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墀:西夏称“邦泥定”即“白上国”新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3 次 更新时间:2023-03-09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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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墀  

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拓跋元昊曾致书北宋,自称其国为“邦泥定”,事见《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而西夏自称“白上国”,亦有实物确证。例如甘肃省武威县文化馆保存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阴面汉文,首行标题作“白上护国寺凉州感应塔之碑文”;1975年9月宁夏博物馆在银川市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帝陵区,清理了二号陵(夏仁宗寿陵)的东西碑亭,其业已破碎的西夏文篆体碑额,上面的西夏文篆体拼合起来译为汉文便是“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16个字 [1] 等即是。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邦泥定”和“白上国”有什么内在联系?元昊正式建国便宣布了这个名称,究竟表示什么意义呢?我现在提出一点看法,以供讨论。


一、“邦泥定”与“白上国”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 [2] 。以大夏为国名,乃是沿用唐、宋中原王朝给予夏州藩镇的惯称,在元人纂修的《宋》《辽》《金》三史里,分别立有《夏国传》《西夏外传》《西夏传》,说明“夏”的名称久已家喻户晓,因而反映在汉籍记载中是普遍一致的。但西夏自称“邦泥定”的历史事实,长期晦而不明,一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白上国”的命名含义,近人虽有过解释,我却认为还有商榷的必要。


西夏自称“邦泥定”是在夏、宋战争中提出的。先是元昊称帝,夏宋关系决裂,经过1040年、1041年及1042年三次大战,西夏取得辉煌胜利,宋朝震恐,倾向议和,宋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封建体制,极不欲元昊称尊抗立,愿以经济利益作为其取消帝号的交换。当时范仲淹经略西事,就写了私书给元昊,指出“不避本朝,并建大位”,是宋朝统治阶级感到“惊愤”的事 [3] ,因此要求元昊说:“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语言皆从本国之俗,何独名称与中朝天子侔似,名岂正而言岂顺乎?如众情莫夺,亦有汉唐故事……如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于本国语言为便,复不失其尊大。”并说:“又大王之国,财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也。” [4] 这封私书的擅发,尽管曾使范仲淹受到处分,但后来宋夏议和还是基本上照这个建议定下来的。其事的曲折经过,大体是:庆历二年,宋廷密令边臣庞籍与西夏议和,元昊仍然“倔强不肯削僭号”;庆历三年西夏遣使赴宋,元昊来书“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 [5] 。李焘《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正月癸巳记事也载:“视其书,元昊自称男邦泥鼎国乌珠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并记西夏使贺从勖言:“本国遣从勖上书,无奉表体式,其称乌珠,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 [6] 贺从勖所云改称乌珠的话,显然就是范仲淹曾经对元昊提过的建议,元昊对宋朝不直接称皇帝(在国内仍然称皇帝),这表明元昊在形式上作了极其有限的让步。宋夏进行这一段交涉,告诉我们如下一些事实:第一,西夏提出了自己新定的国名叫“邦泥定”(《长编》作邦泥鼎,《东都事略》作邦儿定,儿同倪,泥倪、定鼎同音)。第二,元昊对宋朝放弃了皇帝名称而改称“兀卒”(《长编》作乌珠),兀卒也写成“吾祖”。《宋史·夏国传上》说:“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议者以为改吾祖为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许。” [7] 其实“兀卒”一名的取义,乃是沿袭了我国北边各族的尊天旧俗。《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记事:“‘乌珠’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按指宋朝)为‘黄天子’。”历史上活动于祖国北边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诸族,都有尊天的信仰,由于天色是青的,元昊称“青天子”乃所以特示尊贵;而且“天地玄黄”也是汉族的传统说法,《周易·文言传》谓:“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后魏拓跋氏曾改姓为“元”,元即玄也,也就是青色 [8] 。元昊抱天尊地卑的想法,认为青天子胜过黄天子,这和他以元魏帝裔自居,大事渲染,本来也是非常合拍的。第三,元昊对宋帝只称父而不自称臣,是其祖继迁早受赐姓赵,久列属籍,父男关系本同一体,仍可保持独立,若果称臣便要受封建制度的约束,洗刷不掉旧日的服属形象,对于西夏向宋朝争取平等地位是个大障碍。在庆历三年初夏宋议和之际,宋执政大臣韩琦、范仲淹等就对宋仁宗指出过元昊的这种意图,是“欲与朝廷抗礼”,为“鼎峙之国”;并说:“如更许以大号,此后公家文字并军民语言,当有‘西帝’‘西朝’之称” [9] 。很显然,元昊新称“邦泥定”的国名,乃是实际表达了他要和宋朝(自然也包括辽朝)建立平起平坐的新关系。


