楼记》及《博雅堂记》。


[49] 《资州直隶州志》卷二九,载《聚书楼记》及《博雅堂记》。


[50] 刘德仁等编:《四川古代科技人物》,15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51] 《方舟集》卷一六《穆承奉墓志铭》。


[52] 《蜀故》卷一二,原作江阳人,汉时尝于泸州地置江阳县及江阳郡,南宋泸州治所在今泸州市。


[53] 《鹤山文钞》卷二七《大理少卿直宝谟阁杨公墓志铭》。


[54] 《宋史》卷四三四《杨泰之传》。


[55] 《鹤山大全集》卷八四《苏伯起振文墓志铭》。


[56] 《鹤山大全集》卷四一。


[57]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记北宋国家藏书,“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李攸《宋朝事买》卷九,记太子兴国二年新建崇文院成,藏书“凡八万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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