“邦泥定”作为一国的称号,当然是具有含义的,在汉语里则难以看出它的意义 [10] ,应当是使用的党项族语言,但在以往长时间里未见有人作何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聂历山(即聂斯克)撰《西夏国名考》 [11] ,谓西夏自称其国为“白上国”,汉译痝领,这就是说西夏(党项)人对“白上国”三字的读音,把它记录下来就是“痝 领”三字的汉字读音。北宋末期人叶梦得在其编撰的《石林燕语》卷八记有:“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贺从勖入贡,称男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 [12] 。这里面的“邦面令”应该就是“邦泥定”或“痝 领”的又一别译。成书较早于《石林燕语》的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一里今本记为元昊“称男面邦国令”,因文字错乱意义便难理解,幸《石林燕语》留下这条记载可以校正。


把“痝 领”和“邦泥定”及“邦面令”相对应,视为同音异译,是有根据的。邦母(b)泥母(n)定母(d)皆三十六母中字。痝当读皮江切,皮并母(p)即邦母浊音;领、定韵母(ing)相同。 字一般字书未收,惟《字汇补》说:“音义未详,见释典。”我以为痝 领的“ ”既与邦面令的“面”字对应,又旧习外来语译音常加口字作偏旁,这样 字或亦可读命,因“命”“面”二字俱属鼻音,读音相近,今四川荣县方言,读起来几乎是无所分别的。以此我认为《宋史·夏国传》的“邦泥定”或《石林燕语》的“邦面令”,都是西夏(党项)人对汉字“白上国”的音译;反过来说,“白上国”也就是西夏(党项)语“邦泥定”“邦面令”或“痝 领”的意译。


“邦泥定”既是汉字“白上国”的音读,为什么还要写成“邦泥定国”,赘上一个“国”字呢?这是因“邦泥定”三字在汉语里难以直接体现出“国”的意义,所以才采用同义叠译的办法,使之明确突出。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流行于元代的白话碑,就可以发现同样的例证:如1240年《济源十万紫微宫圣旨碑》里的“也可合敦大皇后”,“也可”即“大”,“合敦”即“皇后” [13] ;1268年《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里的“哈罕皇帝”和1276年《龙门禹王庙令旨碑》里的“匣罕皇帝” [14] ,“哈罕”和“匣罕”也就是“皇帝”之称;这都是同义叠译之例。


“邦泥定”和“白上国”,对汉族人来说,一为音译,一为意译;那末,从西夏(党项)人来说,根本意义就是一回事。因此,我们只需探讨在汉语里有义可寻的“白上国”就够了。


二、“白上国”解

关于西夏以“白上”名国,我国最早研究西夏文的罗福成和苏联学者聂历山都曾主张“白上”是“白河之上游”的意思。这个主张很有影响,迄今还一直流行。罗福成说:“西夏立国西陲,居黄河上游,故曰河西。黄河发源水色不黄,或有白河之称,以对黑水也。夏人居白河之上游,故名之曰‘白上’,岂其然乎!”李范文同志近撰《“邦泥定国兀卒”考释》一文仍肯定这个旧说,认为“西夏人著的《西夏赋》里有这样的诗句:‘黔首石城漠水边,亦面父冢白河上。’‘白上’一名即‘白河上游’之简称”。并阐述说:“不论是岷江山麓之白水江,或是黄河上游之白上河,党项人都曾在这里居住过相当长的时间,亦可以说是他们祖先的发祥地,因此用诗歌来歌颂,用国名来纪念,是符合历史、符合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的。”


由于西夏史料缺乏,而西夏人写的《西夏赋》中竟出现有“赤面父冢白河上”的文句,特别引人注目,因此便用“白河上”来释“白上国”,是容易使人接受的;况且本有党项出自“猕猴种”的传说,所谓“赤面父”不就是在追怀他们自己的祖先吗?


但是,仔细推敲和进行分析,上述以“白上”即“白河上”的说法是有些弱点的:


第一,在我国大地上以白、黑来名水流的是太多太普泛了,清澈的叫白水、白河,混浊的叫黑水、黑河,十分平常,夏景帝元昊建国称帝,才新定了“邦泥定”(白上国)的国名,当时番汉人才济济,如以发祥于白河上游为说,取义是肤浅的。还有值得考虑的是,元昊这时正公开宣称“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 [15] ,认为是鲜卑的后裔,并不承认源自羌族,作为西夏王室的拓跋(后改称嵬名)氏对羌人往往还流露出对抗的情绪,例如宋太宗问李继捧:“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 [16] 夏崇宗在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也记有“先后(按指夏惠宗)之朝,西羌梗边,寇乎凉土”的话,皆是其证。这样看来西夏(党项)人写的《西夏赋》里的“白河上”是否就和“白上”或“白上国”的含义相同看来已有可疑;退一步言,即使党项羌人发祥于白河上游而“白河上”遂成为“白上国”得名的原因的说法能够成立,这只能认为是西夏国中的党项羌族人的一种设想的看法,像宣布国名那样意义重大的事件,不经过统治者的认可批准,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按照西夏语法,“白上”乃是“上白”的意思,所谓“白上国”译成汉义也应是“上白国”,王静如先生在50年前发表过这一见解 [17] 。换言之,“上”是“崇尚”“尊仰”的意思。宣布以“邦泥定”(白上国)作为西夏国名的夏景宗元昊,就“通蕃汉文字”,西夏人重视文字学,编有各类字书,不少人会写典雅堂皇的文章,如果把“白上”等同为“白河上”,既不合西夏语法规则,从汉文来看也犯了“增字解经”的失误,是不足取的。因为把“白上”理解为“白河上”就凭空增添了一个“河”字,是原义所没有的。因此,我们认为,照字面讲,“白上”就是“上白”,也就是崇尚白色之意。这当然须得追问下去:西夏为什么要“上白”,而且郑重其事地把它定为国名呢?这个问题对研究西夏史的人来说是值得去探讨的。


我认为西夏以“白上”为国名,与我国阴阳家的五行学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说明西夏统治者为什么取名“白上国”的道理,首先须得略一回顾长时期流行于我国的五行思想学说。按把水、火、金、木、土为标志的五行弄来和五方、五色、五音、五时、五味、五常、五情、五脏等比附配套,作为系统齐整的“宇宙间架”,从点滴琐屑的日常生活,以至冠冕堂皇的政学宏论,都离不开它的渗透和影响。例如汉儒撰作的《春秋大传》说:“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 [18] 《礼记·月令》记述天子依时令行事,春夏秋冬各殊,以趋吉避凶,表现五行思想非常突出,汉魏以下社会流行“四灵”(也叫“四神”)的信仰。《三辅黄图》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人们常以“四灵”的形象制作瓦当、铜镜、葬具和其他一些器皿上的纹饰,同时也给四周的兄弟民族以一定的影响。这样,在我国各民族的心目中普遍地形成一种虚构的阴阳五行观念,习以为常地公认:西方是属金的,金是白色的。党项族入居内地既久,其思想意识自难免除这种影响。特别是西夏统治阶级染濡汉化素深,他们在建立和维持自己政权的时候,必然也会利用这种深入人心的风俗信仰,来加强对内统治人民和对外发展扩张的精神力量。因此西夏统治者根据和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宣称他们的政权拥有祖国西部地区,是一个属金而色尚白的国家;并由于它与宋、辽比邻而居,而宋、辽本有“南朝”“北朝”之称,而西夏对它们也正是这样称呼的 [19] ,因此西夏如得到宋、辽公开承认它居于“西朝”的对等地位,则三国鼎立之势成,就可以改变其父、祖尝臣事宋、辽的藩属形象,会大大提高声誉而加强对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号召力量。1038年元昊给宋朝的表文,即有“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史·夏国传上》)的话,是明白提出了今后要使西夏政权的地位上升一步,和宋朝维持平等的新关系。


元昊为了实现上述要求,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宋朝拒绝了他的称帝要求之后,西夏给宋朝吃了三次大败仗,但本身也感到财竭民困,所以又终归于和。双方议和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元昊“欲称男而不称臣”(《长编》卷一四二)。《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六载《任颛墓志》说:“夏国遣使吕你如定来纳款,且大有须索,凡十一事,其尤者欲去藩臣之名,伸父事之礼。”到庆历四年(1044年)和约成立,宋朝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名为“岁赐”,实际是宋朝每年要送至255000两、匹、斤银、绢、茶的赔款给西夏),然后“元昊始称臣,自号夏国主”(《长编》卷一四五,庆历四年五月丙戌条)。但这只是在表面上对宋朝敷衍一下,实际上元昊并没有改变它的倔强态度。他在西夏臣民面前仍是至高无上、威权十足的皇帝。元昊须用宾礼接待宋朝使臣,这本是和约所明文规定的,但元昊拒不执行,“宋每遣使往,馆于宥州,终不复至兴、灵,而元昊帝其国自若也”(《宋史·夏国传上》)。还有西夏在和宋朝的交往上,其臣僚惯常使用尊高官称,很不符合封建主义的“陪臣”体制,这也是使宋朝统治阶级感到十分尴尬的事。《宋史》卷三一一《庞笈传》载:“元昊又以(野利)旺荣书来,会帝厌兵,因招怀之,遣笈报书,使呼旺荣为太尉。笈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称,使旺荣当之,则元昊不得臣矣。今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皆其官名也,于义无嫌。’朝廷从之。”又《宋史》卷二九二《程戡传》载:“夏人遣使入贡,僭汉宫移文于州,称其国中官曰枢密。戡止令称使副不以官,称枢密曰‘领卢’,方许之。”这就告诉了我们西夏官制称“太尉”,称“枢密”,俨然以一个独立政权的姿态对宋,是没有什么避讳的。宋朝为了掩耳盗铃,不使臣民眼睁睁地看到西夏使用那种显示对等地位的官称,就对西夏派来的使臣只限用蕃称而不用汉称。我们在《宋史·夏国传上》里看到,一段时期西夏使臣所戴官称诸如“祖儒”“聿则”“吕宁”“昂星”“丁拏”“芭良”“鼎利”之类,直书蕃称不加解释,我们现在固不解其义,恐怕当时一般人未必弄得清楚。这种情形正说明元昊称“邦泥定国”,宋朝有意封锁消息,不让人知道它的本义所指。正因为这样,几百年来在宋代文献中的“邦泥定国”一词就几乎成为“广陵散”了。


给自己政权树立“西朝”形象的元昊,不只是向宋争取平等地位,对辽也是这样。西夏和辽朝的关系较为亲密,继迁、元昊、乾顺都是辽室的女婿,倚辽为援,共胁赵宋,本是西夏的基本国策。但元昊建国称帝,在胜宋约和之后,也和辽朝发生裂痕,不惜动用干戈。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记:“契丹界夹山部落呆家(按指鞑靼)等族离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词责问,元昊辞不报,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又曰:‘请戢所管部落,所贵不失两朝欢好。’”这显然是元昊对辽也不欲以藩属自居,所以把辽的责问顶了回去,而且打了一仗,还是西夏占了上风。


这时,西夏面对北朝(辽)、南朝(宋),力争西朝地位,自然就有宣扬“上白”的政治需要了。按照五行学说,南方属火,宋朝自认以火德王 [20] ,是夏人所熟知的,所以贺九言赍嫚书,迳以炎宋为言 [21] ;它本身所拥有的西部中国,于五行属金 [22] ,所以西方也被叫做金方 [23] 。值得注意的在夏毅宗谅祚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即宋仁宗皇祐二年)建立的《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 [24] 里歌颂西夏威德说:“我国家纂隆丕构, 启中兴,雄镇金方,恢拓河右。”建碑时间距元昊之死仅止二年,而这里谈到西夏所雄镇的“金方”,所恢拓的河右(河西),正是明白指的祖国大地的西部地区 [25] ;西夏立国于此,把它作为自我表扬的根据,这就使我们不难看出西夏统治者为什么要称号“白上国”的意义和理由。因为在五行学说里,“西”“金”“白”三概念,总是互相纠合在一起的。例如:《吕氏春秋·应同》:“金气胜,故其色尚白”;《说文解字》:“白,西方色也”;《北史·李暠序传》:“又有白狼白雉白雀白免白鸠等,集于园囿,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涎皆应时邕而至”;《宋史·律历志》也记有:“封禅之时,鲁郊贡白免,郓上得金龟,皆金符之至验也”,等等,都足以说明。在西夏领域内的沙州(今甘肃敦煌县)就曾有过河西节度使张奉自立为白衣天子,建国号为西汉金山国的事实 [26] 。在这一简单的记事里,又出现“白”“西”“金”等字,其内在联系显然是有着五行学说信仰在起作用。西夏统治者以“西朝”自居,认为“雄镇金方”,堪与辽、宋相匹敌,因而取名“白上国”,以示西夏政权与当时一南一北位于祖国大地的宋、辽两个王朝地位完全平等,看来这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次,从西夏民族固有的风习上看,无论是党项以至西夏王室自称所从出的鲜卑,都有尚白之俗。党项族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唐以来为吐蕃所侵迫,逐步内迁,分布于今甘东、陕北、宁夏及内蒙古河套等地。西夏拓跋氏势力兴起的根据地是在夏州,赫连勃勃建立夏国作为首都的统万城就在这里,城以建筑坚固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夏州城夙有白城儿或白城子的俗称 [27] 。元昊自称元魏后裔,出身于鲜卑;鲜卑为白部胡,汉族人称之为白虏 [28] 。西夏统治者为了保存祖先故俗,显示自己的族系尊贵,提倡尚白,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党项是西夏的主体民族,在建立西夏政权和西夏社会封建化的发展中,实由他们起着主导作用。党项夙被列为羌族,羌族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种落繁杂的民族,他们向来生活在祖国的西部地区,故有“西羌”之称。在汉族人的心目中,西羌是刚强坚毅、善斗不挠的民族。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里对他们作出的评价说:“性坚刚猛勇,得西方金行之气焉。”宋代初年编写成书的《册府元龟》,在卷九六○,外臣部、土风二里就把《后汉书》论述西羌民族特点的13个字,抄过来移用到党项民族的头上,这就更加说明了主要由党项民族建立起来的西夏,它具有“得西方金行之气”的特殊品质,也是汉族人的固有认识。


再次,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西夏是特别崇信佛教的国家,佛教教义也是尚白的。佛家称“白法”是“白净之法”,为一切善法之总称。在佛典中经常是用白、黑来比喻善与恶、清与浊、智与愚、贤与不肖的;称人作好事为“白业”,作坏事为“黑业”。《毗奈耶杂事》卷八:“大王当知白业白报,黑业黑报,杂业杂报,是故应舍黑、杂二业,当业白业。”西夏统治者曾不遗余力地大力提倡佛教,他们宣扬尚白,通过宗教涂上一层神学的油彩,麻醉人民的作用更大,将更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佛教信仰以白为善,这种风俗下到明代在四川威、茂等州的番民(羌族)中还依然流行。《明武宗正德实录》卷三○载:“正德二年九月……乙巳……镇守四川太监罗蘥奏:‘威、茂所辖卜南村、曲山等寨,自弘治四年叛,不服征徭十七年矣,至是来归,乞为白人;兼请衣巾头纳粮差。’白人者,其俗以白为善,以黑为恶也。礼部复议:‘番人既知向化,宜照例量令人贡给赏,以示恩威。’镇守等官亦请少加赏劳。诏是之。”


我们还须指出,在西夏的周围,许多邻接的非汉族地区,也多保存有尊尚白色的信仰习俗。由于西夏和辽、宋相比较,乃是一个颇为逊色的次等政权,它为增强地位、扩大影响,有利于助长抗衡宋、辽的声势,就特别需要和相邻的“蕃族”加强联系,以争取他们的同情与合作。元昊自陈称号皇帝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受到“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诸族的热烈拥戴,“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 [29] ,显然是打起团结蕃族的旗帜,来和宋朝对话以至对抗的。宋朝拒绝了元昊的要求,他遣贺九言致“嫚书”,一则曰:“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再则曰:“妄乱蕃族,谅为不可” [30] ,以蕃族代表的资格说话,指责非蕃族的宋朝无权干涉。西夏统治者一方面要和宋朝立异,在另一方面也就要和相邻的蕃族求同,借此扩大声势进而孤立宋朝。西夏称“白上国”,适应了诸邻族尊尚白色的风俗,这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对西夏的内部统治和对宋的斗争显然也是大有帮助的。以上是我对“白上国”含义的理解,并希读者指正。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1] 《介绍西夏陵区的几件文物》,载《文物》,1978(8)。


[2] 《宋史·夏国传上》。


[3] 《东都事略》卷一二七《西夏一》。


[4] 《范文正公全集》卷九《答赵元昊书》。


[5] 以上引文均见《宋史·夏国传上》。


[6] 按《长编》一书,其中有关少数民族音译名称,多遭清人擅改,非复李焘原书所记。


[7] 《宋史》卷三二○《蔡襄传》:“元昊纳款,始自称‘兀卒’,既又译为‘吾祖’。襄言:‘吾祖’犹言‘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赐之诏,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语邪?”议者大约就是指的蔡襄。


[8] 陈述:《哈喇契丹说》,载《历史研究》,1956(2)。


[9] 《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二月乙卯记事。


[10] 作者曾以“邦泥定”译名问题向徐中舒先生请教。徐先生说:汉语和藏缅语族关系密切,“邦”“定”二字似亦可用汉语字义加以解释,因为邦即国,定为上,顶、颠等汉字均有“上”义,如《诗经·麟趾》的“麟之定”,定即是额;如果“泥”字能在西夏文或藏文里有训“白”的旁证,那“邦泥定”三字从意义方面说,也是和“白上国”相适合的。又据任乃强先生说:“定”与顶同,ding在羌藏语中有“最上”之义;尼泊尔称尼巴、尼族、尼人,尼(泥)字也含“白”义。我把这些新颖的意见,附记于此,以供参考。


[11] 此文收在聂氏《西夏语文学》第一卷,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于1960年出版。1935年3月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2期,载唐叔豫汉释文,题《关于西夏国名》。


[12] 此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西夏部》引文,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16册,3页下。今本《石林燕语》(《丛书集成初编》)卷八作“称南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其“南”字应为“男”之误。


[13]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7页。


[14]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23、25页。


[15] 《宋史·夏国传上》。


[16] 此据《宋史·夏国传上》。《宋太宗皇帝实录》卷二九,则作“诸侯狡恶不可制,臣但羁縻而已。”


[17] 参见《再论西夏语言及其国名》,见《西夏研究》第2辑,1933年。


[18] 《史记》卷六○《三王世家》,褚少孙补文转引。


[19] 《长编》卷四六六,元祐六年九月记事:鄜延路经略使范纯粹奏报宋廷说:“昔元昊叛时,虽数遣人求和而故为悖慢难从之义,朝廷不从,则语曰:‘我求罢兵而南朝不许。’”同一奏中也提到梁乙逋用事,屡寇宋边,每语人曰:“嵬名家人管国事有此功否?南朝曾如此怕否?”西夏有时亦称宋为“南国”,见《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至西夏称辽为“北朝”“北边”,记载极多,不赘举。


[20] 《宋史》卷一《太祖纪一》与同书卷一○○《礼志三》;及《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四月甲辰记事。


[21] 《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记事。


[22] 《淮南子·天文训》:“西方金也,其神曰太白,其兽白虎。”《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西方者金。”《白虎通·情性》:“西方亦金,成万物也。”《论衡·物势》:“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


[23] 《后汉书·虞诩傅燮传赞》:“先零扰疆,邓崔弃凉,诩燮令图,再全金方。”《晋书·姚弋仲载记论》:“弋仲越自金方,言归石氏。”又《白孔六帖》:“金方戒序,白帝用事。”各书所云金方,皆是指的西方。


[24] 此碑文最早收载《嘉靖宁夏新志》,乾隆《甘肃通志》卷九二及罗福颐编《西夏文存》均加转录。


[25]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里,也有“大夏开国,奄有西土”的话,西夏统治者一贯在“西土”和“金方”上大做文章,不待说“上白”的道理也自然引申出来了。


[26] 参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九卷六期。又《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吐蕃传》:“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


[27] 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六,及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统万城遗址调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1)。


[28] 据宋叶廷珪《海录碎事》的《地部·夷狄目》载:“秦人呼鲜卑为白虏。”


[29] 引文俱见《宋史·夏国传上》。


[30] 《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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